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经历柯
1935年12月9日晨,天未亮,严寒,燕京大学的学生队伍在向北平城里进发的路上,大家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也许现在人们很难想像我们当时激奋的心情,这不是一般的呼喊口号,这是全北平学生的怒吼,是全国人民的怒吼。这一天,参加示威游行的北平学生都热泪盈眶,把积压在心头多时的激情像火山爆发一样放声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随后,“一二·九”运动即像烈火燎原,在全国声势浩大地蔓延开来,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一页重要的篇章。
毛泽东主席对“一二·九”运动的意义和作用作了很高的评价:“‘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一二·九”运动发生在国家危亡的严峻时刻。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了东北三省之后,1933年又攻占了山海关,接着又占领热河,突破长城上各个口子,华北门户大开,日本侵略者随时可以攻占平津。
1935年6月,日寇以武力威胁我国华北地区,当时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汪精卫的旨意,与日军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定了“何梅协定”,使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大部沦丧。
1935年8月,日寇促使国民党和汉奸又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积极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统治华北的傀儡政权,企图把华北建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同年11月汉奸殷汝耕於通县成立冀东22县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直逼北平城郊。
在华北五省人民即将像东北一样沦为亡国奴的时刻,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其自“九一八”以来的“不抵抗主义”的对外投降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反人民的对内政策,并对“一二·九”学生运动实行坚决镇压。
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形势下,采取了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方针。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了《为抗日救亡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红军长征北上抗日,胜利到达陕北,党的“八一宣言”是对“一二·九”运动的政治领导,红军北上胜利大大鼓舞了进步青年。后来党中央又派刘少奇坐镇北平,北平的地下党在少奇同志的领导下,正确地对“一二·九”运动实现党的组织领导。
1936年冬,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二·九”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完全赞同“一二·九”的政治口号,并从北平调了一批东北大学和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运动领袖到西安张学良的部队工作。西安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在推动张、杨将军发动“双十二”事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双十二”事变的结果使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以失败告终,而全民的抗日统一战线得以实现。“七七”事变发生,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历史证明毛泽东主席下面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一二·九’运动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准备……‘一二·九’准备了‘七七’抗战”。这里,毛主席所讲的“准备”当然是指全面的准备,也就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群众运动上……等等的全面准备,我想也包括干部队伍的准备。“一二·九”运动地下党的领导人后来很多人都成了党和国家高级干部以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燕大“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黄华同志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二·九”运动对当时的许多青年学生的人生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之后,北平进步学生很快就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平汉铁路沿线的农村,向农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这对培养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群众观点是个极重要的开端。宣传团被反动军警押解回北平后立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从此,党通过“民先”和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组织了大量的活动,使我们在这些活动中受到深刻的锻炼。当傅作义将军在绥远抗战时,我和几个同学参加陈波儿、崔嵬的剧团到归绥(今称呼和浩特)、百灵庙慰劳抗日战士;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时,我和两位男同学和三位女同学装扮成三对情人去通县“侦察”敌情;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我参加燕大慰问团到前线慰问二十九军吉星文团长(吉鸿昌将军的侄子)率领的抗日战士;7月28日,日军进占北平,是日清晨,我奉命在日军进占南苑机场之前先去拍南苑的照片。我从南苑这边大门进去,拍完照,看到日军已从另一大门进机场,我急速骑自行车从原来的大门飞奔回校。
