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上）
[ 2000年第10期 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上） 作者：纪希晨 ]
编者按：本文真实生动地记叙了中共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斗争。
作者是党的老新闻工作者、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他不仅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还曾亲自访问过领导指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他们讲述的亲身经历，有许多鲜为人知。
本文选自即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书中的一章，该章原题为《十月春雷》。现在这个题目为本刊编辑所加，看来虽直白了一些，独立发表却较引人注目。全文将分上、下两部分在本刊连载，特此敬告读者。
最后的岁月
健康情况一直较好的毛泽东，曾以矫健的体魄，乘风破浪，横渡万里长江。
但是从1971年“九一三”发生林彪叛逃事件以后，他的身体就日渐走下坡路了。林彪，这个被写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上的接班人，“最最亲密的战友”的驾机逃亡，给毛泽东以极大的精神创伤。
这次事件的打击如此沉重，即使像毛泽东这样身经百战，饱经沧桑，扭转了历史巨轮的伟人，也是难以承受的。尽管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批阅文件、主持会议，听取报告；像往昔一样的在宽大空旷的厅堂里踱步，从窗口凝望云天，远远注目着中南海的风光，但是总难以压抑内心的痛苦和烦恼。他两天两夜不曾睡觉，不停地在房间的地毯上踱步……
他感到孤独了，他常常躺进长沙发里，点燃一支烟，一支接一支地抽。他手捧着头，望着烟头上的一丝青烟，陷入长时间的思考……
1971年11月下旬，毛泽东曾患过一次重病，经过医生全力抢救脱险，但是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复原，一双脚浮肿得很厉害。原先的鞋不能穿了，身边的人员只好赶制了两双大拖鞋，让毛泽东散步时穿。
由于受健康情况的限制，他只能在中南海住地的“游泳池”，被人搀扶着往来散步。他走过一段草地，沐浴着温柔的阳光，倚在栏杆上，迎着水波荡漾的湖面，从郁郁葱葱的树林间，眺望着远处的红墙。
1972年1月6日，在井冈山上同毛泽东长期坚持战斗的陈毅元帅，患癌症逝世了。
8日，毛泽东亲自在病床上签发了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他清楚记得召开追悼会的时间与地点。因之，10日下午3时，午睡过后，他准时地缓缓从病床上坐起身，摸索着穿上拖鞋，只穿一件睡衣，便急匆匆地走出卧室，他对进来的工作人员说：
“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
身边同志急忙给他加了一件大衣，就急匆匆地扶他进了汽车。这天，严寒封冻着大地，刮着黄风的天空，变得混沌沌的。路旁被北风吹卷的落叶，发出萧萧飒飒的响声，象是在哭泣。
周恩来总理一听到毛主席要参加陈毅追悼会，立刻通知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去开会，他并且立即坐进大红旗车，加速追赶毛泽东的汽车，提前到达八宝山。在灵堂的休息室内，周恩来总理临时为毛主席调来十多只电炉。尽管如此，休息室里仍然很冷，顶不住寒冷的吹袭。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他看见陈毅夫人张茜进来，握住她的手，无限深情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
西哈努克亲王来了。毛泽东坦率地向他谈了林彪事件。
“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逃跑摔死了。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
毛泽东移动一下身体，面向在座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亲切地说：
“林彪是打倒你们老帅的，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你们不要再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陈老总他们对付王、关、戚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在一起议论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又是公开的。”
说到这里，他抬起右手，歉意地指着在座的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责怪地说：
“当时你们为什么不找我谈谈呢?”
在场的几位老帅，一个也没有说话，他们相互望了望，不自然地笑着，在心底里默默地说：那时候连面都难见上，哪还能说上话呵!
一阵哀乐响起，毛泽东被张茜搀扶着走进灵堂，工作人员在他那件银灰色的大衣袖上，缠上一道宽宽的黑纱。
周恩来站在摆满花圈挽联的灵堂中央，沉重地致悼词。他读着不足600字的悼词，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全场一片呜咽声、抽泣声。当毛泽东在灵堂陈毅骨灰盒前深深地三鞠躬时，全场呜咽之声，再次响彻瓦屋。
毛泽东因为身着睡衣参加追悼会，天寒受凉，回来就感冒了。连续几天发高烧，引起气管炎、肺炎、心脏病。肺气肿又复发了。据医生说，毛泽东的左肺上有三个大的空泡，呼吸困难，他常常只能借助美国赠送的呼吸器呼吸，几次急救中出现了虚脱的危险症状。
病中的会谈
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开始了。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问中国。他刚到北京两小时，就在中南海那间陈设简单、朴素的房间里，开始了举世注目的中美首脑会谈。
当时，毛泽东脸部、手部浮肿，眼皮下涌起几道皱纹。两只脚浮肿得也很厉害，只在有人搀扶时才能艰难地移动脚步。周恩来总理原计划让他只会晤15分钟，可是毛泽东同尼克松的会谈，却延续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兴致勃勃，他风趣而幽默的谈话，给尼克松留下极深的印象。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座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
“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来，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
“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利索了。周恩来后来告诉我，他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在这次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会谈里，尼克松称赞：“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可是毛泽东却谦虚地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尼克松写道，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想象闪电一样敏捷。当他们谈到总统大选时，毛爽朗地笑着说：“上次选举时，我也投了你一票。”
“我喜欢右派，”毛开心地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会谈产生了震惊世界的《中美联合公报》。它开辟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23年没有交往的两个国家，从此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在尼克松告辞的时候，毛泽东拖着脚步慢慢陪送尼克松走到门口。他对尼克松说，他身体不好。
尼克松说：“不过你气色很好。”
毛泽东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毛泽东长期被慢性肺炎折磨，心脏患病，1976年5月、6月、9月曾连续三次发生心肌梗塞。在他与死神搏斗期间，报刊广播的新闻里，却千篇一律的称呼毛泽东“红光满面、神彩奕奕”，隐瞒了真相，欺骗了公众。
“我自己也走不动了!”
1989年10月5日上午9时，我在铁道部老干部局办公室访问了毛泽东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她在主席逝世后，回到铁道部，分配做老干部工作。她修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大而明亮的眼睛，文静、大方、端庄的神态，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张玉凤出身工人家庭，14岁参加铁路工作，18岁在长沙专列上，开始在毛泽东身边从事机要保健工作。
张玉凤脸色苍白、憔悴。主席的逝世，精神的压力，流言蜚语的创伤，使她过早地显老了。当时她刚刚45岁，黑发里已露出丝丝白发了。她用手指按着自己的脸庞，一按一个坑。她说：“你看，我的脸上还有点肿!”
张玉凤的丈夫刘全生在铁道部门工作。他们有两个聪明、漂亮的女儿，都已上中学，一家四口过得很幸福。
张玉凤回忆说：“当时，‘文革’进入第四年，毛主席被无数‘万寿无疆’、‘神采奕奕’、‘满面红光’的颂词所神化，事实上他的健康状况并非如此，而被严格保密，不要说广大人民群众，就是高级干部也很难知道。但他毕竟是76岁高龄的老人了，加上大权独揽，日理万机，平常又过分自信，不愿请医生看病。因而多种疾病逐渐缠身。从1970年开始，每到开春、冬日时节总要生病，患的是老年人最怕的大叶性肺炎，又因气管炎，昼夜咳嗽。有段时间，老人家已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繁重的日常护理工作大都落在我和一些服务员身上。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给老人家精神上的打击极大，健康情况越来越恶化。这年冬天，老人家曾经昏迷休克过一次……” < br> 毛泽东说话口音不清，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惟有张玉凤能听懂毛主席的话。所以，张玉凤在主席接见外宾和中国同志时，总是担任不是翻译的“翻译”。
机要秘书张玉凤告诉笔者，在病中，毛泽东睡眠时间很少，醒来就躺在床上，或靠在沙发上，忙着批阅重要文件。1973年到1975年，他走路虽有困难，但肺气肿、心脏病却都有好转。
1975年到1976年初，毛泽东的肺心病加重了，不能起来，成了半瘫的老人。他不能进食，全靠医生给鼻饲。说话也很困难，说不清楚，但是可以用一只眼睛，看大字印刷的报纸。1974年春，毛泽东又添了老年性白内障病，视力模糊，看东西很吃力。有一次，对江青的一封信，是毛泽东躺在床上批的，有几个字都叠在一起了。眼睛的白内障病也日益严重起来，以致发展到双目失明。
眼睛失明给毛泽东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特别是象主席这样一生手不释卷，历来都亲自批文件、写文章的人，一旦视力不好，其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全国的党政军大事，从全国各地向他涌来，文件堆在办公桌上。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文件、信件、报纸由机要秘书张玉凤为他朗读，遇有请示报告，有时靠主席口述，由秘书代写。
在毛泽东眼睛失明的近两年时间，他的日常生活，他的穿衣、吃饭、服药、走动，无一不要人照顾。机要秘书张玉凤更是日夜付出辛勤劳动。她那端庄美丽的姿态，温柔沉静的性格，落落大方的神采，乌黑含笑的眼睛，好学上进的精神，任劳任怨的作风，特别是她对主席无微不致的照顾，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好感。张玉凤日夜为他一口口饮水、服药、吃饭连续达四年之久。
一次，主席一口痰吐不出来，医生不在身边，听到喉咙里咯咯地响，张玉凤立刻跪在床边，亲手为他掏痰，避免了危险。这表现了她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对领袖的无比崇敬和热爱。
毛泽东在晚年，病多，心情又不好，容易发脾气。有一次，因为弄录音机的事，主席生气了，他对张玉凤说：“不高兴，你就给我滚!”
