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奇人张伯驹
[ 2000年第12期 文化奇人张伯驹 作者：王晓飞 ]
在中国现代老一辈的文化名人中,张伯驹先生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国画大师刘海粟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贵胄子弟 钟情文化
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据有关资料介绍,他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历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职。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曾任河南都督,但因镇压白朗起义不利而被免职。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作为筹划者之一,组织更变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任该会副会长和登基大典筹备处副处长。1917年张勋复辟,他又参与其中,任内阁议政大臣,为此获罪下狱。出狱后便离开政界,全力投身于金融事业,担任盐业银行经理和董事长等职。此外,他还捐资创办香山慈幼院等社会福利事业,是清末民初非常活跃的人物。
张伯驹生于1897年,字丛碧。自幼天性聪慧,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毕业后,张伯驹进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并由此进入军界。其后在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部任职,曾任过提调参议。由于他的身份特殊,与当时的达官贵人多有往来,但他从不趋炎附势。正是在同高层人物的接触和交往中,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官场内情,使他更进一步看清了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他从内心厌倦军队生活,认为当军人是一种耻辱,便不顾双亲和众人的反对,毅然退出军界。
退出军界后,张伯驹把自己的兴趣转移到读书、陶冶性情的文化艺术活动之中,他利用自家的优越条件,在家藏的古典文史书中找到一方驰骋的天地,各种古书典籍陪伴他送走了无数个日日夜夜。他乐于和文人雅士们交往,经常和他们一起聚会,一起歌吟畅咏,填词作画。他学唱京剧并登台演出,鉴赏并收藏古董墨宝,开展各种文化艺术活动。
张伯驹的“不务正业”,使其父张镇芳放心不下,他临终前握着儿子张伯驹的手,断断续续地对他说:“你要支撑起这个家,照顾好你的母亲啊!”张伯驹含泪应允,但当父亲故去后,仍然痴迷于自己热衷的文化艺术活动。
父亲生前曾参与创办中国盐业银行,并为银行投资20万元,任董事长一职。死后留下偌大一份家业,张伯驹对此却毫无兴趣。后来在母亲的百般相劝和苦求下,才就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之职。母亲实指望他继承父业和财产来振兴家业,可实际上,他只是挂了个董事长名,很少过问银行之事,而专爱书画、戏曲等艺术,他在这些方面表现出非凡的天赋。他的诗词著述颇丰,京剧艺术造诣很深,经常同当时的名家登台演出,不仅轰动京城,而且影响涉及全中国。
情系国宝 抛金藏珍
张伯驹不愿经营父业,却对中华民族的瑰宝收集事业视如生命,他向前人请教鉴赏古迹真品的真谛,同时又不惜重金购入古代珍品字画,有时竟痴迷到不惜倾家荡产的地步。
张伯驹从30岁(1927年)起开始收藏名画墨迹,至60岁(1957年),前后整整30年。经过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其中以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和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最为珍贵。
30年代初期,张伯驹在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第一次见到国之瑰宝——西晋陆机手书的《平复帖》,这是中国现有存世最早的书法真迹。此帖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至少早60多年。深知古代书画价值的张伯驹,一看便知这是一幅稀世珍品,他决定倾心竭力确保此国宝不外流。他托人找到藏有此帖的清恭王府的袭爵将军溥心,婉转表达了要买此帖的请求。溥说目前尚不需要钱,如果张伯驹要买的话,需出价20万大洋。张伯驹虽一时无力购买,但心喜此宝不会外卖古董商,便放下心来。不久,张伯驹即从银行借得大洋6万元,以便待机购买《平复帖》。1936年,他听人说溥心所藏唐韩干《照夜白图》卷画被上海叶某买去,深恐转徙国外,就急忙写信给在北京主政的宋哲元不让该画出境,但为时已晚,叶某转手就卖给了英国商贩。
张伯驹惟恐《平复帖》也遭此厄运,立即请中间人韩君往商于溥心,恳请勿再使此帖流于国外,并请张大千先生致意溥氏,愿以6万元大洋成交,但溥心未允。
