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评价两位皇帝触发的两桩公案
[ 2000年第10期 由评价两位皇帝触发的两桩公案 作者：李一蠡 ]
五、六十年代若干以权力干预学术的事件中，由郭沫若对秦始皇和吴晗对明太祖的历史评价问题所触发的两桩公案，是颇有代表性的。
秦始皇嬴政和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在位时间相差1500余年，却具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如：都是开辟一个新王朝并独创一套国家体制，给后世的历史走向留下了非常深刻久远影响的开国皇帝；都有过人的文韬武略和显赫的文治武功；都非常专制，大权独揽于一身，置百官于办事役吏的地位；都“钳民之口”，防民甚于防川，是中国历史上特别心狠手辣，杀人过多的暴君；都要求子子孙孙千古坚持他们的训示，想要把万世一系的基业永远传承下去，等等。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因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每每见仁见智，特别是对于像嬴政和朱元璋这样以其一生之惊人作为而深刻影响了历史的大人物，褒贬不一更是不足为奇。当然，这样人物在世时，由于权力的支撑，他们是很少听到或根本听不到不同声音的，是非功过只能留给历史去无情评说。至于评议当政人物，在现代，则已是人民的固有权利，除非涉及诬蔑伤害，法律是予以保护的，而不许评议倒是非法的，更是做不到的。在“偶语者弃市”的皇权专制时代，比较豁达明智的是武则天。她在读骆宾王《讨武癙檄》时，不但丝毫未因文章中那些贬损嘲骂她的言语而震怒，反而抚掌惊叹作者的才华；更难得的是，她遗嘱不许替她镌刻歌功颂德的墓碑，只留下了一块独绝千古的白板无字碑，把平生一切尽付后人评说。看来她深知，为逝者特别是权势人物洋洋洒洒嘉言孔彰的惯例，终归代替不了时人和后世公论。这种大见识，在传统中国，是权势人物乃至绝大部分常人绝难免俗达到的。而评议历史人物，即使在旧时代也属学术范畴。秦始皇虽有“以古非今者族”的峻法，历史却证明这样的法再严峻也行之不远。他死后不过几十年，司马迁不是就在《史记》里无情地褒贬了他一番吗？
因此，历史学作为科学，不但在于它经过沉淀澄清而达到真实，而且在于它经过广泛争鸣而达到厚实。学术自由始终是历史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解放后，尤其是“文革”中，因学术观点特别是历史观点而获罪得咎却司空见惯，企图以权力为历史一言定谳的事也屡见不鲜。
人们知道，毛泽东从特定政治眼光出发，对嬴政、朱元璋这两位皇帝都是颇为欣赏的。为此，他以革命权威的身份和口气，对鼎鼎大名的郭沫若、吴晗，提出了罕见的毫不客气的批评。而由于我们的体制和他的地位威信，这种批评总是具有无上威力，影响既深且大。
毛泽东对郭沫若批判秦始皇的批评
郭沫若在他40年代的名著《十批判书》中，有一篇《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文中除了对《史记》所述秦始皇实为吕不韦的血肉这一艳情秽史加以质疑外，主要是论证吕不韦与秦王政的矛盾在于政治理念的不一致，导致后来秦始皇罢黜吕不韦并坑杀了若干儒士。郭文认为，从吕不韦所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的去取褒贬，可看出“它主张君主无为，并鼓吹儒家的禅让说，和‘传子孙，业万世’的观念根本不相容”，“它的每一篇每一节差不多都是和秦国的政治传统相反对，尤其是和秦始皇后来的政见与作风作正面的冲突”。因而，在政治上，“吕不韦可以说是秦始皇的死对头”。
这篇文章还认为，吕不韦是反对家天下制，尊重民意，赞成哲人政治，主张天下为公的大政治家。而认为秦始皇“真是一位空前的大独裁者”，不仅焚书坑儒，把天下变成“一面大刑狱的网”，并且“沿守着秦人的原始信念”，认定“群神分镇的宇宙……是固定不变的”，“他自己就是至上神的化身，所以他的天下也应该万世不变”；他同时“又是一位纵欲主义者”，其“宫室壮丽惊人”，生活“极端纵欲”。基于此，郭沫若甚至对吕不韦与赢政有这样的扬抑笔墨：“这并不是两个人的对立的问题，而是两个时代的对立”；“吕不韦是封建思想的代表，秦始皇则依然站在奴隶主的立场。秦始皇把六国兼并了之后，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吕氏可以算得是一位有数的政治家不幸遭受迫害，并被埋没了两千多年”。
而毛泽东欣赏秦始皇并非始于“文革”。他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及范文澜写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对这一观点予以肯定之余，又指出：“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一直提倡厚今薄古的，这里把秦始皇引为同道，可见评价之高。