张玉凤脾气也很直。她二话没说，拿起小包就走了。回家后，心情很不平静，不愿见人，更不愿与人讲话。
后来，毛泽东又请她回中南海工作。毛泽东对她的评语是：“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发。”
1975年8月，唐由之医生非常成功地为毛泽东进行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一只眼睛恢复视力以后，他又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中。他不听医生、秘书的多次劝阻，不顾病弱的身体，躺在床上，一手举着书报，一手拿只放大镜看，一连几个小时阅读批示文件。有时，他实在太累了，无法工作了，便仰卧在床上，背后垫上枕头，暂时休息一下。
这时，他的手抖个不停。这双大而柔厚的手，过去曾指挥过千军万马，批示过千万文电，书写过亿万字的瀚海书林，如今却显现出条条青筋，连自己拿书和文件的能力也没有了。
毛泽东常常咳嗽不止。他每次带着极大的痛苦呼吸着，嘴唇抽搐地一张一合。他的健康情况更加恶化了。有些日子，每天都吸氧气，听不清楚讲话，每餐只能吃一、二两饭。
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相继逝世。这更加刺痛了毛泽东的心灵，刺伤了他的精神世界。
1976年1月8日，当他在病床上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他手捧报告，借助刚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一字一句地阅读着关于举行周恩来总理追悼会和有关悼词的请示报告。他让秘书递给他一支笔，在自己的名下端端正正画了一个圆圈。万语千言，毛泽东用这个圆圈寄托了他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的哀思，他的眼睛红了。他嘴唇痛苦地抽搐着，两行老泪顺着面颊流下，滴在胸前的睡衣上，他悲痛得泣不成声。
守在主席身边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看见主席如此悲痛，一边扶着他的肩膀，替他揩着眼泪，一边轻声向他请示：
“主席，你要不要去参加周总理追悼会?”
主席点点头，脸上现出凄凉和悲伤，闭着双眼，痛苦而吃力地拍拍腿，无力地说：
“我自己也走不动了!”
1976年5、6月间，毛泽东健康状况明显恶化。6月初，他突患心机梗塞，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一面积极抢救，一面把主席的病情开始向中央各部、各省市负责同志通报。后来，经过抢救转危为安了。
7月初，朱德委员长突然逝世。不到半年时间毛、周、朱并肩战斗近半个世纪的三位老战友痛失两位。老人家精神上很受刺激。他通常以诵诗读赋寄托自己寂寞悲凉的感情。
一天，他让秘书张玉凤找来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在床边给他连续朗读两遍。他边听着，边默记着。后来他就自己以那微弱而又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地富有感情的背诵：
“……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前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以何堪。”
1976年7月28日清晨的唐山大地震，对毛泽东又是一次重大震动。后来，当他得知地震中死亡24万人、伤16万多人的时候，毛泽东已成了半瘫痪的病人。为保护主席的安全，在强烈余震中将毛泽东由中南海游泳池，搬进附近新建的一座坚固的抗震力很强的“二○二”办公室。他在这座厦房内，虽然不能多讲话，但仍十分关切灾难的情况，亲自批阅有关地震灾情的报告。
8月28日，毛泽东前妻贺子珍生的女儿李敏来看望他。在问了李敏今年多大岁数以后，他紧紧握住女儿的手，泪水盈满了眼睛。他闭目沉思良久，准确地说出了李敏的出生年月。
毛泽东随着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变得极烦躁，他不愿多讲话，也不愿多见人，心情也很悲凉。他躺在病床上，眼睛直直望着宽敞的卧室，注视着窗帘缝里射进的阳光。有时，他像想起了什么事，轻轻地摇着头，低声地说着什么，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一天，张玉凤给毛主席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林荻花秋瑟瑟……”读着读着，毛主席自己也跟着背诵起来，读到后边，他竟激动得泪如泉涌。
他常常独自饮泣，含泪背吟《史记·汲郑列传》的最后一句话：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一天，毛泽东用手势招呼张玉凤走近跟前。他要她准备笔墨纸张，亲自把这几句话，书赠给她，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别人展览的偶像!”
诀别和哀悼
毛泽东病重期间，一直住在中南海为他特别建造的二○二号房内。
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病榻上对守护在身边的四个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回顾自己的一生和往事时，曾这样感叹地说：“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
他接着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把那个海岛(这是指台湾——引者)收回罢了。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说的这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中华民族的千秋万代。
第二件事，他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许多曲折，并且造就“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巨大的错误。即是如此，历史也不会忘记，他在完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为努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从1976年6月起，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开始轮流在毛泽东身边值班。经常单人值班的，有毛泽东私人医生率领的医疗组，有党中央的两名副主席华国锋和王洪文，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和汪东兴。
毛泽东尽管病情日益严重，头脑却一直很清醒。直到他逝世前5小时，还在看书报文件。
毛泽东病危期间，江青却带着她的人马到大寨“蹲点”、“视察”。9月5日，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打电话催她回北京。9月7日下午，江青从她住的春藕斋赶来，一进门就对医疗组高声大嚷：“你们谁来报告情况?”接着就恶狠狠地对医疗组长李志绥说：“你们这是怎么治的?你们要负责任。”
华国锋走来劝说江青：“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值班，医疗组的同志们尽到职责了。”
9月8日凌晨，在毛泽东进入弥留状态的时候，江青却要给毛泽东翻身。医务人员根据主席病情，不同意翻身，但是江青根本不理医生的劝告，坚持要给主席翻身。值班医生方圻教授特地跑到二○二大厅请示王洪文。他赶到主席病床前说，可以翻身。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毛泽东逝世的当天晚上，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通知全体政治局委员，来到毛泽东遗体旁边，向领袖告别。而在此之前，毛泽东的病情，一直对外保密，即使对最亲密的国家和兄弟党也没有透过口风。政治局委员们看到导师安息的遗容，大家都悲恸的大哭起来。
哭声中，江青却莫名其妙地突然大叫一声：“大夫呵，你为什么不救救呵!”
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知道，专家、医生为抢救主席的生命，日日夜夜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劳动，这怎能说是“不救救呵”，这不又是新的栽诬陷害吗?所以，当时大家对江青的叫喊都未理睬。
在二○二房间举行告别仪式以后，华国锋当即在毛泽东卧室旁边的房间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叶剑英、许世友、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苏振华、陈永贵、吴桂贤等人。会议的中心议题，原来是研究料理毛泽东丧事的问题，但是江青俨然以毛泽东继承人的身份和口气，居高临下，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
“现在政治局要团结，要团结在华国锋同志周围。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选定的接班人，我们要拥护他。”接着，她声色俱厉地说：“如果谁破坏团结，就让他从这里站出去!……”
江青盛气凌人，骄气十足，当即引起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的愤怒。他不等江青把话讲完，立即站起来，怒斥江青：“你为什么要我们从这里站出去!”
江青穿一身黑套服，坐在沙发上，连忙辩解：“我并没有说你嘛。”
许世友气愤地说：“你不能血口喷人嘛!你张狂什么?主席在，我让你三分，现在你再胡言乱语，我敢揍你!”
经几位老同志劝说，争吵停了下来。
接着，江青提高嗓门，把话题转到批邓问题：“你们知道吗?毛泽东是被邓小平迫害死的，他在临终前惦记着头等大事，依然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江青的话越讲越多，并用教训人的口吻说：
“你们知道吗?毛主席为什么不久前还在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这里有重大的战略问题。我建议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批邓的问题，并且我建议，在公布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时，公布政治局的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见江青还在唱高调，实在忍不下去，气呼呼地站起来：
“江青同志，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主席的治丧和悼念活动还没进行，你拉扯那么多干什么呀?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邓小平该怎么办，这是以后讨论的事……”
华国锋瞟了一眼说：
“批邓当然是不能停止的，……不过眼下嘛，我们首先要把主席的治丧问题先定下来，我们总不能把主席的遗骨放在一边谈批邓嘛!”