1937年,张伯驹应故宫博物院之邀来京鉴定古代字画。春节前夕,听得溥心母亲病故急需用钱,便找到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请他做中间人,终于以4万元大洋的价码将《平复帖》购买到手。张伯驹欣喜若狂,庆幸此宝未被商贾转手卖于国外。从此《平复帖》便与张伯驹形影不离,即使在最需要钱的时候也不肯转手他人。
张伯驹收得《平复帖》的消息很快传到几个深知中国文物价值的日本人耳中。他们通过古董商找到张伯驹说,愿出30万大洋高价收买《平复帖》,被张伯驹厉声拒绝。
1941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张伯驹在上海乘车上班之时,突然遭人绑架,绑匪索价300万元(伪币),才能赎出张伯驹。此时的他,虽有偌大家业,可是为了收藏真迹古画已囊空如洗。但此时的他早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深知绑匪的目的是要敲诈他的名墨字画,他悄悄地关照自己的妻子,宁可自己死在魔窟,也决不允许变卖所藏的古代书画来赎身。绑匪扣押张伯驹8个多月,也未见其心志动摇,最后无奈,写一封信给其夫人说,如果从即日起七日之内不拿出40根金条来赎身,请做好收尸准备,届时,张君棺木将放置在你家门前。张夫人见信泪如泉涌,深感问题的严重,于是便奋不顾身,走街串户,求亲告友,四处筹措,终于感动了一些亲朋好友,大伙解囊相助,最后终于凑足40根金条,将张伯驹赎出,而古代书画却一张未动。这种置生命于不顾而痴心保护祖国文物的高尚事迹,被世人广泛流传,赢得一片赞誉声。
北京从金代定都到清末溥仪退位,历时近800年,皇宫内苑荟萃历代奇宝异珍。溥仪被赶出北京城时,带走了大量珍贵文物,宫中嫔妃及权臣也趁机偷走大量古玩字画。抗战胜利后,这些珍贵文物和古玩字画陆续出现在市面的古玩书画店中。张伯驹根据《故宫藏画目录》考定,在所失散的1198件书画中,有精品400余件,如按当时价格收购,不需要太多经费即可大部分收回。张伯驹据此一再向有关方面呼吁,建议国家拨专款将这些国宝收回。但是南京政府此时正忙着打内战,根本不肯拨款,使这些国宝大多进入古董商人之手。他们以极低的价格买进,准备将一些稀世珍品运往上海,出口到国外去谋取暴利。消息一经传出,张伯驹立即驱车赶到古董商马霁川处,进门便大声吼道:“展子虔《游春图》可在你手里?”
马霁川原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稀世珍品转手于洋人,谋取暴利,不料却被张伯驹看出漏洞,已料到大事不妙,便狡黠地点头说:“张爷息怒,您真是料事如神,确实在我这里。”
马霁川特别晓得张伯驹的脾气,兴之所至,一掷千金,对他急于收藏的国宝,更不会吝惜金钱,于是,就来了个狮子大开口说:“张爷不必打听货在何处,您只要拿出800两黄金,一手钱,一手货,这无价之宝就归张爷您了。”
张伯驹深知当时自己手里还没有这么多黄金,但他也不能坐视奸商将我国存世最早的古代名画盗卖给洋人。他赶紧找到当时的博物馆馆长,要他一定将《游春图》收回故宫,同时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游春图》出境,可是国民党政府用于故宫的经费少得可怜,故宫也不可能出资从民间买回此国宝。
张伯驹心急如焚,他觉得眼下最要紧的是阻止《游春图》出境。于是他开始到北京各地的古董商行和书画店等地去游说。每到一处,他都说:“有一幅《游春图》,此画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
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全北京城沸沸扬扬,再转手洋人很困难,再加上张伯驹又愿意购买,也就同意降价让与张伯驹。
消息传出后,张伯驹又是喜又是忧,喜的是《游春图》不能转手洋人,忧的是要价仍很高,一时恐难凑够金子数。经过再三同马商谈,最后马决定要220两黄金。张伯驹当即拍定,并立了字据,防止奸商变卦。
拿出这么多黄金,对这位出名的贵公子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圈里人都知道张伯驹因屡收宋元墨宝,已手头拮据,实在无力凑足这么多黄金。但为了及时把《游春图》买到手,只好忍痛割爱,将弓弦胡同原购李莲英一处占地13亩的房院出售,凑够220两黄金付与马霁川。马借口金子成色不佳,又要增加20两黄金补差,否则《游春图》另寻买主。张伯驹又气又急,夫人见他愁眉不展,坐卧不安,毫不犹豫地将首饰变卖,换了20两黄金交给马霁川。张伯驹这才得到《游春图》,了却自己心中的夙愿。
购《游春图》后不久的一天,夫妇二人正在家中欣赏,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自称是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派来的,并将张群的亲笔信交给了张伯驹。来人说:“张秘书长来北平视察工作,听说你花费240两黄金买下了《游春图》,张秘书长愿出500两黄金,求兄让出。”
张伯驹不由得暗暗想到,张秘书长可真够出手大方,500两黄金视若等闲,而故宫博物院连正常的维修经费都不能拨给。他把怒气压在心头,忍住性子对来人说:“请转告张秘书长,说我张伯驹收藏的东西,永不再转卖。”
