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在特殊岁月里
[ 2000年第9期 赵朴初在特殊岁月里 作者：汪东林 ]
初识赵朴初
60年代初，我作为一名二十出头的大学毕业生，跨进了全国政协机关的大门，在工作组(即今日之专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而我初识赵朴初，则是在政协宗教组的一次座谈会上。
这次座谈会是赵朴初主持的。当时的宗教组组长达浦生经常不到会，赵朴初是副组长中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的。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巨赞(佛教法师)、陈樱宁(道教协会会长)、皮漱石(天主教主教)、阎迦勒(基督教牧师)等人。赵朴初居士其时已年过半百，但皮肤白皙，脸色红润，且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看上去不过四十多岁，很是健康。因此，我的同事告诉我，赵朴初先生有心脏病，我都不大相信。
喜饶嘉措已八旬高龄，但身体健朗，着一身紫红色藏袍，那一把雪白的美髯正显示着他老而弥坚的神态。由于不通汉语，他还随身带了翻译。这位学位高、名望大的藏传佛教佛学大师在国民党时代，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解放后历任西北大区民委副主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著述等身。在这次座谈会上，喜饶嘉措一开始就向主持人赵朴初示意，他要求发言。赵朴初请喜饶嘉措大师发表意见，大师立即通过翻译，滔滔不绝地说：
“我这个人说话不会拐弯抹角，因为我没有顾虑。我是佛门弟子，佛教是我的生命，我个人没有其他私念。因为佛门弟子也是国民，所以我爱教，也爱国；又因为现在的国是共产党领导的，所以我也爱共产党。1949年以前，国民党、蒋介石待我不薄，让我到南京当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每月给我500元大洋的津贴，还经常送零花钱。国民党败退，蒋介石要我去台湾，我没有去，留在大陆。因为我知道，国民党政权外靠帝国主义，对内欺压各族人民，这个政权丧失民心，没有希望……
“我今天本着爱教爱国的愿望，想说一些心里话，有可能听起来刺耳，但忠言逆耳是古训，希望有关当局正确领会我的本意!我要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成绩有目共睹，国威世界瞩目，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一党一派之功，更不是一人之功。再一点是近几年来，领导党和国家失误频频，有些做法太失人心，十分危险!共产党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但这几年来只实行一半，那就是只有批评，没有自我批评，只能批评别人，不能批评自己……
“把我这个人划为什么派是次要问题，不是左派，是中间派，还是右派?都可以的。我所求的是把各项工作真正搞好，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宗教信仰政策贯彻好，就比什么都强。共产党、人民政府在藏区搞民主改革，平息叛乱，反对分裂，这些都是为了国家、民族，也是为了藏族人民好，这些我明白，我赞同。问题是对若干事情步子迈得太快，急躁，盲目，想在几年内完成几十年、几百年、几代人努力才能完成的事，主观愿望是好的，但事实上不能成功。最可气的是，明明有了问题，已经出现了差错，却硬是看不见，或者装做看不见，自己不承认，甚至把错说成对，或者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有些稀奇古怪的说法，我就不能赞同。什么‘好心办坏事’、‘好人办坏事’、‘坏人办坏事’，等等。照我的看法，好事就是好事，坏事就是坏事，不管是谁干的，好与坏，善与恶，一定要分得一清二楚，不能含糊其词，模棱两可。也不能因为是好人干的，坏事也成了好事；或者因为是好人干的，错了也不纠正，不批评。更不能根据某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判断是非曲直，那样非出偏差不可。我是怀疑，中央是否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
“我一开头就说了，我说话没有顾虑，言重而心诚。我是人民代表，又是佛教协会会长。如果我知情而不讲真话，偏偏去讲一套假话，专门报喜不报忧，那我就有愧于人民的信任，有愧于作为佛门弟子对事实的虔诚而不移!我的话如有错误，我个人负责!”
