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研究在中国
[ 2000年第11期 敦煌学研究在中国 作者：孟宪实 ]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在洞窟中清理积沙，发现墙上还有沙子在向下掉，原来墙壁上是有缝隙的。他满心狐疑地敲了一下那面墙，竟然有空洞的声音传出。沿着墙的缝隙，他挖开那道墙壁。原来是别有洞天。
王道士面对的就是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纸写经卷堆积如山而且排列整齐。王道士惊呆了。
所谓“藏经洞”，当然是因为这里珍藏着众多的经卷。所谓经卷，主要是指佛教经典。实际上，除了大量的佛经以外，还有很多种其他类型的文书。这里保存了印刷术发明以前的很多手写文书，也有部分印刷品。这些文书的时间跨度从五世纪到十一世纪，用汉文、藏文、回鹘文、于阗文、吐火罗文、波斯文等多种文字书写的经卷、典籍、方志、信札、契约、户籍、帐簿、变文、曲子词等。可是后来，藏经洞的主要藏品却没有留在中国。所以在“敦煌学”在世界引起重视的时候，外国人有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
海外学者对敦煌宝藏的掠夺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那年，敦煌县令是严泽。一年后即由湖南沅江人氏邬绪棣接任。1902年3月，汪宗瀚出任敦煌县县令。即使是这位谙熟历史文化的县令以及同年任甘肃学政叶昌炽，他们对藏经洞里的经卷都很有兴趣，特别是叶昌炽对于这些经卷的意义看得很清楚，但他们都没有亲身到过藏经洞，所以在外国人到达敦煌之前，中国有七年的时间可以妥善保护藏经洞中的珍品，但是中国与自己的国宝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失之交臂。
在中国昏睡不醒的时节，西方学者们却睁大眼睛在中国各地搜寻文化财宝。藏经洞首先成全了英国的斯坦因。1907年5月21日，斯坦因怀着一颗渴望已久的心来到了莫高窟，采用预先想好的各种词语，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带走了大批的经卷。
1908年2月26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这里。在以后的三个星期中，伯希和凭借着昏暗的烛光，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翻检着每一件写本。不仅将所有写本看了一遍，甚至连难以数计的写本残片也未曾放过。伯希和在翻检过程中，顺手将它们分成两堆，一堆是最有价值、必须想方设法据为己有的，另一堆是需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伯希和的学力现在得到了充分施展。即使是一万年以后，人们也得承认，在当时那样兴奋的情况下，伯希和没有一点丧失理智的倾向，他的挑选准则，实在是精明透顶的。随行的摄影师努埃特为伯希和翻检写本时拍了照，记下了伯希和在藏经洞里的情景。在我们看到了伯希和的专心致志用功的同时，全世界的人们也得到了第一现场的证据。
伯希和也像斯坦因一样想“买”走全部藏品，然而政府指令在先，且香客不断，王道士拒绝，因为他不敢。最后，伯希和送500两银子给王道士作功德，便将他从藏经洞挑选的写本精华和斯坦因所遗绢纸绘画及丝织品全部带走。
1914年5月20日，俄国的奥登堡开始了规模浩大的远征，这次的目标正是敦煌莫高窟。他批评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勒柯克的考古工作，认为他们只是盗宝而不是科学考古。后来的结果证明，奥登堡的确比较彻底，就藏经洞而言，他将藏经洞彻底挖了一遍，真的做到了掘地三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登堡听到中国参战的消息，结束考察，于1915年1月26日启程，赶着满载文物的驼队回返。
奥登堡此次考察所得劫掠品，回到彼得堡之后被分放多处。写卷部分，移交亚洲博物馆(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保藏，也即该所的“敦煌特藏”；艺术品、地形测绘资料和民族学资料、野外考察记录和日记存放在俄罗斯艺术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地理学会等各博物馆。后来几经搬迁，最后全部集中到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即冬宫博物馆。多年以来，既没有出版过任何完整的藏品原件，连完整的目录汇编都不曾有过，对艺术品而言，尤其如此。今天，我们知道文献部分有：写卷18000余号，其中包括完整的经卷365件以及一些尺寸不大的写卷残片；文物部分有：雕塑(含附件)43号，壁画16号，绢画9号，麻布画、幡画78号，工艺品36号，纸画24号，残片49号。因为缀合、或者总号下包括多个残片，总数约300件。
