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推行“双百”方针始末
[ 2000年第9期 陆定一推行“双百”方针始末 作者：陈清泉 ]
在倡导和推行深受中国知识界欢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上，陆定一同志是有重要贡献的。
主张学术问题自由讨论
新中国建立后，陆定一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中宣部主管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如何发展中国的科学、教育、文化、艺术，这是陆定一经常思考的问题。特别是1956年，新中国进入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陆定一同志认为，中国有几百万爱国的知识分子，有先进的社会制度，中国的科学、教育、文化、艺术领域存在着加快发展的可能性，要使它成为现实，还必须加以正确的领导，实行有效的方针政策。
当时强调学习苏联，苏联确实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也并非尽善尽美。陆定一对苏联一些做法曾产生过怀疑。他说：“1928年底到1930年夏天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驻在莫斯科，开始还是感到苏联是相当民主的，许多问题一直传达到党的支部，让党员们讨论。后来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在哲学界就进行了一次大的斗争，被批判的是德波林。德波林是苏联老一代哲学家，是哲学界在革命胜利后唯一没有逃往国外的。斯大林当时为了批判他，派了几个人专跟他学习，学了以后就回过头来批判德波林，并用苏共中央决议的形式说他是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还是世界观的范畴，戴上‘孟什维克’的帽子，就是政治问题了。在别的学科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生物学界，树立李森科，就打倒摩尔根学派。甚至是工厂设计也只听‘权威’的，所以设计出来的厂房或机器都是千篇一律。这使我想起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我怀疑这样的办法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办法吗?我不相信社会主义对待科学和文化问题应当是这个样子。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又主管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就要多想一想这方面的问题。”
就在这前后发生了几件事情使陆定一深有感触。
一件是一位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在苏联学了米丘林的遗传学，建国后是北京农业大学的主要负责人。他以粗暴的态度压制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教授，因此被调动工作到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但他的思想并未改变。有一次陆定一和他谈话，他仍贬低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摩尔根学派主张到细胞里去找“基因”，而基因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他编中学生物教科书，不写“细胞”一课。陆定一看出他的门户之见。问他：“物理学找到物质的原子，后来又分裂原子，寻找出更小的电子、质子、中子，难道这也是唯心主义吗?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可以无限分割的。摩尔根学派分裂细胞核，找出脱氧核糖核酸，这是极大的进步，是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苏联以米丘林学派为权威，不许摩尔根学派存在，我们不要这样做，应该让两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来。这个同志照办了。我国遗传学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另一件是一位担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老同志，他知道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后，要改造中国的医学，对陆定一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以细胞病理学者魏尔啸的学说为主导)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陆定一想，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中医和西医都该反对，只靠巴甫洛夫的药(只有一种药，就是把兴奋剂和抑制剂混合起来，叫“巴甫洛夫液”)来包医百病，这会出大乱子。陆定一说：“中医和西医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应该研究和发展，应当劝中西医合作。”这位同志没有坚持他的奇怪想法，后来他的工作也很有成绩。
再一件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要编写一部中国史教材，他们知道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古代史的分期看法不一致，这两位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究竟应采用谁的观点呢?他们拿不定主意，于是向中宣部请示。陆定一说：“这是学术问题，应当由地下发掘的资料，由专家研究来确定，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陆定一把这件事情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很风趣地回答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中宣部如果去管这些事，请马克思当部长，恩格斯当副部长，再请列宁也当副部长，也解决不了。”
这三件事情的解决，使陆定一感到学术问题应当放手让专家们自由讨论，才能繁荣、发展，支持一种观点，一个学派，压制另一种观点，另一个学派，必然会窒息生机，使学术界死气沉沉。
在此之前，“百花齐放”的口号已经提出来了。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有的文章说，1953年毛泽东说过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要百家争鸣。但是50年代初这两个口号都是分别向一个领域提出的，而且“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并没有公开宣传过。
