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和刘英患难与共
[ 2000年第10期 张闻天和刘英患难与共 作者：崔向华 ]
刘英今年已95岁，她是1929年在莫斯科留学时就认识张闻天的，长征到达陕北，她同张闻天结为夫妻。在张闻天遭受错误打击、含冤受屈的17年漫长岁月里，她始终陪伴着张闻天，相濡以沫，患难与共。
刘英说：“革命有了‘家’，我和闻天也成了家。”
1933年6月，刘英由莫斯科回国，到红色瑞金担任少共中央局的巡视员。一天，她接到洛甫的电话，说：“尤克娜(刘英留苏名字)，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从外面来苏区的人，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路费，一般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吃了，叫做“打土豪”。刘英知道这个规矩，当晚就约上十几个同志走了十来里路到县城吃了一顿。由于有过去是师生关系，刘英同张闻天比较接近。以后工作接触多了，互相更加熟悉起来。长征路上，刘英常到中央队“三人团”处反映情况，张闻天对性格爽快、办事麻利的刘英很有好感，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每当刘英去看张闻天和陈云等人打乒乓球，他都喊上一句：“刘英，来一盘!”一次张闻天在遵义街头叫住正和邓小平等逛街的刘英，约她去坐坐。正是早春季节，屋里升着一盆暖烘烘的炭火。他们吃着醪糟，谈着谈着就沉默上了。刘英预感到他有什么话要说。终于，张闻天含蓄地表达了希望和刘英不仅做一般的同志。刘英当时没有思想准备，从“敬爱”到“恋爱”有很大距离。她生硬地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
刘英心里有过创伤。她生性好强，不甘平庸。少女时代她就冲破家庭重男轻女思想的束缚，发奋求学。1924年，她考入徐特立刚刚创办的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深受革命思想熏陶，1925年入党。“五卅”运动前后，她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大革命高潮中，她担任过湖南省总工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干事，协助书记郭亮工作。1927年“马日事变”后，转入地下斗争，她任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和滕代远在长沙近郊组织“灰日暴动”，因事机不密而失败。白色恐怖中她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行前一周同将赴醴陵任县委书记的林蔚结婚。林蔚曾留法勤工俭学，1926年从苏联回国，任湖南省委秘书长。不想这次分别竟成永诀。1928年3月刘英返回长沙再赴上海时，方知林蔚已在醴陵牺牲。她只得在上海的湖南临时省委“住机关”一年多。1929年春，党中央将她送到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劳大”停办，她于年底转入国际无线电学校。1932年冬由共产国际派回中国。回国后，先在少共中央局任巡视员，后被派往福建，担任福建团省委书记。后在少共中央局，先后担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1934年5月突击扩大红军，她被派往于都县任“扩红”突击队长，用一个半月时间超额完成了三个月的任务。项英称赞她“一鸣惊人”。她受到了武装动员部的嘉奖。长征开始，刘英担任“红章”纵队三梯队政治部主任。三梯队负责后勤、供给，组织几千名新兵运输员和挑夫搬运炮弹、发电机、文件档案和金银钱财。遵义会议后不久，她被调到地方工作部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撒种子”(秘密发展党员留在本地工作)，发动群众，拥护红军。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刘英是红一方面军30名女战士的杰出人物之一。
话虽出口，刘英的脑海里却开始浮现出张闻天的种种言谈举止，觉得他确实可亲可爱。但她打定主意一心工作，与他保持着距离。战友们都觉得张闻天、刘英是合适的一对，有意成其好事。1935年4月，毛泽东提议，总政主任李富春经办，将刘英调到中央队当秘书长。此后，他们在工作中更加深了彼此了解，刘英渐渐地由敬生爱。毛泽东、陈云等不时拿他们打趣，刘英默默地领受着张闻天的爱和战友的情。长征路上，写文件做记录一般都是用铅笔。张闻天有一支钢笔，开会要做记录了，有时他就把钢笔给刘英。当时，钢笔真是稀罕之物。会后，他总是将记录审查一遍，将记得不确切的地方改一改，然后将记录本放在他的文件箱里。一次夜行军，警卫员搞了一个小马灯。刘英说：“黑夜里行军，小马灯倒是挺亮的。”张闻天立即接过去说：“这是流萤(意即刘英)嘛!”说得刘英怪不好意思的。她把爱情的种子深深埋在心底，艰苦的战争环境使她不敢谈恋爱。张闻天尊重刘英的决定，直到同甘共苦走完长征到了瓦窑堡，他才征求刘英的意见：“这下总可以了吧?”刘英终于点了头。
他们在一孔石窑洞里安了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两个行李卷合在一起就是夫妻了。邓颖超、博古等熟悉的同志到他们的窑洞坐一坐，说几句庆贺祝愿的话。倒是刚从直罗镇打了大胜仗的毛泽东一回来就“闹新房”：“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张闻天一碰到开玩笑的场合，只是憨笑。刘英口齿伶俐：“拿什么请客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东西!”毛泽东说：“那就不承认!”闹了一阵，毛泽东又说：“我倒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呢!”接着就朗声念了起来。这首诗，除了庆贺新婚以外，还将张闻天的民主作风夸了一番。
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就是在张闻天和刘英住的窑洞召开的。张闻天主持了这次重要会议，他就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政治形势与策略作了报告。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张浩，在会上作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当毛泽东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后，在会上发生了争论，博古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他还引用了斯大林的话，说“中间势力是危险的”。毛泽东反驳了博古的观点，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毛泽东尖锐地质问：“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先不孝吗?”在毛泽东和博古争论的过程中，张闻天和毛泽东“完全站在一条战线上”。会后，张闻天受中央政治局委托，起草了《瓦窑堡会议决议》，“组织千千万万民众进入伟大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去”，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闻天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毛泽东常赞扬“洛甫是不争权的”。有人对张闻天尊重毛泽东不以为然，甚至说张闻天是“泥菩萨”，他坦然地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当时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月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由于会友这一层关系，他俩早已相互知道对方了。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得了一场疟疾，昏迷不醒，是张闻天派傅连璋星夜赶去抢救，才缓解了病情。