政治局经过讨论，通过决定：把毛泽东的遗体永久保存下来，让各族人民世代能看到他老人家的遗容；立即向全国全世界广播毛泽东逝世的讣告，组织各界人民代表、干部，在人大会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当噩耗从电波传向全国全世界的时候，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从城市到农村，从首都到边疆，亿万人民为失去自己的领袖而沉浸在悲痛之中。
我走上街头，庄严的《国际歌》声在晴空回响。在悲痛肃穆的气氛中，半降的五星红旗在微风中飘动。匆匆的行人行列里，有人一边走，一边擦着热泪。
在连续七天的吊唁里，来自四面八方的30万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科学家和各族代表，排成整齐的队形，身着素装，臂戴黑纱，默默地等候在天安门广场上，冒着雨缓缓走进人大会堂。
我跟着泣不成声的人群，向主席致哀。毛主席的遗体安放在松柏常青树中，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他身上，他那坚毅安祥的遗容，仿佛刚刚入睡一样。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旁边守灵。
敬献的花圈中，有一个由葵花、麦穗、玉米、文冠果组成的花圈，上写：
“沉痛悼念崇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您的学生、战友江青暨毛岸青、李敏、李讷、毛远志、毛远新。”
长长的队列，悲恸的人群。大声哭泣着从毛泽东遗体前走过。他们默默地在心底呼唤着：
“毛主席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世长存!”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罪恶的黑手
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走向哪里去?
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共产党，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谁来作东方这艘巨轮的舵手呢?
全中国在注视着北京。
全世界在注视着中国。
全中国、全世界都在倾听着北京的声音。
北京发生了什么呢?
“四人帮”迫不及待地加快了妄图篡夺中央领导权的活动。
毛泽东逝世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保护好主席遗体的问题。
“四人帮”认为，当时我国的科学技术还达不到保护遗体的水平。在他们看来，保护遗体一定会失败。如果失败了，对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不好交待。江青怕负责任。因此，他们决定不插手遗体保管工作。一旦遗体处理不当，就嫁祸中央领导人。江青说：“我心情不好，我不管!”
笔者两次访问华国锋同志。1989年10月5日上午，华国锋在住宅里再次接见笔者。他说，为保护好毛主席遗体，党中央决定通过外交部，派人乘飞机到越南河内了解胡志明主席的遗体保护情况。虽然得到了一些技术知识，但能否保护好，还没有把握。这时江青一反常态，立刻要往里钻。华国锋反问她说：
“你过去不是说，对保护遗体，你不管，不参加吗?怎么这时候，又来参加，又要管了呢?”
江青红着脸，噘着厚嘴唇，默默坐着，无言答对。张春桥见她神态十分尴尬，连忙解围说：“大家都有责任过问嘛!”他转过身对华国锋说：“还是议别的事情吧!”
“四人帮”加快夺权，把黑手直接插进中南海。9月10日晚上，当首都亮起万家灯火的时候，窃取党中央副主席职务的王洪文，带着秘书廖伯康、米士奇来到中南海，在紫光阁架起17部电话机，他要秘书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打电话，通知各省、市、区如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他们妄图切断党中央与各省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
华国锋听到王洪文直接同全国各地联系的情况汇报，十分气愤，这么大的事情，他们竟瞒着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是想干什么?他马上打电话要汪东兴来到他的住处。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汪东兴进屋听了华国锋说的王洪文的情况，心里很是不安，连忙说：“我叫江青交出毛主席的文件、手稿，她不交。看来，她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华国锋气愤地拍着茶几说：
“我是第一副主席，正在主持工作嘛，他们怎么连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讲了?何况叶剑英同志也是副主席嘛，怎么能把我们都架空呢?你马上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一切重大事情，都要请示我们!”
汪东兴看到华国锋的态度如此强硬，心里很高兴，说：“华主席，你早该这样了!毛主席不在了，我保证会像听毛主席的号令那样，坚决执行你的指示!”
配合王洪文的夺权活动，江青孜孜追求当党中央主席的美梦。她搬回中南海以后当面讲要和华国锋“团结”，背地却又进行分裂中央的阴谋活动。
9月19日，参加毛泽东追悼会大会的第二天晚上，毛远新去看望江青。一见面，江青就向毛远新发牢骚。她闷闷不乐地说：“昨天开追悼会，中央的人，没有一个人和我握手。华国锋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不尊重我。”
毛远新说：“主席逝世了，他是主席了，应当尊重他。”
江青不耐烦地耸耸肩膀，呲牙冷笑地说：“他是主席谁承认?谁是主席还不一定呢!”
毛远新惊愕地望着江青：“为什么?”
江青愠怒地将肩头一扭说：“还要看一看。”
毛远新审慎地说：“那是你说的，毛主席没有这么说，毛主席交待要支持华国锋同志的工作。”(毛远新1980年交待)
毛泽东患病以后，毛远新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日夜守候毛泽东身边，负责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并及时向他汇报国内外的重大情况。对这个权力很大的“联络员”，毛泽东、江青始终对他寄托极大的希望。
江青日夜做着当女皇的美梦。主席病重期间，她离开北京，四出活动。
8月28日，她第三次窜到天津小靳庄时，尽管是大热天，她却打扮像陕北农民那样，头上包一块毛巾，坐在凉篷里，故弄玄虚地说：“我这次来可不容易，是深夜请示主席，主席批准我才来的。”她泼妇骂街似地攻击党中央：“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他造毛主席的谣，造我的谣，分裂党、分裂党中央。”
江青在小靳庄大讲要破“男尊女卑”，胡说什么“我们中央就不合理，都是大男子主义”，“在政治局我是单干户”，叫嚣什么：“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江青胡说什么“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她时哭时笑，十分下流，说什么“男人简单得很”，“男人有什么贡献，就是一个精虫的贡献。”
江青离开小靳庄，在8月30日这天，到了济南部队某部“攻城第一连”。她讲了一阵“我是大女子主义”之后，于9月3日，江青乘着豪华的专列，有七个车厢，两个车皮，还带上四匹马，第二次窜到大寨。
江青指着自己的鼻子对人说：
“你知道我这次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邓小平是反对我的……”江青头戴草凉帽，腰挎小黄包，骑着白马奔驰在大寨山茆上，她时而抱抱小白兔，时而逗鹿玩耍，时而探访她那条被人填成猪场的“战壕”。
有一天，江青走进供销社，一气买了40多件东西以后，逗耍售货员郭和妮，要她写下自己的名字。江青看见郭和妮只写了自己和父亲的名字，而没有写母亲的名字时，她突然发火了。
“为什么不写你妈的名字，你们不是妈生的?没有母亲，你从哪里来的?这是大男子主义，你们要把妈放在父亲上面，造他们的反，将来女的要掌权，社会就是从母系氏族来的。”
9月5日，她来到虎头山大寨公社牧场，一批男社员来迎接她，她又生了气：“怎么都是男的，没有女的?给我找几个女的来!”
当天晚上，中央打电话催她返京，她却不顾毛主席病危的情况，要医生、警卫员继续陪她打扑克，直到11点才返京。
9月9日，迟群在清华大学讲话，要民兵特别提高警惕，“一旦有什么情况，能够做到要多少人就出多少人，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我们要把情况想得复杂一些。斗争想得激烈一些，千万不要书生气十足。”
9月12日，迟群、谢静宜盗用清华北大两校师生家属的名义，向江青写“效忠信”。他俩在信上说：“一定为主席争光、争气，请江青同志放心。”他们还秘密串连一些人写“劝进书”，要江青当中央主席。
在此之前，“四人帮”早就进行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舆论准备。1976年7月，张春桥、姚文元曾密令清华、北大写作组，编写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秘密报告，亲自授意写《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法家人物介绍》等，名为吹捧武则天、吕后，实际是为江青篡党夺权大造舆论。
毛泽东早就指出：“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但是江青根本不听，她把自己看作是毛泽东身后理所应当的接班人。
1976年8月26日，江青连续窜到新华印刷厂、清华、北大等地，无耻欺骗群众说，她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的。她到处散布说，俾斯麦、梯也尔、拿破仑死后，他们的妻子都受到迫害。她还要随行的《北京日报》记者，为她撰写一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新闻。
谁当接班人
谁当接班人的问题，是毛泽东晚年经常考虑的问题，也是他最伤脑筋的问题。他曾向身边的同志讲过：“林彪是我选的，王洪文也是我选的，都不行啊!”
