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出身与我的个人遭遇
[ 2000年第12期 家庭出身与我的个人遭遇 作者：李小安 ]
我出身于一个富农家庭,父亲又是反革命分子,有这双料背景,在那出身定“终生”的年代,就为我留下了难以抹掉的“烙印”。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今天看起来有些荒唐可笑,但在当时我却笑不起来。
有教无类乎
“镇反”时,父亲于1952年冬“落网”。那时我们全家都在湖北应城,父亲是一个石膏矿上的工程师。母亲后来说:父亲是CC分子。
迫于生计,1953年春,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千里迢迢回到老家投奔三伯。三伯是父亲的亲哥,那时父亲的父亲——我的爷还在。
土改时老家定为富农。前来求生的我们,却投到了“黑窝”里。
到老家那天,爷和三伯一家都拉长了脸。我和哥是一对双生儿,少不更事,傻呵呵地东看西瞧,忽见昏暗的屋里一个老太婆在一块木板上用手轻轻地揉着面团,一根两头尖尖的小木棒飞快地旋转着,像变戏法似的小小面团忽地成了一大片。我哥俩正看得入神,母亲过来说:“去,给你们的亲娘磕个头。”我感到万分奇怪,半路上怎么又多出个亲娘来?以前从来就没有听说老家还有个亲娘呀!就在我跪下磕头时竟意外地发现娘有一双小脚。
娘是父亲的“糟糠”。我喊了声娘又磕了个头,母亲算是有了“交待”。吃上了娘做的酸汤面叶,我们就多了个娘,也就多了个依靠。也许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有了“双向认同”。日后,娘果真极专注地“拉把”起来了,就像母鸡呵护雏鸡那样,只是光讲奉献不计回报。
回到老家之后的热劲还未降温,三伯就给了根鞭子,冷冷地说:放牛吧。我从此成了小牛倌。我个子矮,比牛屁股高不了多少。但我知道了要想吃饭就必须去放牛。
从此,童性泯灭了。我不愿意与牛为伍,有时便望着这两头“哑巴”发恨,火气一上来就抽它两鞭子。
好在我和哥是对孪生,有了这优势,可以一天放牛一天上学,轮流“值班”。上学只需要一套课本,一个座位。娘喂了五只鸡,卖鸡蛋的钱要买煤油、盐、针头线脑。每逢新学期发书的时候,娘就拿出一分一角攒起来的钱,去买书买本。为了省钱,舍不得买作业本,一次娘拿七个鸡蛋卖了四角七分钱,向姨姨要了三分钱,买了一刀毛边纸,使我们哥俩如获至宝,用了正面用反面,惜纸惜字,整整用了一学期,只是老师直埋怨我们写的字太小。
这个黑窝里名副其实的“窝主”是我的爷。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一头稀疏枯蒿般的衰发,两只手抖抖索索,是个干瘪老头。当年如何剥削农民,他当然不肯讲,我也没有听人讲过。至于他当年还有什么反动表现,我挖空心思只想起一件事:
一日,爷去地里干活,刚走出大门,天上飞机嗡嗡飞过,他头也不抬,也毫不回避地骂了一句:“妈×,俺的飞机。”他说这话时听到的人很多,其中包括贫下中农。爷说“俺的”可能就是指国民党蒋介石。但这地方1947年就解放了,哪能飞到这里来?只能说明爷贼心不死,大白天说了一句梦话。大家并不以为忤,反而哄笑起来,留下了一个“笑话”。至于我是否为此受到影响,坦诚地说根本没有。只是因其可笑,我才记住了。在我回到老家的第二年,爷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
真正使我受到教育的,还是共产党。初小四年,我虽只上了两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我奇迹般地考上了高小,又上了一个“台阶”。
高小在六里之外,叫李庄完小。宽敞的教室,明亮的玻璃,深咖啡色的桌椅,比起趴了两年的木板课桌,土孩们挤在一起的情景,这里是到了“天堂”。在第一堂音乐课上,伴着脚踏风琴的旋律,我学的第一首歌是:
小鸟在前边带路,
风啊吹向我们。
我们像春天一样,
来自花园里,
来自草地上。
他们都说世界上,
有我们就更幸福,
他们都说世界上有我们就更幸福。
唱呀!唱呀!唱呀!