1935年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张闻天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央苏区时期，张闻天就多次批评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在长征途中，他又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左倾错误领导进行斗争，并首先把要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提了出来；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第一个站出来，系统地批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此后又起草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当时，遵义会议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但他再三推辞。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直到二十来天以后，中央常委作出决定，张闻天才担任了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当时口头上都称“总书记”)。
张闻天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倾注全部精力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应当指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被推举为在党内负总责的核心领导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除了张闻天对遵义会议所作的杰出贡献，还主要因为他当时已经担任了党政方面的重要职务。1933年初，张闻天进入苏区后，仍是党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并任军委委员，已经进入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张闻天当时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要求。无庸讳言，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站在王明“左”倾路线一边，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但他在“左”倾统治时期，除了犯有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错误之外，根据他的独立思考与认识能力，已经开始逐步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相对正确的方面。所有这些，不能说是一种巧合，而是张闻天认真思考和研究的结果。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有利于加强党内的团结；共产国际也不会作梗。一直到1938年10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由苏联回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应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此时，毛泽东的威信才被共产国际所信服。虽说张闻天在全党负总责仅三年多的时间，但他对中国革命所做的历史性贡献却是光辉灿烂的。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失败走向胜利；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从西北一隅走向了全中国；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
自从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以来，他与毛泽东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我们从中央档案馆现在保存的电报中可看到，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起，至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为止的三年多时间里，以“洛毛”或“毛洛”联署的电报就有338份之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央许多重大决定的贯彻。
张闻天办事出以公心，谦虚谨慎，宽厚练达。刚到陕北时，鉴于中央红军同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就要会合，张闻天代表常委向中央建议成立军委(当时称西北军委)，提名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闻天是党内最早提出和平解决方针的领导人。次日，张闻天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发言，就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不同意除蒋，明确提出“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并立即派周恩来等同志赴西安。
1937年1月中旬，刘英被派往西安去做巡视青年工作。这年11月，她染上肺结核，中央要她赴苏治病。同行的有贺子珍等人。1939年初，在回延安之前，任弼时交给刘英一项任务，要她到共产国际交通部带一套密码回去。当时任弼时担任中共驻国际的代表。所谓“带”密码，并没有密码本给你，而是要你将这套密码的编制方法和基本电码都记在脑子里。刘英接受任务后，每天熟背强记，凭着好记性，又学过收发报，她很快就把这套密码掌握了。回延安后，她将存在大脑中的密码交给专管同国际联系的电台负责人。此时担任秘书处长的刘英得知张闻天已不“负总责”，他衷心拥护共产国际提出中国党应以毛泽东为首来领导的意见，即向毛泽东提出“让位”。
1945年6月10日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曾在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谈到，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他还说，由于他们是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所以作用很大。毛泽东要人们绝不要忘记他们。
张闻天坚信列宁的格言：“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延安时期，张闻天向青年学生讲演时说过：“一切伟大的革命家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们有着伟大的理想，而且还因为他们始终能够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张闻天作为伟大共产主义者的一生，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个特点。在他毕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奋斗的历程中，不论斗争形势如何恶化，遇到何种艰难险阻，或是个人蒙受了怎样的冤屈打击，他对自己选择的政治信仰和确定的伟大理想，都毫不动摇。他非常喜欢列宁的那句话：“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他将此言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