喜饶嘉措大师的长篇发言，使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时针已指向中午12点。作为会议主持人的赵朴初，笑容可掬地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大家讲完后，赵朴初缓慢而响亮地说：
“今天的会开得好，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于各位委员在会上所发表的意见、建议，本组将负责通过政协向中央有关方面反映，请各位放心。”
赵朴初没有在最后总结发言时点到喜饶嘉措的颇为“刺耳”的讲话，这给我初识赵朴初先生时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因为那时的各种会议，尽管已经比较放开，但人们仍然余悸未除，对于一些“右”的言论保持着“警惕”，特别是主持人，总要讲一点诸如“某某发表了一些个人的意见，一家之言，大家还可以讨论”，或者说“某某今天发表了意见，涉及面广，份量不轻，各位还可在会后惦量惦量，下次再发表高见”，等等。当时我虽然刚离开大学校门，但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脑子里还紧紧地守着“阶级斗争”那根弦，对于喜饶嘉措的言论，心里认为很“右”，因此我颇惊讶赵朴初为何对大师的发言没有直接表态。
因为是我第一次参加会议记录，散会后赵朴初向我走来，办公室的老同志为我引见，他即和蔼可亲地同我握手，要我整理会议记录，写份简报；还问我家乡哪里，毕业于哪个学校?听我答毕业于复旦大学时，他即改口讲上海话：“都是南方人!侬在太湖那一边，我在太湖这一边(安徽省太湖县)；上海又同是你我的第二故乡!”一位知名人士、长者，对我这样一位初出茅庐的小青年，竟这样的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实在出乎我的意外!我紧紧握着他的手，答不上一句话。随后，他再一次关照我和办公室的同志，整理小组会的记录要力求全面、准确，送他过目后再视情况编写简报向上反映，但没有专门点出喜饶嘉措的发言。
当时全国政协的机构设置，是九个工作组(即专门委员会)，但只有一个办公室，因此一个工作秘书常常交叉具体分管两个或几个工作组的秘书(含记录、简报、会务)工作。我是刚到任的大学毕业生，正充当实习生的角色，只要忙得过来，几乎有会必去。这次宗教组的座谈会记录，即由我整理，第二天直接送到赵朴老的家中。赵老住在北京西城和平门内的小宅院里，他那时刚从西四大拐棒胡同旧宅搬来不久。以后四十年间，赵朴老由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而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直至病逝，就再也没有搬过家。尽管院子小，房间少，且十分陈旧，有关部门曾数次摧请搬迁新居，都被赵朴老婉言谢绝了。赵朴老当时细细看完我整理的记录稿，改了几处，并以商量的口吻同我讲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改。到这时他才点出，简报内容的重点要反映喜饶嘉措大师的发言，因为内容重要。当然，他还讲了一些鼓励我的话。赵朴老平易、谦和的印象，一下子铭刻在我的心中。
赵朴初与梁漱溟
我在全国政协工作组(专委会)办公室工作不久，即调到当时工作更加繁忙的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任学习秘书，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的工作何以繁忙?那是因为在60年代，学委会的工作直接关系到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近200人的经常性的思想改造工作，这在当时是统一战线范围内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因此在全国政协学委会之下，八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都设立了分会和办公室，此外还有数十名无党派或无所属的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专门成立了一个政协直属学习小组，由政协学委会直接领导，办公室派学习秘书具体负责会务、记录和简报工作，我是这个学习组的工作秘书之一，自1963年开始，至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结束了近20年的学习改造工作为止，我都没有离开这个岗位。十分巧合的是，赵朴初同志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是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召集人(即组长)之一。另两位召集人也是全国政协常委，是无党派人士，一位是于树德，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副主任；一位是王芸生，原大公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在这个学习小组里，有许多知名人士，如马寅初、梁漱溟、巨赞、皮漱石、阎迦勒、向达(历史学家)、翁独健(民族学家)、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老板)、唐生明(唐生智之弟)、赵君迈(赵恒惕之弟)以及后来陆续入组的程思远、杜聿明、范汉杰、宋希濂、沈醉、爱新觉罗·溥仪、爱新觉罗·溥杰等等，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梁漱溟。