陆定一对这一问题十分用心，格外重视。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他提出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严格区别开来)，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我国学术、艺术、技术的水平。为了发展自由讨论，又必须与党内党外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门户之见进行适当的斗争。这是陆定一第一次公开阐明学术问题应当容许自由讨论的主张。
他向中央提出自己的这个观点，则是在这一年的4月。中共中央于4月27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陆定一在这次会议上作长篇发言。
陆定一说：“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这个问题从前我也不懂的，就是在那里瞎摸一顿，从实践中悟出来的。”
谈到生物学家胡先盬时，陆定一说，胡先盬的文章我看过，那时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骂苏联，我们有气。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陆定一说，后来我们把这件事和缓了，报纸上没有点他的名，因此没有和他撕破脸。毛泽东插话：胡先盬那个文章对不对?陆定一说，他批评李森科的观点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盬还是有道理的。胡先盬是反对李森科的。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辩证法的突变，松树可以变榆树(笑声)，这是一种突变论。毛泽东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榆树，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胡先盬反对是对的。
陆定一继续发言，他说：“知识分子会议开过以后，在一次宣传部长的会议上，各地的宣传部长都来了，我当时脑子里就有那么一种思想，我说，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中医是封建医，这是根本错误的。巴甫洛夫研究大脑皮层有成绩，但还未成为医学。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有人在实际研究问题时是唯物主义的，但他相信上帝，这完全是两回事。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社会进步只能帮助它发展，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它发展得快一些，在低级的社会，它发展得慢一些，但它自己的发展阶段不一定同社会的发展阶段一样。因此把那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
“我再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苏联从前反对形式逻辑，说这是反对辩证法的，因而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插话：反了几十年，不要形式逻辑，后来学校又都教那个‘资产阶级’了)。后来又说数理逻辑是资产阶级的，现在又不反了，又不是资产阶级了。所以，这样乱套是不对的。
“还有一个同志也有他的套法。这个人在苏联学生物学，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当所长。要他搞多枝小麦，他说这是米丘林的，反对米丘林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是反革命。我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拿大帽子扣，可能会把我们的大科学家都搞掉。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科学，向科学进军，他出来一个主张，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者或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那个学科的发展就完蛋了。这样对我们的建设是很不利的。
“文艺问题也值得研究。文艺在苏联共产党内是干涉最多的一个部门，无数的清规戒律。最近开了一次会，我看了周扬的那篇文章，我说不要搞反对公式主义这样的事。应当引导他，让他学习，光反对不行。公式主义、自然主义，这都是艺术性质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进步的文艺方向，但人家写点自然主义的作品有什么关系!他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在写作上不可以写几篇自然主义的东西?
“还有，要写新人物。写新人物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过去写老人物写得生动活泼，现在写新人物写得不生动活泼。可是，为什么只能写新人物呢?写一写老人物也可以么。我说那个旧社会写一写好得很。如果现在有人能把上海30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好极了。(毛泽东插话：《乌鸦与麻雀》是部很好的电影，那是写上海新四军还没有进城的前夜，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上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
陆定一的这个发言虽然没有提出“百家争鸣”这个词语，但他主张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要让知识分子自由讨论，不赞成支持一个学派、反对另一个学派，实际上就是开展“百家争鸣”。
第二天，即4月28日，毛泽东作总结发言，在第五点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多。
详尽、透彻阐述“双百”方针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正式宣布中共中央确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广大知识分子热烈欢迎。这个方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将如何贯彻执行?知识界都切盼党中央能够作出说明。这个使命就历史地落在陆定一肩上。
应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的邀请，陆定一于1956年5月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对一批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谈了三个问题：一、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政策，为什么现在才着重提出这样的政策；二、加强团结；三、批评问题和学习问题。
陆定一说：“我国要富强，除了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发展经济、发展教育事业，还必须使文学艺术和科学教育工作得到繁荣发展，缺少这一条是不行的。
