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邓小平称为“革命元老”的杨尚昆
[ 2000年第10期 被邓小平称为“革命元老”的杨尚昆 作者：章学新 谢景星 ]
1988年阳春4月，百花盛开。开放改革大业在中华大地阔步奋进。出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云集北京。这是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我国最高权力机关进行第三次换届的盛会。
在七届人大的第一次会议上，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郑重向代表们推荐：国家主席是荣誉职务，应该由革命的元老担任。杨尚昆同志是革命的元老，他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代表们投票通过。于是，杨尚昆的名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继毛泽东、刘少奇、李先念之后第四任国家主席载入史册。
资深的革命家
杨尚昆于1907年出生，1925年19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春转为共产党员，离家乡四川进入上海大学。这时，国共合作的北伐大军已经接近上海，罗亦农在筹备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在华界南市一个僻静的仓库里，杨尚昆参加了训练起义工人的工作。这年，正逢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学，11月他被党组织选派前去学习。张闻天、王稼祥、邓小平(希贤)都是他的学长。
1931年2月，他和张闻天乔装改扮，返回上海时，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正以武力“围剿”由朱毛红军开创的江西苏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留在上海坚持斗争，杨尚昆也在刀光剑影的上海，从事工人运动。
1933年春，杨尚昆进入中央苏区，先是在中央局宣传部编辑《红色中华》报和《斗争》杂志，从这时开始，他走近毛泽东。
杨尚昆第一次会见毛泽东是在江西苏区。
1933年春，在青松掩映的叶坪村一个祠堂里，《红色中华》报编辑杨尚昆前来访问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得知这个后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过四年马列主义时，问道：“你是什么地方人?”杨尚昆回答：“四川。”“你们四川有位杨癚公你知道吗?”“他是我四哥。”
杨癚公是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首任书记，1926年底，他和朱德、刘伯承组成的军委曾在川西的顺庆、沪州发动起义，坚守泸州40天，事为国民党右派所忌，不幸失败。这是南昌起义的前奏。1927年3月，蒋介石开始在南昌屠杀工农领袖时，四川军阀刘湘遥相呼应，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以割舌、挖眼、断手的野蛮手段杀害了杨癚公。在当时党的地方领导人中，杨癚公是第一个遇难的烈士，因此，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千世界，天涯陌路，但革命者之间又显得非常贴近，没料到六年以后，坐在毛泽东面前的竟是杨癚公的胞弟。杨癚公是杨尚昆走社会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杨癚公生前自励的话：“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也成了杨尚昆继承先烈遗志的座右铭。
毛泽东当时政治上处于逆境。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大权独揽，只让他管苏维埃政府的日常事务，所以杨尚昆访问毛泽东后给《红色中华》写的两篇社论，一篇是《加紧防疫卫生运动》，另一篇是《关于夏耕运动》。
彭德怀引导他认识毛泽东
1933年6月，杨尚昆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年底又去主力红军第三军团任政治委员，军团长是著名的战将彭德怀；随后杨又在党的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后补委员。杨尚昆所以被委以如此重任，无疑是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受王明影响，政治上“排他”的结果。从“莫斯科回来”的杨尚昆虽受临时中央负责人的重用，但他一见到赫赫有名的彭德怀，便开宗明义实话实说：“我带兵打仗是外行，到苏区的时间也很短，希望你多帮助。”
彭德怀长杨尚昆9岁。彭和杨：一个是自幼当过牧童、堤工的寒门子弟，一个是川东“名门望族”的勇敢叛逆；一个是出身行伍、久经沙场的战将，一个是出洋归来而缺乏实践的留学生；一个在战斗中对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深有感受，一个对中国革命道路“知之甚浅”；一个意志坚强，性格倔犟，一个涵厚随和，外柔内刚。但是，彼此没有私心，没有偏见，却有一颗共同的为革命的赤心，在客观事实面前，恰能刚柔相济，长短互补。杨尚昆说：“我和彭老总经常促膝谈心，彼此毫无芥蒂。”