毛泽东常是独自一人，一手搬着手指，默默地考虑问题，一个一个地分析着、较量着可以当他接班人的人。一天，他要机要秘书张玉凤把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一个一个地向他报告。他一边听，一边陷入长久的沉思。
念到周恩来时，张玉凤说：
“主席，我们的周总理多好啊，德高望重，很得人心，为什么不选他作你的接班人啊?”
毛泽东紧皱双眉，静静地听着。接着，深情地望着张玉凤，高高地扬起右手，用猛力向下一砍的手势，遗憾地说：“周缺乏这个……”
主席的意思是，周恩来缺乏统帅全局的果断和魄力。
严于解剖自己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也坦率承认自己这方面的弱点和不足。在一位主帅的决策下，他可以精明地组织和处理国际国内各种复杂的问题，但过多过细的考虑，会使他表现出犹豫。
周恩来作为毛泽东几十年的左右手，象擎天柱一样支撑着国家大局。他的突然病逝，对毛泽东是个很大的打击。
周恩来总理病逝后，毛泽东曾告诉毛远新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要他俩让一下。”
“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华国锋同志好一些。”主席提议：“让华国锋当总理!”
毛远新连连点头：“好，好，选得好!”
毛远新根据主席的提名，马上向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作了传达。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对总理的接班人选得好。
会上，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张春桥。
江青专门打来电话：
“我热烈拥护主席的提议。主席对总理的接班人，选得好!华国锋对两边的意见都能听。”
会后，汪东兴特地来看望毛泽东主席，向主席祝贺选华国锋同志当总理。汪东兴走到主席身边，激情地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得实在好!我双手赞成。对这项决定，政治局的同志都很满意。”汪东兴说：“主席，你要吃好睡好，其他的事我们来办!”
毛泽东主席听了，非常高兴。他睁大眼睛，满脸笑容，搬着指头说：“华不但有地方工作经验，省委工作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的经验嘛!”
1976年4月30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华国锋陪同外宾去见主席。
华国锋送外宾归来，向主席汇报了国际国内的情况。
毛泽东静静地专心专意地听着。主席说：
“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呢!”
当时，毛泽东说话已不大清楚，华国锋听不明白。在场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又把毛主席的话翻译一遍，向华国锋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连张玉凤也听不清楚。
主席示意张玉凤拿来纸和笔。她手搀扶着毛泽东，然后，他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三句话，交给华国锋：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笔者访问华国锋同志时他谈到毛泽东亲笔给他写的“三句话”，谈到粉碎“四人帮”的经历。原先李先念同志住的房院，现在正是华国锋的住地。在那间宽大的客厅里，华国锋对笔者说：
“‘四人帮’急于夺权，形势相当紧急。一天，李先念来看我，我拿出毛主席给我写的三句话，对先念同志说，他们盗用毛主席的临终遗嘱的话，欺哄全党，其实，毛主席真正写的手令是给我的!毛主席亲自对我说：‘你办事，我放心!’不但说了，而且写了!”
李先念很激动，拍着茶几说：“好极了，快，快，拿来我瞧瞧!”
华国锋从内屋保险柜里取出两张纸。果然，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三句话。
李先念一边看，一边鼓励华国锋说：
“国锋同志，你领头干吧，全党同志都把这步棋寄托在你的身上。毛主席的这三条手令，好比尚方宝剑嘛。江青他们别看是主席的亲属，他们有啥?有的是毛主席多次对他们的警告和批评。你不斗他，他就斗你，轮到他们掌了大权，怎么会有我们的活路?”
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在贺龙元帅创建的晋绥解放区工作。1940年担任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1945年担任交城县和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建国前夕，他随军南下湖南，任湘阳县委书记。两年后又调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县任县委书记，领导互助合作和大跃进运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第二年，他又从县委书记提拔为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毛泽东回湖南，华国锋多次向他汇报工作。他那稳重的言行、忠实憨厚的性格，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好评。1959年国庆前夕，毛泽东亲自提名让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国锋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用他的话说就是：“绝不怀疑，绝不动摇，绝不含糊。”因为他跟湖南的红卫兵造反派们站在一起，所以进入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1968年4月9日，担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
1970年8月，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下山来到湖南找华国锋谈话。他向主席汇报了湖南建设工业省的计划。临别时，华国锋请示毛泽东：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严肃地说：“你要警惕上坏人的当!”
但是，坏人是谁呢?主席没有点明。当时，华国锋还以为是指大闹庐山的陈伯达呢!
8月25日，华国锋再次应召来到武汉。第二天，华国锋去见毛泽东，他见华国锋胸前佩戴着闪闪发光的毛主席像章，很不高兴地说：
“你戴那干什么?”接着又说：“取下来!”
毛泽东问了湖南的情况，深思了一阵，再次告诫华国锋说：
“你满脑袋是农业，我满脑袋是路线!”
华国锋至此才明白：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次谈话后，华国锋随毛泽东到了广州，做广州方面的工作。有一天，毛泽东向华国锋、汪东兴等人谈起他怎样从信仰孔夫子到信仰马克思。在谈到江青时，毛泽东当众夸奖汪东兴：
“汪东兴有办法，能顶住江青，不让她来干扰我的工作!”
汪东兴谦诚地说：“这全靠主席。若不是主席支持我，我怎能管得江青啊?!”
1971年，华国锋调到中央，任国务院业务组长。毛泽东指示华国锋要多调查研究，并且制定了要跑二十多个省市的计划，但是，走了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湖北、上海七省市之后就病了。参加处理九一三事件后，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一次会议，华国锋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毛泽东于1976年1月21日和28日几次提议，让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日常工作。
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经常以毛泽东的代理人自居的江青，对于华国锋升任第一把手，内心深为不满。9月1日，北京召开唐山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华国锋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叶剑英等领导人出席大会。
当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召开“四人帮”一伙人的紧急碰头会，“女皇”针对华国锋、叶剑英，大发脾气，破口大骂：
“他凭什么坐第一把椅子?还发表重要讲话?还有那个老家伙竟然也出来亮相，坐在第三把交椅?真是太不公平了!”
张春桥立刻说：“那个执掌军队实权的是个核心人物，华也要靠他才能立得住。最令人头痛的是军队……”
江青马上吩咐王洪文：
“洪文，你现在要紧的是抓紧上海的第二武装!”
毛泽东逝世，按通常程序，理所当然的应当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可是，江青却兴风作浪借机发难，妄图窃取党中央主席的职位，这就不能不引起华国锋的警惕。回忆到毛泽东向他亲自讲述的刘邦关于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的故事，感到自己肩上责任更加重大了，他决心制止江青篡党夺权的阴谋。
华国锋向李先念透露毛泽东的手令后，他为巩固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争取更多的政治局委员支持，他又专门向政治局作了传达，当时公布了前两条。到会的江青、王洪文均有记录。姚文元却别有用心地把“照过去的方针办”在审改人民日报送来的社论时，同意了社论中提到的“按既定方针办”。
这篇社论中的“按既定方针办”，并不是姚文元的发明，而是人民日报写社论的作者从新华社的一则电讯中看到的。于是作者就把它写进了社论。自此，姚文元一再强调要反复宣传所谓的毛泽东临终嘱咐。要求新华社在处理各省悼念主席新闻时，都要强调：“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也要添上类似的话。
9月18日，首都百万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会刚开完，江青来不及换衣服，身上穿着黑色丧服，头上披着黑纱，迳直来到主席女秘书张玉凤那里，取走了毛泽东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和一些手迹。毛远新还伙同江青以“要看一下”的名义，骗取了毛泽东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两次谈话的记录稿。
江青走后，张玉凤马上把此事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作了汇报。汪东兴指示她要立即追回文件。
毛泽东的文件档案包含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主席刚一逝世，叶剑英亲自给汪东兴打电话，严肃地说：
“东兴同志，你保卫了毛主席的安全，你还要看管好主席的文件档案。”
对此，汪东兴又向华国锋作了请示。得到批准后，他立即打电话给江青。听到是汪东兴的声音，她故意拉长腔调，傲慢地说：
“什么?让我把毛主席的文件交给办公厅?笑话!天大的笑话!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主席的妻子，是主席的继承人，我有这个权利!”