“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拿眼前的例子来说，就是戏剧。几年以前，还有人反对京戏。那时党决定在戏剧方面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现在大家都看到，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收到了巨大的效果。由于有了各剧种的自由竞赛和互相观摩，戏剧的进步就很快。在科学工作方面，我们也有历史经验。我国在二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方面曾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成了我国过去历史上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春秋战国时代同现在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当时，社会是动乱的，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是自发的而没有有意识的统一领导，现在却是人民自己打出了自由的天地，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起来而且巩固起来了，人民要求科学工作的迅速发展，因而自觉地对科学工作进行全盘的规划，并采取‘百家争鸣’政策来促进学术工作的发展。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中共中央曾经指示，必须坚决反对阻碍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思想。……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同时，中共中央又指示，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这就是说，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论争。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于在学术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批评和讨论后，如果不愿意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错误，不一定要他写检讨文章。在学术界，对于某一个学术问题已经做了结论之后，如果又发生不同的意见，仍然容许讨论。”
“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在某一种医学学说上、生物学或者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都是错误的”。
谈到批评和学习问题时，陆定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对敌人的批评，可以是打击式的，‘一棍子打死’；在人民内部，必须是善意的同志式的批评。攀登科学和艺术的高峰是很困难的，要独立思考，进行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第一，单是知识不足，有时就会使人作出错误的判断；第二，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夸张了，看得太绝对了，也会犯错误。正如列宁说过：‘只要向前再走一小步——看来仿佛依然是向同一方面前进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第三，在认识发展的过程中，思想的僵化，孤立、片面地看问题，会引导到唯心主义的错误。对于犯错误的人，应该积极帮助他改正错误。受到批评的人也根本不用害怕。”
陆定一代表党中央所作的这个报告，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两天后，他在与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时，又以鲜明的态度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战线要摆脱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走出一条党管理科学文化事业的新路来。这个观点受到许多人赞同。
50年代中国共产党有些重要举措，都向苏共中央通报。陆定一曾经和于光远到苏联大使馆告诉尤金大使关于“双百”方针的事。没有想到尤金虽然答应要转告苏共中共，却又对此不感兴趣，他拿出列宁的一篇文章要陆定一看，实际上是反对这个方针。回来时在汽车上，陆定一感慨地对于光远说：“苏联的教条主义真是厉害。”
身体力行贯彻“双百”方针
陆定一在贯彻“双百”方针上身体力行。他总希望局面能够打开，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能够迅速发展。他找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同志，要他同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商量，就遗传学问题开展学术讨论。经过磋商，确定于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
遗传学分为两个学派：孟德尔——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李森科学派。一般认为，在孟德尔遗传学定律被埋没了35年之后，于1900年被再发现以来，遗传学才开始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遗传学的研究已经从细胞水平进入到大分子水平，不仅理论被科学界所公认，应用方面也逐步被医学和农学的实践所证明。但是30年代到50年代，由于李森科得到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及以后的赫鲁晓夫的信任，他所代表的“米丘林生物学”被苏共中央和学术行政方面封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真正的科学”；而孟德尔——摩尔根奠基的遗传学却遭到强烈的政治批判，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帽子。1949年以后，中国在“学习苏联”的强有力的号召下，李森科学派的一套也搬了过来，持摩尔根学派观点的中国遗传学家，大多数被停止了教学和研究工作，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文章。但是由于李森科这一派在学术上的不严谨，特别是在农业实践上的无效，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公开批判李森科学术观点。我国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生物学家的意见也逐渐公开化。两派科学家们的种种意见，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陆定一对此尤为重视。这就是召开这次遗传学座谈会的背景。
这次会议认真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和陆定一上述报告的指导原则，遗传学中两个学派以及生物科学、农业科学的专家4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胡先盬、武兆发、乐天宇、谈家桢都出席了。陆定一特地对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的乐天宇(乐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说：“你要同摩尔根学派的谈家桢教授平起平坐，不能压人一头。”
