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载人航天飞船总设计师王永志
[ 2000年第11期 中国载人航天飞船总设计师王永志 作者：马京生 ]
王永志曾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博士生导师。
干这一行，他感触最深的是一辈子提心吊胆。然而，让他感到最幸运的是，走上工作岗位就开始研制火箭，他参与主持的6种新型火箭首发无一败绩；他最受累的要算当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院长；风险最大的是研制中国的第一发大推力捆绑火箭；现在他最大的压力和愿望是用中国的飞船把宇航员送上天。
自古以来，神州大地就流传着嫦娥奔月的故事。飞上太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梦想。在敦煌，我们的老祖宗头顶着昏暗的油灯，在漆黑的石窟中，一笔一笔地把自己遥远的梦幻描绘在洞壁上。于是，我们看到了隋唐时代色彩艳丽的飞天。今天炎黄子孙的美好愿望终于要实现了!
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是火箭技术专家王永志。1932年11月17日，他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偏僻农村里，祖祖辈辈没有文化，一家人勒紧裤带省吃俭用供他上学读书。小学毕业，正好抗战胜利，八路军在他的家乡创办了昌北中学，寒门子弟免费入学读书。他连年考试成绩名列第一，初中毕业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免试保送到沈阳的东北实验学校就读高中。
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了。当时，他听说在朝鲜战场我们的空中英雄使敌人闻风丧胆，他特佩服，同时也深深地迷上了天上的喷气式飞机。
高中毕业时，他最想学的是设计飞机。班主任钱老师对全班同学说：咱们班里有三个同学成绩突出，可以报考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王永志在填写大学报考志愿书时，郑重地写上了老师推荐的专业，还特意加上一句“喷气式军用飞机设计”。1952年，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考入了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
在清华大学学习了一年，航空系要选送10名学生到苏联留学，王永志是其中之一。
1955年，王永志来到莫斯科航空学院飞行器设计系飞机设计专业学习。
后来根据1957年10月25日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王永志等中国留学生改学火箭导弹设计专业。
苏联火箭专家对王永志说：“中国人不仅是火箭的发明者，而且也是首先企图利用固体燃料火箭将人载到空中去的幻想者。”
王永志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北宋时，中国发明了火箭，元朝时传入西方。明朝的万虎是试图利用火箭作为载人飞行运载工具的第一人。他将47支火箭绑在一把椅子上，万虎坐在椅子上，手持两支大风筝，火箭点燃后发出巨大的轰鸣，万虎消失在一片火红的烟雾中。
王永志决心实现祖先的理想，满腔热情地投入学习。在航空学院5年，他的学习成绩都是优秀，深受米申院士的重视。米申院士是苏联火箭总设计师科罗廖夫的第一副手和接班人，他协助科罗廖夫做了大量工作，在火箭领域很有成就。米申认为王永志具有成就一番事业的潜质和秉赋，他将来一定有所作为。于是米申主动向院方提出，由他亲自指导王永志的毕业设计。米申对王永志说：“中苏两国关系紧张了，那是政治家的事，咱们的毕业设计该怎么搞就怎么搞。”
在米申的指导下，王永志的毕业设计选择了《洲际导弹设计》这一题目，毕业时获得优秀生文凭和工程师称号。
王永志回国时，他在校的学习笔记和毕业论文，按校方的保密规定统统被扣下，因此，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关在屋里，凭着记忆把所学的知识整理成笔记，这些笔记为指导后来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尔后，王永志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开始了我国第一种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的研制工作，他任总体设计组组长。
1964年6月29日，王永志第一次走进戈壁滩，执行发射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种中近程火箭任务。试验发射时，火箭射程不够，失败了。专家们都在考虑，怎样再给火箭肚子里多添加点推进剂，可火箭的燃料贮箱有限，再也喂不进去了。正当大家绞尽脑汁想办法时，王永志这位高个子的年轻中尉站起来说：“火箭发射时推进剂温度高，密度就要变小，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要随之变化。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泄出600公斤燃料，这枚火箭就有足够的射程。”
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到这位中尉的身上。他是在座的人中军衔最低的。有人不客气地说：“本来火箭射程就不够，你还要往外泄燃料?”于是再也没有人理睬他的建议了。
王永志并不就此甘心，他找到坐阵酒泉发射场的技术总指挥钱学森。当钱学森听完这个“小字辈”意见后，眼睛一亮，高兴地喊道：“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钱学森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果然，火箭泄出一些推进剂后射程变远了，连打三发，都命中目标。
从此，钱学森记住了王永志的逆向思维，也记住了王永志。三十多年后，总装备部领导去看望钱学森，钱老还提到了王永志，并兴致勃勃地说：“我推荐王永志任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年轻时，大胆的逆向思维，就和别人不一样。”
60年代末，中国集中精兵强将加快研制远程火箭，王永志被选调到这支研制队伍中，并晋升为远程火箭的副总设计师，协助总设计师屠守锷工作。
