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 2000年第9期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作者：李 凌 ]
韩愈(768－824)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复杂的历史人物。历史上对他毁誉交加。有人批评他把人性分成上、中、下三品，把封建等级性的人格，说成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有人赞扬他在《师说》一文中主张“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而“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闻道者都可以为师。当然，韩愈最显赫的成就是他提倡古文运动，他的文章“凌云健笔意纵横”，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特别应指出的是：他不怕触犯唐宪宗，上书反对迎佛骨，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其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但我这里要谈的，只是韩愈写的四言古诗《子产不毁乡校颂》。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郑国执政的是子产，当然有一些议论是比较尖锐的，甚至有些可能是怨恨、攻击子产的话。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吾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对子产的作法十分赞赏。《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仲尼闻是言也(按指上述子产的话)，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仁”是孔子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他是不轻易以“仁”许人的。为什么孔子对子产给予这样崇高的评价呢?因为这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举其中。”(《左传·襄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都能及时表现出来，使人们对两端都能及时了解分析比较，然后采取措施，“善者吾从，恶者吾改”，否则就会酿成大祸。子产所说“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正确的措施，导致了良好的结果：子产执政的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其可谓“众口嚣嚣”，仇恨到了极点。但是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压服(毁乡校)的措施，而是如韩愈所说的“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公三十年》)郑人对子产的态度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事例，这就是《国语·周语》中的周厉王信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在路上熟人相遇，不敢交谈，只能以目示意)。厉王自以为得意，“告召公曰：‘吾能弭谤耳，乃不敢言!’”召公是大臣，他劝告厉王说：这是阻塞言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召公建议厉王采取多种方法，听取多种人的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今山西霍县境内)。”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几百年前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上述子产关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是很相似的)。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成一败，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当然，他是从巩固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的。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却有着普遍的意义。管理一个国家也好，管理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也好，必须采取种种方法，使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及时充分反映出来，然后大家讨论，斟酌损益，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像周厉王那样，被国人赶下台。即如韩愈诗中所说“下塞上聋，邦其倾矣!”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就有这样高的政治智慧，应属炎黄文化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和今后都应大力发扬。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止一国”，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他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得治理，就是由于不得其人。他不知道，在古代的封建社会，像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长期重用的。纵使一时能上台掌权，也往往会被保守势力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也必将后继无人，其改革、善政也会遭到破坏，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今日之中国已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人们期盼的不再是圣君贤相，也不是作风民主的开明领导人，而是民主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可以以社会主人的身份监督、议论“执政”。良好的民主的制度还能使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各级重要的领导职务；使那些不称职的和胆敢为非作歹的人，到他们应到的地方去。
现将韩愈的《子产不毁乡校颂》抄录如下，括弧内的话是我加的注。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侨，子产的名)。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眣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言)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通过这些言论，我了解民意)。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周朝兴盛的时候，曾奉养一些年老而有知识的人，请他们提意见，帮助把国家治理好。《诗经·大雅·竹苇》的序中有说明)；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指周厉王派卫巫监视并镇压批评国政的人)。成败之迹，昭哉可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通旁达，施及无垠。於癇(同鸣呼)!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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