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幸存者的血泪控诉
[ 2000年第12期 慰安妇幸存者的血泪控诉 作者：秦维宪 ]
2000年是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和主持正义的学者,向日本法西斯的兽行发起猛烈攻击的一年。
9月17日,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陈丽菲女士,作为中国大陆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举行的慰安妇幸存者听证会,向日本法西斯发出血泪控诉。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朝鲜、东南亚各国的慰安妇幸存者及律师、学者参加了会议。18日,15位亚洲慰安妇幸存者,将日本政府推上被告席。
9月下旬,上海慰安妇幸存者朱巧妹等三人,作为原告在美国法庭起诉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赔款、致歉。
12月8日至13日,“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将在日本东京开庭,中国大陆的慰安妇幸存者万爱花等八位受害者准备出庭(这是受害者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体出国),将在现场控诉日军兽行,向日本政府提出赔款、致歉要求。大陆方面的学者、律师、翻译、记者20多人,将随同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著名法学家周红钧律师出庭。
学者发出伸张正义的吼声
在即将逝去的20世纪,战争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它不仅延缓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而且给千百万战争受害者罩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以旷世罕见的二战为例,虽然战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两个战争策源地之一的日本政府,不仅至今没有向战争受害国,尤其是中国谢罪,向战争受害者赔偿损失,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右翼势力一次次猖狂否定那段残忍的历史。这,既反映了历史的不公平,又警示今人:战争的潜流依然在悄悄地涌动。
正是基于如此复杂的背景,二战期间,日军在上海首创的慰安妇制度,更值得学者作深入的研究。
据上海师大历史系主任、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统计:二战期间,超过40万的亚洲妇女先后沦为日本军队的性奴隶,也即“慰安妇”。慰安妇制度产生于上海。为解决日军官兵的性欲问题及避免因性病而带来的非战斗减员,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在日军头目冈村宁次的策动下,在上海建立了一批较为正规的慰安所。冈村宁次后来坦白说:“我是无耻之极的慰安妇制度的缺席的始作俑者。”最初慰安妇来自日本,也有部分来自朝鲜。随着战事的扩大,慰安妇已远不能满足日军需求,其铁蹄所至之处,纷纷设立规模不等、名目繁多的慰安所,大部分慰安妇均就地征集,这一过程充满了侵略者的兽性和血腥味。其中,中国慰安妇超过20万。
当年慰安妇许多遭日军蹂躏而死。又经过半个多世纪,如今幸存的慰安妇已寥若晨星。她们的悲惨遭遇,她们的灵与肉的损失,现在再不向日本当局控诉、要求赔偿,更待何时?
今年3月30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韩国挺身队研究所代表尹贞玉教授激愤地说,高度军事化组织化,以性虐待为目的的慰安妇制度骇人听闻,这种以金钱和暴力来实施的性奴隶制,有什么人权可言?我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做到三点:一是向被害者和被害国谢罪;二是惩罚罪犯;三是向被害者作经济赔偿。我们认为,这不仅是日本政府的责任,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责任。
朝鲜“慰安妇”及太平洋战争受害者对策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明玉义正词严地指出,由于日本的武力侵犯,使朝鲜及亚洲的几十万妇女遭受惨无人道的性摧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慰安妇的贞操和生命受到极大的伤害,但战争过去已55年了,日本政府仍不谢罪和赔偿,我们一定要以民主、独立、自尊的意识去争取最后的胜利,从而杜绝目前世界上仍存在的性暴力、性奴隶问题。
日本女性·战争·人权协会代表志水纪代子教授真诚地发言:我们作为加害国的妇女,对于日军实行的残酷的慰安妇制度,深感痛心和愤慨。我们有责任一方面敦促日本政府对被害国及被害者谢罪、赔偿;另一方面,还要研究产生这种性虐待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今后,我们作为日本国民,将坚持不懈地与右翼的反动势力作斗争。
日本华侨促进交流会秘书长林伯耀以沉重的心情,先介绍了今年1月大阪右翼势力一个主要人物的发言,那个家伙居然说:“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没有一个中国女人怀孕,因此也没有什么日军强奸之事。”林先生怒吼道:“这是对中国人民极大的侮辱啊!”然后,他大声说,今天来参加会议的三位受害者是勇士,但现在敢于站出来的受害者实在太少了,我希望新闻报道要少点大男子主义,鼓励她们勇敢地站出来。中国应该公开全部有关慰安妇的资料,作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以倾听受害者的心声,让女同胞得到尊严。因此,政府、民间和学者都要进一步努力,共同去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会上庄严地宣读了将于今年12月在日本东京开庭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宪章:日本军队在亚洲太平洋战争(1931—1945年)期间实施的性奴隶制度(即慰安妇制度),是本世纪最大规模的战争性暴力。