1923年初冬，美国福格考察队出现在寒风凛冽的河西走廊上。为首的华尔纳是个长着一头红发的彪形大汉，到达敦煌时，王道士外出。华尔纳直接就进入了石窟，精美绝伦的壁画，立刻使他呆若木鸡。一连10天，他沉醉在这些艺术极品之中。现在华尔纳最关心的是如何把壁画剥离并带回美国。事实上华尔纳是有备而来的，他已经带着分离壁画的化学溶液，作好了进行实验性剥离壁画的准备。最后，华尔纳剥下了12幅壁画。不过幸运的是，带到美国的12幅壁画，挽救出了11幅。直到这时，华尔纳才喜形如色地说道：“(这些壁画)是极可宝贵的珍品。在美国我们还从未见过能与之相比的东西。同时它们与德国人从新疆的墙壁上锯下来的成了方形的壁画相比，也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忌妒。”
外国学者对敦煌宝藏的掠夺，使这些宝藏现今分布在10多个国家的地区。
在世界各国学者对此进行研究的时候，中国学者也开始了研究历程。
敦煌宝藏在中国的命运
中国人知道这些宝藏的价值，是因为端方。端方，是第一个见到了伯希和所劫遗书的一部分的人，他任过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南巡抚和直隶总督等地方要职。作为满族要员的端方，属于晚清的立宪派。政治上既干练而又不无开明倾向。善诗文，好金石书画，是著名的古董收藏家。
在他富丽的豪门深院之中，端方不得不在伯希和这位外国人面前和颜悦色，一再退让。这位平时说惯了“不”的封疆大吏，在伯希和说“不”的时候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这与“官怕洋人”的说法没有一点关系，是伯希和手中的中国文物，让他敬畏异常、战战兢兢。后来，伯希和在回到巴黎后的演说中提到端方“颇殷勤，屡次接见余，礼有加焉。”敦煌出土的文献，端方认为关系到考据学的生死。考据学，在当时就是中国学问的另一个名字。端方深深懂得，多少代学人的辛勤工作，关于中国历史的很多证明，现在由于藏经洞的发现，有可能完全丧失意义。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正面临着严重的考验，也许会被彻底推翻，也许被冲击得凌乱不堪。而这样的证据，如今就握在眼前这个洋人手中。事关中国学问的生死，端方的官僚身份烟消云散，学者的性质显露无遗。他对伯希和十分礼貌，不断地招待这个法国人，动机也许是极其简单的，无非是想从伯希和那里多得到一些关于中国文物的消息。但是，除了拍摄了《沙州志》残卷以外，端方从伯希和那里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资料。
伯希和到达北京是在这一年的8月，北京学术界正在以一种复杂而平静的心情等待他的到来。知道伯希和敦煌得宝，是由端方告诉北京学术界的。伯希和住的北京胡同，一时间那里成了北京的一道学术风景线。中国敦煌学的第一批代表性人物几乎每天穿梭往来这条胡同。董康、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蒋黼(斧)、叶恭绰等，或抄录或观看，忙个不停。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起步，实际上就是从这几天开始的。
罗振玉曾用可悲、可恨、可喜、可愁表达当时的心情，是十分典型的。
面对中国宝物的流失，中国学者百感交集。而志得意满的伯希和，也是感慨良多。伯希和说“诸君有端制军(端方)之风，以德报怨”。伯希和的内心深处，对中国是有愧疚感的，他当然知道这些文物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当中国学者了解了事实的真相以后，没有人对伯希和加以指责，甚至没人对他提出质疑，即使背后有许多怨言，但都是对中国的当地官员的。他们努力的是对发现的文物进行抄写和研究。当时的中国学者实际上还没有文物所属概念，不懂得保护文物所有权的意义。但是，这在伯希和的眼里，成了中国学者的良好教养的表现，伯希和称赞这是以德报怨，他确实是被感动了。应该承认，这事实上成了以后伯希和与中国学界保持几十年友谊的一个重要基础。
当罗振玉又痛又恨地在伯希和寓所抄着敦煌写经时，伯希和告诉罗氏，敦煌石室尚留存有以佛经为主的八千轴写卷，如不早日购运北京，将会被人攫取散尽无疑。罗振玉听后却是又惊又喜，立即报告学部左丞乔茂楠，请火速发电给陕甘总督毛庆蕃，让他购买回学部。并拟好电文，先购买再说。
发出电文一个月后，京师大学堂和学部同时收到了同样内容的回电，说已经购得八千卷，总价三千元。开始时，学部以为必定花费昂贵，没想到竟只要三千元。于是留在学部的京师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前身)，京师大学堂也就不再惊动了。