在这之前,民先队还组织了话剧团在郊区演出,并组织歌咏队、社会调查、集体早操、野外宿营、打雪球战等适合团结更广大青年的活动,锻炼了大家的集体意识、团结意识。少部分人还在党的领导下深夜秘密在校内散发和张贴传单。在1936年“三·三一”抬棺游行后,学生运动进入暂时低潮时,社联积极组织领导读书小组,大家都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和马列主义书籍,我个人还专心钻在图书馆里硬“啃”完英文版的《资本论》,读了两遍。正是在这些锻炼和学习中,大家的革命意识逐渐增强。后来又受了美国记者斯诺的影响,看了他的《西行漫记》,听了他介绍红军的讲话,看了他从延安拍回来的纪录片,还得知了许多红军胜利的消息,所有这些都增强了我们的革命意识。到1937年4月燕大地下党提出组织参观团去延安时,立即有多人报名参加,但考虑到人数太多,容易引起反动军警的觉察,因此参观团共只十人,我是其中的一个成员。为了混过国民党的耳目,我们都打扮成公子、小姐的模样,打的旗帜是“燕京大学学生旅行团”,到了延安,引起极大的震动,因为这是全国第一个从白区来的学生参观团,又是在“一二·九”运动以后来访问的,因此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除周恩来同志当时去西安和国民党谈判外,几乎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都接见了我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实际上是给我们上了一堂政治课,对我们的教育很大。许多红军将领也接见了我们,或专程到我们的住地来看望,同我们进行亲切无间的谈话,讲故事,讲打仗,讲长征等等,对我们的教育很大。他们也热切想知道“一二·九”运动和白区的更多的情况,我们也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
这里要特别讲到毛主席两次接见我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
参观团到达延安的第二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毛主席就在他的窑洞里接见我们,一直谈到晚上八、九点。毛主席一开口就说,苏区一直还没有从白区来过学生访问团,他热烈欢迎我们,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学生访问团来参观。大家都觉得毛主席的话不是一般的客套话,而是真诚恳切的欢迎和嘱咐。在这次接见中,毛主席谈了他对“一二·九”运动的重要评价,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他并问了一些北平新学联和旧学联的对立情况,但他没有多问华北政治、军事的情况,看来他对这些情况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也了解得很透彻。他对日本在华北的军力和摆布都讲得很清楚,就像给我们讲故事或者像老师讲课一样,连讲不停。
我们向毛主席提出几个问题:抗日战争能打得起来吗?怎样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能否实现?那么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我们怎样能和它联合起来呢?关于对日作战问题,毛主席详细讲了游击战、持久战,使我们茅塞顿开。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这一天没有谈,他说过几天,将在一个延安活动分子大会上作报告,让我们参加这个大会。过了几天,给参观团发来去参加活动分子会议的十张票。毛主席在会议上作了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问题的报告。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和前三天接见时的讲话,我们的一切问题都得到圆满的解答,大家对形势的认识大大提高,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大大增强。我们对延安几天的访问收获很大,而毛主席的谈话和报告是我们这次参观访问延安最大的收获。
在离开延安的前夕,毛主席又一次接见我们。毛主席亲切嘱咐我们:“现在国共合作大致没有问题了。你们可以高兴地回去,我们对于北平的学生抱着极大希望,北平是国家的前线,你们的一举一动对全国影响很大。从最近的国际形势看来,日本不久就要进攻中国,希望你们能做全国人民的表率。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立场是坚定的,共产党是你们忠实的朋友。”毛主席的话多么亲切,真是诲人不倦啊。
遗憾的是,当我们要求和毛主席合影留念时,他没有同意。他解释说,你们还要回到北平,和我合影,万一被国民党查出了,对你们很不利,甚至是很危险的啊。
燕大学生参观团回到北平后,我们就把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特别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林老的谈话以及延安各界真情待人,上下平等,官兵一致,民主活跃,生动活泼,歌声四起的充满活力的气氛在进步同学中,甚至有时在公开场合广为宣传。不久后,燕大又组织第二个参观团去延安,其中也有我介绍的两个外校的同乡学生。
“一二·九”运动就是这样锻炼了我们。参加救亡运动的许多青年学生都在后来到解放区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大家都抱着民族仇、报国志的激情弃笔从戎,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前线。