跳呀!跳呀!跳呀!
亲爱的领袖毛主席,
和我们一起,
过呀过那快乐的节日。
那是学英雄唱英雄的年代,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一串串珍珠般闪光发亮的名字激励着每一个同学。校园里生机勃勃,校风正,学风浓。老师尽心尽力,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教育,得到了启迪。
1956年,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我们都入合作社了。我再也不给三伯放牛。母亲已在原阳县一个乡村教小学,月薪不高,生活倒能维持。苦的还是我们的娘,五更起来做饭,为了我们哥俩要早早吃了饭到六里外去上学。
我家是队里的缺粮户,放假就拚命挣工分弥补亏空。但苦和累并不妨碍我求知欲望和积极向上的进取心。我全身心地扑在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上。课余时间,我浏览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那段关于生命的名言是我的座右铭。我很想学业有成,报效祖国。
高小二年,飞逝一般。毕业考试后发下了毕业证书,我一看成绩表上竟全部是五分,来了个满堂红,我成了同届毕业生中的姣姣者。
时值1958年“大跃进”,教育也跃进,提出了要普及中学教育。考中学的试题很简单,20分钟我已把试题做完。时间之短,竟使监考老师告诫我说:“还是拿回去,再检查一遍!”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20天后我却收到了不被录取的通知:
李小安同学:
经校务会研究决定不予录取。
焦作九中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我哥也收到同样内容的一份,我永远地记住了这个“黑色”的日子。
我哥俩抱头痛哭。娘为我们做了荷包蛋酸汤面叶,娘放下只有我们病了才得以吃到的饭,叹口气悄然退到一边,因病正休息在家的母亲,拉起妹妹找学校去讨“说法”。
在母亲得知我们的成绩均在95分以上时,母亲准确判断到我们落榜的原因后,反倒冷静下来,孩子们已经努力了,出身不好是孩子们不能改变的。
当了“下窑黑”
1970年春,公社开了个小煤窑,把下窑的指标一杆子就插到了生产队。我已在“广阔天地”干了多年,磨了一手老茧,在生产队能独挡一面,生产队长立刻就“号”上了我。
这一带煤矿多,都把去国营煤矿当工人叫下大井。下大井的煤矿工人工资高,吃商品粮,非“根正苗红”者莫属,连大姑娘择婿,煤矿工人都在选择之内。
同样是挖煤,小煤窑就差多了。旧社会把小煤窑的工人叫“下窑黑”。因安全设备差,常出事故,所以广为流传着一首顺口溜:“有女不嫁窑黑郎,一年两头守空房,初一十五见一面,染个乌嘴黑胸膛。”
解放后的小煤窑,情况到底有所改善。生产队长正式通知我时,还点到一个“优厚”条件:那就是除了上一班由生产队记一个劳动日外,小煤窑每天补助入井费七角。
我去“赴任”了。这里条件果然差,没有高高的井架和机器的轰鸣声,只有碗口粗的钢管支起的三角架,顶端有个滑轮穿着拇指粗的钢丝绳。因为正在往上吊煤,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几个灰头黑脸的人在井口忙碌着。
我在更衣室找到了班长。下井前,工人们都在更衣。
班长是个中年人,见了我很和善地点了点头,递给我一双短筒胶靴和一顶柳条安全帽,说了一句戏剧术语:你的行头。在这里我很快结识了一个叫“狗妞”的小伙伴。在我们乡下,男孩多叫女孩名,冠以狗呀牛呀。据说名字起得“贱”了,反倒成人。因为连阎王爷都男尊女卑,因嫌弃便不派小鬼来勾了。
