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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能到天则来，我到这里确实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其实我以前一直都在参加天则的活动，最近两年在国外我也一直密切关注天则所的动态。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到这里给大家讲一下亚洲货币合作的问题。坦率的说，我本人并不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我们所的陈虹博士一直在追踪这个问题的研究。我本人一直比较关心制度分析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这方面的研究。我之所以做这方面的研究，是因为最近我在日本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会上我做了关于亚洲货币合作方面的发言，同时写了一篇文章，大约在明年1月份可能在《国际经济评论》上发表。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将此作为一个案例，然后做进一步的研究，在这里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与批评。

我先介绍一下背景。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从80年代以来发展速度非常快，而且东亚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高。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东亚国家之间更多的是被视为竞争的对手而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当然原因很多，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例如日本和越南GDP的差距大约是30倍；另外这些国家的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不一样，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二战时东亚地区是一个远东战场，战后冷战时期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都发生在这个地区，这段历史使得东亚地区各个国家之间彼此都互不信任，有一种很深的相互猜疑，这造成区域合作一直难以开展。但最近两年、尤其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亚金融危机我想给整个东亚地区都带来了很沉重的打击，这也提醒了亚洲国家事实上已经融为一体，而且为了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有必要开展各种形式的货币合作。我今天首先就回顾一下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然后简单分析它对东亚经济的影响，然后谈谈过渡到单一货币区的可能性，最后讲一下中国在亚洲货币合作当中的政策对策。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有几点教训需要讲。第一点，东亚金融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常项目的危机，而是资本项目的危机。经典的货币危机理论认为货币危机的唯一根源是宏观货币政策。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果缺乏缺乏财政上的自立，就只能通过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这就给币值带来长期的贬值压力。投资者对此不会等到货币缓慢的贬值以后才抛出手中的货币，而是可能在一夜之间就给本国货币造成很强烈的冲击，一个国家的国际储备很快就会耗尽，然后带来货币的急剧贬值。这就是对货币危机的经典解释。实际上这个理论是克鲁格曼在1978年的时候看到美国联邦储备局两位专家做的官定黄金价格的研究时，发现这个理论可以拿来解释货币危机，于是就写了一篇文章。所以说发现一个好的方法是很重要的，而发现好的方法之后找到一个好的题材同样是不容忽视的。80年代之后，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货币危机可能是自我实现的，有可能出现多种均衡。这样在投机者、投资者和政府之间的博弈中，由于政府的目标是多重的，如果投资者预期政府不可能会花费很大的代价来维护汇率的话，就会发生冲击，而一旦发生冲击就会象挤兑银行一样，即使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基本上是良好的，也有可能发生货币危机。在发生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可以从克鲁格曼最近发表的文章中看出来，他基本上是承认东亚金融危机更多的是因为短期的流动性冲击造成的，带有一定的自我实现的特征。

如果我们再从更深的层次看，东亚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它揭示出来了东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银行不良债权问题，据估计全球目前大约有两万亿美元的不良债权，其中80%是出现在东亚地区。然后是"大企业病"，在危机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原来非常有名的企业像韩国的大宇等纷纷倒闭。这就看出来由于东亚地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密，同时由于企业管理模式的一些问题，导致了这种"大企业病"。有一种说法是韩国为什么危机那么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当时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要求企业界努力发展芯片，但由于发展速度过快，韩国的芯片成本非常高，而当时芯片价格大幅度下跌，所以就遭受了很严重的冲击。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关于腐败的问题。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苏哈托家族马上向海外转移大量资产，从而带来了很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各种说法不一。克鲁格曼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的时候认为，实际上没有 。因为我们如果从最近来看，宏观经济非常令人乐观，除了日本之外东亚地区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6.9%；但微观主体方面问题仍然非常多。而宏观经济的改善有可能会拖延微观经济的改革，所以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东亚经济会出现一个"W型"发展，如果微观的问题不解决，有可能会出现第二次衰退。

