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出三进”祖国大门的侯健存教授
[ 2000年第10期 “三出三进”祖国大门的侯健存教授 作者：杨连元 ]
这里记述的是我国一个老知识分子历经磨难而爱国之志始终不渝的人生历程。
——题记
年已74岁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病理学教授、香港大学校友联谊社理事长侯健存，每每吟诵屈子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句，都按捺不住激情的涌动。这位当今中国医学科学界免疫病理学科的带头人，也是建国后老一代医学科学工作者当中传奇式的人物。他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里，曾经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有着“三出三进”祖国大门的曲折经历。
一
1923年，侯健存出生安徽怀远。母亲生了他们兄妹七个，他排行老二。“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山东济南上小学。“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和“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等激昂铿锵的歌声，敲击他幼小的心灵；西安事变至卢沟桥事变发生，他在北平通州潞河中学念初中。为避战乱，免受亡国奴之苦，14岁的侯健存后随母亲、兄弟逃难到四川成都，寻找由山东流亡到成都的父亲侯宝璋。
侯宝璋(1893—1967)是我国近代病理学先驱者之一，在国际病理学界也享有盛誉。他幼年在家乡上过私塾，由于受新思潮的影响，少年时代离家出走，开始在一所教会医院里帮工。这一偶然的境遇却决定了他一生的医学生涯。由于他肯干好学，感动了院方，保送他上北平协和医学校学习。后来，他又在齐鲁大学医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深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等地相继沦陷，危及山东，此时已是齐鲁大学教授的侯宝璋抛家离舍，顾不了自己的妻室儿女，却全心全意组织该校学生转移到成都华西大学借读，使诸多学子免受失学之苦。
既有着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底蕴，又接受了“五四”时代科学救国新思想的侯宝璋教授，结交的朋友大都是当时的进步人士，如老舍、赵望云（黄胄的老师）、关山月等，还有抗日将领冯玉祥。
至今侯健存还依稀记得当年的一些情景。
在齐鲁大学幽静的花园里，才华横溢的老舍先生常给他们几个满脸稚气的孩子讲故事，孩子们听得入神了，欢喜了，先生回家后便挥就一篇佳作；孩子们若是分了神，不爱听，过几天再讲，人物情节准有改动。
有一次，冯玉祥将军要亲临侯府吃饭，令家里好生为难：国乱当头，教授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但贵客临门，侯夫人还是忙不迭地下了厨房。其实，冯将军一直牵挂着教授一家的冷暖安危，将军来时竟随身捎来两袋在当时比金子都贵重的面粉。开饭时，侯健存帮着母亲上菜。冯将军目不转睛地瞅着这位风华正茂的侯家二公子，意味深长地说：“好好学习呀，将来国家得靠你们啦!”
父亲的言传身教，周围环境的影响，小小年纪的侯健存决心继承父业，发誓要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他在成都先读完高中，后就读金陵大学化学专业，按照父亲学好医学必先打好化学基础的意见，侯健存计划毕业后转学到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读医学专业。
然而，特殊情况发生了：
父亲得到左派朋友的通知，国民党特工人员正在跟踪他，还有他在金陵大学读书的二儿子侯健存。第二天，金陵大学国民党三青团的负责人、农学院的学生易某人也找到侯健存，“友好”地出示了由上峰签发的一道密切监视侯氏父子的指令。所幸易某人平日很尊敬侯宝璋，待侯健存也不错。易某人说：“我们都知道你的，你也不会的。”有意无意，这种“警告”等于放过了他。
1946年，美国政府邀请中国一批知名学者赴美讲学，包括老舍、曹禺等人，侯宝璋也在其内。他应邀赴美后，第二年又赴英国讲学。1948年，他受聘于英国教育部，成为香港大学二战后第一任华裔病理学教授兼系主任。侯夫人廖文瑛则随后带着两个年幼的子女经广州转赴香港。
父母都走了，侯健存留在了内地。1949年成都解放了，而在华西校园内，却掀起一股“反国民党余孽”之风。有人说“侯宝璋曾经在法医病理诊断上帮过国民党军阀的忙”云云。作为儿子的侯健存，面对如此尴尬的境遇，他只好提出申请，拿到军管会的“路条”后取道北京，与正在协和医院进修的恋人刘冬生话别，尔后去了香港，就学于香港大学医学院。
这一年，他刚刚26岁。
二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号召海外的炎黄子孙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这时，侯健存在香港大学刚刚拿到医学博士文凭，并在生理、生化系申请到示教员(助教)的工作，如果干下去，前途大有希望。但1952年底，侯健存毅然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并得到父母的支持，放弃香港大学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只身一人回到北京，进入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前身)工作。当时，国际上正掀起一股反华的逆流，而朝鲜战场的炮火也危及我国的边陲，侯健存的举动在当时的海外学子中，是非常难得的。