我这里所说的突出，并非指知名度，而是指梁漱溟先生在1963年至1978年的15年间，实际上是政协直属小组大批判的“活靶子”，详情我在拙作《梁漱溟问答录》(1988年出版)和《梁漱溟与毛泽东》(1989年出版)两书中作了记述。概括起来，最集中的批判有三次：一是1965年“科学道德之事”(梁漱溟语)，梁先生明确反对以“阶级斗争”来解释新中国15年来成就之取得；二是1974年江青之流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先生拍案而起，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百分之一百否定的“批孔”，也不理解“批林”竟能与“批孔”联系在一起；三是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号召开之前，梁先生几次长篇发言，探讨“文革”发生的原因，严词要求彻底否定“文革”。梁先生上述三次受批判，基本场所都在政协直属学习组，有时扩大到有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学习组成员参加的700人左右的联组批判会。但所有这些批判都是在政协内部进行的，当时的报刊未作过只字报道。笔者是参加了全过程的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即该学习组的工作秘书，因而在80年代之后陆陆续续披露了上述材料，并结合材料对梁先生进行了长期采访，最后出版了上述两本书，让世人了解此公案，这是后话。
赵朴初先生是这15年学习改造工作和批判梁漱溟运动的亲身经历者之一，而且是该学习组四位召集人当中的一位(于、王、赵之后，1974年后又增加了程思远先生为召集人)。那么，赵朴初先生对待梁漱溟先生的批判，持什么态度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得概括地交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即在一条“左”的错误路线和指导思想的直接影响下，政协的内部学习改造和大批判运动与社会上政治运动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在方式上稍为温和些，比如也带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但没有体罚，最多是被某某人勒令站起来，但超不出一分钟，召集人又会招呼被批判人坐下，并强调要“摆事实，讲道理”，包括梁漱溟先生，虽然他早已被多次称为“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是“难得的‘反面教员’”，但在学习组内也没有受过体罚。实际上呢，尽管人人表态，与梁某人划清界限，但大多数人是违心之言，“口非心是”。敢出来公开为梁漱溟辩护者没有，但私下议论梁某人是“硬骨头”者大有人在。在每次大批判刚开始时，常常有一轰而上、挨个发言的场面，但不用多久就接不上气，有的人就在会下有意无意地为梁解脱，要求尽快结束批判，转入正规学习，大可不必为梁一人而耽误了大家的学习时间，等等。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赵朴初先生当然也发过言，也“批判”过梁漱溟先生。然而我作为亲身经历者之一，觉得中国的这段历史，光看会议发言是不行的，它的真实的面貌常常藏在会外。赵朴初先生其时之对待梁漱溟先生，也要从这个角度予以细细观察。
从1963年起，梁漱溟先生坚持出席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每周二次或三次的学习活动，但赵朴初先生则因工作繁忙或健康原因常常请假，大体上每周出席一次，平常的学习会前期主要由于树德、王芸生主持，后期则由程思远主持。梁这个人自称“面冷”，实际是很少与人交往，当然也不排除别人远离这个挂牌的“反面教员”的因素。在这个组经常到会的20名左右的成员中，真正能称得上与梁漱溟先生有交往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于树德，他与梁是交往半个世纪的朋友，虽然时断时续，但从年轻时代就相知相识了，加之同在政协这个组，于老与梁老同庚，是该组最年长者，而于老是全组公认的谦谦长者，“大事不糊涂”，对当时那一套“左”的东西，他是奉命维持，刚接火就朝天放枪，打了几枪就主张尽快熄火。梁和于心肚明白，自然说话、交往多了一些。另一个就是赵朴初，他与梁的交往，则是因为佛教文化的情结。我到这个组任小组秘书不久，有一天梁先生在散会后即走过来对我说：“今天赵朴老没有来，这是我向他借的两本佛经，请您替我还给他，也可以下次开会他来时再给他，免得我带来又带回。”我一看是每本两册的线装刻本，立即接过来说：“您放心，我负责转交，负责保管。”梁先生笑着问我：“你对佛经有兴趣吗?有兴趣也可以看看，这两本书好。”我点头回答：“我恐怕看不懂。”他笑了。回办公室后，给赵朴老打电话，他立即答复，不急，先放在办公室，什么时候还都可以，有便再转交。自此，前后二十年时间，除去“文革”停止学习五年，我做这种梁与赵之间互借互还书籍(多是佛经)的事已记不清多少次了，往宽里说，每月总有一次吧。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互借互还书籍的事，有时甚至在批梁会议期间，也没有停止过。1974年3、4月间，“批林批孔”运动已开始了一段时间，全组成员差不多都发言表态，“拥护”这场运动，惟独梁漱溟迟迟不说话，实际上他一直在家中准备着长篇发言，因为内容与时下的运动顶牛，他一直在考虑是否全盘推出。当然，他最后终于和盘托出，引经据典讲了两个半天，共八个小时。