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的“板斧”精神
[ 2000年第9期 成仿吾的“板斧”精神 作者：谢尚品 ]
在人们心目中，创造社三巨头，郭沫若名气最大。其实，除才华、学识不相上下或各有千秋外，若论道德品质尤其是革命的坚韧性，成仿吾似又超过郭沫若和郁达夫。而且，还正是郭沫若曾明确赞誉过成仿吾是“全社的心脏”。因为，成仿吾“是创造社文艺批评、文艺理论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创造社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他承担了最重的社务工作和编务工作；他坚守阵地，有始有终，只要他在，创造社就正常运转；无论顺利或挫折，他没有放松过自己的责任，也从未计较过个人的荣辱得失，他一心把青春献给‘创造女神’，献给新文艺事业；他这颗创造社的心脏，总是正常有力地跳动着。”(余飘、李洪程著：《成仿吾传》)
成仿吾驰骋在新文艺批评战线上，高举创造社的批评大旗，是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的奠基人之一。
在创造社，成仿吾又是以“四直”——心直、口直、笔直、手直和“四气”——勇气、才气、虎虎生气、凛凛正气著称的人。正如郑伯奇在《忆创造社》中回忆说：“沫若常说仿吾朴实热诚，心直口直，我和他相处的日子，也是如此。他身材不魁梧，容颜显得有点苍老，态度朴实得像个农民，绝少知识分子习气，眉宇间却流露着坚强刚毅的气质。他说话很少，有点近乎木讷，声音比较低，还带着一点新化家乡的口音。他待人很诚恳，很和蔼，不会作无谓的应酬。我觉得文艺界像他那样的人是不多的。由于他信念很强，对问题很认真，做文章很直率，因而得罪了一些人，落了个‘黑旋风’的绰号……”
是谁先叫他“黑旋风”的呢?是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周报》1924年126期梁俊青给成仿吾《通信》中的一句：“要学你那所谓赤足双斧的黑旋风吗?”这显然带有贬义。但，从此成仿吾却以“黑旋风”和“抡板斧”闻名于“五四”以后的文坛。
下面专就他的“板斧”精神作些评介。
首先说说他同“大人物”们论战关于误译的“三板斧”：
1922年底，25岁的成仿吾在《创造季刊》一卷三期的《学者的态度——胡适之先生的〈骂人〉态度》，就是“砍”向鼎鼎大名的胡博士的一把利斧，也是他作为“黑旋风”而“抡”出的第一“板斧”——那是因为郁达夫在《夕阳楼日记》中批评了余家菊的误译，胡适便在《努力周刊》发表《骂人》批评郁达夫。成仿吾反批评的文章指出《骂人》的错误有三：胡采取的不是学者的态度；胡对一个德文的问题应就德文去研究；胡的译文，就英文看起来，也错得太厉害。
成仿吾首先指出学者的态度“应当以真挚的热忱，搞研究的态度，时时刻刻把问题的本体拿稳，放在我们的心头。”“讨论问题的目的必须图谋进步，利于人类全体。”
成仿吾的这一“板斧”之所以尖利，是因为他抓住了要害：从大处着眼——从学者的态度立论；从小处着手——戳穿他既是大学者就不该不负责任地误译。初出茅庐的成仿吾的这一“板斧”，加上郁达夫的《答胡适之先生》和郭沫若的《反响之反响》，连珠炮似的轰向胡适，曾迫使胡适不得已而主动求和。
第二“板斧”是因1922年12期《小说月报》作者佩韦在《今年纪念的几个文学家》中，把英国诗人雪莱因信仰无神论(Atheism)而被牛津大学开除学籍一事，误把“Atheism”译为“雅典主义”，对读者为害不小。成仿吾便在1923年5月的《创造季刊》上以《“雅典主义”》“砍”向佩韦：“雪莱的无神论，对于理解他的思想，是很要紧的，而且也因为有了这种思想，才有后来的那许多的波澜；所以连这个地方都不知道的佩韦君，只好说他关于雪莱什么也不懂吧……不懂倒也罢了，只是不懂便不应孟浪从杂志里译出来，把它发表。佩韦君这种行为，我只好说他是不量力，大胆，不负责任……这个问题很重大，胡适之君竟说为了糊口或介绍译书，译错了也可以原谅，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这样讲。我想不论目的是什么，总要自己先懂了，才能介绍……我们现在所谓新文化书籍之中，所以没有几本好书的原因有二：一是我们的著作家，大多数只有一分学识，偏要吹成十二分；二是我们的翻译家，大多数自己还不懂，倒先出来拼命的翻译。这两种人我觉得非有人出来痛击一番不可!”他最后说：“我只愿我们的翻译界，一天天进步起来，给我们这些才开眼界的同胞，一些好点的粮食。”