终于到了下井那一刻。班长分配我去拉“拖”。“拖”是拉煤工具,一米长的木架上拴一个长筐。木架下边安着四个烧饼大小的木轮。拉拖人身佩襻带拉拖把煤拉到井底,然后重新装筐上井。
拉拖并不好干,劲用小了丝纹不动,劲用大了就翻车,越急越手忙脚乱,几番折腾就大汗淋淋了。
狗妞悄然而至,见我这狼狈相,嘿嘿地笑起来。他也是个拉拖的,钩住拖,两只手扒住两边的断梁折柱,拖很听话地跟在屁股后。我埋怨班长第一天上班就分我干这个勾当,狗妞说这是班长照顾我,没有硬任务,拉多少算多少。这一班我拉了九拖。
半月后,班长提升我当了“老掘”,交给我一把掘斧,任务是负责更换那些断梁折柱。无疑这责任重大,危险也增加了,但我获得了某种信任感。
我当老掘的第三天,已完成了搁茬任务。快下班时,不由的弓腰跑到同班赵孩那里。他长我几岁,人很忠厚,常给我以指点。他正在回采,巷道西边已经采空,稀稀拉拉几根木柱顶住棚底,赵孩靠着一根木柱歇息,我望着顶棚已经呲牙咧嘴,说了一些注意安全之类的话。赵孩咧嘴还笑了一下。
我返回原来的地方刚坐定,忽见一个拉拖的像兔一样从我身边蹿过,结结巴巴:“快……赵孩,灯……倒了。”我心里一惊,掂起掘斧就往外跑,这时所有的窑黑已经聚集在大巷里了,个个像霜打一样。
这是一次重大塌方事故,赵孩是大意失荆州,一盏灯真的倒了。
我亲眼目睹了几幕惨祸,回到家里就“罢工”歇了几天。哥哥见我没有上班的意思,只好冒名顶替。俩人一商议,干脆按月轮换,像小时放牛那样。
几个月过去了,倒也风平浪静,相安无事。
在哥值班的一个月,一次他睡过了头,等我干完活回来时还是个凉水锅,肚子饿得哇哇叫,拌了两句嘴,哥一睹气不上班了,也就是这一班发生了瓦斯爆炸!
自从听说瓦斯爆炸那一刻起,哥也开始罢工了。
我前边说过,因为我和哥是双胞胎,可以“鱼目混珠”,我下煤窑干累了,干泥瓦工的哥哥就能替换我几天,我也有了学泥瓦匠的机会,这正中了爷爷当年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会跟,跟个木匠泥水匠;不会跟,跟个道士和尚。”爷是泥水匠出身,我也学起泥水匠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里大模大样去小煤窑上班,暗地里拜师学艺,不显山不露水。
哥学了三个月正式出道,开始了走百家门吃百家饭,吃在外边省在家,挣了钱自己花。我将步其后尘。
一次荒唐相亲
联姻历来讲究门当户对,俗话说:官找官,宦找宦,庄稼人找个背扁担。我兄妹四人,在出身决定一切的年代,婚姻也受到影响。大哥只好入赘,当了上门女婿,小妹远嫁高攀去了。我哥俩则留在老家困守愁城,亲戚也爱莫能助,婚姻大事被无限期地搁置了起来。
记得妹妹出嫁时,村上的“老见识”背地就曾点化我,给她换亲。妹妹有个小姑,年纪相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还有换亲这一说,感到很奇怪,亲怎么能换呢?大概是这个“老见识”已预感到我要打一辈子光棍了,才出如此下策吧。之后所发生的一切,真还被他言中了。
后来哥当了泥水匠,掂起瓦刀云游四方,在这一带已小有点名气。一次去盖房,盖房子的主人家有一女尚未出嫁,哥从开始盖房之日便与其女眉来眼去“勾搭”上了,情意绵绵,相见恨晚。谁知房子盖成之日即为分手之时,这一家就是拿女儿去换亲了,给她哥换回个媳妇传宗接代!
换亲也是无奈之举,谁有头发会去装秃呢?这里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有人给我说过宽心话:有苗不愁长,有这灰滩不愁驴打滚。机会终于来了。
1972年腊月的一天,妹妹打发她的小叔来通知我:有紧要事相商。我赶到妹妹家才知道是婚姻大事。从妹妹嘴里得知:她婆家有一老亲戚是个右派分子,膝下一子老大不小也是尚未婚配,最近一个时期经常往长垣县那边跑,那边很穷,有女愿意嫁过来,不讲成分,何不跟上去摸一摸?