杨尚昆真正认识毛泽东，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到长征的战斗实践中，彭德怀则是引导他认识毛泽东的益友。
杨尚昆到三军团后，第一仗打的是福建的沙县。
1934年初，蒋介石准备以百万兵力“围剿”中央苏区时，临时中央不顾红军的实力，竟然提出要在闽、赣两个战略方向“分兵作战”，命令彭、杨率三军团远离江西苏区入闽攻打沙县。彭德怀不同意分兵远征的错误决策，但无奈，只好从战术上补救。沙县驻有国民党军两个团的兵力，城坚兵骄，傲气十足。彭德怀硬是把地道挖到坚城底下，将炸药装进棺材里，埋进坑道，不但炸开城墙，强攻告捷，而且缴获颇丰。杨尚昆当然高兴，但是，彭德怀却深沉地对他说：“个别胜仗不能解决战略上分兵攻坚的错误，它将造成全局的被动。”
杨尚昆当时没有理解彭德怀的意思。但是，通过三溪圩的反击战和广昌保卫战，他开始认识到临时中央“左”倾军事路线的危害。
这时，敌军已从北线和东线逼近中央苏区，采用的是陆空配合，步步为营的战术。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和新来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下车伊始就说：“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提出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以“碉堡对碉堡”，“短促突击”，与强敌决战。所谓“短促突击”，就是在敌军主力的碉堡之间打一下，把他们“挤”出碉堡加以消灭。在广昌附近的三溪圩反击战中，红军集中了三万兵力，在敌军的碉堡缝里钻来钻去，因为没有重炮，怎么也“挤”不出敌人，枪弹只有消耗，没有缴获补充。眼看着战士们前赴后继，一个碉堡一个碉堡地争夺，彭德怀、杨尚昆联名向中革军委发电报：“敌堡坚固，如继续强攻，不仅消耗兵力，而且丧失战机。”
广昌是赣南的一个小县，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县治所在地没有坚固的城墙，易攻难守。敌军11个师分两路筑堡推进。博古和李德集中了几乎全部红军，并且亲自上阵指挥，连战十天，也不得不且战且退。彭德怀不顾个人得失，再次向博古和李德进言：按照红军的条件和现在的打法，不可能固守广昌。李德不以为然，说指挥员的意志和信念是决定一切的。杨尚昆则建议大家一起视察广昌的地形，再定作战方案，刚愎自用的李德竟然说：“欧洲的城市保卫战，多数不靠高而且坚的城堡。”命令他们立即用土木修筑半永久性的碉堡工事，坚守阵地。彭德怀按捺不住地说：“就算有了较为巩固的野战工事，也经不住敌军的轰炸和炮击。如果这样固守，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三千人将遭覆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为了缓和僵局，杨尚昆和参谋长邓萍共同商定了一个决战防御的方案：派一个加强连，守备在工事内吸引敌人，主力隐蔽集结于广昌西南五公里的山上，控制制高点，待敌军攻我守备阵地时，主力从敌侧后发起突然袭击。李德和博古勉强同意，并下了最后命令说：正面守备的不得少于一个营。
4月27日，敌人出动三四十架飞机，一个炮兵旅开路，一次推进一、二千米，构筑好野战工事后，再前进一步，敌军此起彼伏、波浪式地推进，红军战士被炮火封锁得难于机动。
我正面守备的加强营，被敌人的火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几次突围受挫，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第二天广昌陷落了。
当天晚上，率直的彭德怀面对李德和博古说：“五次战争以来，我们没打过一次好仗，这是司令部指挥的错误。”彭德怀越说越激动，甚至有些急不择言：“这次战斗，三军团要是全听了你们的话，多兵堆集广昌，全完了!红军奋战七八年，才打出这块根据地，容易吗?可在你们指挥下，丧师失地，损兵折将，你们至今还不认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广昌失守后，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江西苏区长征。彭德怀心情沉重地和杨尚昆说：“尚昆，在几次反‘围剿’中，毛主席领导我们，仗打得很顺利，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蒋介石五十万兵力长驱直入，我们只有三万多一点人，丝毫不乱，一一将敌军粉碎。这一次，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实力比以前强很多，可是落得这么个结果……”彭德怀的回顾和慨叹是对杨尚昆认识毛泽东的启迪。
10月17日，红军在既不甘心而又无奈中撤离中央苏区。
兵贵神速。尤其是必要的转移，只有轻装快捷，才能摆脱追敌，争取主动。临时中央的长征却是“搬家”，在行军编队上，中央和军委两个纵队五千多人，带着坛坛罐罐，前由主力红军一、三两个军团开道，两侧护卫和殿后的是其余红军，浩浩荡荡，一天的路程至少要走两天，使能征善战的红军，像是抬着两顶“轿子”的轿夫，跑不快，跳不动，在敌军围追堵截下，失去机动能力。
11月底，红军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由江西进入湘南，到了湘江边。这时蒋介石摸清了红军西渡湘江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调集了40万兵力，在湘江西岸布下了口袋阵，企图利用天堑全歼红军。27日、彭杨率红三军团占领了湘江渡口，架起了浮桥，全力抵挡住合围拢来的湘军、桂军和蒋军，但是中央纵队还在80里以外的文市。于是，坚守渡口的红军，在敌机的狂轰滥炸和地面敌人的猛烈炮火下，前赴后继，以鲜血和生命捍卫阵地，湘江两岸出现了一场鏖战。到12月1日，中央纵队安全渡过湘江时，8万多红军损失了5万多；三军团的实力伤失一半，第六师已不成建制，担任掩护的十八团，完成任务后大部壮烈牺牲……