第三点是，"传染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现象。象80年代拉美出现的金融危机也是一样。伦敦经济学院秦朵教授发表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分析过度负债如何引起韩国金融危机。一般都认为韩国金融危机是因为企业的过度负债，而企业过度负债又是因为政府对银行的管制不足，但秦朵教授的分析认为过度负债并不直接在因果关系上导致韩国的金融危机。他的第二篇文章分析的是传染效应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韩国的金融危机，他的结论表明传染效应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且传染的渠道主要是金融方面。所以如果这个观点是成立的话，就会给许多学者一个启示，就是解决金融危机除了"全球方法"即IMF提供的方法之外，还有一种"区域方法"，就是通过建立一种区域性的救援机构来防范金融危机。

第四个教训是，国际货币基金的解救危机措施受到了很多的批评。从原则上来说，国际货币基金在解决货币危机方面要扮演两个作用，一个是承担"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恢复投资者的信心。但是这种贷款不是无条件的，条件就是必须要推行一揽子宏、微观的改革。这些改革从短期来说可能对于一个国家是比较痛苦的，但从长期而言对稳定的增长是必不可少的。很多人都认为IMF在解救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中，由于开始在判断危机的原因和规模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忽略了这些国家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情况，所以其采取的措施反而加剧了危机。例如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例子。所以这里的结论就是IMF应该增强决策的分权化。我们现在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能够扮演很重要角色的已经有几十个国家，但它的决策主要还是由西方七国、尤其是美国的意愿来作出的，这就有可能掺加进去一些非经济的因素。而亚洲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强，这就需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取得更的发言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的国际组织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垂直分层的，最重要的决定都是从最高层作出的，下面的对决策的影响很小。这一点现在需要改革。

