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决议》到底是怎样起草的
[ 2000年第9期 《遵义会议决议》到底是怎样起草的 作者：何 方 ]
《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第一次全面批判，也是对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它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直得到公认的。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人提到它的起草者是谁，甚至曾误传为毛泽东。建国后编《毛泽东选集》时，有人提出将此文收入，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反对，说那是张闻天起草的。但此说一直没有向外公布。第一次公布这一重要史实的，是1979年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上的悼词。但悼词中同时指出，这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起草的。这一点，在悼词的原稿中并没有，是送审过程中修改时加上的。从此这便似乎成为定论，有关党史的著述和许多领导人的回忆录也都遵守这一口径。
关于《决议》系张闻天起草，已被此后发现的陈云在遵义会议开过不久的《传达提纲》所证实，并为史学界公认，已经没有争议。但是《决议》的起草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却由于缺乏证据仍然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80年代初编辑《张闻天选集》，在为收入《决议》作题解时就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得到的解释是：第一，张闻天不懂军事，自认外行；第二，《决议》反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初始表述。所以在1985年出版的《张闻天选集》有关题解中就作了这样的处理：“受会议委托，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特别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起草了这个决议”。同悼词稍为不同的是，这里加上了“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这句重要的话。
对悼词的提法后来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变为“根据毛泽东发言”。例如伍修权1982年在《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中的说法就是：“会议后期，委托张闻天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精神，起草了……”，《毛泽东传》也说，“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即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这就是说，《决议》的起草不但是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而且这样做还是会议的“决定”。再后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也进一步发挥了原先的观点，说成是“张闻天同志根据毛主席发言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
据此，其他许多谈到这个问题的文章和书籍，大多要加上决议是根据毛泽东意见或发言起草的话。似乎这已经是定论。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只下断语不讲根据的结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细加考究，就会发现这一说法存在很多问题，实在说不大通。
首先，这一说法是前后自相矛盾的。《毛泽东传》在作出“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的结论之前，对会前准备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会上“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从这一看来可能比较合乎实际的叙述中，是得不出“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决议”这一结论的。证之以后发现的陈云在遵义会议闭幕后所作的《传达提纲》，其中提到“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按照文意顺序，只能是洛甫的提纲和毛王的意见。杨尚昆在《回忆张闻天》一文中的描述就更具体：“我清楚地记得，遵义会议上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也确实是张闻天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作法；重要发言和报告都有一个详细的书面提纲)。既然如此，张闻天受委托起草会议决议，为什么要撇开“经过共同讨论”、代表三人“联合发言”、且为与会者“完全同意”的“报告提纲”，而只“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呢?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而且陈云的《传达提纲》也只是说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并没有说会议“决定”要“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如果会议真有这个意向，那为什么不指定毛泽东自己起草呢?这样的作法在遵义会议后和延安整风前也并不是少见的。总之，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决议之说，有悖常理，不可能合乎事实。还是《张闻天传》作者程中原同志的说法比较合理，显得真实：“在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是以他作‘反报告’的提纲为基础，依据会议讨论中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及其他同志的发言形成的意见，在行军路上，写成《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的。”
其次，长征一开始，张闻天就同毛泽东接近起来，一路行军又走在一起，不但经常议论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而且如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期间写的《反省笔记》中所说，还“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周恩来1944年11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也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可见，毛泽东的意见，会前已多次讨论和交换过，张闻天也早已了解，无须只等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而且根据张闻天的习惯和他们之间的一贯作法，张闻天根据“经过共同讨论”写出的“反报告”提纲，必定给毛、王看过，他们有什么意见也一定会提出，并且作了反复磋商和再修改，最后才能成为代表三个人的“联合发言”。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在张闻天作了“反报告”(也是他们的“联合发言”)之后的发言，既不会同张相互重复，也不能相互矛盾，而只能是表示同意和支持，然后作些补充，或对某些问题加以强调、发挥和提高。根据这样一个发言是无法起草出会议决议的，而且会议也不会作出根据一个人的发言起草决议的“决定”。如果现在通行的这种说法属实，而毛泽东的发言又确像一些人描写的那样全面系统，甚至说成“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遵义会议文献》一书130页)，那就只能是：或者毛的发言和共同商定的《反报告》基本重复；或者毛在事前酝酿中没有把大部分意见和盘托出而要留作自己发言。但是按理，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发生，因此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决议的说法也难以成立。
还应提到的是，在政治局最后审查通过《遵义会议决议》的同时，还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布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据一些研究者的分析考证，这个《决议大纲》可能就是张闻天会前起草的那个提纲，经本人略加修改使之成为传达和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中央书记处文件，和《决议》的内容只是详简之分，也不是另起炉灶(见《长征大事典》对这一问题的综述)。而且反报告提纲是在会上得到“完全同意”的，从法理和情理讲，起草决议都只能以它为蓝本，再吸收会上毛、王、周等人发言中的一些意见。而对于起草者张闻天来说，这样做不但是顺理成章和执行会上的决定，而且也比较容易完成任务。因为从遵义会议结束到决议的写成和通过，紧打满算只有20天左右。这期间，红军一直处于行军作战的流动状态，张闻天除必须随军行动外，还得经常(几乎每天)先是参加后是主持中央的会议，为书记处起草和签发一些重要的文件电报。