藏经洞在它发现以后的第九年，中国终于完全接管了。这些藏品虽然是斯坦因、伯希和剩下的，但毕竟还有八千多件，数量还是可观的。把这些珍贵文物运到北京也是合适的，不但有利于保管，也有利于研究。这些文书有情，也应该是满意的。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从敦煌到北京，竟是怎样的一个苦难旅程。
在王道士管理藏经洞的时候，藏品的流出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发生的，只有极少数人了解一些情况。现在，北京的命令和兰州的执行，使得藏经洞有宝藏成了公众新闻，无人不知敦煌卷子价值连城。于是，一场以获得藏经洞藏品为目标的游击战广泛展开。从敦煌到北京，变成了一条掠夺敦煌藏经的战场。
根据后来的调查，先后有696件敦煌藏品从这些地方的名士、官宦、乡绅手中获得，这当然不包括已经到手但没有透露风声的部分。对敦煌卷子有兴趣有盗窃机会的人都是当地的上层人士。因为敦煌卷子一时成为抢手货物，所以敦煌为官者乃至甘肃的为官者，甚而至于行伍出身的军人，也无不以得到敦煌写经为快慰。实际上，多少人参与这一路的盗窃，有多少经卷流失，如今已经成了永远不能揭开之谜，只是后来露出的冰山一角，令人推测那一路的惊人盗窃。
文物的命运即国家的命运。
到达北京的敦煌经卷实际上又开始了新一轮劫难。
是学部侍郎宝熙发现了学部的敦煌经卷有问题，于是他写了上告奏折，负责押送经卷的押解员傅丰韦被扣留，不许返回甘肃。现在所知情况仍然有限，但后来有人出面替傅丰韦说情，使我们有了一些线索。也许是说情起了作用，也许是辛亥革命爆发的缘故，这件案件最后不了了之。这是一种通行的说法。
一些年过去之后，这个案件的真相才渐渐露出水面。
当甘肃解送入京的敦煌残卷抵达北京后，载经大车不是押进学部大院，而是进了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的宅第。何震彝叫来其岳父藏书大家李盛铎以及李的亲家刘廷琛、方尔谦等，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挑选，选出的精品收入自家书房。当初陕甘总督在接到北京的指示以后，曾经把一箱藏经送往北京，作为样品，同时附上了一个大致的清单，这个清单中没有详细的目录，只有一个大概的总数。北京学部只掌握经卷的总数量，而没有经卷的具体名称及行款字数，因而这些人在取走一些精品后，将一卷撕成二份、三份，以符合上报清册的数量。
敦煌国宝流失，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指责外国的所谓探险家，他们实际上使用的各种办法获取中国的这笔精神财富，不合法的手段显然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在中国内部的严重盗窃行径中，看到了中国之所以饱受欺凌的原因。如果说甘肃的地方士绅国家观念单薄，自私心太重的话，那么如何评价如何彦升、何震彝、李盛铎、刘廷琛、方尔谦等人呢?他们不是一般民众，他们是政府要人，学界名流，属于中国当时的统治阶层。鲁迅先生在讨论中国图书的灾难时指出，中国人对于图书的态度，内行就是偷，外行就是烧。国人如此，在我们理直气壮指责外国探险家的时候，声音不得不有所降低。
中国学者对“敦煌学”研究的贡献
作家刘半农法国埋首抄经卷
一首情动国人的《叫我如何不想她》，几乎家喻户晓，而作者刘半农与敦煌学的关系则鲜为人知。
1920年初，刘半农在上海登上了赴欧留学的远洋海轮。第一年在伦敦，1921年夏，刘半农转赴法国，入巴黎大学语音学院，兼在法兰西学院听课。苦读数年，终于撰成《汉语字声实验录》。然而，即使再忙，刘半农也没有忘记敦煌宝藏。抄录敦煌文献，是刘半农的主要副业，多少个日夜就是在埋头抄写中度过的。
1925年夏，返北京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同年，他将所抄文献辑印为《敦煌掇琐》三册，作为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所专刊之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之一刊行。北大校长蔡元培特为之作序。三册分别是民间文学、社会资料和语言文学。此书开辟了敦煌研究的新领域，社会世俗文书的研究从此受到重视。
胡适
紧接在刘半农之后来到伦敦和巴黎，不远万里前去查阅敦煌经卷的，是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胡适。
1926年，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在英国召开。为了参加这次会议，胡适来到了欧洲。同时为了调查敦煌经卷，他准备好专门资料，前去查阅敦煌经卷。比起刘半农来，胡适的调查更具有专门性，因为当时他正在研究中国禅学史，而关于神会，他不能相信传世资料，因为宋以后人改造的痕迹太明显，所以必须到唐朝的原始资料中去寻找，敦煌文书成了唯一的希望。