第五点，目前已有的亚洲区域性组织，也没有能力对付东亚金融危机。如果我们回顾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最早是1967年成立的东南亚联盟，它最开始的时候还是从地区安全的角度试图发挥作用的。后来到了80年代之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起来了，所以经济合作也逐渐列入其议事日程。我们从亚洲区域合作的过程来看，又一个非常有意思现象，就是亚洲货币合作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传统，就是它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是非正式。象APEC一直强调其论坛性质，反对象欧洲那样让渡出一部分主权，建立一种非常正式的制度。另外一点是，它非常强调寻求共识。从西方传统演变来的各国谈判与此正好相反，它们非常强调要有一种正式的制度来约束谈判各方。所以从亚洲货币合作的这两个传统来看，它在促使敌对的国家走到一起来缓和金融危机方面非常有效。但是在危机过后，如果按照这种传统来建立一个解救金融危机的地区机构，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因为货币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成员国让渡一部分货币主权，比如把国际储备的一定比例交给某个超越主权国家的组织，然后让这个组织来使用，货币政策也要由一个统一的、超越主权国家的组织来行使，这与上面两个传统是相悖的。从中国来说，我们也可以对东亚金融危机进行一个成本—收益的分析，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多的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因为中国并没有象其他国家那样遭受投机性货币冲击的影响，而主要是通过贸易方面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通过心理方面受到影响的。这种影响是间接的。所谓收入效应就是发生金融危机之后，这些国家的总需求就减少了，从而对其他国家的进口也相应减少。这种收入效应造成的影响是不小的。替代效应就是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之后，本国的出口竞争力就会下降，从而产生对出口的影响。这种替代效应只占次要的地位。我国为什么人民币不贬值，原因其实很简单。人民币不贬值不仅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有政治上的意义，例如支持香港、维护自身国际形象等。另外如果中国想促进出口的话，并不主要依赖货币贬值，中国有其他的政策空间，比如说出口退税。从心理上来说，东南亚危机给投资者信心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非常相似，所以一个国家出了问题，投资者马上就会联想到其他国家同样的问题。实际上即使邻国的问题并不严重，也可能因为这种心理的因素被拖入危机中。现在中国金融体制确实存在象日本、韩国存在的如不良债权等问题。如前几年广东国际信托公司被关闭的例子，这导致当时中国金融企业在国际上的评级一下子就下降了许多，融资成本大大提高。另外还有一个是贬值的预期。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官方市场上由于贸易顺差，人民币并没有贬值的压力，相反还有一种升值的压力；黑市上虽然有贬值的现象，但黑市只是一个非常狭窄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信息是受到扭曲的，所以不能用来判断真实的、由外汇供求决定的汇率。但是我们看到，在整个危机过程中，一直存在关于人民币会贬值的谣言。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的贸易顺差非常大，但当年外汇储备的增加只占不到十分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资本外逃的状况。资本外逃的因素非常多，其中贬值的预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东亚金融危机给东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而原有的区域性组织并没有有效起到缓解危机的作用，因此有一些学者就提出来是不是可以搞一个区域性货币合作组织。在1997年的时候日本大藏省大臣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提出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的倡议，这个倡议中设想由中国、日本、韩国及东盟各国组成一个组织，共集资1000亿美元来为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在会议上各国对此进行了讨论，结果很容易预测到，就是它很快被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否定。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设想当时的情况，一个普遍不被大家信任的人、在一个不太恰当的时候提出一个连它自己都没有搞清楚的方案，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美国认为你是不是想挑战我在东亚地区的霸权，中国同时也不希望能够在自己周围出现一个能够威胁自己地位的大国，韩国、东盟国家担心自己是否会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担心自己的地位被取代。而且日本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思路。所以这个倡议很快被否定了。但是第二次日本就变得聪明了，1998年当时的日本大藏大臣宫泽喜一提出了一个"新宫泽构想"，这时就非常谦虚了，设想的集资额降为300亿美元，其中150亿美元用于满足遭受危机的国家中长期的资本需求，另一半用于短期的需求。这一提案相对来说就比较受到各方的欢迎，尤其是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而且最后在2000年2月2日的时候，按照新宫泽构想为几个危机国家如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提供了200亿美元贷款，其中135亿是中长期贷款，65亿是短期贷款，然后提供了22.6亿美元的贷款担保。最近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就是东盟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在泰国的清迈达成一个"清迈协议"，按照这个协议，东亚国家一方面要加强信息、数据的交流，也就是使得自己国内的情况更清楚的为其他国家所了解；另一方面强调加强各国货币当局现有的合作框架。在8月份的时候，东盟加上三国的中央银行又将原来的货币互换额从2亿多美元提高到10亿多美元。从这些情况来看，在短短2、3个月的时间内从最开始的清迈协议提出来一个原则性的框架，到将此摆在实质性议事日程上，进步非常快。为什么这样呢？一个是从目前来看东亚国家的外汇储备加起来有7000亿美元，规模非常大，如果能够用于建立一个地区性的救援机构，可以迅速的发挥作用。另外一个，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就必须进行一些宏微观的改革措施。很多学者相信由于东亚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共容易理解彼此之间的需要，提出来的改革方案也就更容易为邻国所接受。当然反对的意见也很多，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提议中的亚洲货币基金与国际货币基金没有本质的差别。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什么必要再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呢？一些支持的学者认为，如果我们再有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就会在两个机构之间形成一种竞争，而这种竞争能够推动各自的办事效率，能够改善它们的服务质量。但实际上国际机构并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企业，如果是私人企业，它在竞争中失利就会破产，但国际机构即使并没有起到原来成员国设想中的作用，它仍然能够存在并不断的扩大，成为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各国不仅要和国际货币基金谈判，而且又要面临一个新的官僚组织，这样的话交易成本一下子就提高了，所以不仅没有提高效率，反而可能带来效率的降低。另外一点，遭受危机的国家必须在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选择，后者成立时间长、规模大，前者成立时间短、规模小，这样在一般的情况下会选择成立时间长、规模大的那个组织。这样要求这些国家把自己的国际储备交到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组织，肯定是不情愿的。