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之后，张闻天不再在中央负总责，他的主要精力倾注于全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先后兼任过党中央宣传部长、干部教育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等职，他还亲自主持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为马列学院的学员们讲课和编写教材。他所作的《论青年修养》、《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讲演，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41年延安整风开始，张闻天于1942年初至1943年3月到陕北、晋西北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刘英一直跟随着他，帮着抄录数据和整理材料。张闻天在调查结束后写了《出发归来记》，他对刘英深有感触地说：“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刘英一直与张闻天同甘共苦。在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问题上，张闻天坚持了正确意见。在陈云主持下，他起草并同陈云等联名向中央发出电报，建议东北工作基本方针应是及早将武装力量和干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不应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大城市。在张闻天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两年期间，刘英同张闻天经常冒着零下四十多度的彻骨严寒坐马拉爬犁深入基层。没有热炕，他们裹着皮大衣睡觉。一次，凤翔县城遭五百多土匪袭击，而主力部队正在山区追剿土匪。张闻天立即亲自带领军区直属部队乘火车赶往鹤岗，指挥部队分两路救援凤翔，迫使土匪在当天中午，丢下我大部分被俘人员，匆忙逃遁。
自1950年起，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工作达十年之久，他先后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对我国外交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积极作用。在推动和组织全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方面，他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和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作了长达14万字的系统的发言，诚恳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并强调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这是我党当时少有的一篇深刻剖析1958年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发言，是闪烁着真理光辉、批判“左”倾错误的警世之作。张闻天却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遭到错误打击。会议结束了，张闻天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刘英就急切地问他犯了什么错误，你搞外交工作为什么要在经济问题上发言?张闻天的回答是平静的，他说他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能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对于这些缺点越是不要我讲，我就越是要讲，因为我脑子里就存在那些东西啊。”刘英明白，事实上张闻天早就知道开顶风船确实不易，但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良心促使着他要讲真话。所以，他并不后悔。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外交部的领导职务。经过几次申请，最后才被批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
张闻天的晚年是一个坎坷、艰难的晚年，然而同时又是一个光辉的晚年。从庐山会议被罢官之后，直至逝世的17年中，他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究竟怎么搞的问题。只要有可能，他总是一边读书思考，一边不停地写作。他身处逆境，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写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等大量的笔记和文稿约有40万字。1962年他到苏、沪、浙、湘等省市进行经济调查，写成《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向中央提出了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的正确建议。
十年浩劫中，张闻天被隔离审讯，备受折磨。1968年5月，张闻天和刘英被隔离“监护”。他们住的房子只隔一小间屋，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他们碰面。好在盥洗室合用一个，他们仅能利用这里通一点信息。每天清晨拖地擦桌子，刘英个小常因举不动浸水的拖把而挨骂。张闻天从骂声中听出原因，后来刘英每次去拿拖把都发现总是洗净好用了。张闻天泡在盆里的衣服，刘英也总是悄悄地放上洗衣粉搓上几把。只能这样人不见面心相见。在长达五百二十三天的隔离后，1969年10月他们被遣送广东肇庆。在遭受监视的环境中，张闻天不顾个人安危，以年逾七旬的病弱之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写下《人民群众是主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等许多文稿，尖锐批评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以及建国后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并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张闻天的视力只有零点二了，他还是不停地读；他握笔的手已经微微颤抖，他还是不停地写。没有卡片，他把旧台历反过来使，将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用。他按照专题，写了一迭又一迭卡片，分装在纸袋里。刘英得空也帮他抄写。张闻天总是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病重中的张闻天对刘英交代：“我不行了……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刘英强忍一腔泪水默默点头。张闻天要刘英拿纸笔写下保证，签上名字。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无锡。
党中央于1979年8月25日为张闻天举行隆重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对张闻天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1985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闻天选集》。1995年《张闻天文集》一至四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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