其中第一个半天他引了一句毛泽东主席的话，他说：记得毛主席讲过，自孔夫子至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这话就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意思，但我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查了一次毛选却没有查着，不知出自哪篇文章，不过记忆中肯定是有的。这话一般人听着就过去了，没想到次日，即梁漱溟第二个半天讲话之前，赵朴老召我过去，交给我一个纸条，说：“你把这张纸条交给梁老。昨天回家我查了毛选，梁先生昨天讲的没有找到出处的毛主席语录，我给他找到了。”纸条上写着毛选第几卷第几页，题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内容：“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梁漱溟接此条后深表谢意，但他在发言时并未再次选读这条语录。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许多事不可明言，只可意会，这件事就是一桩例证。
在粉粹“四人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赵朴初与梁漱溟的交往自然增多，但由于年高，更多的仍在思想文化的深交上。1985年，我写的《梁漱溟问答录》开始在北京《人物》杂志上连载。第一章刊出，梁老就嘱我，如刊物有富余，可每期送一本给赵朴老阅看，我照办了。1986年全书15万字结集准备出版，我请赵朴老题写书名，写了信并同时寄去刚出版的拙作《宋希濂今昔录》(此书由屈武先生题写书名)，请他审看。1987年1月5日，他给我复信说：“大著《宋希濂今昔录》，已读了一遍。首先应向你祝贺，写得十分生动而又令人感到真实，确是一部成功之作。过去在会上听他(指宋)说话，觉得很豪爽，不过是泛泛的印象。读了传记后，对宋希濂其人，加深了认识。”并说：“你托我题写《梁漱溟问答录》书签之事，我立即照办了，早已寄去，不知收到没有?如没有，我还可以重写。”《梁漱溟问答录》因故拖到1988年才正式出版，其时95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已重病住入协和医院。我手捧新书登门见赵朴老，他欣然与我长谈。他拿着《梁漱溟问答录》边翻边对我说：“你又做了一件好事。梁漱溟先生的一生，不简单呵。你的书特别留下了他在解放后四十年的许多珍贵资料，有意义呵，你是有心之人，能随时注意积累资料，值得我学习，我这人做了什么事，做过去就放在一边，时间一久也就忘了。梁老和我是一代人，与你之间的交往，可以称忘年之交了。此话自古有之，可见交朋友是不分年龄的。”他的一席话，说得我脸红，我就有意把话扯开，对他说：“我正运用《梁漱溟问答录》里的部分材料，并补充有关资料，以第三人称撰写《梁漱溟与毛泽东》的长文，以此文为书名并牵头，结集出版我近十年写的中短篇人物传记集，已与吉林出版社签约，计划明年出版，希望你再给题写个书名。”赵朴老当场击掌说：“好，好，我马上就写。”他当即伏案铺纸，我事出意外，也起身过去，见他信笔写下：“梁漱溟与毛泽东”，一连写了两张。然后说：“好，又是一件好事。”这一天赵朴老特别高兴，写完又同我谈起梁的为人。他举着毛笔，叫我：“你过来，我给你写几个字，再给你解释。”我又走过去，见他写下“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他解释说：梁老这个人，从表面上看，他总是很严肃，少见笑容；但一同他接触，就会感觉到他的内心是温暖的，有一团火。梁老的人格力量，除了有中国儒家的传统，还有佛家的影响，这一点你有没有想到过?我连连称是，并说他茹素70多年，青年时曾潜研佛学，几度想出家未成。赵朴老听到此即打断我的话头，说：“你说的是他早年，那么晚年呢?你问过他老人家了吗?我再给你讲一段先生在几年前的事。80年代中期，中国佛教协会准备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由我出面，在广济寺素宴若干位佛学专家。与会者数梁老年龄最高，治佛学历史最早。大家都恳请他指点，他一开头就说：“许多人知道我治儒学，曾为儒学的复兴鼓与呼，但他们不知道，在我本身自度，我实际上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研读佛学远在研读儒学之前，并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是一名佛教徒，直至年过九旬的今天。因此对于研究佛教文化，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他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的欢迎。1989年我的第四本书《梁漱溟与毛泽东》出版，梁老已逝世一年。当我把这本27万字的书送去，登门拜访时，赵朴初又抚看着书，颇为动情地说：“梁老没有能看到这本书，可惜了。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虽有争执，但他们是相识相知的老朋友，这已载上历史，你的书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话声刚落，我又提出新的要求。我说：“梁老1988年6月病逝前，对他的后事没有任何遗言。山东邹平县是梁先生30年代搞乡村建设的实验县，前后有十年时间，在梁先生的一生中是件大事。现在邹平县政府通过县政协提出，要在当地的名胜黄山上找块地方作墓，埋葬梁老骨灰，并立一墓碑，逐步建成一个墓地碑林，此事已得到梁先生家属的同意，都认为这是对梁先生的一种纪念方式，给后人留点思念。