另外一个是道德风险的问题。原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大家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一旦成立一个这样的保险组织，成员国的危机防范意识就会减弱。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只要有保险公司都会存在道德风险问题，但我们并不会因为道德风险问题就把所有的保险公司都给撤了。

第三，有一些学者认为，亚洲货币基金之所以在亚洲国家得到这么高的拥护，就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来的改革方案非常苛刻，因此希望加以回避。但如果这样思考的话问题就非常大了，因为我们为了维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进行可能带来短期的经济困难的改革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为了回避改革而成立亚洲货币基金，到最后就难以起到有效防范货币危机的作用。

第四点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很多人认为亚洲各国合作的传统不利于货币合作。实际上从最近关于亚洲货币合作的观点来看，大家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怎样防范金融危机上面，因为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对大家的印象是太深刻了。但是从一般原则上来看，亚洲货币合作是分不同的层次的，一般来说相邻的国家之间可以相互有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第二个层次是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于亚洲货币基金这样的区域性防范危机的机构，第三个层次是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于欧盟的"亚洲货币区"。现在大家讨论亚洲货币基金有两个误区，一个就是对东亚国家来说，通过政府协调协调来防止亚洲金融危机，比事后象消防队员那样"灭火"要更重要。目前关于亚洲货币合作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如果再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的话，肯定和这次危机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而所有的防范措施都是根据这次出现的问题来设计的，所以就会面临一些困难。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话，未来世界上会出现三大货币区，就是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在现在来看，欧元区已经有11个国家了，今后还将不断扩张，有可能达到50个国家。美元化现在大家谈得也比较多。美元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972年弗里得曼提到，发展中国家不适合搞中央银行，所以应该建立一个货币区，使自己的货币盯住美元。从最近的情况看，有一些拉美国家已经表现出了这方面的意愿，并且已开始有所行动。关于亚洲货币区，为什么成立亚洲货币区从长期看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大家都非常熟悉，在开放条件下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有三个目标，一个是自主的国内货币政策，一个是固定汇率，一个是资本项目的开放。所谓"三难选择"就是说你只能最多选择其中的两个，代价是放弃第三个目标。到底选择哪两个目标是由国内政治的情况所决定的。所以有时放弃国内独立政策制定权政治成本非常高。所以1992年索罗斯就判定英国不可能用严重的国内经济衰退来加入欧洲货币体系。所以发达国家既要保留自己的货币政策，又要开放资本项目，所以只能实行浮动汇率。而浮动汇率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固定汇率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不能保留自己的国内货币政策，而且从长期来看，你不得不面对资本项目开放所带来的挑战。最后的结论是，在一个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世界上，随着国际政策制定的政治化，货币联盟将是浮动汇率制之外的唯一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亚洲货币区应该受到重视。从日本提供的贷款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重新购买日本的商品，所以是有它自己的利益在里面的。对于小国，象东盟这些国家，它们更难以忍受汇率的频繁波动，所以这也是东南亚国家需要建立亚洲货币区的原因。

对于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的问题是西部开发、收入差距、扩大内需、国企改革等问题，所以相比之下亚洲货币合作只能算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亚洲货币基金的建立和亚洲货币合作的推进又离不开中国的支持。所以如果中国积极的参加，就可以使中国在很多区域性和国际性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个非常初步的分析，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当我们分析中国与亚洲货币合作政策的时候，首先要判断一下这些政策对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产生的影响。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政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如果按照地区来划分，亚洲货币合作对他们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但是对于沿海地区来说，这种影响则很大。如果从部门来看，传统的进口替代的行业对于进一步扩大开放、包括推进亚洲货币合作，并不是特别的关心，但对于一些从事出口的企业，就会特别要求进一步参加亚洲货币合作。所以从实证的角度我们如何来判断我国关于亚洲货币合作的政策取向？第一，取决于"改革优先派"和"开放优先派"的力量对比。第二，是现有的决策过程中制度的因素对其的影响。赞成的力量可能非常大，但也许由于文化等原因使得很大一部分社会力量无法进入政策决策过程中。但是有一个规范的建议，就是一个国家由于寻求合法性、寻求政治稳定，实际上就形成了不同利益集团的一个博弈的均衡。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不同的政策之间，如果在类似于亚洲货币合作下的对外开放政策中，能够作出一些更积极的姿态，就可能更有利的换取各个阶层在国内改革中的支持。比如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给予中国更多实惠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在人权方面的不和谐音，不可能有全面的改善。所以这也是为了换取这部分阶层在贸易这个问题上的支持。因此其背后也有政治交易在里面。