旧中国,张伯驹为了不使真迹国宝流失国外,不惜倾家荡产,收藏珍品字画,他先后收集数百件文物珍品,终于以文物收藏鉴赏家而闻名于世,饮誉海内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驹担任了北京市政协委员、燕京大学艺术史导师、北京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等职务。
1956年,国家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决定发行公债券,文化部开专门会议动员文化界人士为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购买公债。先是部长茅盾带头,自报了5000元公债,夏衍副部长报了4000元,郑振铎副部长经济基础好一些,又是党外人士,报了8000元。散会后,大家三三两两往回走,张伯驹思潮起伏,心情难定,他想了许多许多,最后同妻子商议决定为了支持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把自己珍藏几十年的价值连城的八件真迹墨宝捐献给国家。这八件珍宝是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宋蔡襄《自书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卷、宋吴琚《诗帖》卷、元赵孟颍《草书千字文》以及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不久将珍品全部送到文化部办公室。文化部沈雁冰部长亲笔签发了褒奖状。写道:
张伯驹先生、潘素女士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书法共8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文化部长 沈雁冰
1956年7月
当时,国家作价20万元人民币用于奖励金,但张伯驹分文不要,其高尚的爱国精神震动整个中国,赞誉声鹊起。
1957年在康生等人的迫害下,张伯驹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停职、检查、各种罪名接踵而来,使他无法从事自己所酷爱的文化事业。不久,陈毅元帅知道了他的磨难,经元帅介绍,他被吉林省文化厅邀请去参加东北地区的文化建设工作,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远离了“反右”斗争的漩涡之地,又得到当时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的大力支持。张伯驹如鱼得水,充分施展出自己的艺术才华,将自己对文物的收藏、整理、鉴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全部地毫不保留地贡献出来,使当时吉林省的文化和博物馆事业出现了非常可喜的景象。他一方面对馆藏文物书画作品重新进行整理鉴定,教授年轻同志文物知识,培养业务骨干;另一方面,为丰富博物馆藏品数量,组织人力,抽调人员对历代书画、文物进行寻找和挖掘。
在吉林省博物馆工作期间,张伯驹还把自己多年来收藏的三十余件书画及文物作品捐献出来,其中许多作品极为珍贵,有一些属海内外孤本。70年代张伯驹还曾把自己收藏的脂砚斋藏砚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这是首次在国内发现的有关批阅《红楼梦》的脂砚斋的文物。一些稀世罕见的书画作品如宋代杨婕妤《百花图》卷、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册、宋赵伯《仙峤白云图》卷等也都捐献出来。
1966年,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物搜集和整理工作停止了。吉林省“文化界黑司令”宋振庭被揪了出来,由此,张伯驹又一次成了造反派批斗的对象。他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对革命样板戏的黑手”、“右派分子的头子”、“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和“走资派的马前卒”等等,可称得上是洋洋大观了。多得数不清的造反派组织的无数次批斗,更加强了他的钢筋铁骨,他小心珍藏着陈毅元帅书写给他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条幅,坚定自己活下去的决心。出于对古代字画的酷爱,即使在被关押监管期间,他也不忘保护名贵字画。有一次张伯驹去造反派那里请示工作,见屋地上丢了许多烂纸,墙角边有几幅揉皱了的轴画。有一幅已经打开二尺长,是个横幅,上面是茶缸子口那么大的行书,张伯驹一下子愣住了,认出那是宋朝米芾的作品。他的真迹,明清时已不可多得,称得上是奇珍。如今却像烂纸一般扔在那里,地上那些撕碎的纸片,有些也是字画的残片。张伯驹心疼这些无价之宝被毁坏,他怕那乾隆皇帝亲笔写的“南宫墨宝”的米芾作品又被红卫兵小将当作引火之物,趁屋内人不注意,卷好后放入烂纸筐内,由劳动改造打扫卫生的宋振庭当作废纸带了出来,使这幅稀世珍宝免遭厄运。
“文革”期间是张伯驹内心极度苦闷的时期,他在此期间写作的诗词中说“机心常懔人言畏,世路如登鬼见愁”。发出“只解风流不解禅,行云流水送余年,忍将泪眼对江山”的喟叹!