我受邹平县政协和梁先生家属的委托，请您开个头，为梁老题写墓碑。先立了墓碑，有了墓地，再陆续向梁老的亲朋好友和学生、敬慕者征字，逐步建碑林。不知朴老认为妥当否?”赵朴老听完我的话，几乎未加思索就欣然同意，说：“好事，又是一件好事。梁先生是中国文化名人，新华社发表的悼词生平里这样称呼他，当之无愧。梁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有许多地方受到当代人敬仰，也值得后人学习。我现在就写。”朴老是书法大家，但平时较少写大字。当我手捧赵朴初先生写就的“梁漱溟先生之墓”的大字时，我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负责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邹平去。”不久，邹平县立碑后还专门拍了照片寄来，由我转送给赵朴老一张。自此，费孝通、启功、吴祖光等文化名人，都陆续为梁漱溟先生的邹平墓地碑林题词。
慷慨陈词赞扬天安门诗抄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病逝，9日清晨广播这个噩耗，惊动了亿万中国百姓，政协直属学习组的老人们自然不能例外。9日上午正好是学习组学习的时间，9时前学习组成员都纷纷提前到会，召集人赵朴初、于树德、王芸生、程思远商定，学习会从即日开始，暂时中止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实为稍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学习内容，改为悼念周恩来总理，并告我和另一位小组秘书向学习办公室报告，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自此至1月下旬，全组二十余人几乎人人发言，声泪俱下，追思自己与周恩来总理的接触，称颂周恩来于党于国于民的功绩，与此同时，天安门广场已出现过花圈和悼念周总理的诗词。三个月后的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又掀起高潮，其锋芒明眼人都感觉得到是指向作恶多端的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其时，政协直属学习组的老人们自然非常关切这桩大事，但鉴于年高和其他原因，他们多数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的人按捺不住，让儿孙带他们到天安门广场看过那花圈和诗词成山、人群似海的壮观场面。据我所知，赵朴初同志居家离天安门广场不甚远，但其间并未直接去过，只是赵朴老是诗词大家，又感于失去周总理的举世同悲，自1976年1月中旬至4月上旬，他自己所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有据可查，而由他看过甚至修改过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词，则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至于这些写诗的熟悉的或不熟悉的朋友有没有把诗词贴到天安门广场上，他的确不得而知。谁能料想到，这些光明正大之举，不几天就成了被追查的“罪名”?
1976年4月7日，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藉，以观后效”。政协直属学习组的老人们再一次被局面的骤变弄得目瞪口呆。但学习会还得照常进行，同全国亿万同胞一样，人人都得对“天安门事件”表态，真心也好，违心也好，反正谁都不得置身度外，都得表白几句“拥护”的话。学习内容已不必躲躲闪闪，而是堂而皇之地推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其中最让老人们头疼的是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一是什么是“反革命政治谣言”不明确，不具体，但份量极重，谁也不敢胡乱揭发；二是谁第一个说出听到过什么“反革命政治谣言”，紧跟着就得说出“谣言”的源头，是谁传播给你的，在场的人都有谁，你有没有再向他人扩散，等等。老于世故的政协直属组的老人们自然不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都无例外地表态自己耳目闭塞，从未听说过什么“反革命政治谣言”。学习会因此出现冷场，大家相对无语，召集人别无他法，只得转入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在学习会上大段大段地宣读两报一刊上的大文章。但是，身居领导地位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机关的军代表难以向上级亦即是“中央文革”首长作交代，便进一步具体提出从天安门广场的政治诗词入手，追查后台，刨根问底，兴许可以挖出“大人物”来。但政协直属组的老人们依旧众口一词，表示没有参与过天安门广场政治诗词之事，自然只管自己，不保他人，也没有揭发他人。然而军代表领导的招术是有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诗词大家赵朴初先生。军代表不仅通过当时的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临时学习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在清查动员会上大讲什么“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成员中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不少人精通中国古典诗词”，而且不惜派人登门找一些上层人士“了解情况”，“随便问问”，赵朴初先生即在其中。我清楚地记得，赵朴老在此期间身体不好，心情极坏，在这位笃信佛教的居士和处世待人称得上是谦谦君子的人身上，竟失去了笑口常开的音貌，连脾气也变得急躁起来。他经常因病请假，每周3—4次的学习会最多只能出席1次，有时竟半月出席一次，而且在会上一言不发。一直到了1976年6月上旬的一次学习会上，赵朴初先生才主动提出，他要在会上郑重讲几句话，主持会议的于树德立即同意。赵朴老以其少见的严肃的口吻提高嗓音在会上说：