在伦敦，胡适两度在大英博物馆看阅了近100卷敦煌写本，收获很是满意。确确实实地证据被他找到了。根据从伦敦和巴黎藏敦煌写卷中找到的数种神会著作及其他禅宗典籍，1930年在上海出版的《荷泽大师神会遗集》，是中国禅宗史研究划时代的著作，影响很大。
从1926年深秋第一次从敦煌遗书中发现神会的著作，到1962年早春去世，胡适与禅宗史交往了几十年，因而也与敦煌遗书交往了几十年。
陈垣与陈寅恪
在学者前往西方寻找敦煌文献的同时，对于保存在国内的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也积极开展起来。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的陈垣，以《敦煌石室经卷总目》为基础，将馆藏敦煌遗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阅考订。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推动下，陈垣又将以前的初稿加以修订，删其复出，补其漏载，正其误考，于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命名为《敦煌劫余录》，列为史语所的专刊第四种。
在《敦煌劫余录》一书前，有陈垣和陈寅恪的序各一篇。“劫余”二字，取其历劫仅存之意。陈垣在序中直陈：“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有人劝他不要直接提名，陈垣答道：“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与陈垣序言的激情相比，陈寅恪的序言则更多理性。“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陈寅恪强调的重点是国人应该在研究上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相对于激情呐喊式的爱国主义，学术研究毕竟更艰苦，但也更具永久的影响力。而陈寅恪的序言实际上是指明了中国敦煌学发展的方向。
陈垣的敦煌学研究以目录学和宗教史最具代表性。解放后长期担任北师大校长。陈寅恪的研究领域涉及太广，不能一言概括。解放后一直在中山大学工作，长期接受统战待遇，1969年在文革迫害狂潮中去世。
巴黎的王重民
1934年9月27日，王重民到达巴黎。壮丽的凯旋门、雄伟的艾菲尔铁塔、还有那塞纳河的柔美，都丧失了吸引力，他的心中只有敦煌遗书和其它流失的古籍上了。此后，王重民在巴黎工作了整整5年。他偶尔也曾暂时离开巴黎，前往伦敦、柏林和罗马，都是为了查阅敦煌文献。敦煌遗书之外，他还察访并抄摄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士的汉文著作、太平天国史料和古刻旧抄罕见的中国传世书籍。
王重民在巴黎，主要是编写伯希和目录，其他时间是抄录、著录敦煌卷子。5年中他拍摄了三万多张敦煌遗书和其它古籍的微缩照片，而经他所拍之书，都是先行翻阅，摘录题跋，叙其梗概以为叙录。他的代表作《敦煌古籍叙录》，就是这样产生的。对于中国人而言，别说这些经卷不能收为国有，就是连看的机会也并不多，看时一次只能看几卷，拍照要交钱等等。王重民知道机会难得，使命重大。一边抄录，王重民一边把有关敦煌遗书的新材料和自己的研究心得寄回国内，迅速地在《大公报》、《北平图书馆馆刊》、《图书季刊》、《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以推动国内的敦煌学研究。作为一名学者，王重民知道整个中国文化的压力正集中在他一人的肩上，他知道他此行巴黎的意义。中国已经错过太多的机会，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不努力导致中国文化再蒙损害。
王重民回国的时候，没有受到英雄凯旋的欢迎，但他确实是凯旋而归的。建国以后，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王重民兴高采烈。当然，他也还是没有逃过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作为右派，他甚至奇迹般地熬过了五六十年代。1975年4月16日，这位中国敦煌学的代表人物，北大图书馆系主任，在他批判会的第二天夜里，来到颐和园，在王国维投水的地方自缢而死。
姜亮夫与敦煌学的不解之缘
1934年夏，刚过33岁生日不久的姜亮夫，辞去中山大学教授职务，卖掉三四部文稿，登上海轮，从上海出发自费去法国学习考古学。姜亮夫，名寅清，1902年出生于云南昭通。师从章太炎、王国维等大家，在楚辞学、敦煌学和古文献等领域均卓有贡献。他与王重民分工合作，专门收集和摄制韵书、字书、儒家经典、老子卷子以及有关文学史地卷子。当时每照一张片子要付14个法郎，姜亮夫能够做到的就是节衣缩食。他一早一晚吃的都是包心菜煮大米稀饭(巴黎大米最便宜)，中午就在图书馆内啃面包干。