痴迷京剧 造诣超群
张伯驹自幼便喜爱京剧,青年和中年时,正值中国京剧的鼎盛时期。那时,余叔岩在全面继承谭(鑫培)派艺术的基础上,以丰富的演唱技巧进行了较大的发展和创造,成为“新谭派”的代表人物,世称“余派”。醇厚的韵味和典雅的风格是余派艺术的主要特色。
张伯驹结识余叔岩是袁世凯之子袁寒云的引荐,当时张伯驹继承父业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平素的业余爱好就是醉心余叔岩的京剧。结识余后,便经常请余到自己的书房来作客,余叔岩的所有收入全部存入盐业银行。偶尔遇有急需,存款不足付出时,张伯驹便为之垫付,等余有收入时再存上归垫。余叔岩对张伯驹在财务上的支持是十分感激的。又由于张伯驹学演余叔岩的戏,是一个十足的余派票友,二人频繁往还,除京剧外,在文物、书画、金石、收藏等方面张余二人也有共同爱好,因此促膝谈心,关系非同一般。
张伯驹学京剧严守传统的要求。他下的功夫也很深,调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但他对余叔岩的剧艺,却是熏陶得比直接学的多。他有时来到余家,一言不发,不论余叔岩是在吊嗓子,或与打鼓佬、琴师说戏,或是与友人谈戏,他都在旁静听。凑够了时间,他招呼也不打就走,不但余叔岩本人,连一般去余家的朋友,对他这种对人不寒暄不讲话的态度,日子久了也就不以为怪了。等到他觉得需要直接问艺的时候,才请余叔岩指点。余叔岩教戏也是很保守的,就是对他的徒弟杨宝忠、孟小冬、李少春等人,说戏也是很少的。但他对张伯驹却另眼相看,从张伯驹31岁学戏开始,十年光景,张伯驹竟学有40多出戏。张伯驹曾自豪地说:“叔岩戏文武昆乱,传予者独多!”他的著作《氍毹纪梦诗》也记载他学戏的情况,“归来已是晓钟鼓,似负香衾事早朝。文武昆乱皆不挡,未传犹有太平桥。”为什么“未传犹有太平桥”呢?余叔岩曾对张伯驹说过:“过桥一场,一足登椅,一足登桌,敌将一枪刺前胸,须两手持枪硬僵尸摔下。饰敌将者,检场者皆须在行,否则易出危险。”所以这场有危险的戏未传张伯驹,可见余叔岩对其倾尽心力,备极爱护。
1937年春,正值张伯驹40岁生日,余叔岩倡议以演戏形式庆贺,又因头年河南发生旱灾,张伯驹表叔李鸣钟将军也倡议以演戏募捐赈灾,于是决定在当时京城最大的隆福寺之福全馆演出。
张伯驹平常演戏,观看的人就很多。这次饰演《失空斩》之主角诸葛亮的消息传出后,不仅轰动了北京城,而且轰动了全国。除了北方的张氏友好纷纷送礼拜寿,主要为听戏以外,不认识的人也都想法去拜寿听戏,甚至远在上海的张氏戏迷也远道专程来听这出戏。福全馆中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当时报纸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大轴《失空斩》一开戏,便掌声雷动,叫好声接连不断。张伯驹饰诸葛亮,其他配角也都是显赫一时的名伶,王凤卿饰赵云,程继仙饰马岱,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陈香雪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个个身怀绝艺,赞誉一时。张伯驹一出场便赢来个满堂彩,念引子有彩,“两国交锋”那一段原板有彩,“此一番领兵”那一句,张伯驹在“兵”字这里用了余派传统的巧腔,照例赢来喝彩声。以后几场戏更是彩声不断,直至场终。这场《失空斩》张伯驹确实是铆上了,不但一句不苟,而且每字不苟,搏狮搏兔俱用全力,用心用力,腔、调、字、韵无不考究,真个是造诣高深,技艺超群。
张伯驹以演过这一出空前绝后大场面的《失空斩》而驰名全国,他曾为此写下诗句:“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尽五峰”。更有趣的是,当年谭鑫培曾陪余叔岩演过王平,而如今余叔岩又陪张伯驹演王平,堪称梨园一佳话。
张伯驹不仅向余叔岩学习余派京剧,还博采众长,向钱金福、王长林学习武生戏,以补自己演艺之不足。为了演技迅速大增,后来干脆长年把他们二人养在家里,以备随时练功、随时咨询,像这样对艺术刻意追求的人,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得到的。
为了弘扬京剧事业,1931年张伯驹还同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冯耿光等组织成立了中华国剧学会。募得各方捐款5万元作基金,张伯驹任学会审查组主任。举行开学典礼之日,晚间演剧招待来宾,大轴合演反串《蜡庙》。梅兰芳饰褚彪,张伯驹饰黄天霸,其余角色也都是反串,这是梅兰芳演戏以来惟一一次带髯口的演戏。国剧学会成立后,因常有演剧和教习任务,张伯驹又多次同梅兰芳等名角同时登台演戏。
诗词超逸 书法见工