湘江之战的悲剧，使广大红军官兵对临时中央的军事指挥完全丧失了信心，军心所向，纷纷要求毛泽东出来指挥，恢复红军的作战传统，具有历史转捩意义的遵义会议应运而召开。
李德曾说：“这里的事情还是要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他根本不懂得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客观实践，而不是书本教条和宗派观念，也根本没有料到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而对错误的军事路线反戈一击的是“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和张闻天。如果说，王稼祥和张闻天是在行军过程中在毛泽东启发和影响下觉醒的，那么，杨尚昆则是在火线上一系列的挫败中，经彭德怀的开导而觉悟的。所以，在遵义会议上，他以亲历的事实批判了这条以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为特征的错误军事路线。遵义会议使他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
在毛泽东指挥下奋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统率在川黔边的三万多红军，面对50万敌军，避强打弱，机动灵活，在运动中伺机击敌，演出了一曲四渡赤水的壮歌。在这场战斗中，彭、杨积极贯彻毛泽东和军委的战略意图，从战场实际出发，及时提出合理建议，上下齐心，军心振奋。
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红军原来准备从黔北渡长江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即命三军团攻占重要渡口土城。军委估计土城守敌是川军的四个团，不料一打响，敌军火力出乎意料的猛，侦察的结果，是三个旅共九个团。彭、杨立即向军委建议“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当晚，毛泽东、朱德、张闻天亲临前沿观察，接受了彭、杨的建议，漏夜下令全军西渡赤水河，向川南的古蔺地区转进，改从宜宾附近继续渡江，这就是一渡赤水。
一渡赤水中，部队落伍较多，亟待整编。这时大量的敌军被吸引到川南，为了摆脱追敌，军委命令全军掉头东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红三军团改编后奉命向遵义以北的桐梓进军。在进军途中，彭、杨发现守备黔北门户娄山关的只有黔军的三个团，立即抓住战机报告军委：“拟以迅速动作歼此敌。”当天深夜23时，军委下令“坚决消灭娄山关黔敌，乘胜夺取遵义城”，并授权“全军统归彭、杨指挥”。翌日上午10时，红三军攻占娄山关，守敌仓惶向遵义南逃。时春雨绵绵，红军沿着盘山公路，以凌厉之势乘胜追击，再占遵义。这时，蒋军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渡乌江北上，孤军驰援遵义，被红一、三两军团从两边一夹，一举歼灭其大半。
遵义之战，在彭、杨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三日内击溃蒋军两个师、黔军8个团，俘敌2000，缴枪1000以上。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红军重占遵义后，在重庆督战的蒋介石判断：红军入川不成，“必向东图”，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便采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的战术，企图歼灭红军于巴黔大道地区。毛泽东当机立断，三渡赤水，一举把50万敌军像牵牛一般从赤水河东牵向河西，星夜赶筑碉堡，企图在古蔺地区和红军决战。岂料红军“出敌不意，折西向东”，在敌军的碉堡还没有筑成时，闪电式地四渡赤水。五天之内，红军在高强度的运动中，把敌军甩在河西，开始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下一步，是如何快速地扩大机动，摆脱追敌。彭、杨为此向前敌指挥部第三次提出建议。这就是转向敌兵力空虚的“东南之乌江流域”。前敌指挥部再次接受建议，授命彭、杨指挥红一、三军团迅速向南渡乌江前进。
时逢雨纷纷的清明时节，天空乌云密布，能见度很低，敌机无法侦察，一时摸不清红军去向。当红军的先头部队奇迹般地出现在乌江畔时，南岸守江的敌一个营，手足无措。在风雨呼啸中，红军先头部队乘竹筏夜渡乌江。第二天，大军分三路架设浮桥过了江，直逼贵阳，竟然出敌不意在贵阳城外贴出了红三军团的标语：“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
