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名利观
[ 2000年第12期 古往今来名利观 作者：官伟勋 ]
对名与利,历来就有着决然对立的看法。
名利之心人皆有之是一种看法。然而,“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义而已,何必曰利?”又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古训。
它有点像性爱──人人需要,却又一直为正人君子或道学之士所羞于启齿。
到了我们的革命年代,“名利思想”几乎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同义语。与此同时,我们又一直在开展立功授奖运动。
一个时代的名利观,是一个时代物质基础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产生它的物质基础。回顾一下它的过去,看看它的现状,应该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名利之心人皆有之
许多人以为孔孟是反名利的,这是误解。
《孟子》里有句话叫做:“食、色,性也”。
食与色是人的本性,名与利呢?即使不说它是人之本性,也是人之本性的自然或必然延伸。前者是来自人的动物性,后者是来自人的社会性;前者是为生存与延续,后者是为了更“理想”更“惬意”地生存与延续。
秦汉以来,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而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就十分看重名。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也”。孔子认为,人活一辈子,没有可称道的名声是最可悲的!“不患莫知己,求为知可也”。他又说,不要怕人家不知你的大名,能努力在可以扬名的本事上下功夫就可以了。他还说:“后生可畏”,“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意思是说,年轻人是可畏的,因为不知道他将来会发展成多么重要的人物。但若到了四五十岁还没出名,也就不值得敬畏了。显然,孔子还认为成名不能太晚,晚了,过了成名的最佳年龄段,成名的希望就不大了。
孔子还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泰伯篇》)意思是说,在他那里学习三年,还不能做官吃俸禄的话,是很少见的。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孔子不仅看重名,也同样是看重利禄的。据《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载:有人问孟子,古代君子也想做官吗?孟子说,当然。接着,他就举了孔子的例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说孔子三个月没有官做,就惶惶不安,就要带上礼品出国活动官做)孟子这样说,不是糟蹋孔子,是从君有志于治国安邦这一角度说的。孔子自己也一再说过:“学而优则仕”;“诺,吾将仕矣(我要做官了)”;“学也,禄在其中矣”,努力学习,就有官做了;“吾其匏瓜也哉?”我难道只是个中看不中吃的匏瓜吗?有了合适的官,我当然是要做的!
名与利,特别是名,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十年寒窗为什么?不就为了“一举成名天下闻”吗?读书人太看重名了!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说:“立名者,行之极也。”名是一个人“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的必要条件。对于利,司马迁更是最早承认求利是普遍人性的伟大思想家之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千古名言,就是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的。“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王、侯尚且怕穷,何况普通老百姓呢?看起来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大白话,然而,班固正是因为这些观点,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指责司马迁的这些论点是背叛圣训,说他只是个只知崇拜势力与金钱的人。其实,这正说明司马迁能见人所未见,敢言人所不敢言。
司马相如因无名而且穷,被老丈人瞧不起,决心去长安闯出名堂来。他路过成都成仙桥题字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表示不坐上四匹马拉的红色车子,就不回来了!在当时,坐这种车子就像如今坐“大红旗”、“大奔驰”一样,是高级官员、大富豪才可以坐的。他当年的这些大话,不仅没人嘲笑,反而被看作胸有大志的表现。
陆游在《夜游宫》里说的:“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既表现了求名的急迫,又表现了求名的执著。《长相词》云:“名也成,利也成,利也成时不似名,名成天下惊。”反映了读书人既重名又重利,相较而言,更看重名的心态。明代有个“金榜题名”后的顺口溜:“起它一个号,刻它一部稿,坐它一乘轿,讨它一个小”,号和稿是名,轿和小老婆是利,生动地表达了士子们的追求。
荀子说:“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非相》)
自然也有不同的调子。李白在《行路难》里云:“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在《少年行》云:“看取富贵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后名?”只不过是在屡经坎坷、迭遭挫折后的消极情绪罢了,这并不能否认他一生对名的强烈追求。
名利不相等,然而相通
在旧社会流传很广的《神童诗》中有这样一段:“名题仙桂籍,天府快先登。萤窗新脱迹,雁塔早题名。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个快字,一个早字,一个双亲未老时,活脱脱表现出士子们急于早成名的迫切心情。
宋朝制度当上学士,就有一个穿红衣的小吏给牵马,腰带可以绣金但没有“鱼”。再升一级入二府(汉为丞相与御史官署;宋为中书与枢密院),就有两个红衣小吏给牵马,腰带上可挂一个金鱼为饰,谓之重金。当时人们形容馆阁官员(相当今之县团级)急于晋升学士为:“眼前何日赤?腰下几时黄?”形容学士切盼入二府为:“眼赤何日两?腰黄几日重?”
