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举人到共产党员
[ 2000年第9期 从晚清举人到共产党员 作者：王 勇 ]
吴承仕(1884－1939)，字检斋，安徽歙县人，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教育家。他从一名清末的举人，最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
吴承仕生长在一个富有家学传统的士大夫家庭，很早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养和熏陶，为后来专门从事国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01年，17岁的吴承仕考中秀才。1907年，清廷举贡会考，他以一等第一名被录取，时年23岁。吴承仕虽然参加了清朝的科举考试，但他的青少年时期正是旧中国逐渐衰败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动乱年代，目睹祖国山河破碎、民生凋蔽，他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亥革命，民国初年，他曾出任司法部佥事。
1927年4月28日，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了李大钊等革命者。吴承仕闻此噩耗，极其悲愤，他迅即辞去司法部佥事之职，以表明其不与反动政府同流合污的鲆明立场。从此，他离开仕途，潜心治学执教，历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的教授和北京师大国文系主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
吴承仕对我国古代学术的研究十分广博。在经学、小学、史学、诸子、佛学、诗文、各种笔记以及戏曲小说等方面，都有很大建树。对于经学及小学的研究，更是成就斐然。当时，他与另一位经学大师黄侃(黄季刚)齐名海内，黄在南京执教，吴与北平讲学，时人誉为“南北两经师”。二人都师从于章太炎，章太炎评价吴承仕“文不如季刚，而为学笃实过之”；甚至说“及吾门得辨声音训诂者，其惟检斋乎!”
作为一位爱国学者，吴承仕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偶然的。1930年秋，吴承仕的朋友、著名教授范文澜因共产党嫌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后经共产党的多方营救才得以获释。吴承仕感到，象范文澜这样勤于治学的老实人都参加共产党，那共产党一定有道理。于是在去看望范文澜时，他坦率地要求范把共产党的书籍拿给他看。范文澜先借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看过后，吴承仕对范文澜说：“这本书讲得很有道理，难怪你要去参加共产党。”从那以后，吴承仕不断地从范文澜处借阅一些革命书籍，两位学者的思想更加接近，友谊也更加深厚了。
“九一八”事变以后，在进步学生齐燕铭、张志祥(均是吴的得意弟子)等人的帮助下，吴承仕更加广泛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努力寻求真理，接受新的思想。这位钻研古籍数十年的经学大师，终于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从那以后，他努力以马列主义观点来治学。当时他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在他的倡导下，该系新增设了社会科学概论、新俄文学选读、西洋文学史，近代文艺思潮和中国通史等新课程。他开始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观点讲授经学和中国古代历史，成为我国第一位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从事经学研究的学者。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吴承仕以抗日救亡为已任，他说：“现当民族危机迫于眉睫的时候，只有集中一切力量作抗日救亡的决死战，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1931年，他担任北师大教授联席会议主席，积极领导北师大文史两系的教授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口诛笔伐，还同数十位教授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奋起抗日。从1934年至1937年，吴承仕在北平先后创办了《文史》、《盍旦》、《时代文化》等杂志。这些杂志发表的文章，大力宣传爱国抗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同时以犀利的笔锋，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所以都出版不长时间，即先后被反动当局查封。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年近花甲的吴承仕，怀着抗日救亡的满腔热情，积极参了这场运动。12月9日当天，他站在中国大学学生们的行列里，去新华门前集会，又和青年们冒着军警大刀、水龙的威胁，参加游行示威。他还联系大学的教授，组成教育界抗日救国会，以支持学生运动。
“何梅协定”签订后，平津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章太炎几次邀请吴承仕离开危城到南京中央大学和苏州章太炎主持的国学讲习所任教，但吴承仕已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支持爱国青年抗日救亡的进步活动，因而谢绝了业师的邀请。
1937年“五四”运动18周年纪念之际，吴承仕和张友渔、张申府等进步教授发起组织“新启蒙学会”，由吴承仕具体领导。他亲自起草了学会《宣言》，提出“唤起比较多数的知识分子，成为时代革新的中心力量”；号召“把握住民主自由的原则，在反独裁、反盲从、反迷信的一贯信念之下尽力完成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争取当前民族解放的胜利”。该学会积极开展民主运动，得到知识界热烈响应，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
吴承仕还利用自己在教育文化界的声望和影响，千方百计地营救了不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的进步学生和革命志士。经过多年的锻炼和考验，吴承仕于1936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吴承仕由一位清末举人、经学大师而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日寇、汉奸到处搜捕爱国抗日人土，吴承仕的名字也被列在黑名单上。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他匆匆离开北平，避居在天津英租界。他刚刚离开北平，日本侵略者就出动军警到吴宅去逮捕他，结果扑了空。
在天津，吴承仕的生活很不安定，先后搬过几次家，很少与北平家中联系，经济也日益拮据，到后来只能靠出售藏书来维持生活。为躲避日寇和汉奸特务的搜查，他深居简出。尽管处境危险，但他仍然在天津坚持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夏秋之交，天津闹水灾，大水涨进吴承仕的卧室，他终日断炊，生活陷入绝境。加上英租界当局与日寇加紧勾结，在天津的许多抗日志士被捕，情况十分危急。吴承仕在天津已经无法工作，于是秘密回到北平。由于在天津动身时就身染疾病，再加上旅途劳累，吴承仕到了北平就病倒了，经诊断为伤寒症。9月11日，家人将他送入协和医院治疗。9月21日，吴承仕不幸病逝。
党中央一直在关怀着这位革命的老学者。在他困居津门时，毛泽东同志曾派人去天津，打算接他赴延安，后因遇到大水而末接上头。吴承仕逝世的噩耗传到延安后，1940年4月16日，延安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等同志都送了挽词、挽联。毛泽东的挽词是“老成凋谢”；周恩来的挽联是“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吴玉章的挽联是“爱祖国山河，爱民族文化，尤爱马列主义真理，学贯中西，善识优于苍水；受军阀压迫，受同事排挤，终受敌寇毒刃摧残，气吞倭虏，壮烈比诸文山”。这些联句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吴承仕的深切怀念，也是对他一生的崇高评价。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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