另外，张闻天终其一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坚持独立思考，不肯人云亦云。胡乔木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中就说：“综观张闻天同志一生，我觉得，敢于独立思想，敢于独立地系统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这是他的品质高尚之处。”张闻天几十年的经历表明，他所写的文章和发表的意见，总要出于自己认为成熟的考虑(被迫的交代和检讨、反省除外)，即使贯彻上面指示或吸取别人意见，也要自己融会贯通，决不生吞活剥。例如他无论在东北做地方工作还是后来进入外交战线，在向下面传达中央会议时，都是要综合会议精神并结合所在地区或单位的实际进行传达，如同布置工作一样，从不照本宣科地只念几个领导人的讲话记录。为此，下面曾提过不少意见。特别是50年代后半期在外交部，大家都想知道领导同志特别是毛主席具体说了些什么，要求很强烈。他这才接受大家的意见，大约从1958年开始宣读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但往往还要加上自己的理解(他以前那种传达方式，也是1959年批判他的一项内容)。在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时，他尚且如此，设想在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才被大家推举为政治局常委，地位还在原有常委张闻天自己和周恩来之后，要张闻天不依大家同意的报告提纲而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决议，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张闻天受委托起草决议，主要还是由于他本身的条件，即不仅因为他当时在中央仅居博古之下的地位和公认的较高思想理论水平，更重要的还是他作的“反报告”和提出的提纲为会议定下了基调，得到会议“完全同意”，可以作为起草决议的基础，也表明他已和“左”倾中央及其路线宣告决裂，站到了正确路线方面。据研究张闻天的专家张培森、程中原等同志研究考证，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转变、能够站出来作“反报告”和受委托起草决议，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自身的思想基础。张闻天原本就同王明等人的思想观点有差别，进入苏区参加实际工作后又逐渐觉悟，越来越多地批评一些极左政策。特别是福建事变和广昌战役后，他已同博古、李德的领导和指挥直接进行斗争了。进苏区两年，一直处于战争环境，整天接触和谈论的都是军队和打仗。他又是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委员，要经常参加军事问题的讨论。形势也在迫使他对军事问题进行学习、思考和研究，因此不能说张闻天完全不懂军事。长征前他写的一些文章就是证明，如《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等，都直接谈到军事问题，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几种表现，提出了若干正确思想观点。《遵义会议决议》不但反映了这些观点，还采用了很多表达这些观点的用语。这也证明，张闻天起草决议是以他的“反报告”提纲为基础的。
最后需要提出的是，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至今还没见到毛泽东、张闻天等直接当事人的说法。如果决议确系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那么基于决议在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上的重要地位，在建国后编《毛选》时大概是会收进去的，毛泽东也不一定会反对。收入《毛选》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节《中国社会》，就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毛泽东修改的(见《毛泽东选集》该文的题记)，至于作为附录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更不用说了。另外，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透露，毛泽东著《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大部分就是李富春写的。类似情况在中共其他领导人之间也是有的。例如1945年11月的《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即著名的陈、高、洛电报，署名是陈云、高岗、洛甫，起草人是张闻天，1983年陈云在世时就已收入《陈云文选》。因此决议如果确系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按理张闻天是会在《反省笔记》或其他谈到遵义会议的发言中作点说明的，但事实上却只字未提。周恩来、陈云，也都没讲过决议的起草问题，如果会议真有根据毛发言起草的“决定”，他们理应是会提到的。胡乔木虽然是党史方面的主要权威，他去世后还被人称为“中共党史研究和编纂的开拓者”，但他终究不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他对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问题虽说了结论性的话，却未明确说明其出处和根据，党史研究工作者对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存疑，便是正常的事了。
拨乱反正和批判“两个凡是”以后，不是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这当然也适用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总不能说其中不包括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等人的贡献。那为什么在初步总结第二次国内战争经验的时候，已经站到了正确路线方面的张闻天就不能有其贡献呢?《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者张闻天也只能“根据毛泽东发言”而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呢?
根据以上分析，关于《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的说法，可以推论为人云亦云。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既非事实又悖逻辑的提法的出现呢?看来，需要我们遵循历史的足迹，探察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重大贡献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后来，毛泽东同志作为党内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因而从延安整风起，对遵义会议就形成了一个根本论断，即会议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的，又在会上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从而，使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即在遵义会议上从组织上讲，毛泽东只是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会后分工毛还是另一常委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陕北后毛头两年也仍然是分工主管军事，后来又加上统战；而遵义会议上推举和确定代替博古总书记职务、长期主持中央工作和召开中央会议的却是张闻天。这些情况，过去党史著作从来不作说明，人们也就无从知道。张闻天这一时期的贡献，也有意无意地被淡化，甚至被淹没了。所以在纪念张闻天诞辰85周年前夕，1985年6月22日，王震就曾向邓力群同志书面提出，“请你、乔木、胡绳同志考虑，能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许多同志似不知道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杨尚昆在1997年3月22日一次谈话中也说，“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可惜“文化大革命”以后，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虽然公布了《遵义会议决议》为张闻天起草的事实，但是笔者认为遗憾的是又留了一个尾巴，说决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
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谈到1945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决议“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后来胡乔木在1985年写的《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见《胡乔木文集》)中，又说：“现在回想起来，整风运动中对他(按：指张闻天)的批评也有些过头的地方……至于他在遵义会议前后在党的历史上所作的重要贡献之受到抹杀，就更加不公正了。”这些话无疑是正确的，这些话由胡乔木这样一位中共党史的权威说出来，更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胡乔木同志没有来得及把批评张闻天“过头的地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在党的历史上所作的重要贡献之受到抹杀”的地方，展开来记叙，或许包括张闻天关于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及作遵义会议决议报告之类的问题吧!
党史研究只能贯彻执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则是，非则非，不能溢美，不能隐恶。对于党史上的问题，凡违背实事求是的论断都应该允许辨析和订正。（责任编辑洛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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