“七七事变”的前两天，姜亮夫经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亚，经过东北到北京。在东北，所有的东西都被日本人拿走了。幸而敦煌学资料和许多考古学的材料是由一个公司寄回的，还没有丢失。在上海，他取出三百来张敦煌卷子，把余下的东西放在上海闸北的朋友家里。万万没有料到，这一箱资料不久便全部毁于日本鬼子的轰炸中。不幸中之大幸，敦煌卷子幸亏带在身边，完好无损。从此，这些卷子就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带着这些在国内唯一的文献资料，随着东北大学一路逃难。到达四川，空袭依旧频繁。于是开始了他的抢救性整理研究。因为他对日本人的炸弹太不放心。三年之后，24卷的《赢涯敦煌韵辑》完成。此后，他继续躲藏空袭，抱着的是书稿而不是卷子了。1955年，《瀛涯敦煌韵辑》由在上海出版公司的郑振铎正式出版，为祖国保留了珍贵的文化遗产。1956年出版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库》，也是抗战时期撰就的一部分底稿而改成。解放后，姜亮夫一直在浙江大学任教，引导浙江大学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镇。
幸运的王庆菽
1948年8月，王庆菽因爱人在英国留校任教而前往。对于王庆菽而言，除了与爱人团聚以外，能够查阅敦煌经卷也是值得兴奋的事。此前，王庆菽开始做唐代小说的总目提要。但由于伦敦所藏的敦煌文献一直没有公开，她的编目也无法真正完成，对于唐代小说而言，敦煌遗书是个宝库。1949年初，王庆菽独自来到伦敦，通过王重民的介绍信，她开始每天到大英博物馆阅读敦煌卷子。开始，她每次只准借阅卷子5卷，在没有目录可参考的情况下，七千多卷卷子，要想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料谈何容易!后来她终于获得了“一个偶然的幸运而又难得的机会”。经过室长福尔敦同意，王庆菽获准可以自己得从头阅读，一番苦尽甘来之后，终于将该室所藏七千汉文卷子大致翻阅一遍。除了将俗讲、变文和通俗文学资料抄录了一些外，还影印了一些诗词、医药方和一部分古籍及其它资料，共计262卷，1182张显微照片。
1950年，又前往巴黎查阅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经卷。王庆菽得以随杜女士进入书库，阅读了所能看到的经卷。同样，除了将俗讲、变文和通俗文学资料作了一些抄录外，影印了45卷，553张显微照片。1951年，王庆菽夫妇回到国内。又用了一年时间，将有关资料全部加以整理，得有关俗讲、变文资料196篇。1954年由沈阳借调来北京，与王重民、向达、周一良、启功、周绍良、曾毅公等名家一道，编辑出版了敦煌学的名著——《敦煌变文集》，为中国的敦煌学达到与世界同步的水平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文革中，王庆菽被戴上多种政治帽子，受尽侮辱和折磨。
我们无法全部记录下所有到过欧洲写敦煌卷子的中国学者，早期出版家张元济、董康、研究汉晋木简的张凤，藏学家的于道泉，历史学家傅斯年等，但是敦煌学的历史上，确实有他们不可磨灭的一页。
张大千在敦煌
1941年春天，敦煌莫高窟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著名画家张大千。张大千携带家眷、学生和助手，浩荡来到敦煌，甘肃和敦煌都显出受宠若惊的样子。华尔纳走了之后，敦煌已经十几年没有这样热闹了。张大千一行到达莫高窟时，已经近半夜十二点钟。稍事休息后，张大千即带着电筒、蜡烛首先来到了“藏经洞”。张大千的电筒照射处，只见菩提树下一位侍女，亭亭玉立，眉目清秀，线条柔和而有力。张大千不由得一声惊叹。原计划3个月的敦煌之行，马上改为半年，又改为一年，最后竟变成了三年。
张大千先是为莫高窟编号，接着进行临摹。不仅临摹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和榆林窟等处的北朝、隋、唐、五代等历代壁画精品，将近300幅，大者达40米之巨。三年激情临摹，张大千的“乌发丝丝，黑髯飘飘”换来了“华发如许，鬓须霜染”(徐悲鸿语)。但他连续在兰州、成都、重庆等地举办的《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无处不轰动。中国竟然有这样一个去处!敦煌在一般中国人心目有了印记，与这一系列展出是有关系的，有的艺术家从此决心献身敦煌。张大千也同时迎来了自己的一个艺术高峰。
向达在敦煌