“江青同志，你冷静点。”汪东兴坚定地说：“主席的所有文件档案，都是党的最高机密和遗产。因为主席是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你拿走的文件档案还是应该交回来，由中央办公厅保管。”
这话更加激起江青的怒火。她嘶哑着嗓子大声说：“你，汪东兴同志，有什么权利敢对我这样说话?主席遗骨未寒，你就想赶我走吗?你想干什么?”
汪东兴再次严正警告江青：
“我只是执行我的职责。我是奉命办事的，希望你也要按照共产党员的纪律办事!”
江青冷笑一声，“砰”地扔下话筒，转过身子对站在电话边的张春桥说：“你看到了吧?主席刚刚归天，他们的面孔都露出来了。这是好事，历史的辩证法无情得很哟!”
江青虽然碰了钉子，但是贼心不死，继续纠缠不休。深夜三点钟了，她突然打电话给华国锋，大哭大闹地说：“为什么不把主席的文件交给我?我是主席的妻子，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待我，连我进主席家的权利也剥夺了，这叫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说着就在电话上嚎啕大哭起来。
华国锋按奈住心中的怒火，镇定而平静地说：
“江青同志，你不要吵闹。我不是早就当面告诉过你吗?毛主席的文件，是党的财富，应该一律由中央办公厅封存保管，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四人帮”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抢夺毛主席的文件?叶剑英说，一是怕，怕主席那里有涉及他们历史问题的致命的东西；二是要整人，要找打人的炮弹。
如果“四人帮”真要掌握控制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他们就可以任意销毁罪证，掩盖自己的狐狸尾巴。他们还可以以正统自居，任意歪曲篡改，制造种种理论，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还可以任意制造“最高指示”，“临终遗嘱”，独揽一切权力，为所欲为了。
“四人帮”的如意算盘落空了。9月21日，党中央封存了毛主席的文件。
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四人帮”加快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
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以上级对下级的口吻，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重大问题”。
江青心怀鬼胎，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次会议，她要和姚文元、毛远新来参加。而这几个人根本不是政治局常委，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江青蛮横不讲理地说：“你来中央不久，你不懂，也不可能懂!……我们几个人都要参加，叶帅病了，不要来参加!”
“为什么不让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呢?”华国锋迳直问她。
江青一时说不出话。华国锋立刻明白了她的阴谋，顶撞她说：“不让一位副主席参加会议，那还讨论什么重要问题呢?这件事，过些天再谈吧!”
打完电话的第二天早晨，张春桥来到华国锋家里，充当江青的说客，对华国锋解释说：“听说你和江青同志又发生不愉快了?你不要计较她，她不是冲着你来的嘛。”
华国锋强压着一肚子火，很客气地对张春桥说：“毛远新的联络员工作已经完成，他不回沈阳，还要干什么呢?”
“我主张安排毛远新为三中全会起草报告；他对主席的思想和指示记得很全面。”张春桥注视着华国锋的表情，眯着眼睛说：“我这意见，你不会反对吧?”
华国锋坦率地说：“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参加中央全会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张春桥仰着脸说：“论能力，论水平，论条件，他当政治局委员都当之无愧。召开十大的时候，我是秘书长，在许多小组提的中央名单中就有毛远新。是主席谦虚，不愿让自己的亲属都进中央委员会，所以才亲手删掉了他和肖力等人的名字。”
华国锋接过话头，反攻过去：
“是呀，我们现在更应该尊重毛主席的意见，不要违了他老人家的心意。”他严肃地对张春桥说：“我觉得主席不让他们进中央委员会，不仅仅是个谦虚的问题，而是从全国的局势统筹考虑。春桥同志，我们不能主席刚去世，就另搞一套，显得比老人家还高明呀!”
华国锋见张春桥红着脸，一时说不出话来，接着又说：
“再说，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报告怎么起草，都得政治局会议讨论，不能少数人决定呀!”
就在9月23日这一天，王洪文从北京给上海的王秀珍打电话。他要上海“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催促赶快把民兵武装动员起来，准备应付万一。
王洪文刚放下电话，就来到张春桥的屋里，姚文元、江青也都在。王洪文到不多久，电话铃响了。他接过电话，一边听，一边说：“好，好”，最后说：“我们研究一下。”
王洪文放下电话以紧张惊讶的神气，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说：“是叶帅的电话。”
王洪文讲了叶帅电话的内容，谈到关于批邓的问题，以及他和江青吵架的问题。王洪文深为忧虑地说：
“我和江青吵架，他怎么会知道呢?是谁告诉的呢?叶是想拉我。叶打电话前是否跟谁商量过?”
姚文元闪动着一双鼓鼓的金鱼眼睛，深有所思地说：“难道这么凑巧?原来两边都在开会!”
姚文元指的“两边”，一边是指王、江、张、姚四个人的议论；一边是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
姚文元从叶剑英在凌晨三四点钟给王洪文打电话这件事上，敏锐地感觉到“两边都在开会”。他弄不清楚这是不是叶剑英进行的一种战前的“火力侦查”?难道不是想用电话这条“热线”，了解一下动静，摸摸“四人帮”的脉搏吗?
毛泽东逝世以后，姚文元日夜都想着毛泽东生前讲过的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谈话：“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每想到这个谈话，姚文元就心慌意乱了。
有一次，姚文元召集宣传单位负责人到中南海开会。散会后，姚文元把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单独留下，对他交待说：“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你们要继续做好报纸的出版工作。现在的阶级斗争还是很复杂的，还要看一看。”
谈话中暗示鲁瑛，可能要出事。
姚文元晚间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突然对孩子们说：“爸爸死了，你们不要哭。”把孩子惊吓一跳，姚文元连忙安慰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见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审讯记录)
早在1975年夏，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严肃批评过“四人帮”。
王洪文受到批评后，在上海住了几个月。在这期间，他把主要精力用来搞“第二武装”，他说他“要搞40万民兵，要有40万支枪，我们还要用炮武装民兵”。
在这期间，他们制造大批枪枝弹药，准备装备30个步兵团，10个高炮师，3个地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团，配备一三○火箭炮108门，高射炮782门。
这些武装按规定应由解放军统一保管。可是王洪文却说：“武器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要下发到民兵手里。”
王洪文对王秀珍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
1976年9月21日，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特地来到北京，向张春桥报告了他同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的谈话情况。
在这次谈话中，丁盛向他们说：“驻在南京到苏州一线的六四五三部队我指挥不动，对上海有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徐景贤说：“已有所准备。”
其中重要准备之一，是根据市革委副主任马天水亲笔批的“立即发枪”的命令，突击发给“民兵”枪7420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
张春桥听了上海情况，表示满意，同时又不放心。他握着徐景贤的手再三叮嘱：
“上海还没有经历过如林彪垮台那样的考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连累你们的。现在形势紧张，要谨慎小心，要特别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张春桥尽管再三嘱托，可是他总放心不下。他怕在此紧要时刻，上海的同志对斗争的复杂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误了大事。于是，他在深夜又写信给上海的同党。信上写道：
“马天水同志并市委有关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过早逝世，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只有时间的推移，才能够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失去毛主席究竟意味着什么。
上海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斗争的城市，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地，也是一月风暴的发源地。毛主席始终认为，上海大有希望。现在，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你们要特别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主要是中央，在上层。像林彪那样的人物，确实大有人在的。
希望你们切实准备好对策。”
张春桥把写好的密信交给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要他亲自送给上海市委。肖木是张春桥推荐给王洪文的，对他特别信任。9月28日，临行前，张春桥把肖木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要他到上海向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传达他的口信：
“上海要提高警惕，也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由谁挂帅。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的考验。上海会有大考验，要准备打仗!”
他们要同谁打仗呢?这就是准备发动上海叛乱，把中国重新陷入内战的火海!
公开的挑战
在作了一系列的反革命夺权准备后，“四人帮”杀气腾腾，磨刀霍霍，匕首出鞘了。
江青摆出“第一夫人”的架势，恬不知耻地向人游说，她要担任党中央主席。
1976年9月23日下午3时30分，江青通过刘秘书的联系，把主席机要秘书张玉凤接到钓鱼台11号楼的会客室。等了30分钟，江青把张玉凤引到办公室坐下。
张玉凤试探地问江青：
“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后，我们党的主席怎么办?”
“党的主席未定。”江青说：“中央在开会，许多事情要讨论，斗争很激烈。你要清醒些，知道吗?”
张玉凤说：“知道。”
江青说：“党的主席中央要讨论，要党的全会决定。”
张玉凤说：“我想是你的。”
江青听了很高兴，满有把握地说：“不错!”接着又说：“阶级斗争很复杂啊!”