贵阳城里只有两个团守备，蒋介石心惊肉跳，一面调整部署，力阻红军向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一面急从云南调三个旅前来增援。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当即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命红军向贵阳东北急进，迷惑敌人。当蒋军忙于部署兵力防堵红军东进时，前敌司令部命令主力红军从贵阳东南的龙里折向西南方向，大踏步向广顺、长顺西进。一时，敌我双方背向进军，成为蒋介石瞎指挥的一则笑话。彭、杨立即抓住战机向前敌指挥部建议：野战军应迅速向西渡过北盘江，“袭取”黔滇咽喉的平彝、盘县，使敌封锁困难；入滇以后，“改推进为急进”，红军“机动区域更大”。这是为前敌司令部采纳的彭、杨第四次建议，它对于中央红军跳出敌军的围追堵载，实现北渡金沙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5月4日，中央红军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终于摆脱了追敌，凭着一双铁脚板，保存了自己，磨练了自己，不啻如虎添翼。
从此在杨尚昆的心目中，树立起一个坚定的信念：跟着毛泽东就是胜利。
大是大非不含糊
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路北上。6月中翻越海拔4900多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在懋功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
红军过大渡河时，蒋介石命令刘湘利用天堑歼灭红军，重演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历史悲剧；但是，红军不是太平军。令人遗憾的是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庆祝会师的热情尚未消散，张国焘的分裂野心却给红军内部带来一场政治风波。杨尚昆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在斗争中紧随着毛的步伐。
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是1935年5月初撤离四川的通南巴，北上和中央红军靠拢的，一个多月内，走的路、打的仗都不多，所以军容整齐，全军号称10万人，实际战斗人员是8万多人。杨尚昆说：“在党中央心目中，这支队伍是党的财富，但是，张却把它当作个人的资本。在他眼里，幸存的二万多中央红军是‘兵不像兵，马不像马’，所以他拥兵自重，后来甚至说：谁有军队，谁最强，谁领导。
6月底，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数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北上，先打初到松潘的胡宗南部队，占取甘南，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这是发展革命的方针。张国焘却消极避战，坚持在川康地区休生养息。所以他对会议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阳奉阴违，消极抵制。
会后，彭德怀、杨尚昆率红三军团首先向甘南进军。7月初，从驻地懋功出发，一周内接连翻越雪峰连绵的梦笔、长板山、打鼓山、仑德山等四座雪山，到达黑水县的芦花。张国焘却按兵不动。直到7月中，经党中央电催，才来到芦花。这时，松潘战役的时机已被延误，张却毫不在意，反而热衷于争权，一方面以“提拔新干部”为由，要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安排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一方面，则对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拉拉扯扯。
有一天，张国焘请杨尚昆“叙旧”。早在莫斯科时，张是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杨就认识张。回上海后，两人又在全国总工会共事，张任党团书记，杨是宣传部长，对外以表兄弟名义相掩护。在杨的心目中，张好摆老资格，听不得意见。两军会师后，在两河口时，张曾设宴招待彭德怀，说：“三军团一路上打得好苦，18000多人，只剩下二三千；我准备给你们补四个团。”后来，又派秘书送来二百块光洋，说是为彭德怀“解决困难”。彭说：我个人没有困难，若是解决部队的困难，这点钱太少，不要。事后，彭德怀对杨尚昆说：“张国焘把我当什么人看了!这是军阀收买人心的那一套，我还不清楚吗?!”所以，张请杨“叙旧”，杨是有所警惕的。
杨尚昆说：他一见到我，就说“老杨呀!你是个文才，现在投笔从戎了，耍枪杆子了，辛苦辛苦”。席间，张言不由衷，说话吞吞吐吐。杨尚昆意识到，如果触及战略方针问题，张国焘必然会跳起来，弄得不欢而散，不如说东道西，各找各的话题，应付一下。
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北上，8月初，政治局重申北上方针，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并将周恩来的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让给四方面军的陈昌浩，红军分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当有的同志对张国焘一再要挟中央忍无可忍时，毛泽东告诫说：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不适宜，应用教育的方式，写文章不指名，不引证。正是在这个时候，知人善任的毛泽东忽然找杨谈话：
“尚昆，你和陈昌浩不是中山大学的同学吗!”