同年，成仿吾又在《创造季刊》二卷一期“抡”出第三“板斧”——《喜剧与手势戏》，指出大学者、哲学家张东荪在法国柏格森的《物质与记忆》中的一条误译：“依戏之性质，只看演者之举动便可知道尚有多少：若是手势戏便是开场；若是喜剧便是终了。”成仿吾给纠正为：“依所演的戏之性质，演者的动作多少使我们知道戏的内容：若是手势戏，差不多可以完全了解；若是微妙的喜剧，差不多什么也不得而知。”纠正之余，当然也对张教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使张东荪的“手势戏”成为一时的笑料，这是在翻译问题上同胡适论战的一场余波。后来，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曾风趣地说：“由达夫的《夕阳楼》惹起了胡适的骂人，由胡适的骂人惹起了仿吾和我的回敬，以后便愈扯愈远了。张东荪来参加过这场官司，接着是惹出了仿吾对《形而上学序论》的指摘，张东荪的‘手势戏’喧传了一时，成仿吾的‘黑旋风’也因而名满天下。”
对成仿吾这“三板斧”，褒贬不一：有的憎恶他“莽撞”，有的赞赏他“勇猛”。但尚未赴美留学的梁实秋却热情地鼓励他：“《文学旬刊》曾有人暗射的比你为‘黑松林里跳出来的李逵’。我希望你不要以为这是污辱你。虽然写这句话的人倒许是存心要污辱你。仿吾阿!李逵是一条好汉!是愈穷愈硬愈直的好汉!在现在国内这种乌烟瘴气的妖魔鬼怪的文艺界里，只有一个李逵，我还嫌少呢!要没有李逵出来舞一次板斧，“雅典主义”恐怕永远是‘雅典主义’，‘手势戏’恐怕是永远还在开场呢!我诚确的感觉着，现今国内文艺界实在最需要批评的工作，并且是需要积极的批评的工作。但是，仿吾，我们若要从事于这种工作，打破一切文艺界里的虚伪的工作，我们的斧法切不宜乱，斧法乱则劳而无功，且将损及自身。”成仿吾的回信也充分表露了他的‘黑旋风’本性：“人家骂我是黑旋风，我自己也在又喜又愧；可怜我怎么也比不上这个赤裸裸的人。然而近来能不顾他人的褒贬，似乎又与他接近了一步……近来因为可愤恨的事情万端丛集，我们已决取一种征服的态度，我个人尤主张对恶人不讲道理，爽爽快快芟了去就是。我近来的行动完全秉此宗旨……近来有些人在多方倾陷我，我只笑着看他们到底把我怎样。我想我的斧法可以不至再乱了，只是我希望朋友们多多给我点刺激——那便是砥石——使我把我的斧头磨得更尖利些。”
当然，作为“黑旋风”，成仿吾“抡”的决不只这痛击误译的“三板斧”，他至少还有“四板斧”在继续“抡”，不断“砍”：
1922年，成仿吾这个“初生牛犊”刚到上海主持创造社工作，便在“砍”胡适“教人不可骂人，却倒先自己开口便骂人”、“压迫他人的言论”等等“非学者的态度”的同期——《创造季刊》一卷三期上，“抡”出《歧路》这把也锋利无比的“板斧”，“砍”向鸳鸯蝴蝶派的变种——《礼拜六》、《晶晶》之流宣扬庸俗腐朽货色的洋场才子们：“《礼拜六》自去年复炽以来，几个月的工夫，就把他的干儿干女、干爹干妈之类的东西，差不多布满了中国的全天地，到了现在，我们的出版物中，一天天增加的，几乎尽是这些卑鄙寄生虫拿来骗钱的龌龊的杂志。我亲爱的青年同胞们，这是何等的时代错误!”“我们知道这些卑鄙的文妖，不仅有一般老妖恶少为他们的中坚，他们还用种种下贱龌龊的文字，专门迎合一般人盲目浅薄劣等的心理，把多少无知的纯洁的青年蛊惑了。然而我们对于他们是不惜最后一弹的。”文章最后义愤地列举其三大罪状：赞美污浊，阻碍社会的进步与改造；鼓吹骄奢淫逸，破坏我们的教育；专以丑恶的文字，把人类诱向地狱，是思想界、文学界的奇耻。他急切呼唤青年们在歧路面前要善自抉择，要高唱时代所需求的歌。因此，成仿吾的《歧路》被茅盾誉为：“对礼拜六派狠狠地开了一炮!”