“怎么个复杂法?”张玉凤问。
江青说：“同修正主义斗，同走资派斗，要注意斗争策略。”
在这之后，江青又把毛主席从前的警卫员、江西省军区负责人陈昌奉接到钓鱼台11号楼，嘱咐他说：
“你是老红军，主席的警卫员，跟毛主席，拥护主席的。主席逝世后，你跟谁?拥护谁?”
不等陈昌奉回答，江青接着就说：“要跟我，拥护我!”
陈昌奉说：“拥护你!”
江青很高兴：“是嘛!我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是正确的，你是知道的。”
陈昌奉接着又问江青：“我该怎么拥护你呀?”
江青面授机宜说：“你要做工作，做宣传。你有部队干部，有老战友，都可以向他们做工作，但不要在大会上讲拥护我。”
在分别做了这些安排以后，江青急不可待地出马了。
1976年9月29日，江青大闹政治局会议。
人大会堂比往日显得更加庄严、宁静。耀眼的灯光下，辉煌的大厅里，几乎听不到一点声响。政治局会议准时在晚21点开始了。
这天晚上的会议，事关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紧迫问题。除刘伯承久病请假外，15名政治局委员，4名候补委员全部到会。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许世友、李德生、苏振华、韦国清、纪登奎、陈永贵、陈锡联、吴德、赛福鼎、吴桂贤、倪志福、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环坐在长排沙发里，等待着华国锋宣布开会。
华国锋同志告笔者，这次会议原定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如何过好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问题。
江青首先发言。她手里摇着“红宝书”，提议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悼念，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学毛主席著作最好的地点，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在那里召开毛主席著作学习会。
讨论时，有人同意开会学习，多数政治局委员则主张，应该以更加庄严隆重的形式，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国庆27周年纪念会议。这个决定很快通过了。
江青接着又公开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江青把大家望了一眼，哭泣地说：
“我相信大家，都是会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同志们，我和主席生活40多年，我深知他的为人。他对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有自己的评价，都有深厚的感情。这个他是对我有交待的。所以，整理主席生前的书稿和著作，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还有，远新同志给主席当了一年联络员，对主席一年多来的思想和指示，理解得最深。春桥同志，还有洪文同志，要求他留下来，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可是竟有人反对。毛主席刚刚逝世，就对我们采取这个态度，难道不令人心寒吗?”
坐在一边的王洪文，绷起嘴唇，涨红了脸，说：“是谁反对呀?”
“我，是我叶剑英反对!”
叶剑英挺身坐在沙发里，轻轻扶正老花镜，神情激动地说：
“我跟毛主席干革命快50年了，中央还有比我资格更老的同志。他们都对毛主席忠心耿耿，理解毛泽东思想比你江青深得多。难道他们整理毛主席的文稿和档案材料，就不合适?毛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不是你一个人的主席，所以，我坚决主张主席的所有文稿档案，要中央办公厅保管。至于毛远新同志。他是沈阳部队的政委，给主席当联络员，本来是中央的临时措施。现在的任务完成了，回辽宁是天经地义。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叶剑英的话，象在会上点了一把火，会场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
李先念马上发言表态：“我同意叶帅的意见。无论从组织手续上，还是从党的事业上看，他的意见都是无可指责的。”
张春桥板起脸，咄咄逼人地说：
“口头上讲对主席忠诚，有什么意义呢?关键是对现在活着的人嘛。具体地说，对江青同志的态度就是对主席的态度。今天的会议，无论如何要安排江青同志的工作，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叶剑英听到张春桥话中有音。他想要安排江青当党中央主席，掌握中央领导权，马上说：
“春桥同志，你这样提出问题是不严肃的，很不严肃。江青怎么能和我们毛主席相提并论呢？不但是她，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和主席并驾齐驱。”
叶剑英拍着桌子，眼睛里闪耀着愤怒的光芒，说：“主席已经分配了她的工作，政治局委员就是她的工作，还要分配什么工作？要讨论，也得在中央全会上讨论。”
李先念急起呼应叶剑英，连忙插话说：
“党中央的领导问题，应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翻开党章看一看，哪一次主席，不是中央全会选举的。”
王洪文说：“政治局有权提出这个问题。很多同志纷纷向我提议，让江青同志出任党的主席。我个人觉得，江青同志完全有资格担任主席职务。”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心里一惊。会议议程原来根本没有关于江青工作的安排问题，张春桥突然提出，完全是突然袭击。他说：
“同志们不要吵了。这么重要的问题，要开中央全会，这次会议不讨论这个问题。”
华国锋立即将话题引向讨论关于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问题。他说：“前两天，我收到毛远新的一封信。他在给中央的信里说，他作为毛主席的联络员，在办完毛主席的丧事以后，已经没有什么事了。是留在北京，还是回辽宁?如果中央有事，他可以留下来。”
毛远新写信的本意是要中央批准他留在北京工作。
对这，江青曾亲自向毛远新作过交待。9月21日，在毛泽东住的202号房间，江青对毛远新说：“我找张春桥谈过，让他找国锋谈一下，要你留下，不能走，清理主席的文件。不同意你回辽宁工作。”江青并且说：“毛主席要我们五个人团结，就是要留你在中央工作。”
毛远新缺乏社会经验。他对江青留他在中央工作的恶毒用意，并没有理解。所以他对江青说：“过去我是主席联络员，主席交待我一些工作，参加一些会议。现在主席逝世了，我又不是中央委员，留在中央干什么？”
江青劝他说：“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前段不是这样吗？”
毛远新没有同意江青“妈妈”的意见。于是写信给华国锋，提出是否回辽宁的问题。
华国锋同志告笔者：讨论这个问题时，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一致坚持原来的意见，要毛远新回辽宁工作，毛主席的档案书籍，由中央办公厅封存。会上，华国锋也明确表态：
“我同意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去。”
华国锋的话刚刚落音，江青就泼妇骂街似的吵闹起来：“怎么？毛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要把毛远新赶走？办不到!我还没死哩!何况毛主席的文件、手稿，还要毛远新整理，怎么能让他走？”
坐在一边的张春桥，一口咬定地说：
“毛远新不能走。批邓以来的情况，他最清楚，需要他留在北京，为中央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
“四人帮”摊牌了。他们在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准备随时召开三中全会，用合法的形式篡夺党的领导权。这件事又一次提醒了华国锋。
华国锋清楚记得，江青在一次会上曾说过，待毛主席丧事一办完，毛远新就回东北。他手指江青，严肃地说：
“你过去不是同意要毛远新回东北吗？你这样出尔反尔，不好!”
江青一时难以回答，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正当她弄得脸面下不来时，张春桥又来打圆场了。
“这件事暂时说到这里吧。”他侧过身，对江青说：“我是记得，你在什么会上说过，你是同意过他回辽宁工作的。”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三个决定：
一、毛远新要回辽宁工作。
二、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该交给政治局专门研究讨论。
三、关于党中央的领导，应由政治局讨论安排。
“四人帮”的阴谋失败了。
江青气急败坏地看了看手表，已经清晨一点了。打着哈欠，傲慢地说：
“时间不早了，大家都走吧，华国锋留下，我们个别谈谈。”
华国锋听了很生气。他想，江青，你不是会议主持人，你有什么权力，指挥这个走，那个不走呢？江青的狂妄，又一次激怒了华国锋。华国锋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对大家说：
“叶帅、先念同志年纪大了，回去休息，其余的人继续开会。”
这时，江青更加大闹起来，气势汹汹地说：“不行，没有事的都走!”
坐在桌旁的汪东兴，一听江青说要大家都走，心里马上警觉起来。心想，如果只剩下“四人帮”的四个人和华国锋，“四人帮”不是正可以围攻华国锋，逼迫他交出党政大权吗？“四人帮”都可以参加，难道我就不可以参加了吗？我偏坐在那里不走，陪着华国锋同志，看看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你们敢赶我吗？赶，我也不走!你江青的那两下子，我早就看透了，我才不怕你哪!
这样，政治局会上，形成了4比2的战局。
会上，江青再次提出，要把毛主席的手稿、文件，交给毛远新。
华国锋不同意，说：“那怎么行!毛主席的文件、手稿都要汪东兴、张玉凤管，要封起来!”
叶剑英、李先念虽然离开会场，但是并没有回家去，两位老人在会议室隔壁的休息室，等候了一会。听到会场上吵嘴的声音，叶剑英、李先念又回到了会议室里。叶剑英和解地说：
“时间不早了，大家没意见就散会吧!”
华国锋顺水推舟：“好!散会!”