名与利,两者不同却相通。名可以是利的阶梯,利可以为名开路。司马光说的:“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就是这个意思。
有了钱,就容易扩大知名度。《史记·货殖列传》载:在孔子的七十个学生中,最有钱的就是子贡。子贡“结驷连骑”(坐着四匹马并辔齐头拉的车子),每到一个国家,“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讲,“夫使孔子名布扬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说孔子当时之所以能名扬天下,是有钱的子贡在人前人后大力活动的结果。
古人有“士重名轻利,吏重利轻名”(《资治通鉴》7285页);“众人重利,廉士重名”;“小人以身殉利,士以身殉名”(《庄子》)等等说法。道光皇帝在会见地方官员时也说:“捐班(指靠捐钱捐粮买官者)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指靠科举做官者)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仪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一经批评指点,就会改过从善)”。这些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也难免把读书人太理想化了。“利之所在,皆为贲诸(古代两个勇士),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总是人之常态。一般的读书人也不例外。
《杨朱篇》里讲:“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还有什么别的需要呢?“今有名则尊荣,亡(无)名则卑辱;尊荣则逸乐,卑辱则忧苦。”“名胡可去,名胡可宾?”有名才有尊严,才能享受,名怎么可以去掉,怎么可以抛弃呢?
没有名想出名;出了名怕有名
没有名想出名,出了名而又悔有名怕有名者,在史书上屡见不鲜。辛弃疾在《偶题》里说:“人生忧患始于名”。白居易在给朋友的信中自称:“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声出去了,官做大了,出门结交的是名流,上朝则侍奉于皇帝身边,结果,“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程颐说:“入朝见嫉,世俗之常态。名高毁甚,史册之名言。”李萧远在《运命论》里说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更为人所熟知。屈原的《离骚》之所以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显然与它把由于优秀的品质与美好的名声所带来的痛苦,表达得淋漓尽致有关。
用俗话说,这叫做:“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
因为出名反而遭灾,甚至惹来杀身之祸者,不绝于史。于是许多人就对名利产生了“看破红尘”的消极情绪。苏东坡在《满江红》里说:“无利无名,无荣无辱,无烦无恼。夜灯前独歌酌,独吟独笑。”“知富贵,谁能保?知功业,何时了?算箪瓢金玉,所争多少?一瞬光阴何足道?但思行乐常不早。待春来携酒滞东风,眠芳草。”
晚清醇亲王写过一幅治家格言:“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儿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少,产也少,后来子孙祸也少。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够了。”(《文史资料》26期)这可以说是许多栽过大跟头、饱经世态炎凉的人所共有的心态。
《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一书,在谈到朝廷时说:“在他们的统治下,盛大声名比声名狼藉是更危险的。”可见,“入宫见嫉”,“功高震主”,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
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取决于国别,而取决于制度。在封建专制时代,“功高震主”总是一条铁的规律。《史记》里刘邦与萧何的故事就非常典型。刘邦要“御驾亲征”时,不得不让萧何留守并保证后勤支援。出发前,他特意给萧何加封并增派500卫兵。萧何自以为这是刘邦对他的信任与重用,很得意。一谋士却提醒他,这恰好说明刘邦对他不放心,说萧何已经离灭族不远了。萧何惊问原因与对策?谋士告诉他,“君初入关,得百姓心,十余年矣!”你现在还在勤勤恳恳地争取民心,皇帝会怎么看呢?当今之计,你应赶快“自污”名声。萧何立即再三辞掉加封与增派的卫兵,同时大肆低价强购民田民宅,惹得民怨沸腾,纷纷告状。刘邦高兴了,萧何的地位也保住了。
绝对无视功利的思想家是不存在的
一般史家都称孔孟为反功利主义者,称墨家是功利主义者。说墨家讲功利是没有疑问的,说孔孟根本无视功利就值得商榷了。
所谓“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确是众多学者称儒家为反功利的典型论据。还有一个常常被人引用的例子,就是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梁惠王问他:“何以利吾国?”孟子回答说:“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其实,何必曰利,与反对利,是两回事。