“各位委员，各位同仁，这些天来我一直有几句话想说一说。众所周知，读古典诗词，写古典诗词，是我个人的一大爱好。我大半生写过许多诗词，有的发表，有的留着，有的写完不满意就扔。我可以坦率地讲，写个人的诗词，关于周总理的诗词是写得最多的一个，无论是总理生前，还是身后，我都写得不少。那是因为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敬重他对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敬佩他对人民大众的无限功德和他本人的高尚品格!在他生前，我写他的诗词常常寄给他本人，或寄给邓颖超大姐转交；在他病逝后，我写的诗词，凡自己满意的都寄给了邓大姐。我同样可以坦率地讲，在周总理去世之后，不仅我自己撰写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而且还看过甚至修改过不少别人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那也是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热爱周总理，心心相通之故，并没有什么深不可测的背景，更没有什么可调查、可责难之处!我自己写的诗词，你们可以向邓大姐调查去；我看过或修改过的别人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对不起，太多了，记不住了，但我可以负责任地答复，内容肯定都是一片赤心敬爱周总理，缅怀周总理，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我的这些话，在这里公开发表，也是对直接受派来访者的回答。我的态度是认真的，郑重其事的!”
赵朴老的慷慨陈辞，语中带气，但句句都是心里话，也是一篇铿锵有力的公开宣言。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父母之丧三年，而周总理的病逝留在我心里的忆念是永久的，周总理身上值得后人怀念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1月，周总理去世周年祭，他写了《金缕曲》，曾被文艺界人士以多种艺术形式演唱，广泛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哀思和缅怀。1986年1月，周总理去世10年祭，他又谱写了散曲《折桂令》，在公开场合朗读，并不止一次地一句句吟诵给来客聆听：
十年前情景难忘，望不尽梨花，遮断红墙。泪雨迷天，哀歌动地。国瘁人亡。喜今日平生愿偿，遍神州翥龙翔。引领风长，一瓣心香，祭告忠良。
为了印证赵朴初先生在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发生时的心态，特别是在这场大风大浪中所表现出来的凛然正气和铮铮铁骨，我恭录现任民进中央副主席、楚图南之子楚庄先生珍藏的赵朴老一首词，该词作于1976年，书法写于1978年。不久前楚庄在赵朴初先生追思会上公布了这首词，全文如下：
“春寒料峭欺灯暗，听风听雨过夜半。门前锦瑟起清商，陡地丝繁兼絮乱。人间自古多恩怨，休遣芳心轻易换。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
芳心一词寄调木兰花。1976年作。楚庄同志两正。1978年8月赵朴初”
楚庄先生在追思会上解释说，“春寒料峭”指春天，也指政治空气寒冷。“欺灯暗”也指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当天晚上，扫荡天安门广场之前，把灯都灭了。“听风听雨过夜半”，是指清明节那天的半夜。“门前锦瑟起清商”，是指多日来天安门前多少学子、多少群众在那里悼念周总理。“陡地丝繁兼絮乱”，意指一阵狂风把天安门前扫荡了。楚庄说，这首词的前半段是用文学的语言记录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至于词的后半段，不用一句句作解释，都能读懂，这是作者当时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评价和展望。
凡是同赵朴老接触过的人，第一个感觉就是他的慈眉善目，他的一团和气，他的彬彬有礼。谁能想到他的内心竟是一团火，深藏着一把明辨大是大非的尺子，如果我们把这首词同赵朴老当时在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慷慨陈辞加以对照，那么就更能完整地认识到，在那段“史无前例”的特殊岁月里，赵朴初先生的言行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了!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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