然而，1955年的“肃反”运动开始了，他成了卫生系统重点审查对象，因为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响应学校号召“投笔从戎”，在美军战略情报局当过翻译。在一次会上，主持人宣布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代号为“055”。工作人员连忙上前纠正说：“念错了，不是055，那是战略情报局的英文缩写——OSS”。
一下子，他如入云里雾里，新婚燕尔的妻子和千里迢迢回国探子的老母也爱莫能助。
侯健存第一次回国后，便与大学时的恋人、在上海同济医院工作的刘冬生喜结连理。老舍和夫人胡癈青即作主婚人，又代表远在海外的侯宝璋夫妇，祝愿他俩天长地久，幸福美满。
但新的生活刚刚开始，侯健存就被隔离审查了。
1955年11月间，新华社香港分社报广东省委称：香港大学组成以布兰敦教授为团长的访问团，拟于12月中旬到北京访问两个星期，主要目的是了解新中国的教育制度和高等教育情况，还要与我科学界、教育界人士接触和进行学术交流(涉及文学、历史、法律、医学、农业、生物、物理等学科)。该团共有30人，其中24位是英国人。6位中国人中包括国际上公认的病理学权威、该校病理系主任侯宝璋教授及夫人、香港著名大律师陈丕士、香港文化界名人陈君葆等。
廖承志获悉，立即报告了周总理，总理委托中央副秘书长刘澜涛负责着手安排接待。
遗憾的是，参与组织这次访问活动的侯宝璋教授，最终“因故”未能成行。不言自明，是他儿子方面的原因。
访问团到京时，单位派刘冬生去接站，接侯健存的母亲。
婆媳见面，侯老夫人亲切地问：“为什么就你一个人，健存呢？”刘冬生解释：“他正忙，今天来不了，明天也许可以。”老人急了：“他是不是给关起来了!”儿媳无言以答，只有流泪。
第二天，侯老夫人由港澳办工作人员诸华陪同，来到单位要见儿子，遭到拒绝。婆婆问儿媳，怎么办，儿媳说，只有找周总理了。
12月15日上午，诸华向熊向晖汇报了侯老夫人的要求。16日凌晨一时，熊向晖给周恩来写了报告，四时许，熊向晖便收到总理特急批件。总理指示：应让侯健存与其母自由见面，不加限制，也不必要老舍等向她作任何解释，只有当侯宝璋夫人向我们询及肃反情况时，才需要派人向她作解释。总理批评道：此类事为何事先不向我报告?他要求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赵毅敏抓紧这一接待工作，并要求熊向晖遇事电话请示，不得贻误。
12月17日，侯健存告别了隔离室。
12月24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了一则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23日下午接见了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京访问的香港大学英籍教授布兰敦一行。
接见时在座的，有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副会长阳翰笙，文化部长沈雁冰、副部长丁西林、郑振铎，教育部长张奚若，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北京大学教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等。
12月25日傍晚，华灯初上，侯健存与妻子陪同母亲来到北京饭店，出席由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主持的招待香港大学访问团的茶会。其实，精心安排这个茶会的也是周总理。茶会进行中，总理健步朝他们走来，大声地对侯老夫人说：“真是佳儿佳媳啊!”寥寥数字，侯健存的心中如沐春风，冰消雪融。
老人家后来特别高兴，尽释前嫌，祖孙三代共享了几日天伦之乐。
侯健存认为自己的学问还不够，想再次出国深造病理学。侯健存的请求，首先由于父亲的支持，或者更准的说由于父亲的原因，很快得到了领导的批准。因为此时，我有关方面正争取侯宝璋先生回国。
侯健存没花国家一分钱，由父亲推荐到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学习。
他第二次离开了祖国。
三
侯健存是唯一来自新中国的留学生进入伦敦大学医学院的，他在国际著名病理学家凯美隆爵士的指导下，攻读实验病理学博士学位。
由于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出国之后他仍然有时受到冷遇，一些国家的学生当面辱骂我们的党和国家，还对他采取过非礼的行为。侯健存身处异国他乡，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不卑不亢，据理力争，进行了严正的驳斥。同时，他坚持自强、自重，奋力学习，只用两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四年的学业，最终获得博士学位。导师的评语是：侯健存并不比其他任何国家的留学生差，尤以他的品德是优秀的。他立即推荐侯健存享受伦敦大学每两年一度的“葛兰氏研究生奖学金”，并担任“大学示教员”指导学生实习。周围的人也渐渐对他改变了态度。
在伦敦大学就读期间，侯健存发表了六篇论文，每篇论文的通讯地址，他写的都是“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他从来都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紧紧连在一起。