王重民在巴黎抄写敦煌卷子的时候，同时北平图书馆的向达也在伦敦从事着同样的工作。1938年，向达带着手抄、拍照和晒图所得的几百万字资料和照片从英伦回到了烽火连天的祖国。应北京大学之约，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专任导师，同时兼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
1942年春，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国地理研究所，合作组建了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为历史组负责人。向达到达敦煌的时候，正是张大千干劲正浓的时候。但是，向达看到了最不希望看到的一幕，为了看到下边一层壁画，张大千毫不犹豫地把上层壁画剥落，里层的壁画露出来了，但表层的壁画却永久地失去了。
向达用了三天时间写出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寄到重庆，由傅斯年在文前编加按语，自12月27日开始，在重庆《大公报》连载三天。呼吁敦煌千佛洞亟应收归国有，并交由纯粹学术机关管理，对张大千的行为直接进行了批评。向达写道：“我们之所以不甘为奴为隶，情愿忍受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困苦，来奋战求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的我们是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我们也有承先启后的义务。千佛洞是我们民族在精神方面一个最崇高的表现，保护和发扬这种精神，难道不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么？”一个星期之后的《大公报》上发表了贺昌群的《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作为响应。当时正逢第三届全国美展的前夕，向达文章立刻引起美术界人士的关注，一场轩然大波轰然而起。张大千1943年春离开敦煌，实际上他是被甘肃方面赶走的。他对向达的憎恨是可想而知的，有一段时间，向达甚至担心张大千人多势众自己会吃皮肉之苦。
向达在敦煌坚持了九个月。没有经费没有物资，在零下20多度的房间里写报告、写论文，甚至生不起火。但他依然乐观，向达“午夜风来，铃铎交响；朝阳始上，万窟争辉”。他甚至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如经济充裕，则养尊处优，何从有机会受室内摄氏零下廿二度之训练，自亦无从有今日这幅顽躯。来日大难，此刻能有机会，锻炼身体，即他日可多受一份艰苦。”
然而，向达一语成谶。解放初，向达迎来了暂短的一个兴奋期，很快就遇到了一个又一个政治风暴。五十年代，他敢说实话，替陈寅恪抱不平，右派当然非他莫属。但他没有绝望，他仍有一系列研究计划，他甚至住进寺院，准备大干一场。红卫兵再次拦住了他的去路。他被剃光了头，在六月的中午当众爆晒。向达此时是否绝望，是否想到当年零下20多度的莫高窟。1966年11月，向达在文革的第一个冲击波中就倒下了，时年仅仅66岁。
常书鸿：敦煌的艺术囚徒
由于向达等学者的呼吁，再加上1941年冬天访问过敦煌的检察院长于右任的积极推动，“寓保管于研究之中”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在1943年正式在敦煌工作，首任所长即艺术家常书鸿先生。自1935年在塞纳河边一个书摊上看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以后，常书鸿的敦煌艺术情结终于有了舒发的方向。
常书鸿在敦煌的岁月是一言难尽的。事业的成功，理想的追求，令人欣慰的场面如同临摹的壁画。莫高窟终于开始新的历程。修筑了围墙，清理了流沙，测绘地形，临摹壁画，摄影、调查和题记抄录等等，都开始上路了。虽然简单，但筚路蓝缕之功是后人永难忘怀的。1944年8月底，为了建立职工宿舍而发现了60多卷的土地庙文书，无疑是对他们最好的报酬。原来经卷所出的残塑像系王道士所造，这就意味着土地庙藏经就是藏经洞旧物。但艰苦的环境也给常书鸿带来重大创伤。1945年春天，他的妻子终于留下孩子离他而去。祸不单行，夏天教育部又有了撤消研究所的命令。经常书鸿、傅斯年、向达、夏鼐等学者的奔走呼吁，敦煌艺术研究所得以恢复，改隶中央研究院。1946年5月新器材，新的资料和新招收的美术人员同乘一辆十轮美制军用大卡车驶向敦煌。常书鸿重返敦煌。第二年又招收了一批美术人员。千佛洞内外又充满了生机。权威的编号编出了，大规模的壁画临摹出来了。