然而,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及在亚洲各地所进行的军事审判,几乎没有对日军性奴隶制度等对女性暴力的战争犯罪进行裁决。此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现行的裁判制度也对此没有予以追究。依照普遍的国际人权及女性的人权观念,恢复性奴隶制等战争状态下的性暴力受害女性的正义与尊严,是构成国际市民社会的我们每个人的道德的责任,也是国际女性运动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体现这一责任,特设置“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并由实施了日军性奴隶制的加害国的日本来组织。由被害的国家和地区(韩国、朝鲜、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还有国际咨询委员会(关于女性人权的专家和活动家)这样三方面构成的国际实行委员会。
苏智良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设立这一法庭尚属民间性质,不能起到真正的法律效力,但以此可以促进日本政府的谢罪和赔偿。更重要的是,通过“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希望把这苦难的历史让全世界了解,迎接一个没有战争及对女性暴力的21世纪的到来。
慰安妇高呼打倒日本鬼子
3月30日下午,会议进入慰安妇幸存者现场控诉日军暴行程序。来自海南的陈亚扁、山西的万爱花和上海的陆秀珍,由她们的亲属搀扶着走上主席台,她们的血泪控诉,一瞬间仿佛把人们带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黑暗岁月。
海南的陈亚扁(嫁到卓家后改姓卓),是海南岛祖关镇祖孝村人。1942年17岁时,被驻在小黎寨的日本军队抓进兵营,同日被抓的七个姑娘,她们被抓进兵营后,白天为日本兵烧饭、洗衣,晚上为他们唱歌、跳舞。半年后,又被运到三亚,关在一幢两层楼房内,窗被钉死,门被反锁。她被关的第二天晚上,便被一个日本军官强暴。从此,天天有日本兵来强暴她。稍有反抗,便是一顿痛打。直到抗战胜利,她才脱离苦海。
因她在被日本兵抓去当慰安妇之前,已有一个叫卓开春的恋人,她从三亚回来后,得到卓的同情,婚后二人虽然感情很好,却因她当慰安妇时备受蹂躏,多病缠身,前后怀孕六次,全部流产。第七次怀孕后,丈夫及早送她到医院保胎,总算在1964年生下了唯一的女儿。最使她伤心的是那段非人生活带给她的长期不能挥去的心灵的创伤。她遭到同胞的白眼、讽刺,甚至有“文革”中的辱骂、批斗……
山西的万爱花是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中第一个站出来控诉日军暴行的勇敢的妇女,曾四次去日本声讨日军暴行。她于1929年12月12日出生在内蒙古河林格尔县韭菜沟村,4岁那年,吸食鸦片的父亲将她卖给了人贩子,最后被辗转卖到了山西孟县羊泉村,成了李五小家的童养媳。到了羊泉村,她改名叫灵玉,1938年日军侵入孟县时,她加入了儿童团,14岁时与李五小解除婚约,嫁给了长她29岁的村干部李季贵。
1943年6月,驻扎在进圭的日军扫荡羊泉村,她没来得及逃走而被捕。由于叛徒的告密,她的抗日身分暴露。白天,日军将她吊在窑洞外的槐树下拷打,逼问村里其他共产党员的名单;晚上,将她关在窑洞里野蛮地轮奸她,她稍有反抗,就被拳打脚踢,用香烟头烫。她在被关押、蹂躏21天后逃回羊泉村。
1943年8月18日,她再次被日军抓入进圭据点,在暗无天日的炮楼里,被糟蹋了29天。9月16日,她趁据点日军外出扫荡的机会,再次逃回羊泉村。12月8日,她第三次落入虎口后,日军为严惩她的连续逃跑,轮番审问拷打她,疯狂地轮流对她施暴,多次将她折磨得昏死过去。
当一位年轻记者问万爱花“时隔50多年,起诉日军暴行还有无充分的证据”时,万爱花激动地说:“有!我的耳垂为什么被撕裂,肋骨、胯骨是怎样伤残的?只要我不死,这就是永远的证据!”万爱花控诉到伤心之处,禁不住高喊:“打倒日本鬼子!”
上海的陆秀珍因年届83岁高龄,且身体极其虚弱,由其养子代为控诉。
陆秀珍是上海崇明人,1937年“八·一三”抗战失败后,日军打进了崇明。大约10月初,河东徐其狗的妻子叫陆秀珍到庙镇去,说是替她作媒。到了庙镇,却被汉奸关了起来。先是被一个日本军官独占,后被许多日本兵强暴,成了日军的性奴隶,致使陆秀珍终身不能生育。其养子代言控诉说:“我之所以积极支持母亲出来讲话,是因为她受了日军的凌辱,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毁了她终身的幸福!”他代母亲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政治上要道歉;经济上要赔偿。如果日本政府不肯,那么,我们要通过国际法庭索赔,日本军国主义欠中国人民的血债,是必须偿还的。
研讨会期间,笔者采访了中国唯一健在的“八一三”抗战的战地记者、著名杂文家冯英子先生,这位86岁高龄的老人本身就是日军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他的前妻就是被日军强暴致疯的。为此他曾向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提交过起诉书。冯英子认为,慰安妇问题作为性奴隶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战争本身更残酷,我们必须只争朝夕,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这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
在中国首倡慰安妇问题研究的苏智良先生穷八年之功,足迹遍布海内外日军铁蹄所至之处,在上海、海南、山西、山东、香港等地调查、寻访慰安所遗址和当年的慰安妇,在对部分慰安妇的采访和史料的挖掘中,血迹斑斑的慰安妇制度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苏先生在对此作出卓有成效的奉献的同时,还怀着深深的遗憾。在慰安妇的血腥史中,中国妇女受害最烈,反抗亦最烈;然而,由于中国妇女传统的贞节观,至今站出来控诉日军暴行的只是少数。苏先生痛楚地说:“世界上,也许再没有比去挖掘自己民族母性受辱的历史更为残酷的事了。研究日军实施随军慰安妇的罪恶历史时,没有一件新的发现和取证能使我感到兴奋和激动,每前进一步,离完成研究越近,心中便增加一分郁闷,一分痛楚,一分苦涩。”
(责任编辑 文 贤)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