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时，高度概括又高度形象地说了句极具他个人色彩的话：“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706页)这句话后来被简化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样一句公式化语言，不但成了毛泽东治党治国理论的凝缩，更空前提升了秦始皇的现实政治评价。
秦始皇究竟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和伟大改革者呢，还是“依然站在奴隶主的立场”的旧制度复辟者呢？显然，毛与郭观点是大异其趣了。这就伏下了后笔。
到了“文革”毛提出“批儒评法”时，对于郭沫若的旧作《十批判书》(按：此书陆续写于1943—1944年)中有关秦始皇的问题，就不能不重新提出来作一番清理了，否则会不利于“批儒评法”运动的展开。而“批儒评法”及“批林批孔”，又是“文革”后期一场重头戏，是关乎毛晚年“继续革命”理想的实现，和身后重要人事部署的有深远意义的大事。于是，1973年7月4日，毛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话题转到《十批判书》，指出：“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话语份量之重，超乎寻常。接着，8月4日，毛又向江青念了自己的诗作《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按：此诗传抄不一，如第三句中的“魂”字，有的传抄为“秦”，恐未必是。二字相较，“魂”更深刻。秦“二世而斩”，国脉断了，作为朝代不能说“犹在”，但秦的立国精神即所创立的政法制度，却留给了后世。又第二句“要商量”，有的传抄为“待商量”；第四句的“孔学”，有的传抄为“孔子”，似亦可推敲。)
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呈郭老”的，已不详。但念给江青听则有日可考。在那“传达最高指示、最新指示不过夜”的时代，念给江青听，就意味着“不过夜”传遍神州。果然一时争相传抄，甚至纷纷作为“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精神武器”正式传达。尽管诗题中有个表示恭敬的“呈”字，但批评的口气，特别是批评一旦由江青其人传出而必然挟来的不寻常的声势效应，就早已离平日的诗词唱合乃至学术讨论十万八千里了。而且，《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不过是郭的十批判之一，十篇中还包括其他，如郭对自己早年作品中一些自以为“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经反思所写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是反映了一位功成名就的学者的严肃治学精神的，毛一句“《十批》不是好文章”，便也一古脑儿否定掉了。
这还不算，接着，在同年9月23日毛与外宾谈话时又提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转引自《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46页)这就直接把秦始皇历史评价问题现实政治化了——反对秦始皇就变成了影射毛泽东。
幸亏郭老的文章是远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如果说是以古讽今，那也是另有讽的对象；若是在“文革”前写的，那会招致什么后果呢？
毛泽东对吴晗批判朱元璋的批评
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1943年，吴晗先生写了《明太祖》(又名《从僧钵到皇权》)一书。1947—1948年又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加以修改扩充，写成《朱元璋传》。在这两本书中，吴晗对出身于流浪儿，当过托钵讨饭的沙弥，参加过农民起义并最终登上皇帝宝座的朱元璋，贬多于褒。
总的来说，吴晗对朱元璋的评价是：在他的起义军逐渐强大，特别是招引和重用了刘基、宋濂等浙江豪族名士之后，一方面，这些儒生“利用元璋的雄厚军力，拥之建立新朝，以保持几千年来的传统的秩序、习惯和文化，保持巨室豪绅的利益”；另一方面，“元璋也利用巨室豪绅之护持，儒术之粉饰，建立他的万年基业”，并“自命为旧秩序之恢复者和旧文化的护法人了”。也就是说，朱元璋是叛变了起义并完全成了起义农民对立面的一个新的封建统治者，“不但是一个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个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吴晗给予朱元璋这样一个历史定位，是空前的史笔，是作为一位有创见的历史学家的独立见解。他所根据的事实，择其要端，大体如下：