1923年春，成仿吾、郭沫若因《创造季刊》在时间上已赶不上读者的渴求，来不及同回富阳老家的郁达夫商量，果断决定加办《创造周报》。其创刊号上的《诗之防御战》这“第五板斧”，便是成仿吾“砍”向胡适、周作人、康白情等“大人物”的又一利斧：批评他们的有些诗，是“猜谜歌”、“演说词”、“点名簿”之类浅薄、拙劣无聊的文字游戏。后来，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评赞道：“仿吾异常勇猛……《诗之防御战》那个爆击弹，把当时筑在闸北的所谓诗坛，爆炸得比今年的闸北还要厉害。那篇文章除了仿吾之外谁也不会做的，因为凡是要顾虑一下饭碗问题的人，谁个敢做那样的文章?至少我就不敢。在我们目前这个先生长先生短的黄金世界里，少称了一个‘先生’都会得罪人，哪个敢有那样天大的胆量再来言‘战’?”
同年的《创造周报》28期，成仿吾向“整理国故”运动的胡适派，又“抡”出一“板斧”——《国学运动之我见》：揭露胡适等搞国学运动，“只不过是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情绪，他们是想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他把胡适等分为三种人：学者名人而所学有限，乃不得不据国学为孤城者；老儒宿学除国学外别无能事乃乘机倡和者；盲从派，这是一切运动所必须之物。“这三种人性质虽稍不同，然而他们纯袭古人的非科学的旧法，想用以显赫一时，却是一样的。”结论是：国学不能说没有研究价值，但必须持批评的态度。拿今天的话说，就叫“留精去粕，去粗取精”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真诚提醒青年学子千万别再让人牵着鼻子去“狂舔这数千年的枯骨”。可以说，他这一“板斧”，又“砍”得准而且深。
早年曾资助毛泽东搞勤工俭学运动，晚年又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鞠躬尽瘁的国学大师章士钊老人，在北洋段祺瑞政府任司法兼教育总长时，曾在他主持的《甲寅周刊》1925年7期上发表反对新文学和白话文的文章。由于刊物封面印有黄斑老虎，人们便称章“老虎总长”。这时，28岁的成仿吾倒真成了“沂岭杀虎”的“黑旋风”，挺起朴刀“搠”向“老虎总长”——在创造社新办的《洪水》一卷6号上发表了《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从事实和理论两方面逐条批驳章的谬论是“信口雌黄，论理错乱”，是“极端误解事实的话……新文学运动之所以传播甚速的原因，是因为一般青年的心里，对于旧文学早有不满的念头。一部分早已使用白话……认旧文学为(国家)衰弱的象征，不足表现生机勃勃的青年人的朝气，所以有人振臂一呼，遂不觉全国的青年都响应了。”“章氏所谓避难就易，应当改为去繁务实。”文章最后说：“开倒车的人们，尽可以非难现在的新文学，我们只是对着我们的目标走!”
成仿吾的每一“板斧”，堪称轻捷、尖利、勇猛。但他当时毕竟还年轻，不够成熟，有时难免偏激或片面。正如郑伯奇所说：“特别是他几次批评鲁迅先生，都惹起严重的回击，给他带上了一副‘极左’的面孔，这是非常遗憾的。”又如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努力“尝试”写白话诗，不说他的政治倾向，单从新文化运动讲，他仍是功不可没的主将之一。《平心论胡适》、《胡适——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旗帜》……都是近年《炎黄春秋》等报刊“平心论胡适”的名篇。而成仿吾却把他批得一无是处，就是他的偏激片面了。成、胡二公分别是我在北大和华北联大时的校长，一是我永远敬爱的师长，一是我在“五·二0”前后反对过的“过河卒子”，当然更是我50多年前更偏激、片面、幼稚的结果。今天，成、胡二公都已辞世，谨借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悼念二位师长：“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责任编辑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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