我一听这个“摸”字心里就凉了半截,说个媳妇是有的放矢,去摸媳妇就是望空扑影!况且长垣县距此地少说也有二百里,人地两生,哪有现成的媳妇叫你摸?
经不住妹妹再三督促,我才不情愿地到她老亲戚家里见到了“船”(船可以把我送到爱情的彼岸,故戏称之)。
长垣是个穷地方,人穷志短,有的人家就把女儿当摇钱树,吸引心急火燎的光棍上钩。大米白面源源不绝送上门,到最后人财两空,大有人在。也有的人家为女儿计,只要能跳出穷坑,衣食无虞就行。
“船”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失败和成功相伴,何去何从自己决断。
我回到家里一五一十向哥作了汇报,哥一听就摇头。可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今日不办,更待何时?商量到最后,决定由我代兄相亲。
我与“船”商定了日期,1972年腊月二十一动身,这天我把过年的新衣穿上了,背上大米装好钱,与“船”一道踏上征程。其间跨五县二市,还要坐小火车。到了长垣县城,只觉得一个县城其实就是一个大村庄,出了县城,所到之处不见麦垅,只是白茫茫一片盐碱地,像下了一层小雪。
“船”路熟门熟,傍晚把我带到一个小村的一户人家。“船”告诉我:这是赵队长的家,“船”与赵队长稔熟,一见面就到一边嘀咕去了。我进屋后没人让坐,四下环顾,家徒四壁,竟无一桌一椅。门的一侧用高粱秆围个圈,里边装着大半圈白花花的红薯干。那边灶房里风箱呼打呼打地响着。没有煤火,屋里像冰窖一样。一家老小都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补着花花绿绿的补丁,还露出了棉絮。我们已经够穷了,这里更穷!生产队长尚且如此,一般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船”进屋告诉我:“茬”不现成。好在我早有精神准备。有意思的是这地方也把说媳妇说成“茬”,这叫法与我家乡一样。
“船”向我使了个眼色,我心领神会地从包里拿出两瓶焦作大曲放到桌上,“船”说:“赵队长,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条路还要常来常往,喝酒喝酒。”赵队长一听说喝酒,精神为之一振,赶忙吩咐炒了白菜,席地坐砖,一人一黑瓷粗碗喝起来。
我早有所闻,此地酒风甚盛,越穷越喝,背上二升红高粱也要换五分钱一两的红薯干酒。这里无酒不成事,喜酒之人喷起酒话,要个星星都敢应允。
果然,赵队长酒过三巡,拍胸打肚:明天就给“摸”个“茬”!我知道这是一句酒话,不敢全信,但也不可不信,人总是往好的方面想。
第二天,赵队长果真借酒力余劲“摸”茬去了。下午,赵队长乐颠颠地回来,他说有个“茬”是老俩口的“晚瓜女”,刚从县里学裁缝回来就叫我给摸住了,算你七字不好八字好。
我急忙问:“会不会做饭?”也许我的标准也太低了,赵队长竟不屑一顾,还颇不耐烦地说:“那是手到擒拿的事。”
这首要一条没有问题,我也就放心大半。对方还学过裁缝,我超额完成了任务,哥一定满意。
赵队长又说:“我把你的事摊开了,是一对双生儿,大的在家忙,弟代哥来,俩人的长相差不多,见到弟就见到了哥了。停一会‘茬’要来相一下。”
说是停一会,一直等到天全黑。黑灯瞎火连个灯也没有,“茬”真地来了。赵队长赶紧划了一根火柴吸着了烟,在那一刹间,我见“茬”瞟了一眼。还没有等我看清,火柴熄灭了。“茬”低低与赵队长嘀咕了几句,倏地走了。
赵队长说:“这事八九不离十了。‘茬’刚才说,如果就是这模样,定了”。
成了,只是一袋烟的工夫!形势发展之快出乎我意料之外,以至于真成事了,我还恍惚如在梦中一样。
当晚我随赵队长回访了“茬”家。没有再见到“茬”,只见到了二老。悉数将三十元钱、二十斤大米奉上权作见面礼。我还与哥的未来泰山说了些礼物菲薄不成敬意之类的客套话,彼此客客气气。没有“钩鱼”之嫌,坦诚相待,明明白白。殊不知就在这明明白白中,不知不觉地就叫套住了。
赵队长作了最后陈述:过年“破五”我带辆卡车要一车煤。“茬”她娘也去,没啥问题赶快办,防止夜长梦多。
赵队长是要煤,哥是要人,两家两便。我慷慨应允后还追加了一句:到时候喝焦作大曲。赵队长眼都眯成了一道缝:那酒好喝。
赵队长没有食言,破五这一天带着解放大卡车来拉煤,顺便把“茬”娘也捎带上了。“茬”娘一见到我哥俩就笑了:“噫,俩人长得一样,过了十五十六去领人吧。”
正月十九,哥赴长垣领人已经三天。这天下午我正在床上迷糊,忽被人推醒,睁眼一看是哥!他黑丧着脸,用手在脸上比划了一下:“你咋相的?”声音虽低却疾言厉色。我一骨碌爬起来,只见“茬”已款款进屋,我一看那模样顿时傻了眼,坏事了,倒抽了一口凉气。
那是一张貌似黑猩猩的脸,脸上满是松驰的皱折,还有墨啄上的黑点!怎么……怎么会是这等模样!
