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较场口救助李公朴
[ 2000年第9期 我在较场口救助李公朴 作者：李祥风 ]
1944年1月，大哥托人介绍我到重庆市警察局总务科书记室当雇员。书记室的工作是抄写公文及油印报表、文件。在警局，雇员属于最下层人员，不但薪水低，而且工作环境、伙食极差。使我更难忍受的还是精神上的苦闷，我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早在家乡时就听说八路军、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我对国民党军队在日寇进攻下节节败退感到不满。如今看到国民党及其专政机关大捆没收《新华日报》，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迫害进步青年，还对阅读《新华日报》的订户进行严密监视。我在视察室曾截获警局下属分局送给警局督察处的密报，反映《新华日报》的订户情况。为了不使这些密报落入督察处，我将其扣下丢进乱纸堆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实现国内和平与民主，毛泽东亲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国民党同意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国是。政协的成功对争取和平民主运动起了促进作用。就在这种形势下，陶行知和李公朴为了给要求进步的青年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于1946年初，先后创办了社会大学与星期学校。警局书记室同事曹子健首先获得这个消息，并约我一起去报名。星期学校设在民生路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二楼。负责招生的名叫翁维章，他首先问我们在哪个单位工作。我们明白地告诉他是在警局做事。他听了有点谅讶，接着又问我们是谁介绍来的?我不知道报名需要有介绍人，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曹子健却壮起胆子说：“我们是李公朴介绍来的!”翁维章听曹子健说话的口气不小，尽管有些疑惑，也不好继续追问，便从抽屉中拿出两张报名单给我们填写。我们见他同意报名，脸上露出了喜色。为了防止警局发现，我俩在报名单上没有填写真实姓名，曹子健改名王朝宣，我改名李梅。
星期学校定于2月10日上午8时举行开学典礼。前来报到的同学约有30多人，其中有职员、教师、记者、工人等。这一天恰好是陪都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陶行知和李公朴两位正副校长都去参加大会，故未能亲临指导。在开学典礼上，先由翁维章简要介绍学校筹办经过，接着由张友渔教授(当时他是中共代表团顾问及《新华日报》负责人之一)讲话，他说：“学习革命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陶行知为什么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就是认为行比知更重要，我们要学习他的做人和治学精神，多在用和行字上下功夫。如今政协虽然取得初步成功，但依然停留在纸上，要想实现各项协议，还要做许多努力，希望大家保持清醒头脑，为实现国内和平民主贡献一份力量!”他的讲话语重心长，使我深受启发。
开学典礼不到9时半即结束，同学们忙列队前往较场口参加大会。当我们队伍接近会场时，只见场内一片混乱，有不少人向外逃窜。我感到出了事，快步走入场内。在距主席台不远，突然发现一伙暴徒正在围殴李公朴。李先生头上鲜血直流，跌跌撞撞，已支持不住。我急忙跑过去将李先生抱住，并用自己的胸口护住他的头。就在这时，曹子健也上前阻拦暴徒，我乘机将李先生救出场外，将他交给两位进步青年，然后又折回场内寻找曹子健，却不见踪影。在一家小商店门前又发现一伙暴徒在追打施复亮。施先生被迫躲入商店，并从后门逃脱，暴徒随即将商店捣毁，作为报复。我见施先生脱险，便返回警局。
正当我吃午饭时，突然听同事说曹子健在较场口遭打伤，被送上十八梯他的姑妈家。我听了大吃一惊，放下碗筷就跑去看他。见他头部伤势较重，怕伤口感染，我连忙送他去市民医院诊治。医生见我扶着曹子健进外科室，顿时拉长了脸问道：“是不是在较场口被打伤的?”我见医生态度异常，便支吾说：“他是路过较场口被误打伤的!”医生这才给他诊治。就在医生给他治疗时，我听说李公朴和不少被打伤的群众，都曾到这里就医；还听说国民党统治当局命令医院不准医治在较场口遭打伤的群众。难怪有的医生态度不好，原来是奉命行事。我见曹子健不需要住院，就仍送他回他的姑妈家。问他是怎样被伤的?他回答说：“就在你跑过去抱住李公朴时，我也上前阻拦暴徒。不料暴徒一齐向我扑过来，一阵拳打脚踢，其中有一个暴徒用铁尺猛击我的头部，我昏倒在地上，有一个好心的中年男子将我扶起并送我到这里!”我听后才明白是因为暴徒的视线转移到他的身上，我才能乘机救出李公朴先生，否则，我们仍脱离不了虎口。
较场口血案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又大肆进行反苏反共宣传。有些同学包括我在内，对一些问题，如外蒙古独立，苏军从东北运走机器等，不甚明了，张友渔到校一一做了解答，使我们提高了认识。2月22日，国民党顽固派欺骗煽动重庆万余青年学生举行反苏反共游行。在游行时，特务暴徒捣毁了《新华日报》民生路营业部及《民主报》营业部。星期学校处境异常危险，但同学们并未退缩，仍坚持在原址上课。
4月10日，陶行知校长离开重庆去上海办理育才学校搬迁事宜，翁维章也跟着走了，学校处于无人负责状态；同时有不少同学也去了南京、上海等地，留在重庆的不足10人。但同学们坚持自办，由杨竞负责联系教师。学校将校址改在管家巷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同时又陆续吸收了一些新同学。在教学上，张友渔对学校支持最大，他不顾个人安危，由“周公馆”按时到校授课。此外，学校还聘请许涤新、沙汀、何其芳等来校做过专题报告。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惨遭杀害。7月25日，陶行知因劳累过度，忧愤过深，不幸逝世。噩耗传来，同学们万分悲痛，为了悼念两位师长，同学们商议筹办纪念专刊，杨竞和我曾找过史良、曹靖华等，他们都表示支持，后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功。
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不只是针对著名的民主人士，也包括进步青年，事实上，国统区已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有一天下午，我在要抄写的文件中，发现一份密件，是下达给江北警察局的，内容大致是：“根据密报，劳动协会会员×××、×××系共产党嫌疑分子，近来在江北纱厂一带活动频繁，希注意稽查、严密防范。”我看后将文件扣押。晚饭后，我约曹子健一起去劳协告知此事，并嘱咐立即将这个消息通知列在黑名单上的两位同志，以便及时隐蔽。第二天上午，我才将文件抄好送交上去。没过多久，我和曹子健因参加星期学校及救护李公朴一事，也遭到一个姓胡的同事告密，警局正在派人进行调查。此后，我们经常发现有人跟踪，知道迟早会暴露，因此我和曹子健商定，分头想办法争取早点离开警局。
以后经大哥介绍，我在南京找到了工作。不久，曹子健也离开警局另谋职业。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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