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回公道耗我42年时光
[ 2000年第9期 讨回公道耗我42年时光 作者：闫桂勋 ]
1999年1月，我收到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1999年1月8日给我做的《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终于使我长达42年的冤案得到平反。
《纠正意见》原文如下：
闫桂勋同志，男，六十六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原为数力系五三级学生，共青团员。
该同志于1957年毕业前，在未经党委正式审批的情况下，按右派分子上报北京大学团委和北京市团市委被开除了团籍，分配到黑龙江工学院工作。多年来将其按右派分子对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伤害。
根据1957年10月15日(中发[57]酉1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经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的规定进行复查，原材料中没有经过党委审查批准的字样，是无效的，现予以纠正。
面对这一张《纠正意见》，我热泪盈眶，感慨万千。为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竟迫使我抗争了42年。这是漫长的42年，坎坷的42年，忍辱的42年，悲愤的42年。它断送了我的青春，耗尽了我的心血。把我一个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拖成了年逾花甲的退休老人。
未名湖畔的春天
1957年的春天是美好的。我们一群即将毕业的北大学子，晚饭后常到未名湖畔散步，谈论着美好前程，谈论着未来工作，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对祖国河山无限热爱。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毛泽东讲国内形势时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开始整风，希望党外人士、朋友帮助整风，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校长马寅初听了很兴奋，开学不久就在大饭厅向全校师生作了传达。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文章，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指示中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提意见，使党克服“三害”(“三害”当时指的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并提出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大家帮助党整风。
很快在全国形成的“大鸣大放”的高潮，立刻感染了思想活跃，素有民主传统的大学子。5月19日(星期日)中午，大饭厅东侧灰墙上出现了一张红色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是：“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代表是怎样产生的?”。这张批评团内生活不民主的大字报引起大家的共鸣，接着便有人贴出《一个大胆的倡议》的大字报，建议开辟“民主墙”，要求党团领导支持以帮助党整风。
“五一九”之后三四天，大饭厅周围及宿舍区贴满了大字报，到处都是演讲会、辩论会，人声鼎沸，熙熙攘攘。
我们是数力系的毕业班，整天是X、Y、微分、积分，根本没有时间写大字报，看大字报也只是走马观花。整个数学专业四年级没有一个人写大字报，这显然也是不符合当时鼓励鸣放要求的。按照上边的布置，数四团总支宣传委员吴××召开座谈会，动员大家发言，写大字报。我作为学代会代表、班委会委员、团员，出席会议，并在发言中表示主张自由发表意见，不许压制，要以理服人。会后回班上组织大家写大字报，每班至少写一张，以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写了一张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是真是假?北大肃反成绩是否是主要的?”，还有一条是“数四党支部发展(工作)上走上层路线，有的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内容都不是我提的，大字报也只是贴在23斋走廊上。
风云突变祸从天降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风云突变，报纸上全是反“右派”的消息，北大党委也开始组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了。首当其冲受批判的是物理系的谭天荣，数力系是张景中、杨路、陈奉孝……这时我们班还没有动静，实事求是地讲，就那么一张在组织动员下写的大字报也没什么好批的。7月底开始毕业鉴定，照例是在小组会上“自我鉴定”后大家提意见。没想到，我的毕业鉴定顺利通过之后，小组长卢××按照数四党支部书记的指示又给我开了一次会。会一开始就给我定了案，说我是“右派分子”，让大家揭发批判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尽管会上也有事前布置好的发言，揭发出来的也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够得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在会后给我写的“小组意见”中，甚至出现了“估计”、“可能”，“大概”等字眼。
系秘书找我谈话，她说材料不够定“右派”的，结论是“反社会主义分子”，行政上要给予“工作考察一年”的处理。我不同意这个结论，我说我没反社会主义，我要求复查核实“小组意见”。过了几天，系秘书又找我谈话，她说我不算“右派”，“小组意见”也要给我核实。并马上给我分配工作，让我离校。说着已时至9月下旬，除了不分配工作的“右派”外，大多数同学都离校了。我无奈也准备离校。离校的当天早晨，我还到未名湖畔转了一圈儿，也不知是眷恋还是伤心。
不明不白负罪北大荒
我离开北大，到了黑龙江，报到的单位是一所中专(后改为黑龙江工学院)。报到时学校已经开学，我顶替休产假的李宗秀老师教高等数学。桌子上一直放着我自己写的“服务人民报效祖国”的座右铭。我发誓要好好干，干出点儿名堂来，以证明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勤勤恳恳、认真负责，除搞好课堂教学外，还组织课外活动小组，颇受同学的好评与爱戴。然而，上课还不到一个学期，校人事处找我谈话，说我的档案寄过来了，其中有一份材料说我是“右派”，因此得按“右派分子”对待我。