捆绑不成夫妻。之后,哥一直怏怏不悦,新婚之喜即成了新婚之气。心里有块疙疸梗着,终于由小打小闹演变成反目为仇。
“茬”一气之下扬长而去,一段短暂的婚姻,不,应该说是一场闹剧遂告终结。哥巴不得如此结局,如释重负,直想跪下磕头!虽“赔了夫人又折兵”也在所不惜了。
一切又复归平常之后,心静下来了。我哥俩眼对眼,相视良久,扑哧一声都笑了。笑中带着苦涩,也有一丝的无奈。
一点余波
“文革”前,我曾看过一本小人书,书名叫《鸳鸯剑》,讲的是一堕民的遭遇。因其先辈曾在前朝为官入相,其后代被贬称堕民,只能作一些抬花轿,吹鼓手,掩埋死人之类的贱活。有一堕民不甘心於此,隐瞒出身,应举入仕,后因事情败露,夫妻双双自刎於鸳鸯剑下。故事写得颇悲壮,看后觉得与本人的命运极相似,但何谓堕民?不知其详。直到十几年之后查阅辞海,才在“堕民”条目下找到了答案。
原来,元朝时江浙境内受岐视的一部分平民,即称堕民。元灭宋后,将俘虏和罪犯集中于绍兴等地,称之谓“怯邻户”。后人称之谓“堕民”。明编户典,统列为丐户,长期视之为“贱民”,世充贱役,不许与平民通婚,应科举。清雍正时改变其户口,称其良民。
这与我的遭遇何其相似!
故事写到这里,还有点余波,并不轻松。
1979年1月28日这一天是大年初一,我在村上拜完年回到家里,忽然听到高音喇叭里播放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地主、富农分子经过二十多年以至三十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央决定: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员,他们个人的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升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方面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的家庭出身一律为社员,不再作为地主、富农出身。”
党中央说的何等好啊!我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我哥俩喜极而泣!这不是要取消成分吗?看来娶媳妇是有望了。
哥后来当了一个建筑队的工头,手下当小工的“美女如云”。他给我谈起这些事来如数家珍。其中提到一个山东籍姑娘,征求我的看法,我也觉得此女的条件与哥般配,对哥说:“重点进攻山东”!后来他果然“进攻山东”成功!我呢,也是后来进城后才解决了婚姻大事,这是后话。
正月末,中央文件来了,公社派员先开了个打招呼会,征求一下贫下中农的意见,走一下过场。
我亲历打招呼会。当公社干部征求意见,谁同意取消成分谁举手时,竟无一人举手,有位贫下中农甚至说:“那咋能取消成分”!中央都定了,他还坚持己见,着实让我的心凉了一下。
第二天在同样的地点,公社干部正式宣读了中央文件。也就是这一天正式取消了成分,血统论也随之成了历史垃圾。我如释重负,长长地出了口气。这是进步!
我从会场走出来,第一次直起了腰杆,沐浴在阳光下,忽然觉得阳光是那样的灿烂!还有蓝天、白云……昔日已逝,来日可追!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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