杨尚昆说：“那时我是党支部委员，他是共青团支部委员。”
“你在江西时是总政治部副主任，你到总政治部去名正言顺。”毛泽东胸有成竹：“你们又有老关系，有利于团结。”
毛泽东还特地关照杨尚昆说：“你到那里去，要当‘牛皮糖’，不要当‘玻璃’。”他解释道：“‘玻璃’一碰就碎，‘牛皮糖，拉不断，扯不折。总而言之要把团结搞好，不要一碰就破。”
杨尚昆心领神会。他带了原总政治部的100多干部，包括秘书长萧向荣等，到陈昌浩那里去报到，随右路军一起过草地。到潘州时，他和陈昌浩部住在一个村子里，尽管陈昌浩不大答理他，他却奉命在那里当“牛皮糖”。
右路军走出草地后，驻在潘州附近的班佑、巴西和包座一带，等候张国焘率左路军到来。但是张硬是借故拖延，一会儿说噶曲河涨水，部队过不来，一会儿又提出要南下到四川去，令人十分焦急。这时，周恩来患肝脓疡，在三军团司令部养病。一天，杨尚昆去探视周，回潘州途中遇到了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他们见了杨，离鞍下马。毛说，张国焘不肯北上，反而要中央和右路军一起南下。我们只好单独北上。明天拂晓行动。你快回去和叶剑英、李维汉同志联系。
这时，叶剑英在前敌司令部任参谋长，见了杨尚昆就说：张国焘来电报，命令右路军全部南下，“彻底开展斗争”，看来是起了歹心，防人之心不可无。中央通知一方面军单独北上。他要杨以割青稞筹备粮食南下的名义，把总政治部的人带出来，向三军团驻地集中。最后叮嘱杨说：“凌晨两点钟，在村外的水磨坊会面，切勿走漏风声。”
这天子夜，月色昏暗，星光依稀，总政“筹粮”的队伍出动后，杨尚昆按约定的时间只身离开驻地，走向村外的小磨房。他们不带行李，不带警卫员，不骑马，只有叶剑英提一只小箱子，里面装着甘肃省的军用地图，毕竟参谋长想得周到。
夜气如磐。杨尚昆等走了七八里光景，忽听得身后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三人便闪身到道旁，只见十多个骑兵，挥着马鞭飞奔过来，对三个“光杆司令”没引起注意。他们继续赶路，走到一个藏民的寨子前，晨曦中，只见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向他们招手。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出来了，好得很，我们正为你们担心哩!”
