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李

2000-09-15 作者: 李 凌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韩愈(768-824)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复杂的历史人物。历史上对他毁誉交加。有人批评他把人性分成上、中、下三品,把封建等级性的人格,说成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有人赞扬他在《师说》一文中主张“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而“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闻道者都可以为师。当然,韩愈最显赫的成就是他提倡古文运动,他的文章“凌云健笔意纵横”,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特别应指出的是:他不怕触犯唐宪宗,上书反对迎佛骨,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其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但我这里要谈的,只是韩愈写的四言古诗《子产不毁乡校颂》。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郑国执政的是子产,当然有一些议论是比较尖锐的,甚至有些可能是怨恨、攻击子产的话。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吾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对子产的作法十分赞赏。《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仲尼闻是言也(按指上述子产的话),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仁”是孔子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他是不轻易以“仁”许人的。为什么孔子对子产给予这样崇高的评价呢?因为这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举其中。”(《左传·襄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都能及时表现出来,使人们对两端都能及时了解分析比较,然后采取措施,“善者吾从,恶者吾改”,否则就会酿成大祸。子产所说“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正确的措施,导致了良好的结果:子产执政的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其可谓“众口嚣嚣”,仇恨到了极点。但是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压服(毁乡校)的措施,而是如韩愈所说的“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公三十年》)郑人对子产的态度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事例,这就是《国语·周语》中的周厉王信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在路上熟人相遇,不敢交谈,只能以目示意)。厉王自以为得意,“告召公曰:‘吾能弭谤耳,乃不敢言!’”召公是大臣,他劝告厉王说:这是阻塞言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召公建议厉王采取多种方法,听取多种人的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今山西霍县境内)。”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几百年前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上述子产关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是很相似的)。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成一败,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当然,他是从巩固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的。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却有着普遍的意义。管理一个国家也好,管理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也好,必须采取种种方法,使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及时充分反映出来,然后大家讨论,斟酌损益,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像周厉王那样,被国人赶下台。即如韩愈诗中所说“下塞上聋,邦其倾矣!”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就有这样高的政治智慧,应属炎黄文化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和今后都应大力发扬。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止一国”,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他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得治理,就是由于不得其人。他不知道,在古代的封建社会,像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长期重用的。纵使一时能上台掌权,也往往会被保守势力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也必将后继无人,其改革、善政也会遭到破坏,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今日之中国已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人们期盼的不再是圣君贤相,也不是作风民主的开明领导人,而是民主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可以以社会主人的身份监督、议论“执政”。良好的民主的制度还能使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各级重要的领导职务;使那些不称职的和胆敢为非作歹的人,到他们应到的地方去。

现将韩愈的《子产不毁乡校颂》抄录如下,括弧内的话是我加的注。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侨,子产的名)。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眣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言)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通过这些言论,我了解民意)。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周朝兴盛的时候,曾奉养一些年老而有知识的人,请他们提意见,帮助把国家治理好。《诗经·大雅·竹苇》的序中有说明);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指周厉王派卫巫监视并镇压批评国政的人)。成败之迹,昭哉可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通旁达,施及无垠。於癇(同鸣呼)!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二维码分享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