《论语》说过:“子罕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的话,也被认为孔子是反利的。其实“子罕言利”的原话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这能理解为孔子也反对仁吗?当然不能。正确理解这句话应是,孔子不轻易谈利、谈命、谈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问题比较大,比较复杂,不是那么容易说得清楚的。对于所谓“小人”,给他讲大道理,他不容易懂,用利害关系开导他,他反而容易接受。
《孟子·梁惠王上》篇与《滕文公上》篇,都一再讲到“有恒产”才能“有恒心”的问题。在《梁惠王章句上》里,孟子更明确地说道:“大王如要实行仁政,为什么不从根本着手呢?每家给他五亩土地的住宅,四周植桑,那么,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有丝棉袄穿了。若都有力量饲养鸡、狗、猪这类家畜,那么,七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有肉吃了。一家人给他一百亩地,而且不去妨碍他生产,八口人的家庭就可以吃得饱饱的了……这样做了之后,还不能使天下归附的,那是从来没有的事。”这不是讲功利,又是讲什么呢?至于他说的:“仁则荣,不仁则辱”以及“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等等,都足以说明孟子既看重名,又看重利。
儒家告诫人们不要计较功利,其实是为了更大的功利。也就是说,只有不去斤斤计较眼前功利,而是从某些更根本的问题上下工夫,比如说,让人民都懂得仁与义,都按仁与义的原则行事,整个社会才能获得真正的大功利。
《淮南子·道应训》举过的一个例子:公仪休爱吃鱼,当宰相时,有人给他送鱼,他没收。他说:“我因为接受了你的鱼,而蒙受受贿之名,被免了相位,虽想吃鱼也就吃不起了。我不接受你的鱼,我就可以继续当宰相,靠自己的收入,经常吃到鱼。”公仪休不受鱼,不是不重利,而是不肯“沾小便宜”丢了更大的利。即所谓“廉吏久则富”理论。所谓儒家的反功利,其实也就是公仪休不受鱼的长功利久功利。
所有那些主张无为、兼爱、乐贫、无誉的思想家,都不能说是无视功利的人,应该说他们各有自己的功利观。他们是在说,只有按他们的主张行事,人类才能过上理想的幸福生活。
春秋战国以来,凡是法家都是倡导名利的,都是善于运用名利以治理国家的。《商君书·算地》:“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人在活着的时候,都在算计怎样才能增加自己的财富。对于死后,都担心自己死后的名声。如果种地能得利,老百姓就会用力种地。如果作战能出名,战士就会不顾死活地作战。这样做,对内能使民努力种地不荒地,对外能使民拼死与敌人作战,“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凡是能重用并切实落实法家主张的,基本上都收到了富国强兵之效。
健康的名利观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封建时代不讳言名利,但其名利观是有局限性的。
封建时代获取名利的途径很窄。一条路是做官,再一条就是做文章。“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曹丕:《典论》)
其实,着力于文章,也就是着力于做官。科举是离不开文章的。
封建时代的许多人,皓首穷经寻章摘句,一辈子都在摇头晃脑地吟哦,想在诗人名单上挤个一席之地以便名传千古的,的确有;但更多的还是希望借此引起朝廷赏识与重用。
封建时代通向名利只有仕途这条独木桥。
“学好文武艺,货于(卖给)帝王家”。成名的路子窄,成功的目的更窄。做官的目的与“任务”就是效忠于帝王,为巩固帝王家天下的统治服务。而对发展农工业生产,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人,在封建时代的“正史”上,是很难占到一席之地的。小农经济靠的是经验,没有科技创造发明的需要与空间。“天不变。道亦不变。”帝王心目中的道,就是封建帝王专制制度。封建帝王只关心与其统治稳定有关的事物。
由于成名的出路只此一条,因此一个人的名声,就是对他人的威胁,尤其是对顶头上司的威胁。名声再大,像岳飞那样,大到天下到处欢呼“岳家军”的程度,皇帝也就深感不安了。这是专制时代压制人们的个性,使人们的聪明才智难得发挥的根本原因。
封建统治者,用封建道德作规范,用利禄作诱饵,用赏罚作手段,给天下英才画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圈子,只允许他们在这个小小的圈子里活动。它桎梏了名利观,也桎梏了整个国家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资本主义时代为人们获取名利创造了空前的机会与空间。
首先,它把个人获取名利看成一个人应有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立志成名和富有,不再是难以启齿的事,反而是值得骄傲的事。从而在个人成名与得利这个问题上,收到了个人与社会相一致的效果。其次,它为获取名利开辟了比封建小农经济时期无可比拟的广阔途径。除了公职外,各行各业都可以成名成家,都可以发财致富。它为名与利的同一,创造了比较合理的机制。尤其在一些发达国家,凡是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的人,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大得惊人的报酬,如像美国的比尔·盖茨那样。这名与利同一的机制,对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尽管如此,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现象却是严重的。这是崇尚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资本主义制度难以解决的根深蒂固的弊病。