在火药气味浓郁的气氛中，杨尚昆等跟随毛泽东，脱离了险境。后来才知道，张国焘已向四方面军布置了警戒，诬蔑一方面军是“逃兵”。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深明大义，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关键时刻得免于兵戎相见。
9月12日，北上的红一方面军到了甘肃迭县的俄界村，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7000多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毛泽东任政委，彭德怀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杨尚昆为政治部的正副主任。这是一方面军规模最小的历史关头，但却是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先锋，担负着实现中央战略方针的重任。
一年以后，张国焘南下失败，不得不北上，实现一、二、四三方面红军的大会合在西北建立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杨尚昆说：“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没有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以后解决西安事变，和蒋介石谈判以及抗日民族解放战线，我党就没有物质基础，起不了那么大的政治作用。”
甘作“磨灭方休”的马掌铁
如果说，从1945秋，杨尚昆在延安从李富春手里接过中央办公厅的工作重担算起，到1965年冬离开这个岗位为止，他在毛泽东身边整整干了20年。
20年，杨尚昆在贴近毛泽东的岗位上，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感受。
1947年，蒋介石重点进攻延安和山东解放区时，毛泽东决定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继续留在陕北，在黄土高原的山沟里转战，拖住胡宗南的23万兵力，杨尚昆则和叶剑英一起，在黄河东岸的山西临汾县三交镇主持后方委员会工作，为马背上的中央发挥后勤保障和参谋作用。陕北战场上在青化砭、羊马河、幡龙镇三战告捷后，毛泽东指挥刘、邓大军，中间突破，南下经中原，把战争由内线转到外线，由防御转入进攻。杨尚昆在靖边小河村的羊圈旁第一次听毛泽东说：“对蒋介石的斗争，从1946年算起，用五年时间来解决，但不要对外宣布。”1948年3月，毛泽东离开陕北，向西柏坡进发，过三交镇时，对杨尚昆等人说：“同蒋介石打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五年也。前30个月，我们‘爬坡’，‘到顶’，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做‘传檄而定’，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客观事实完全证实了毛的科学预言。八个月后，辽沈、淮海两大战役胜利后，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在军事威慑和政治争取之下，傅作义将军宣布起义，兵不血刃，使举世闻名的古都北平回到人民手中。杨尚昆在日记中言出肺腑地写道：“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合乎国情而又使革命加速胜利的办法是难以想象的。作为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命一步步地照毛主席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胜利，实在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幸。”
二十年，在革命事业迅猛发展的岁月里，一个干部固定在一个岗位上，踏实工作，没有三心二意，没有见异思迁，这是难得的。杨尚昆甘心在党的中枢，在毛泽东身边做一块“磨灭方休”的“马掌铁”。
在西柏坡时期，任弼时病了，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的“大管家”，杨尚昆是周恩来的助手，每天晚上，周主持“大办公”会议，把中央各部的头头找到一起，传达书记处和毛泽东的指示，许多要务，由杨尚昆组织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居于执政地位，中央办公厅是党中央的心脏，战线越来越长。中央办公厅六处三室，秘书、警卫、机要、行政、档案乃至特别会计室，联系着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千头万绪；不分内务外事，不论昼夜节假，凡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有所指示，办公厅立即运作。杨尚昆兢兢业业，言行谨慎，不敢一刻懈怠，他诙谐地说：“打麻将不是有张叫‘听用’的牌吗!办公厅的工作好比是‘听用’，什么需要就干什么。”“有些工作，虽有主管的职能部门，有时办公厅也得参与”。比如：外事工作，国务院有外交部，党中央有联络部，但是，和当时的苏共中央联系，在杨的办公室里有一条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热线；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几次出访，办公厅都要成立安全保卫的专门班子，调度力量，内外配合，连他们乘座的飞机航班都要过问，保证万无一失；1962年调整经济计划，压缩城市人口，书记处决定成立精简小组，由杨尚昆任组长，两年半内，城市人口压减2600多万，缓解了暂时经济困难；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按说有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内务部，但书记处决定由杨担任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长。1956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杨尚昆是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密切配合邓工作。在他的岗位上有大量的具体事，但都不是“小”事。
逆境中相忍为党
没有料到，1965年10月，祸起红墙，杨尚昆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离开了中南海。
自1962年以来，毛泽东形成一种错觉：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党政军文各单位“相当的一个多数”，领导权已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1965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各大区书记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悲剧性运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10月28日，杨尚昆奉命送走在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定为反党分子的彭德怀去四川出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临行前，毛泽东亲自向彭表示：庐山的那件事真理可能在彭那边。杨尚昆对彭的复出心里很高兴。他没有想到，一周以后，中央通知免去杨的中办主任职务，到下面去工作两三年；由汪东兴接任中办主任。到地方去工作，是杨早有的愿望，但如此突然不免令他纳闷。三天后，杨移交完工作，上书毛泽东，请求谈一次话。第二天，11月10日，毛泽东约见了杨尚昆。毛说：