从此，我不能再做教师工作，生活待遇也从9月份起改为每月发生活费29元，前几个月多发的钱要扣回。我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只能听命。
开始劳动是负责打扫学校厕所。尽管熟悉我的同学都投以同情的目光，但我心灵里的创伤却无法抹去。
1958年大炼钢铁时，我们被送到阿城一个山沟里开采矿石。我被分配去打眼放炮。白天会战，晚上夜战，劳动强度很大，但我年轻力壮，总是超额完成任务，名列第一，还被评为“劳动先进分子”(不称“积极分子”，以示区别)。我只管拼命劳动，有一次从半山腰“登板”上滑下来，差一点丢了性命。
1959年又送我们去通河农场劳动，起早贪黑抢收黄豆。我出身农民家庭，小时干过一些农活，干起来比城里人要快得多。所以总是我打头，自己完成了任务就去帮助别人。为此，我屡屡受到表扬。
国庆十周年，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同时发布了《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负责管理的干部都反映我干活好，大炼钢铁时还有一个“劳动先进分子”的书面材料，再加上我的家庭成份和个人出身都比较好，所以党委决定第一个给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他们让我写材料，我就如实地把我前前后后的事写了一遍。我写的虽是事实，但中心意思否定自己是右派。这样的材料，组织上怎能认可，并据此为我摘掉右派帽子呢?结果我只能继续作我的右派。
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党委根据我写的材料曾认真审查了我的档案，并认为，一是我的材料有“水分”；二是确实是没有党委关于定我为“右派分子”的批件。党委曾派人向北大党委提出那两个问题，北大党委说不了解情况，推到数力系党总支。数力系一位当年负责反右派的同志则说：闫不是党员，不用党委审查批准，所以没有党委批件，没有党委批件闫也是“右派”。关于材料有“水分”的问题，这位同志说时间长了也就不去(即挤去水分)了。对于这样的答复，我所在单位党委的外调人也无可奈何，只能无功而返，还不敢说三道四。在那“‘左’比右好”年代，谁又有什么办法呢?
1960年3月，我们又被送到松花江北边的农场劳动。这里是北大荒的边缘地带，人烟稀疏。我在这里干过各种农活，放牛、放羊，还在松花江边打过鱼。
我的老家是河北农村，地处燕南赵北，可以说是燕赵男儿。放羊时我面对大草原，思绪万千。整天放羊，连饭都吃不饱，我经常想：难道人民培养我大学毕业就是为了来北大荒放羊吗?我不承认强加的罪名，就让我长期劳改吗?越想越气愤，我便唱起了河北民歌《苏武牧羊》：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贫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旌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在塞上时听笳声入耳心痛酸。
转眼北风吹，燕群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帷。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教匈奴惊心丧胆拱服汉德威。
我一遍又一遍地唱，高亢悲愤，泪流满面，难以忘怀。
1961年的春节我是在松花江边度过的。在哈尔滨有家的回家去了，“盲流”也回场部找老乡去了，除夕夜就剩下我一个人在江边的鱼房子里。外面北风呼叫，大雪纷飞；屋里孤灯一盏，死气沉沉。一个人在屋子里，开始很寂寞，以后是想家。三年多没回家，请假也不让回去(我父亲就是在腊月二十一去世的，当时我还不知道)。而后是想在北大四年的学习生活，想到大鸣大放，想到塞进我档案袋的被歪曲了的材料，想到“有错必纠”之难，激起我的愤怒，我忍不住又唱起了《苏武牧羊》，一遍，一遍……唱得我悲愤至极，眼泪潸潸，我也不去擦它，让它任意流淌。
坚持申辩再吃苦头
1961年11月，我们被下放劳动的人调回学校学习，并让大家写几年来的思想改造总结，不久开始了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工作。几十个“右派”，除我一人之外全都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尽管渴望“摘帽”如同向往再生，但我认为我是错案，不是摘帽子的问题，而是纠正的问题。
党委统战部胡××找我谈话，他说我几年来表现很好，就因为不承认是“右派分子”所以没摘帽子。他好心地劝我：只要你承认是“右派分子”，写个材料，就给你摘帽子。我说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不能接受小组给我作的歪曲了的鉴定，更不能承认是“右派分子”。
过了一段时间，胡××又找我谈话，他说我的鉴定材料有问题，处理上也有问题，他解释说我是毕业班，处理太仓促，所以出了问题，并明确告诉我北大同意给我甄别，我的档案已经退回北大了，让我等着甄别。这是第一次当面说对我的处理有问题，同时还告诉我党委决定让我去数学教研室报到，开始教书。
我教书仍然是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六二级的学生还给我写过表扬信，因我当时还算“右派”，表扬信也不能公开，这是数学课代表告诉我的，后来陈晓农老师也说过此事。
关于甄别问题老是让我等着，等来等去，等来的是“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反“翻案风”的调子越唱越高，我还亲自去北大申诉，均无济于事。到这年10月，统战部胡××找我谈话，正式告我：北大不同意甄别，只能以“右派分子”对待。于是，又离开课堂，离开我的学生，到郊区农村劳动改造了。
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这是使我绝望的打击。我几天几夜不能入睡，引起了别人的怀疑，以为我要自杀，还暗里监视着我。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生给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说我是“北大来的大右派”，说我老是想“翻案”，给我挂上“翻案右派”的牌子。弯腰，挨打，批斗，我遍体鳞伤仍然不承认是“右派”。我又开始给中央写申诉信，不答复，再写。
尽管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0年，因为我已明确得知我的档案材料中有“水分”，定我右派没有党委批件，我感到更为理直气壮，我在给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写的申诉信中，大胆直呼：“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我们学校合并到工大之后，曾为我去过北大的工大保卫科王桂海同志，了解了我的问题真相后，他对我说，北大定我“右派”是不对的，不符合党的规定。他是第一个向我明确说出这一看法的人。在当时极左路线正强硬的时候，有这样的胆量和远见，多么难能可贵啊!