会议主持人强调自由争辩和根据科学研究成果，实事求是地进行讨论。大家就遗传学的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遗传与个体发育、遗传与系统发育四个问题进行系统讨论，然后再就今后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交换意见。
座谈会正式摘掉了过去强加给两派的各种政治标签，使尖锐对立的两派能心平气和地进行学术论争。会议没有作出任何学术结论，但建议主管部门采取措施改变只许一家独鸣的局面，这就使多年受压的摩尔根学派遗传学家也一样享有教学、研究和出版著作的权利。会上还散发了中宣部科学处整理的有关李森科事件来龙去脉的背景材料，使与会者特别是领导干部了解苏联历史上以政治干涉遗传学学术问题的错误事实和后果，吸取我国从建国以来在学习苏联方面照搬苏联错误做法的教训。
这年10月20日，中宣部邀请党内外科学家和学术、艺术工作者60余人举行座谈会，会上陆定一根据中央意图，就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问题，提出五点意见：
一、有准备有步骤地在高等学校开设资产阶级学说课程。凡是重要的学说，有人教又有书的，都可以逐步地有准备地开课。
二、请各国(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流学者来我国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可以请。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当然要请，唯心主义的也可以请。我国科学要在12年左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首先就要向人家学一学。
三、关于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要分别轻重缓急，尽可能出席。同时请科学院考虑是否中国也召集一些国际学术会议。
四、关于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既要讲正面，也要讲反面。社会主义运动常常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只讲正确路线，不讲不正确路线，就没有对比，不容易了解，就会陷入背诵教条的情况。
五、讲历史，也要讲正面和反面。不但要出版孙中山选集和孙中山全集，也要出版蒋介石选集和蒋介石全集。讲太平天国，就要讲曾国藩。讲国际问题，也要讲希特勒。反动的书不公开出卖，可以放在图书馆供人研究。
陆定一说，上述这些办法都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刺激学术的发展，以便有可能在12年左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事物的发展常常会出现反复。被称为“百家争鸣”的好开端、好典型的遗传学座谈会，不久就受到一股逆流的冲击，反右和“拔白旗”后，1960年全国高校普遍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摩尔根遗传学再度受批受压，批判方式仍是贴政治标签的那一套。陆定一在1960年10月的各省市文教书记会议上，1961年1月全国高等学校工作会议上，明确批评了再次对摩尔根遗传学搞政治批判的错误，从而制止了这一反复的进一步扩大。
于光远、李佩珊、黄青禾、黄舜娥四同志在陆定一逝世周年时写的一篇文章说：“遗传学的争论问题作为历史的一页已经被翻了过去，不过每当重温遗传学在中国曲折的发展历程，以及‘百家争鸣’方针在促进当代中国科学繁荣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时，陆定一在政策指导上极其重要的作用，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陆定一在倡导、推行“双百”方针中的功绩是不可泯灭的。
“百家争鸣”悄然无声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宣布“双百”方针是党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以后，艺术界、科学界甚为活跃，不少问题在进行讨论，如哲学方面有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经济学方面有美国经济危机和批判人民资本主义；历史学方面有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等。报纸上的学术论文也增多了，学术空气浓了。
但是好景不长，就在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实行“双百”方针的时候，“双百”方针的贯彻已经隐伏着危机。党中央从未宣布停止执行这个方针，但是由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的失误，因而影响到“百家争鸣”方针的执行。
失误之一是我们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过左的政策。1956年初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已经明确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属性的正确解决，有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可惜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又提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问题。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的提出，越来越左，到“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被当作“臭老九”来批判，还能谈到什么“争鸣”?
失误之二是毛泽东又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这样一来，只要是不同意你的学术观点，就给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实际上也就取消了“百家争鸣”。
陆定一没有力量挽狂澜于既倒，何况“文革”一开始，他就第一批被打倒。
1986年春天，我和光明日报的陶铠随陆定一到南京，在一次闲谈中我们说：“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您应当写一篇文章纪念。”陆老谈了一些当时的情况后说：“你们去起草吧!”我们起草了一篇文章，包括三部分的内容：一、“双百”方针提出的时代背景；二、“双百”方针的具体内容；三，当前应怎样贯彻执行“双百”方针。他看过后摇摇头说：“我不能对当前应如何贯彻‘双百’方针说三道四。要写文章只能谈历史。”于是他自己动手写了一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历史回顾》。文章最后不胜感慨地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例证。”这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许多报刊转载了。
(责任编辑洛松)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