1971年，王永志担任火箭首飞试验发射阵地的技术负责人，首飞试验获得成功后，他主持把这种火箭改型为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技术设计和研制工作，为我国以后发射返回式卫星准备好运载火箭。
1978年，王永志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这一年，中国的航天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开始研制中国的第二代战略火箭。一天，钱学森和国防科委、航天部的领导来到火箭技术研究院视察，听完王永志的汇报，钱学森的脸上露出笑容，幽默地建议：第二代战略火箭让第二代人挂帅，让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
王永志当了多年的总师，他的目光始终盯着世界最高水平。他首先从设计质量抓起，特地撰写了《设计守则》。
为选择优质元器件，他请来了四十多个厂家的代表。当面协商，当面敲定，择优录用。并编制了《电子元器件选用目录》，规范了选用范围。在质量控制，标准化要求等方面，实行了一整套的组织管理办法。同时把经济观念引入型号研制之中，最先实践了型号研制经费包干制。把一切型号的研制都纳入预算、概算，按项目规定经费。在型号发展上，他力主并率先实践了“基本形、系列化”的研制思想。
总之，他挂帅第二代战略火箭时，在各级领导和老专家们的支持下，在技术、管理、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做出了新的突破。
王永志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期间，适逢1986年国际航天发射市场由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和阿里安火箭频频失利，出现了运载能力危机，特别是大型卫星的运载能力在商业发射服务方面几乎是空白。王永志等人以此为契机，向航天部提出，以“长征二号”火箭为基础，研制大推力捆绑火箭，使火箭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由原来的25吨提高到88吨，可以承揽用航天飞机发射的大型卫星，由此，将中国的运载火箭推向国际市场。
1988年，他们与美国卫星公司签订的协议规定：1990年6月30日前，捆绑火箭必须竖立在发射平台上。否则，取消合同，罚款100万美金。
这是一副空前沉重、风险最大的担子：一头是研制火箭需要的几亿元贷款，一头是全新的技术加紧迫的研制周期。王永志作为一院之“长”和研制这种大推力捆绑火箭的总的指挥，他和总设计师一起制定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案和研制方法，带领全体研制人员闯过了重重难关，相继突破了“捆绑”、推进剂和大型整流罩等新技术。
18个月后，捆绑火箭巍然竖立在西昌航天城的发射平台上。
1990年7月16日，中国火箭从“一根棍”的老面孔变为大推力捆绑火箭的新形象，不负众望地飞上了云霄，运载能力达到92吨，比长征二号火箭的运载能力几乎翻了两翻。不仅以后发射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奠定了技术基础，也为载人航天运载火箭的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航天人这一辉煌成就终于使美国人信服了。
王永志由于成功地研制了捆绑火箭，而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并被任命为航空航天部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
王永志在航天领域走了三大步：导弹——火箭——飞船。1987年4月，他成为“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7名成员之一。时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朱光亚找他谈话，请他参与拟制我国发展载人航天的蓝图。
1992年1月，王永志被中央专委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
这一年他正好60岁，进入花甲之年也是他生命中辉煌的一年，他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一顶顶耀眼的桂冠戴到他的头顶上，是光荣也是责任。
王永志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在工作上他力求稳妥可靠。飞船的着陆场，最初经空勘选在了河南驻马店地区的黄泛区。为了万无一失，1993年2月初，王永志等率队开始对该地区进行地面详勘。他发现那片黄泛区仍然人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平均600人。接着他勘查了内蒙古的大草原，发现有一片退化了的草原，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2至3人。于是他提出改变轨道倾角，将这里选为飞船的着陆场，受到中央的赞扬。
王永志作为整个工程的技术总负责人，逐个审定了航天员、飞船应用、火箭、载人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着陆场等七大系统的技术方案。为了使“神舟”飞船首飞成功，1998年他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主持完成了火箭——飞船——发射场合练，以及零高度状态下的逃逸救生飞行试验，并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我目睹了中国第一艘飞船“神舟”号从酒泉发射场起飞，绕地球转了15圈，飞行21小时11分，于11月21日凌晨3时41分在内蒙古中部着陆场成功返回。在中国航天史上树起了新的里程碑。在飞船发射前的三天，恰逢王总的生日。三天后飞船发射成功，同事们又为他过了一次大喜的生日。王永志说：这是航天事业赠给我的最有意义的一次“生日蛋糕”。
王永志现在已经瞄准了要用中国的载人飞船，把中国的宇航员送上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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