1948年8月22日，常书鸿携带600多幅壁画临本在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举行了“敦煌艺术展览”。一个星期后，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员冒雨前往参观。随后在上海展出一周，更是轰动了整个社会。同年，与痴心于敦煌艺术的李承仙共结良缘，这为苦难深重的莫高窟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1951年元旦，“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4月13日，由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央历史博物馆主办的“敦煌文物展览”在午门城楼上的历史博物馆内开展。这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会，周恩来总理亲临展厅的情景成了常书鸿永难忘记的幸福镜头。
1994年，常书鸿逝世，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骨灰埋放在他的莫高窟。
1949年以后，曾经有过一个暂短的敦煌学高潮期，但可惜好景不长，不正常的中国政治给中国的文化建设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特别是文革时期，中国大陆的敦煌学完全停顿，学术带头人有的含冤去世，如陈寅恪、王重民、向达、贺昌群等，有的如季羡林等连正常的生活也不敢祈望。当时，只有以潘重规、饶宗颐为代表的台湾和香港的学者，在敦煌学研究上可以继续代表中国在世界上发言。
中国大陆地区的敦煌学，是在文革以后的近20年才真正开始了新的研究时代。1980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进行了整顿，由段文杰任所长。1983年创办了季刊《敦煌研究》。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设立敦煌研究院。仍由段文杰任院长，并在兰州建立院本部和生活基地。扩编以后的敦煌研究院下设石窟保护、石窟考古、石窟美术、敦煌遗书等四个研究所和音乐舞蹈研究室、资料中心、编辑部等机构，目前有研究及各类人员近200人。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以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为中心的研究实体，并与国内许多科研机构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在保护石窟、科研活动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革结束以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南京大学、湖北大学等单位相继成立了敦煌研究的所、室或组。兰州大学还创办了《敦煌学辑刊》。武汉大学、杭州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等单位也都集中了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分别有重点地开展敦煌学课题研究。有十几所高校，相继开设了有关敦煌学的课程，并开始招收研究生，培养对敦煌学进行专门研究的人才。
为了协调、组织国内的敦煌学研究力量，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在一批著名学者的倡议下，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1983年，在兰州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由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任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开展国内、国际性学术交流上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国际上，除了日、法、英、俄等国学者以外，匈牙利、荷兰、意大利、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马来西亚等国，都有多少不等的学者在从事“敦煌学”的研究。1988年，在韩国的汉城成立了“敦煌学会”。新的世纪，由于资讯条件和研究环境越来越好，一个真正的敦煌学的时代正在到来。
（责任编辑 木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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