一个黄埔生的校园生活回忆
[ 2000年第9期 一个黄埔生的校园生活回忆 作者：张慕飞口述/汤礼春整理 ]
新来乍到
1941年，我在河南淅川上集的国立第一中学毕业后，为了抗日，就决心投考黄埔军校。第一次投考，我因身体检查不合格而未被录取。我不气馁，又第二次报考，这次以第一名录取，进了设在西安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在正式进军校之前，还要先到入伍生团进行初期军事训练。
我到位于终南山汤山谷附近的引驾回镇入伍生第二团报到。这个团的团长是莫我若少将，是从蒋介石侍从室下来的。这个团的其它干部也大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除了讲求黄埔精神，也讲究拳打脚踢，这好像是要“劳其筋骨”，才能成材。我一报了到，理发师傅上来就按住我的头剃，我觉得实在疼得太厉害，便央求道：“能不能手下留情慢点剃。”理发师傅歪着脸对我嚷道：“我剃过的将军一大堆，不能慢!”我只有咬着牙听任他在头上纵横捭阖了。这是入伍生的第一步，也真是下马威，难怪新入伍的学生们见了理发员、炊事兵都喊班长哩!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营里用牛车拉来了两大车棉军服。这些棉军服都是旧的，好像是先期入伍生用过的。我领的一套上装非常短小，短到不着腰际，小到中间对襟差了十公分。于是我拎着棉袄去找值星官换，值星官正在处理另一个新生的问题，便不耐烦地挥挥手道：“你自己想办法改一改!”
我到哪里去想办法改呢?营房周围又没有一家人家，我再一次请求换一套大的，请求中，手一松，棉衣掉到了地上。值星官虽只是个小小的排长，但认为这是犯上，立刻厉声说要办人，我一听要办人，两腿一靠挺着胸脯准备接受处罚，排长指着和炊事兵闹口角的同学说：“你也一样，你们两个都禁足，要把这个球场打扫干净。”
那个同学两手一摊道：“没有扫把怎么扫?”这一下又惹了排长，他吼道：“扫把，哪来的扫把?你给我用嘴吹!吹不干净明天也甭想出去!”
我只有脱了上衣，换了草鞋，和那个同学一起趴在地上吹起来，我俩整整吹了一个上午。
入伍生团的生活很艰苦，为了增加副食费，我们得爬终南山打柴，还得上山打石头修营房。我们最怕的还是跑步。一次全装备跑步，从营房到终南山脚，大约三十华里。有一次，跑到一半时，队形乱了，步调不一，好容易拉拉杂杂跑到营操场，营长觉得这种乱军队形有玷军誉，便喝令处罚，再在操场跑十圈，结果这十圈下来，更是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在艰苦的训练中，我总算挺过来，正式升到军校十八期二十二总队步科学习。1941年春，二十二总队迁到西安近郊曲江池开学。学校生活同样是紧张艰苦的，但也有趣事。1942年冬，因为连队上的一桩事务，我和相交莫逆的朝鲜青年李云鹤(当时中国政府为了协助朝鲜独立运动，特收留了几十位朝鲜青年在军校就读)一起乘坐木轮大骡车到引驾回镇。回来时，已是下午，我同车夫都在骡车的晃荡中昏昏入睡。调皮的李云鹤首先用钢笔在车夫的脸上画了黑须，又在我脸上画了胡子，他自己却在前额上描了个“王”字，恶作剧完成后他把大家叫醒，大家醒后彼此对视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不料满车的笑声惊了骡子，它狂奔起来，一路上碰撞了好几辆骡车，最后撞进了一家豆浆店。结果人仰骡翻，碗碎锅砸，豆浆洒了满地。在围观的人群中出现了三个服装整齐的风纪兵，嚷着要抓人，我赶紧说这是车祸，并愿意赔款，这才息事宁人。
结识李范裶和卜乃夫
1942年，在西安读军校期间，我和李范眖、卜乃夫成了好朋友。李范眖是个传奇性的人物。
李范眖是韩国李氏皇族的后裔，1901年出生于汉城龙洞宫，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李范眖流亡到了中国。为了复国，他进了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和叶剑英是同班同学。毕业后，李范眖来到东北从事复国的革命活动。韩国抗日历史上的第一个大战争，也是亚洲抗日战史的第一页——青山里之战，李范眊就是前线指挥官。
李范眖还在苏联红军任过远东某步骑混合大队队长，并率众攻入重镇双城子，为苏联红军抗击日寇立下卓越的战功。
九·一八事变后，李范眖又来到东北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下，任上校高级参谋，继续抗日。有一次，他和部队被日军包围，他在突围中杀死几个日本鬼子，身上多处负伤。
七·七事变后，李范眖来到重庆，任中央训练团中队长(少将)，后应韩国临时政府的邀请，在重庆筹备成立韩国光复军，并任光复军参谋长。1942年秋，李范眖来到西安组建光复军西安第二支队，并兼任队长。
我初期来到西安时，先借住在三姐夫东北籍的军官盛健家里，在这里认识了李范眖，并且一见如故，李范眖还教我在马背上射击和卷烟，并且常常给我讲在东北抗日和在漠北草原跟老毛子(俄国人)周旋的故事。这也培养了我抗日的勇敢精神。
抗日战争后，李范眖回到韩国任大韩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
在李范眖的司令部里，我认识了卜乃夫，也就是当时正在文坛上以长篇小说《北极风情画》一炮打响的无名氏(作者的笔名)。卜乃夫当时正在苦苦追求我军校的俄语教师刘雅歌。刘雅歌是个中俄混血儿，长得美丽而丰满，无名氏为她神魂颠倒，常拜托我给她送书送情书。
在无名氏后来的自传体小说《绿色的回声》中，常因此提到我。他在其中一章中写到这样一段故事：有一次，在王曲的街上，我和刘雅歌及其弟正在一饭店里吃饭，刘雅歌注意到我在不断看表，大约11点55分，我突然站起来，走到饭店对面那片广场，高举着手臂，不断挥舞一条白色大手帕，舞过一会，我又用吊袜带把白手帕缚在藤手杖上，高举起来，继续舞，一边舞，一边向终南山方向望去。
“你在干什么?”刘雅歌好奇地问。
“我和一位朋友约定，正午12点，他在终南山顶挥舞着一块白色手帕，我在这里挥舞一块白色大手帕，看我们彼此能不能发现。”我如实地答道，又说：“这里离山顶八、九里，即使挥舞最大的手帕也不容易发现，除非用望远镜。”
刘雅歌好奇地问：“这个人真怪，他为什么要这样?”
我说：“他是一个作家，他就这样怪。他是在作一种测验：一个人站在高峰巅，能不能发现辽远处平原上一只友谊的手，在挥舞白手帕。”
刘雅歌似乎想起来，问：“他是不是那位卜先生，常在报上写文章的。”
我点点头。
当时的无名氏和我都是浪漫的青年，自然才会有这种浪漫的事。
(张慕飞，1922年出生于湖北，1941年考入黄埔军校，1952年就读于西班牙陆军大学。曾任台装甲骑兵团团长、台新闻局驻拉美国家代表，1995年回大陆，定居上海)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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