朱元璋出身贫苦，吴晗在其出身上特意加了若干“小”字：“小沙弥”、“红军的小兵”、“小亲兵”、“小军官”……等等。“小”，无非指出身低微，算不了贬损，但却另有一个很具贬损意义的词语：“小流氓”。吴晗认为，朱元璋从17岁起大约八年时光无所事事，只在皇觉寺做个既不礼佛又不唪经的挂名和尚，凭着一袭僧衣托钵游方混饭吃，应属封建社会的流氓无产者，这就把他和一般贫雇农区别开了。而写到日后朱元璋发迹，又用了几个“大”字：红巾军“大元帅”、“大丞相”，最后是“专制独裁的”“大皇帝”。“小”“大”对照，凸显着作者深刻的讽意。不但是说，由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不可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共产党宣言》语)，而只能照单抄收旧的统治方式；而且是说，若是农业社会的流氓无产者如朱元璋这样的人建立一个新朝代，他就往往会重现其流氓本质，以流氓手段对付一切人，包括一同起义的袍泽和广大农民。其结果，新朝代建立，绝非是农民新的欢乐节日，而是农民新的灾难，甚至是更大的灾难。
在《朱元璋传》后三章里，作者历述朱元璋得势后如何背叛和出卖农民军。除设计溺死已故红巾军领袖“明王”韩山童的幼子“小明王”韩林儿，篡夺“明教”“明王”的“明”字为自家国号外，并赶尽杀绝其他各路农民军领袖，把新国家变成了“新官僚养成所”，用军队和新官僚机构这“两个轮子”，对人民实行恐怖统治。这些，在书中都叙述得相当详尽。例如说朱元璋“政权的维持建立在流血屠杀、酷刑暴行的基础上”，光是宰相胡惟庸、李善长，大将蓝玉等四件大案就株连了几万家，杀人以两位万数计；而出于疑忌防范和刻意报复，大兴文字狱，针对知识分子的警示性大屠杀，则尤其表现了一旦掌有天下后的流氓无产者的本质。
如果说吴晗也有“讽今”之意，在当时，其对象也是十分明确的。
吴晗在解放后曾把《朱元璋传》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回函除了表示“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之外，又说：“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劝其“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工夫”。至1955年，吴把修改过的书再呈毛看，毛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吴因而违心地四易其稿。但是，吴晗却又因写作剧本《海瑞罢官》惹起真正的文祸，特别是因为，毛把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这一现实政治事件联系起来：“我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场祸就绝对无法幸免了。吴晗终于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死得很惨。
两个皇帝两桩公案之总体比较
对秦嬴政、朱元璋的历史功过，向来见仁见智不一。若要把这两个年代相隔如此遥远的开国皇帝试加比较，除了本文开头粗粗列举的两人共同点外，他们的最大不同之点，是否可用如下一语以蔽之：秦始皇是在中国一个历史大转变关头，主要起了促进作用的关键人物；而朱元璋则是在中国另一历史大转变关头，主要起了阻碍进步作用的关键人物。这里，所以在“起了……作用”前头加上“主要”二字，当然是为了充分正视历史的复杂性和历史人物的复杂性，避免论其一点而不及其余。
为什么给予两人如此不同的评价？
如果说郭沫若对秦嬴政的评价有所失当，或许就在于没有从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背景去评价嬴政一些作为。秦灭诸侯，设郡县，书同文，车同轨，修驰道，开灵渠，严法令，统一度量衡，这些都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总体要求，适应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历史趋势，适应了巩固统一(其统一规模远超过夏商周三代而使历六百余年的春秋战国纷乱时代得以结束)的新国家的需要，因而大大促进了中国历史的一次飞跃。郭沫若没有指出秦朝这些划时代建树的意义，只着力罗列嬴政的暴政并大加挞伐，甚至把修驰道也说成“动机却完全是为‘游观’”，即为了游玩，“纵欲享乐”。这恐怕失之偏颇。即使不排除“巡幸”包含游玩享乐意图，但“巡幸”也绝不应只等同于“游观”、“纵欲享乐”。六国乍平，统一甫定，修驰道对于传信息(信息之重要，在两千多年前也应不言而喻)、征贡赋、通商旅、调军队、行巡狩等等来说，都是绝对正确的重大举措。
特别是，“百代都行秦政法”，公元前3世纪秦所建立的一套封建政法制度，为后世中国巩固、发展、完善封建社会上层建筑，进而为中国在农业文明方面作出世界性贡献，奠定了基础。而欧洲最早建成封建制度的法兰克王国也只是到8世纪才出现，晚于秦十几个世纪。有说法认为，西方称中国“支那”，就是“秦”的音转。秦朝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应不仅及于中国和东方。