散会以后，江青一回到家里，刚走进门就对毛远新说：
“我今天为你回辽宁的事跟华国锋吵了一架。”她怒气冲冲地埋怨毛远新：“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的眼睛里还有没有我？”
夺权与反夺权
“四人帮”大闹政治局的夺权丑剧，被挫败了。但是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更加尖锐地进行着。
10月1日这天，江青起床很晚。她中午刚刚吃完早饭，就又急急匆匆跑到清华大学。这是她第八次接见清华学生了。她疯狂叫嚣：
“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以后还会有人为他翻案。”
江青声嘶力竭地喊着：
“小将们，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她明目张胆地煽动年轻人：
“你们要把好东西留着，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
10月2日，毛远新不经中央军委批准，私自给沈阳军区打电话，要把孙玉国的一个装甲师调到北京来。沈阳军区报告叶剑英。叶剑英命令停止执行，并说，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谁也不能调动部队。
叶剑英对沈阳军区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做得对!凡是没有经过军委，擅自调动军队的做法，不管是谁下的命令，一律是非法的!”叶剑英果断地下命令说：“立即命令孙玉国，让他把装甲师开回原地!听明白了吗？立即把装甲师开回原地!”
就在同一时期，张春桥在他的亲笔写的提纲里，赤裸裸地提出“镇反”、“杀人”的计划。他在“镇反”一项写道：
“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
“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四人帮”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王洪文在10月2日拍了“标准像”。接着，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一起，还特地拍了“历史性纪念的彩色合影”，准备登台大典。
在“四人帮”拍照的同天上午(10月2日)，华国锋走进办公室，看到办公桌上放着外交部长乔冠华9月30日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这是急件，需要马上处理。
华国锋打开文件，专心致志地读着文件。当他读到“……中国人民将坚决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霸的斗争作为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时，华国锋紧皱了一下眉头，在“按既定方针办”的黑体字下划了一个大问号。他曾问过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嘱咐，只有江青和毛远新听到了。这是真的吗？这里有鬼!”
华国锋挺身望着窗外思索。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一伙阴谋家，什么坏事都会作出来的。他们连日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他们的“既定方针”，就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人民能答应他们这样蛮干吗？要是不揭穿他们的欺骗岂不是要弄假成真吗?有真凭实据的，是毛泽东给他亲笔写的三句话，就在他的保险柜，其中一句是“照过去方针办”。他决心借此机会，来否定他们造谣的“临终嘱咐”。于是，他提起笔来在稿上批道：
“此发言有误。文字中引用毛主席嘱咐，我对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三句话，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华国锋决心戳一戳纸老虎。他把稿子交给秘书，要他将文件交中央办公厅，由其他领导传阅后，退交外交部。华国锋并亲自找到耿飚、韩念龙谈了这件事。
耿飚同志气愤地说：“他们尽是胡说八道!”
文件很快传到张春桥手里。他仔细推敲着华国锋的批示，为了稳住阵脚，他立即在文件上写了一个批示：“此件暂不下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张春桥向江青、王洪文、姚文元打电话。江青又通知迟群、谢静宜、钱浩亮、刘庆棠等人，深夜赶到钓鱼台会议厅。
正当大家相互问好的时候，江青穿着一身新军装，像导演样板戏那样，神气活现地走进来了。她板着脸说：“同志们，你们知道为什么请你们来吗？我们都是并肩战斗过多年的战友，我们有事不能不告诉大家。你们知道吗？毛主席这么早逝世，是受了林彪、邓小平的迫害，特别是邓小平!”她眼里闪射着一道凶狠的光芒，厉声高叫道：“你们要继续批邓，要把他批倒批臭，他还会东山再起的。因为，中央有他的人!”
王洪文忙着插话：“倒了邓小平，还有邓二平、王三平!现在他们要背叛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要和我们斗，要夺权，他们把矛头指向我们的江青同志!”
张春桥说：“他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哪!”
“但是我不怕!”江青尖声怪气地说：“我现在每天都在练太极拳，把身体锻炼好，好和他们斗啊!”接着又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让华国锋当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吗？”
大家还没有弄清楚她提这个问题的意思。这时一向以“太上皇”自居的江青，又大谈起历史来了。
“刘邦死后，是吕后在掌大权。因为只有吕后能继承刘邦的事业。太子太幼，没有威信，还不能亲政嘛。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
江青的话，对她的追随者说来，真是“一点就明”。曾扮演过《红灯记》李玉和的钱浩亮，被江青提拔当了文化部的副部长。会上，他首先站起来大声说：“同志们，我们要向中央请愿，请江青同志担任党的主席!”
刘庆棠马上响应说：“对!我们要坚决拥护江青同志任党的主席!”
刘庆棠原来是中央歌舞剧院副队长，被江青提拔为文化部副部长。联想到自己的成长，他感恩戴德地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江青的恩情，誓死跟着江青干革命!”
张春桥看到大家情绪很激昂，连忙摆了摆手：“现在有人已经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他们要篡改毛主席的本意，要同我们较量了!我们今天穿着军装接见你们，就是要迎接他们的挑战!”
顿时，会场上响起一片喊声：
“江青是文革的旗手，我们坚决拥护江青当党的主席!”
这天晚上的会议，实际上是“四人帮”夺权的动员会。他们的夺权活动更加猖狂了。配合城里的活动，10月3日，王洪文窜到平谷县，向一些干部发表讲话说：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10月4日，“四人帮”的笔杆子用“梁效”的笔名，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胡说什么：“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路线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四人帮”推翻党中央的反革命动员令。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一看到文章，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不向机关要车，迳直骑着脚踏车，带着《光明日报》急速赶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室，把报纸交给他，请汪东兴把报纸转交给华国锋。
华国锋接过报纸，仔细看着，特别是对李鑫划了粗线着重点的地方，看得尤为认真。看完最后一句，愤怒地高声吼着：
“这还了得，这是公开向党中央挑战!”
夺权的信号
李鑫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向党中央送去“四人帮”夺权的信号，内中有一段少为人知的经历。
毛主席病逝以后，9月15日，在中央一次会议上，姚文元要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李鑫向他们报告，毛选五卷中多少篇是毛主席的手稿，有多少是整理稿？他想要直接插手毛选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
李鑫1948年5月在天津南开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1958年由高教部调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历任康生办公室秘书，跟随康生犯过错误。但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他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在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领导成员、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后，主要精力编阅毛泽东选集。当他听到姚文元询问毛选五卷文稿情况时，立刻意识到张春桥、姚文元是别有用心的，他气愤地拒绝交出毛主席的文稿。
但是，姚文元仍不死心。过了一个星期，姚文元又写信给李鑫，要李鑫将毛选五卷的文稿送给他。李鑫还是不给。
9月24日，李鑫带着姚文元的信，去找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经过商量，9月25日，李鑫又把姚文元写给他的信，送给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同志，建议党中央直接抓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出版工作，并要求面见华国锋。
华国锋约李鑫在9月29日下午到国务院会议厅个别谈话。
李鑫说：“现在形势很紧迫，‘四人帮’一伙要夺权，”建议中央要对他们“采取果断措施。”在三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华国锋主要是听李鑫讲。
华国锋最后表示同意，说：“你的意见很好，我要再同几个同志商量一下。”
华国锋接着又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看很多材料。你注意一下报纸舆论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李鑫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自此以后，李鑫每天仔细阅读当天的首都报纸。10月4日这天，当他读到《光明日报》《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的时候，立刻骑着脚踏车，气喘吁吁地跑来向汪东兴报告，请他立速转告华国锋。他说：
“这是“四人帮”向党中央发起夺权的信号，建议党中央赶快行动，采取果断措施!”
无声的惊雷
“四人帮”磨刀霍霍的罪恶活动，引起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愤慨。他们一旦上台，千百万人就要人头落地。党和国家面临着空前的危险!
深为党和国家命运担忧的老一辈革命家、老干部，像飞翔在暴风雨来临前的海燕，肩负着历史的责任，私下在商议着、谈论着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党中央立刻派出中央代表团奔赴灾区，亲切慰问灾区人民。但是“四人帮”却竭力阻止报道救灾活动。
这时，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却发表了署名忻启明的《山崩地裂视若等闲》的文章，胡说什么“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总要跳出来造谣惑众，散布悲观情绪，宣传开历史倒车，妄图取消革命复辟资本主义。”文章的矛头，显然是针对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
胡乔木读到了这篇文章，文中的火药味引起了他的注意。联想到江青到大寨等地的活动，有一天，他来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室里。他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同负责毛泽东保卫工作的汪东兴，有着长期共同工作的友谊。所以，今天他特地找汪东兴，想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他埋在心中的问题。
“你有没有这份杂志？”胡乔木送给汪东兴一本《学习与批判》：“你看了里边的文章没有？”
“我没有这份杂志。”
“你看看吧，这里透露了他们的野心。”
胡乔木把杂志交给汪东兴，接着，又把脸凑到他跟前，低声而又坚决地说：
“这是上海发出的一个信号。他们想要动手啦，应该先把张春桥搞起来。”
汪东兴望着胡乔木文质彬彬的面容。微微一笑说：“搞他一个人不行。抓了他一个，还有别人哩!”