1978年6月，国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那时我在校办厂劳动，工厂的崔某主动找我，说党委决定为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我明白党委的好意，但这样的决定我不能接受。因为只是这样的结果，根本用不着我一直等到现在。
我虽拒绝接受“摘帽”的决定，党委还是把我调回到数学教研室，重登讲台。我的劳改生涯也从此结束了。
终于云消雾散
1978年55号文件下发后，我们学校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全部得到了改正，而我的问题，却被搁置了起来。直到1979年二三月间，我亲自去北大找数力系“落实办”。我向杨老师谈了我的情况后，他先安排我到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便通知我按“错划右派、给予改正”处理。这次处理我的问题效率之高，并不令我奇怪，因为那时党已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极左路线受到全面批判。但是，我总觉得用“错划右派、给予改正”的具体处理方法处理我的问题，并不太合适，因为我一直认为北大没有正式把我划为右派呀!然而细想，无论如何，北大承认是错了，我也只好接受了这个《改正决定》。
我的遭遇，一直得到北大同学的同情和关注。后来一位姓李的同学来信告我。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北大党委批准定“右派”的名单上没有我，当时是按照那份名单发改正书，因此也就没有给我发改正书，1979年为错划右派“改正”时，自然也就没有我。说我若是不去北大，怕还得不到改正书。信中还说，当时“落实办”的杨老师等不敢直接说明这种情况，怕我经受不了那样大的刺激，也不让他告诉我。
这使我想起了1986年北京机械部落实政策复查组、黑龙江省委落实政策复查组在同我的谈话中，都说过“按错划右派分子给予改正”处理欠妥的话，我向北大反映了这种意见，同年10月，我校还派张培新同我一起去北大。但后来只来过一个书面答复，其中说“根据同班同学回忆，闫桂勋确曾被定过右派”，对于有没有党委批件这个关键问题却只字未提。
我抓住问题的关键，为使对我问题的处理符合实际情况，在组织协助下，用了三天时间，终于从黑龙江省档案馆查到1957年的一份中央文件，即本文开头《纠正意见》中提到的《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文件中明确规定“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而定我为“右派分子”的材料恰好就是没有经过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因此，给我定为“右派分子”的材料是非法的，是无效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北大对我的处理是错误的。
我认为用中央文件很容易判断北大党委的处理是错误的，这样明显的错误中央也不管，我感到很失望，我觉得上访、信访制度有问题，应该改革。
1997年，我们毕业40年，同学们重又相聚在北大校园里。我在会上以《同是极左受害人》的题目发言。我讲了我的问题，我要求按中央文件办事，同学们听了我的发言都感到很震惊，对我的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对我的正义要求表示支持。
在姜伯驹、盛森芝、吴兰成等同学的帮助下，一位副书记代表校党委表示可以再给我做一个结论。后来的百年校庆，又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终于在1999年元旦过后，北京大学党委给我发出了《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的文件，时间是1月8日。我收到此文的正式时间，已经是1999年5月19日了。距1957年5月19日北大学生谭天荣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整整42年过去了。
但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我的冤案看来并不复杂，且有中央文件做根据，本该是如汤沃雪很容易解决的，却让我苦苦等了42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除了“左”的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之外，我们的党务工作干部、信访工作干部中，是否也存在着不负责任、怕负责任，甚至严重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呢?我之所以吃尽苦头，冒着风险抗争42年，只是为了求得“公正”二字，或者按通俗的表述：“讨一个说法”。也可能有人说我“痴”，我却不以为然。42年我争得的绝不仅仅是本文开头引用的那240多个字的“纠正意见书”，我争得的是真理，是我的人格的尊严。42年的经历使我深深地体会到：真理是有的，但有时需要斗争才能得到。但愿历史不再重演，我们的国家不再走弯路，我们的人民不再受罪。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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