从这些方面看，毛对郭的批评，是包蕴着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得出的极具深刻内涵的正确认识的。
但是，毛对嬴政过分地情有独钟。也是在1958年，在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甚至说：“我跟好多人说过，跟章士钊也说过，我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语词之严厉，之强硬，乃至之得意，溢于言表，大有“亲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论人民民义专政》)那种语调口气。这，当然不仅是为秦始皇的“暴政”辩护，更是为把共产党比作秦始皇进行辩驳。但不能忘记，秦末农民大暴动正是由于不堪忍受暴政而爆发的这一严重历史教训，不能把这位创建中国封建统治制度的“千古一帝”以及他的历史作用拔高到连他的暴政都可忽略的程度。“百代都行秦政法”，那是指封建王朝的“百代”，解放了的新中国要不要“行秦政法”？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秦始皇毕竟是创建了最严酷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家天下”者。“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一公式，把人民民主专政与封建帝王专制掺杂糅和，只有生长在东方封建土壤上的某些革命领袖人物才会有这种特殊思维惯性和行事惯性，在西方是不会出现这种思路的。东方有穷苦百姓揭竿而起的优势惯性，却又容易有革命之后走封建专制老路的劣势惯性。这也许正是中国某些领导人在斯大林的错误被揭发以后，仍旧自觉不自觉地继续循着斯大林的错误路数，重犯极左、权力过分集中和个人迷信等系列性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对朱元璋的评价，除了“是农民起义领袖”“应该肯定”之外，毛还认为他是个“好皇帝”。毛曾说过：“明代只有两个好皇帝，一个明太祖，一个明成祖。”这些看法恐怕大大值得商榷。不以实践检验的结果论人，而只以出身成份和社会集团归类站队论人，只因为“是农民起义领袖”，就“应该肯定”、“应该‘写’得好点”，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朝代同时又是一个历史时代开始之际有影响的关键人物，朱元璋究竟应不应肯定，只能由他对历史所起的长期而不是一时的作用来论证。
明代开始之际的14世纪，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总体文明程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是世界公认的。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比之商业发达的地中海沿岸欧洲诸国，至少绝不逊色。除了农业技术之外，中国的建筑、冶炼、纺织、瓷器、造船等技术，也都在西方之上。明初“三宝太监七下西洋”(1405—1433)的壮举，就是一次相当全面的综合国力显示。第一次出洋，光是载重约1200吨的巨舰就有62艘，兵员共约27800人；第二次出动兵员竟达3万余人。而所载武器之先进，宝贵珍物之丰富，在航海史上均首创“世界之最”。仅此一斑，似乎就可以略窥当时的综合国力之全豹。
就在比这稍晚的一个时期，欧洲开始了向海洋的真正征程。先是葡萄牙、继而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它们向海外发展的原因之一，据说就与《马可波罗游记》所描写的东方大国(元朝)“遍地黄金”的吸引力有关。(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为了逐利，1509年，葡萄牙船队到达马六甲，1513年进入屯门(今属香港新界)，1517年进入广州。在帆船时代，能以如此之快的脚步克服沿途障碍，走向远东，速度可谓惊人!其后，西班牙人则企图另辟蹊径，从相反方向寻觅到远东的道路，结果却成就了“发现新大陆”和第一次绕地球航行一周的事业，从而开始了拉丁人的殖民潮。紧跟着，荷兰、英国相继代之而兴，成为新一代海上霸主。西方“征服世界”的又一章历史就此掀开。