不久，侯健存接到来自国内的信息：周总理希望他协助父亲返回北京工作。他放弃了应聘英国伦敦皇家癌症研究所研究员的计划，1961年底回到香港，1962年经过辗转曲折，和父母一起回国定居。周总理签署命令：任命侯宝璋先生为北京中国医科大学(现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
全家到京后，周恩来和邓颖超特意在中南海西花厅设家宴为他们洗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童小鹏出席宴会作陪。周总理亲切地尊称侯宝璋先生为“侯老”，幽默地称年近四旬的侯健存为“侯小”。总理举杯说：“侯老，对你们在这个困难时期回来，我十分钦佩!”他接着说：“我们闭关自守多年，对外面的科技发展、进步很少了解，侯老这次回来，可以引进医学新科技，引进人才!”总理谆谆嘱托，要侯健存协助父亲办好中国医科大学(即今协和医科大学)，使中国医学教育和科学走向现代化。
此刻，“二出二进”归来的侯健存踌躇满志，他协助父亲把老人家毕生收集的几十箱病理标本、图片资料无偿献给了国家，还把周总理亲批的10万港币安家费花在了中国医科大学，建立一个病理生化实验室。
漂泊多年的海外赤子对祖国可谓一往情深。
在侯健存的住所，有三张已经略微发黄的证书却分外醒目——
一为1963年5月7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署：侯宝璋先生以历年在香港收集的晋、唐、宋各时代的瓷器229件捐献给国家；
二为1964年5月18日继续捐献珍贵瓷器后，又将多年苦心收集和珍藏的名贵书画68件捐献国家；
三为1972年8月17日侯夫人廖文瑛女士捐献：书画736件，文物277件，图(古)书2067册。
以上均为侯宝璋教授夫妇用多年收入和心血积攒收集而得，他们自己却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给子女留下的，是自立、自强的人格，是恪守情操，汲取知识的魂灵。
侯宝璋先生不幸于“文革”风暴中心脏病突发而故；侯老夫人长寿106岁无疾而终。
他们把根留在了热土，也把风范留给了后人。
四
如今满头华发的侯健存也曾不无惋惜地说：“当初我们国家正从困境中走出来，我也有了一展报国之志的机会，真想大干一场啊!”
但是，众所周知的社会政治原因，使侯健存的美好愿望没能实现，一场祸国殃民的狂风逆浪摧毁了他们父子刚刚建立的教学和研究实验体系，全家不仅受到了冲击伤害，不幸的是，还失去了慈爱的父亲，失去了亲如手足、在北京医学院任教的弟弟。
“文革”中，有人仍旧顽固地认为：侯健存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来，肯定是受了派遣当特务的。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直到1974年，才被允许参加一点辅助性的工作，大好的年华就这样被无情的政治运动消磨掉了。
侯健存说过，经受挫折而奋发向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使对以往的苦难含泪低吟，也依旧燃烧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历史翻过新的一页，侯健存的人生也展现新的篇章，他说过：“是小平同志给了我报国的机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时负责侨务工作的廖承志关照他陪同母亲出国休假，并利用自己的身份向海外朋友做些宣传解释工作。
当他和母亲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香港和英国时，引起了轰动。当时国外的离奇传说很多，有的说他和父亲都在“文革”中被整死了。此次出国，一些朋友力劝他移居国外；国内的人们也说，他有此机会绝不可能再回来了，只有傻瓜才往回跑；单位领导对他负责的工作都按照“不会回来”而安排接替了。
在探亲访友之余，他抓紧时间应邀到伦敦大学医学院、剑桥大学医学院讲学，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第四次国际免疫学会，还利用自己的影响组织了英国三个科学家代表团到国内访问。1982年，出乎人们的意料，他“三出三进”，又陪同母亲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
回国这些年来，他从事着在国内外都尚属首创的免疫病理学课题的研究，也为国家培养了十几名研究生，还一直坚持与香港人士之间的往来沟通，担任了香港大学校友联谊社理事长，并当选为第七、八两届全国政协委员。
回顾40多年的往事，侯健存说，祖国的向心力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隔断与征服的，这是祖国统一、民族强盛的根基。
侯健存最后感慨地说，真正了解我的信念与追求的人，对我“三进三出”不会感到诧异。从我的父辈和许多志士仁人起，为了救亡图存，都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熔铸在一起，这是一种最可贵的传统。我高中毕业时，老舍先生曾在纪念册上以我“健存”的名字写下意味深长的留言：“体健、神健，国存、我存。”我已经77岁了，但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享受着我的科学青春。
人生是无悔的。
（责任编辑 舒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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