社会主义是在继承与发展人类全部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理应有更健康更明智的名利观。遗憾的是,旧的,或者说新瓶装旧酒的名利观,一直还在困扰着我们。名利之所以出现这种扭曲,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整整缺着一个历史阶段——缺着一个把“名”(品牌意识)与“利”(经济效益)奉为圭臬的资本主义时代。我们有幸跨越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却无法回避因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跃入社会主义阶段而产生的种种矛盾。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说:“中国实只有上古与中古哲学,而尚无近古哲学也。”没有一个漫长的近代史阶段,这是中国国情中的最大的国情。承不承认这一现实,会有决然不同的理念与决策。
中国自春秋战国贵族政治崩塌后,秦汉大一统,确立了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以后绵绵延续两千余年,虽有改朝换代,基本制度却始终没有根本变化。
本世纪初,我们推翻了帝制,成立了民国。然而,临时政府于1912年到1915年改革的十五件事,也不过是限期剪辫子,劝说放脚,改变“大人”、“老爷”称呼,废除跪拜,禁赌,禁吸鸦片,以及一句保护人权和作风民主的空洞口号而已。对于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更深层次的毒素,基本上没有触动。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是对封建制度一次非常伟大的革命。但,对于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我们却缺乏有力的清算,且不说彻底的清算了。
封建专制流毒给我们带来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以为只要我们能够承认它,正视它,实事求是地对待它,我们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享用历史跨越给我们带来的机遇。
名与利,今日在我们社会,仍然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有意无意地提倡“做了好事不留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觉得能做好事是应该的,不值得宣扬的人,是有的。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受习惯势力影响的结果。以至于做了好事不留名,舆论媒体到处找,成了我们社会的常见现象。
一个人们根本不在乎名声好坏的社会,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范仲淹说过:“举世不好名,则圣人无所用其权。”真是至理名言!再有本事的“圣人”,也没办法治理一个人人不好名的社会!
一种健康良好的社会风气,应是人们勇于做好事,勇于承认自己做了好事的风气。
希望成名成家,是好事。只要不是通过损人利己的手段获取名利,都应当受到赞赏鼓励。“名与善相维(把好的名声与对社会有益的行为联系起来),去名是去善也。”反对成名就是反对人们做好事。“名不足以尽善,而足以策善。”名不能使人尽善尽美,但可以鼓励人们向好的方面努力。古人尚且知道利用名以治国的道理,我们唯物主义者更应充分发挥名的积极作用,为人民造福。
名与利应是同一的。目前在我国,似乎只有歌星、影星或“主持星”,可以说名大利也大,而其他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包括一些在尖端科技领域对国家安全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就根本不能与之相比了。这对我们国力的发展与提高是很不利的。
社会主义的个人名利观,总是直接间接与集体与国家的利益相一致的。人人具有健康的社会主义名利观,不仅会使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也会使整个国家更加充满活力,获得更加全面更加迅猛的发展。
一切有识之士,尤其手里执掌媒体实权的朋友们,应为改善我们的名利观,为力求名与利的同一,作些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我们正有幸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我们应当紧紧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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