然而，作为曾以其繁荣富庶惹得西方倾慕的“天朝”，在葡萄牙船队来到广州要求贸易时，明朝廷先是“允留货物，给予赏赐”，令其走人；后来则是下令驱逐。这是因为，朱元璋在立国后，就定下了禁海的国策。“三宝太监七下西洋”之壮举，原来并非要开展海外贸易，而是扬我国威(或云是明成祖朱棣篡位后，建文帝朱允癉下落不明，有消息说其逃亡海外，朱棣为了剪草除根，务求找到这个流亡皇帝，才派心腹太监郑和频繁带兵出洋)。朱元璋不仅禁止海外贸易，而且在国内严格推行秦汉以来的重本(农)抑末(商)政策。他创制“黄册”，以户口制度限制人口流动，一般不许出外经商，并往往寻找借口籍没富商(最有名的如江南首富、巨商沈万三等)财产，从而大大地压抑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种为了充实皇家财库，保证皇朝稳定，而压制广大人民发家求富渴望的政策，与西方积极发展贸易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因素快速增长的路数适成对照。朱元璋的思路说明，他的农村流氓无产者出身是多么严重地限制了他的政治视野和政策取向。
一般认为，在中世纪晚期，中西方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事实上，单以工商业而论，中国当时也是比较领先的。元末明初，中国(特别是江南)商业城市、手工工场、行会、有专业分工的工商户和城市雇工(这两种人形成城市市民阶层)都已大量出现，而封建制度则已暴露出盛极而衰日薄西山之象。这应表明，当时这个东方大国已大体具备了产生新生产关系的条件。但是，朱元璋最后篡夺了其领导权的农民革命胜利后，非但回到了封建主义，反而以更严厉的形式重铸了封建皇权的上层建筑。而遵照祖训恭谨守成的朱家子孙，非但守成无能，反而越来越腐败堕落，终至也为农民起义推翻。这是历史对朱元璋重铸封建帝国梦的嘲弄。进入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有可能顺理成章地进入社会新阶段。没有理由认为在相同条件下，东方就绝对不能由发达的自然经济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上层建筑，是有没有出现适应时代要求的伟大历史人物来推动上层建筑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伟大历史人物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出现什么样的历史人物是一种偶然，而必然总是通过偶然来完成，历史总是通过看似偶然出现的人物来写。不幸的是，朱元璋不是一个“好皇帝”，而是一个历史侏儒。而明末以东林党和复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集团对腐朽的封建政治的强烈批判，则表现了一种历史的觉醒。当然，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自觉地给予自己以这种历史角色，但这种角色的出现却是迟早的必然。吴晗仅仅以朱元璋重建暴虐的封建统治而指斥他背叛农民，这还不够。朱元璋的“革命”没有为中国带来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支持当时的工商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支持当时海外贸易势力的发展。相反，从明朝起，继之以清朝，都曾大力抑商，都曾以禁海的峻法对顽强的出海经商者予以残酷镇压。在同一历史时期，在走向开放，走向世界，亦即走向新发展阶段的态度上，西方主动进，而中国主动退，因而中国也就把氤氲化育中的资本主义胚胎闷死于母腹之中，从而空误了历史给予中国的机遇。这，才是朱元璋及其子孙(包括姓朱和不姓朱的)最最对不起后世中国人的。
因此，不止吴晗先生，台湾的柏杨先生在其《中国人史纲》中也认为：“明朝在血流成河中通过瓶颈”(指历史的“瓶颈”)，从此“东方和西方发展的方向，分道扬镳!”美国历史学家博克塞则说得更引人深思和浩叹：“要感谢中国皇帝孤立的海禁政策所造成刻意的缺席，使得葡萄牙人能在毫无东方海权的抗衡下，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印度洋上的主宰者。”(转引自陈尚胜：《“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
曾经有文章说，所谓清朝“康乾盛世”是落日的辉煌，其实稍作比照，苍凉的落日景象自明朝中叶以后就早已显露无遗了，“康乾盛世”只不过是最后的回光返照罢了。
“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毛泽东，对秦始皇和朱元璋这样的封建集权制代表人物的欣赏态度，有没有对他的思想行为风格产生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刻研究总结教训的话题。但作为拥有很大权力的领导人，如何慎重对待学术自由问题和拥有学术自由权利的学者，如何分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特别是，在什么问题上要集中权力，什么问题上不能，则是一个更为严肃的现实问题。
这两桩公案，应为我们提供许多思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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