张伯驹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7岁入私塾,开蒙的便是中国古典传统经书,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首。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他天资超逸,而又翕然尘外,便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著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和《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著作。
张伯驹是个“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利如尘埃”的超凡之士,所作之词,按周汝昌先生的话说,“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张伯驹先生词集序》)”,多写人生感受、自然之景,感情细腻,自然超逸。长调则哀感顽艳,婉丽凄清。小令则格高韵远,极尽缠绵秀隽之致。用自然之眼观物,用自然之舌言情,真真切切,为现代词家之楷模。如《如梦令》“寂寞黄昏庭院,软语花荫立遍。湿透凤头鞋,玉露寒侵苔藓。休管、休管,明日天涯人远。”这种凄感情词,贯穿他的词作始终,是他有感于人生的巨大变化而发自心肺的真音。这正如他在《雾中词》自序中写的那样,“杜工部诗云‘老年花似雾中看’。余则以为人生万事无不在雾中,故不止花也。余之一生所见山川壮丽,人物风流,骏马名花,法书宝绘,如烟云过眼,回头视之果何在哉。”
张伯驹又说:“情来兴至,更复为词”,因而他对人间的真情是非常珍重和爱惜的。特别是对自己钟情和景仰的人,更是情之所至,金石为开。他惊闻陈毅元帅病逝,万分悲痛,撰写诗词以志悼念,诗云:
痛我长城坏,寒天落大星。
遗言犹感激,老泪忽纵横。
日暗旌旗色,江沉鼓角声。
东南余壁垒,忍过亚夫营。
还撰写了一副挽联追忆陈毅元帅。联云:“仗剑以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在,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挽联用张伯驹特有的鸟羽体书法书写,写得飘逸、洒脱、袅娜多姿、饶有画意,这副从内容到书写都有特色的挽联挂在陈毅元帅的灵堂前,引来众多人的驻足观看,当时抱病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主席在挽联前停了好长一段时间,仔细吟咏,观摩着飘逸的书法艺术,然后,悄声地对身边的张茜说:“挽联写得好,书法也很好。”备加赞叹后,他又询问张伯驹同陈毅的关系,张茜回答毛主席说,他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并告诉毛主席说:张伯驹晚年遭遇凄凉惨苦,现在刚刚从东北长春回来,还没有工作和户口。毛主席听到情况后,立即嘱托周恩来总理安排一下。不久,张伯驹就被正式调回北京,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做研究员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张伯驹虽已年迈,但他仍精神矍铄,以忘我的精神工作着,他著书立说,筹划并组建韵文学会,举办各种书画展览,全力从事台湾回归祖国等公益事业,直到去世前夕,仍不忘祖国的统一,高尚的爱国热情,感人至深,催人奋进,使人铭记在胸,永不忘却。
1982年2月的一天,张伯驹病重住院,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孙子张晓鹰赴美之前,受爷爷嘱托专程来医院看望张伯驹,张伯驹挺着病躯,口述一首七律《寄怀张大千》和一首《鹧鸪天》词,托张晓鹰转赠给挚友张大千,七律诗云:
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填桑田。
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过岁月圆。
一病方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
还期早息阋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诗中以赤子之情,表达了对祖国的一片忠情,盼望祖国和平统一的愿望溢满诗表。
张伯驹这次住院不久,终因年事已高,于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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