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我们在这期杂志里刊载的文章都是关乎二十一世纪中国制度转型前途的力作。无论是关心制度转型理论的读者，还是希望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动向的读者，都可以从本期的内容中获得重要的启迪。
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一文，集中谈了一个大陆学者不能公开讨论的问题，即经济改革只是制度变革的一部份，而制度变革的核心是宪政制度的转型。围绕着中国改革的这个核心问题，作者们以丰富的历史感，借助法国和美国宪政转轨的历史经验，从新的角度对“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孰优孰劣”这个老问题提出了令人深思的新解。同时作者也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学术界的流行看法中，对苏联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初始条件和推动力的误解，产生了许多误导人的观点。他们用大量事实说明，中国在八十和九十年代引人注目的高速增长主要归功于较低的初始发展水平以及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中国的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向型经济改革的结果是导致国家机会主义泛滥，在公平与效益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并且对宪政秩序的形成产生更多障碍。作者比较了中俄两国的改革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在执政党垄断政治权力的情况下，经济转型会沦为国家机会主义的附属品，从长远来看，其代价可能远远大于进行宪政转轨所付出的社会代价。
另一位学者皖河的文章谈的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即经济学要不要讲道德，经济学家要不要讲良心。作者将中国的某些颇有声望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腐败有理论”和“腐败有利论”条陈缕析，帮助不了解这一争论的读者看清，为什么这种为腐败辩护的观点会在中国的精英经济学家中传播，也以此文为“腐败有利论”的鼓吹者立了一份“精神档案”。
何清涟女士近年来因其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鞭辟入里的透彻分析而享誉海内外，最近她撰写了一篇重要文章“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其删节稿曾先刊载在湖南出版的《书屋》杂志今年第三期上，发表后文章不胫而走，不到半个月杂志即销售一空，许多人一买就是几十本，以分赠好友。不少人将此文称为“新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因毛泽东二十年代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得名），北京各界为这篇文章自发开了十几个研讨会。然而，这篇运用公开数据进行客观分析的学术论文却使作者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中宣部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先后派出工作组至《书屋》杂志调查此文背景，中宣部并通过省市宣传部下达口头命令，从此不准国内各报刊杂志再登载何清涟女士的任何文章。《国际先驱论坛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等国际知名媒体均对此有过专门报导。据何清涟女士自述，这篇文章除了揭示中国在以市场权力化为起点的权贵私有化进程中已形成了各个利益集团，广大下层人民迅速边缘化，其主旨在于说明社会各利益集团应有权利建立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并通过自己的利益代表，在“政治圆桌”上进行“讨价还价”的政治博奕，亦即要求建立宪政民主政治。本刊现发表全文以飨读者，相信读者们阅后自会明白，为什么这篇文章会在中国引起如此大的震动。我们同时还刊出中国知名自由撰稿人王力雄的文章，他则对中国特定国情下社会急剧分化的可能后果给出了发人深省的警告。
这期所刊登的两篇书评介绍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新着《自由：发展的目的和手段》以及中国理论界前辈李洪林先生的新着《中国思想运动史》。森的书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诠释了自由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反映出当前国际经济学界的最新认识高度，中国的学者必可从中获益良多。李洪林的书分析了中国过去几十年中的历次思想运动，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刻画出当代中国政治史的重要特点。
本期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一位俄国政治学家、原民主派活动家对俄国民主化过程的总结和分析，作者以其当事人的眼光，深刻地剖析了旧的政治势力和政治文化是如何扭曲俄国的民主化过程的。对中国的学者来说，这些洞见卓识是否也有未雨绸缪之示呢？
《当代中国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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