现在“一二·九”奋斗的目标已经胜利达成。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打倒。其他帝国主义在我国的势力也已被肃清。全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为建设一个强大富裕的祖国而阔步前进,我国已经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国家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人民生活还不够富裕,我国前进的道路还任重道远。
(1)“和平与发展”虽是世界形势发展的主流,但是美国的顽固派仍疯狂反华。霸权主义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仍在跃跃欲起,他们的影响和力量也不可小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对现在年轻一代爱国主义教育就显得较薄弱。像我们这一代人在学生时代,每逢“国耻”日,都举行专题报告、演讲会、演出、出壁报、甚至游行……等热烈纪念的活动。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些老人对每件国耻大事都还能清楚记得,烙印在心。而现在的青年学生对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血斑史究竟知道多少,值得大家深思,采取切实可行办法,选定几个主要的国耻日有声有色、扎扎实实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很有必要的。现在人才外流问题虽已引起领导方面的注意,但基础工作还是必须从加强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着手。现在通过考试招聘一些相当高级的干部,其条件有些地方只是强调文化程度和职业才能,这两条无疑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当今“信息技术时代”,没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和职业学识是不可能担负起复杂的经济领导工作的。但是光有上述两个条件,我们选择干部的标准,就和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差别了。选择干部的标准在注重“才”时,仍应强调“德”字。讲“德”,主要内容起码应该是“爱国主义”,这个“国”,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才能”是靠不住的。我们要求的只是“爱国主义”,“爱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不要求其一定要信仰共产主义,这是信仰自由问题,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但作为国家干部爱国与否是不能选择的。当然,爱国与否是不能光靠一次考试的答卷就能了解,而是要通过平时并在招聘工作后进行经常的考察和教育的。
(2)群众观点问题:有史以来,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虽然统治阶级有时也出现一些为群众谋利益或保护群众利益的令人尊敬、名扬千古的伟人,但就其整个阶级而言,他们总是与人民群众对立,剥削和镇压人民群众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人民群众的代表,我们的革命是靠群众的支持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目的归根到底也是为了群众的利益。忘记群众,就是忘本。
我们选拔干部,还必须考察其群众观点,没有群众观点,不管其文化多高,才能多大,都不可能是好干部,甚至会做出坏事的。
群众观点的核心是为群众服务。这就首先要了解群众的思想和要求,领导和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要经常深入群众,踏踏实实地做好调查工作。而现在不少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很少,很少。即使有时一些人似乎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到群众中去了,实际上也只是表面文章,心不在焉,什么问题也没了解,更谈不上解决,更糟糕的是甚至借机游山玩水,大吃大喝,影响极坏。
现在群众意见最大的当然是腐败问题。贪污腐化问题,中央已经讲了很多,只要坚决认真大力贯彻就是了。讲了十几年的干部子弟问题,最近中央又有重要指示,朱总司令已经给我们树立了很好榜样,各级领导干部只要真正按此去做,是会得到人民的拥护的。群众对浪费的愤怒丝毫不亚于对贪污受贿的愤怒,浪费是犯罪,这是我们党早就严正提出的问题。但是大吃大喝全国一年浪费吃掉上千亿,迄今还是屡禁不止。而比起吃喝更大的浪费有的是,一任官职,必要修建一座什么豪华阔气的办公大楼、宾馆、纪念性的雄伟建筑物……以显示自己在任的政绩,名存千古。总统套间几乎成了一些中等城市政府迎宾馆必有的建设。但实际上几乎完全不可能有哪个国家的总统到这些总统套间住宿,即使外来的富豪,也很少对此问津,结果多是国内一些领导干部住了,反正房子空着,不住也是浪费,但你住了,就脱离了群众,就引起群众的严重不满。在城市建设中这类不必要的或者可以缓建的“超前”建筑似乎越来越多,现在城市人民的住房问题还很严重,很多家庭仍然拥挤不堪,我们应该多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有些庆祝活动,花钱太多,外国人都笑话我们,说我们是傻瓜,才这样花钱,对此大家意见很多,不应不引起重视。
我们的财政收入是哪里来的,不就是税收来的吗?税收就是人民群众的血汗钱。浪费人民群众的血汗钱,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我们的国家现在还不富裕,还有几千万的下岗职工,有几千万的人民未解决温饱问题。我们国家还不够强大,急需的建设项目还很多,我们在花钱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多多考虑这些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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