“你下去，我给你个任务：第一，看中央和国务院下达的政策措施，有没有不适于当地实际情况的，如果有，你给我写个报告，提出你的意见；第二，中央各部门下达了些什么东西，有没有同中央、国务院相矛盾的，如果有，你给我理一下。就这么两个调查研究的任务。”
“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我可能完不成，我努力去做就是了。”杨尚昆答。
“你决定到广东去，广东那么热，你跑那里去干什么?!”没等杨回答，毛又说：“既然你已经定了，你去两年到三年，把这个任务完成，先在珠江流域；以后，我把你调到黄河流域，再搞两三年。”毛泽东亲切的问话，使杨感到他对干部的关怀和期望。毛泽东接着说：
“这次主要是了解地方党政机关是不是按照中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来进行工作的，更主要的是条条下达的任务有没有互相打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地方打架得很厉害。”
谈话的气氛使人感到是一次正常的调动工作。可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被“四人帮”称为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檄文”。一时举国上下政治上惴惴不安，大有乌云压城之势。
杨尚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向周恩来辞行。他怀着焦虑的心情问道：“照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可能将来要处分我，甚至开除我的党籍。”周恩来是深知杨尚昆的，但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政治形势下，他难以预料今后还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他浓眉深锁，两眼盯着杨尚昆，默默无语。然后无奈地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
12月10日，杨尚昆怀着对自己政治生命的迷惘感和完成毛泽东嘱托的使命感，登上了京广列车。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上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杨抵达广州后不久，即看到中央通知，罗瑞卿被撤掉了书记处书记、常委秘书长和公安部长等职务。“罪名”是“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杨尚昆进一步陷入迷惘和困惑。12月30日，中央又发出通知，任命杨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离开了中南海的杨尚昆不知该作如何理解?
半年以后，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中央文革小组”出台，对所谓“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专案审查”。5月22日，中央通知：“停止”杨尚昆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免除”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改任中共广东省肇庆地委书记。在“彭陆罗杨反党集团”中，杨尚昆是惟一被任命新职务的成员。
接到降职通知的第二天，杨发电报请求，“恳请中央考虑，调换一个工作地区，无论东北、西北、华北的基层都可以”。28日，中央同意杨改去山西，任临汾地委书记。5月30日，他离开广州，到山西临汾去“上任”。杨尚昆后来说“‘文化大革命’是逐步升温的，毛主席撤了我的职，还允许我革命，11月10日那次谈话，给我布置调研任务也是诚恳的，和以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是不同的。”
以后的做法，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7月3日，杨尚昆被宣布“监护审查”。从此他与外界包括家属失去一切联系。中南海里呢?从5月下旬开始横扫一切，到7月23日，中办领导不顾事实地在报告中写道：“中央办公厅为杨把持了20年，他一直干着反对主席、反对中央的罪恶活动”；又诬陷杨“包庇怀人，招降纳叛，培植了一批反党帮凶和爪牙，”在颠倒黑白罗织罪名下，原中办的核心领导和骨干14人被诬陷为“反党分子”揪斗，1454名干部中被立案审查者达238人，随着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被“炮打”，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所谓“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杨尚昆从山西被“揪”回北京。
整整九年里，他接受群众批斗，写不完的“交代”，作不完的“检查”。他相忍为党，等待着党的实事求是传统的恢复，盼望着切合实际的“审查”结论。随着林彪折戟沉沙，江青等被毛泽东宣布为“四人帮”，1973年，邓小平复出，接替重疴缠身的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国的政治气候如雪后初霁。抓全面整顿，立竿见影，使他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1975年2月，杨尚昆被解除“监护”，6月，去山西临汾。6月下旬，“四人帮”控制的“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向他宣布所谓“阴谋反党”等的“结论”，并提出“清除出党”的处分。杨尚昆忍无可忍了。7月18日，上书毛泽东。信中驳斥“专案委员会”的“结论”：“把我说成自从参加革命起，就是阴谋反党的。这不合事实。”他明确表示“不能接受”。
可惜，从1975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的健康逐渐恶化，他已经没有时间解决“文革”以来大量存在的冤假错案，在“还是安定团结好”的愿望下，把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当作一份政治遗产，留给后人去评说和处理。杨尚昆的上书，自然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但是，人间正道是沧桑。东方既白，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拂去了历史的尘埃，还杨尚昆以“革命元老”的本来面目。
(责任编辑 洛 松)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