这次谈话，对后来启发汪东兴思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起了促进作用，每当遇到“四人帮”在中央会议闹事时，他都想到关于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另一些高级干部中早已酝酿了，酝酿得更多。
王震将军在毛泽东病重期间，住在三○一医院。想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他多次找叶剑英谈心。他以军人豪爽的姿态，单刀直入地说：
“叶帅，他们几个人这样猖狂，为什么还不把他们弄起来，抓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摆了摆手制止他，怕人窃听去讲话。他见到四周无人，才低声慢气地说：“老人家刚去世，我们绝不可轻举妄动。”他比着手势：“需要等待时机!”
为此，叶剑英委托王震去征求陈云意见，共同商量对策。一天，陈云同志先后同邓颖超同志一块来到叶剑英的住处。
叶帅住地的后山上，在茂盛的树林中，有一座古雅、精致、宁静的小凉亭。他常常到这里休息吟诗，看清晨的日出，观看西山的雄姿，听潺潺的溪流，迎着晚风吹来的花香，放声背诵苏东坡的《放鹤亭》。他对身边的人说，要把这间凉亭改名为“风雨亭”。“文化大革命”闹腾得最厉害的时候，他常和一些老帅、将军们在这儿谈话，议论国家大事。这里也没有可能安放窃听器一类的东西，他可以在这里发牢骚，说心里话。
听秘书报告说，陈云同邓大姐先后来到，他连声说：“请他们到这里来!到这里边聊天边凉快，准备些水果来，我们就在这风雨亭谈谈心嘛。”
陈云走进风雨亭，拉住叶剑英的手，拍着他的胳膊说：“你看这局势怎么办啊？得赶快想办法才行呀!”
叶剑英笑盈盈地望着陈云，幽默地说：“办法得大家想啊，只靠我怎么成呢？你瞧他们把我参加常委会的资格都取消了。”
邓颖超摇摇头，叹息说：“那几个行事，既不要党纪，也不要国法，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再不对他们有所限制，我们这个国家就被他们弄得越发不可收拾了。”
叶剑英把一个削好的苹果，送到邓颖超手里，深有感触地说：“是啊，恩来在世时，对他们也是头疼得很。为了毛主席，他委屈求全，任劳任怨，终于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口气。就连总理这样的人，他们都不能相容，那伙小宗派还能放得过谁呢?邓大姐，总理生前没对你说过什么吗？”
邓颖超深情地摇了摇头，郑重地说：“恩来的性格和脾气，你们都熟悉，他从不对我讲我不该知道的事。他知道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到一定时候党是会采取措施的。他是从不过早地表达他个人的意见的。”
陈云是我们党的最老的政治家之一。叶帅十分敬重陈云同志。他首先给陈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待陈云看完以后，叶帅问他：
“你看该怎么办？”
陈云低沉着消瘦清秀的脸容，坚定地说：
“这场斗争不可避免。”接着又说：“我们的总理总是照顾大局。从前主席健在，许多问题还没有到解决的时候，现在，我看有了解决这几个人的问题的条件了。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四人帮’，很好。我们完全可以借用主席对他们的批评，来处理他们的问题。”
“你估计党要收拾他们，全国人民会拥护吗？”叶剑英激情地问。
“保险赞成!”陈云说：“他们几个人，倒行逆施，早已激起人民的愤怒。天安门事件不正是最好的证明吗？叶剑英同志，和这四个人斗，党心、军心、民心，都是向着你的!”
陈云的话，使叶剑英很受鼓舞。他一拍大腿站起来，激动地说：“好，有你们这几句话，我就放心了，我要和他们再斗一斗!”
陈云关切地说：“不过你一定要注意等待，再做一些工作，争取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特别是华国锋同志，他是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从组织观念讲，也要争取他，争取他能担起斗争的责任。只要他站出来，就算为党立了大功!”
在这期间，叶剑英多次向秘书们打招呼，不但要注意国外的动向，更要研究国内的问题。他说：“研究时局，掌握形势，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要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叶剑英要求办公室的同志全面了解国内每天发生的大事，特别是要注意“四人帮”的活动情况。不论工作怎么忙，他每天都要听两次汇报。他对国内全面局势，了如指掌。
9月21日，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委托恢复总参谋部工作的杨成武将军到叶剑英的住地转达了他的期待。聂荣臻元帅神情严肃地对杨成武说：
“那几个东西（指‘四人帮’），闹腾得很厉害。这伙坏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有所警惕。如果他们先下手，把小平同志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不得了，中国革命就会倒退几十年。现在，我们党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情况很紧张，请叶帅快拿主意，早下决心，他得挺身而出啊!”
叶剑英听了杨成武的汇报，笑了笑，心情激动地说：
“你回去报告聂老总，请他放心。他的想法跟我考虑的一样。我已有思想准备了，你回去报告他，有事随时同他商量。”叶帅还诙谐地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要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也不约而同地来到叶剑英家里，尽管这时叶帅已经“靠边站”了。
1976年2月2日，中央曾发出一号文件，通知：“在叶剑英生病期间”，不让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可是叶帅仍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广大指战员。
用中央文件形式，异乎寻常地发出叶剑英“生病”的通知，在军内引起广泛的反映。有些同志以为叶帅病情严重，纷纷写信或打电话询问。当他们知道叶剑英身体已恢复健康的时候，恍然大悟，方知所谓“生病”的通知，是经毛主席批准的。叶剑英分别接见了粟裕、宋时轮、韩先楚、肖华等高级将领。他分别嘱托他们要严密注意形势，特别是要在各自的岗位上，注意掌握好部队，提高警惕，防范万一。
恢复了自由的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从狱中出来以后，住在三○一医院，一天，他来到西山探望叶帅。刚走进客厅，还没开口，叶帅就转过身来，伸出手，向他走来。
“叶帅，您身体很好噢!有人造谣，说您生了病!”
身材高大的傅崇碧，双手紧扶住叶帅。那满头的白鬓，红润的脸色，潇洒的风度，机敏的目光，使他十分激动。
“好噢!”叶帅手拉傅崇碧向沙发走去，一边幽默地说：“崇碧，我们是同案哟!我是二月逆流，你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杨余傅，我是杨余傅事件的后台!”
傅崇碧坐在叶帅身边，眉峰间显出忧虑的神色，兴奋地说：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差点被他们整死!”
“鹿死谁手，等着瞧吧!”叶帅大声地说着，随即开怀大笑起来。刹那间，老帅像返老还童一样，心花怒放，神采飞扬。
傅崇碧看到叶帅很高兴，一定是有什么新发现。他连忙询问。
叶帅举起右手，微笑地向他伸出四个指头。他胸有成竹地讲了四句话，精辟地分析当前的形势。
“一、不要紧，他们没有抓到我们什么东西；二、他们积怨甚多；三、要进行斗争；四、要讲究方法。”
叶帅突然从沙发前站起来，快步走过地毯，来到大玻璃窗前的一架钢琴旁边。叶帅兴奋地拉开琴盖，手按音键，静静地仰望西山的蓝天。他扬起双臂，以扫荡一切的英雄气概，急风暴雨似地弹起钢琴来。他时而前俯后仰，时而低首细听，随着来往飞舞的手指，迸发出一阵阵高昂激愤的琴声。
傅崇碧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钢琴旁，听着那惊心动魄的旋律，仿佛变成了隆隆的雷鸣，刺破云空的闪电，浮荡在西山的上空，发出狂怒的吼声。让战斗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叶帅，祝您健康长寿，再见!”
傅崇碧像士兵一样，笔直立正向叶帅敬礼告别。回到医院，他立刻把会见叶帅的所见所闻，报告给断腿重伤的罗瑞卿同志和其他高级将领。寂静的病房，顿时喧嚷沸腾起来。
“干吧，老子准备再拼一次!”
“他们抓了我们一次，坐了几年监，难道我们还要吃二遍苦吗?”
“老家伙们，作好准备，拿起武器!”
住医院的老将军们都仿佛变得年轻起来。他们从这间病房，走进那一间病房，就象在昔日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从一个阵地到另一个阵地一样。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方实）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