最后谈一下亚洲货币合作的希望。我觉得亚洲货币合作是非常有希望的。首先，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些国家意识到了如果参加亚洲货币合作，收益是非常大的；而如果不参加合作，成本可能非常高。其次，它提供了一个大家都觉得有必要的合作焦点，这就有可能打破多重均衡的困难。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在欧洲的货币合作中遵循了一个次序，先是有贸易方面的合作，然后再建立货币方面、汇率方面、货币政策方面的合作；而在亚洲，情况似乎正好相反，货币合作进展的速度要比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更快。这背后的原因是货币合作可能的争执相对较小。任何一个关于贸易合作的多边谈判之中，我们都能非常清楚地看到有一些集团是受益的，而有一些集团是受损的。而且受损的相对来说在政治方面的影响要更大。因为更缺乏流动性的要素更容易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然后形成象工会等的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中施加压力。所以贸易谈判非常困难。亚洲各国在贸易合作方面谈了很长的时间，但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是货币合作参加者很少，它主要是在各国高层政府之间。如果行政层能有更多的权力的话，就可以避免许多议会之中的争论，从而更有利与多边的谈判。第三，如果不是一次性博弈、而是多次的博弈的话，就有可能实现多方的合作。那么怎样把一次性的博弈变成多次性的博弈？在国际政治领域，可以通过政府官员的方式。你今天先谈判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谈完之后就可以引出下一次的谈判，由此就可以产生多次性的博弈。比如欧洲各国先谈判煤钢的联盟，然后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再谈判下一个问题，就这样越谈越多，相互的理解就逐渐形成了，制度的建立基础也逐渐积累起来了。我的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是，在新的世纪里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更稳定、更繁荣的东亚地区。谢谢大家。

讨论：

张曙光：今天何帆博士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报告，这个问题可能一般的人接触不多，而且也是新出现的一个问题。刚才从背景讲到合作的发展过程，我觉得这确实是未来新的世纪里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今天先请评议人评议，然后大家再来讨论。

陈虹：感谢何帆刚才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因为我本人的研究工作的关系，对这方面关注的比较多一些。下面我谈一下亚洲货币合作中的一个主要角色——日本的想法。日本在亚洲经济格局和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得它不甘心在货币领域里长期让美国占据主导的地位。对日本来说，一个很明显的冲击就是日元和美元的波动自1985年广岛协议后，给日本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同时由于日本经济与亚洲经济的联系日益加强，所以我们看到当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升值的时候，其他亚洲国家的出口就会有一个乐观的预期。因此日本经济和亚洲其他各国经济存在着一个此消彼涨的关系。当日元升值的时候，亚洲国家的出口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增长；当日元贬值的时候，其他国家的出口就会相应下滑。怎样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呢？亚洲货币危机可以说为此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货币危机之后，大部分国家对盯住美元的货币政策提出了质疑，这时候日本认为，这是它重新树立日元地位的一个绝好时机。所以它的大藏大臣先后两次提出了亚洲货币合作的构想。但我们如果把眼光从亚洲区域放回到日本国内来看，实际上亚洲货币合作我个人认为是日本打出来的一面旗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把推出亚洲货币合作当作了推动日本国内的经济改革、增强日本在国际上地位的一张牌。它自己的最终目的，是重振80年代日元有一段辉煌过程的历史。这里的做法，首先是让日元扮演类似于马克在欧洲货币中的核心地位的角色。而这需要象德国那样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所以后来日本执行的一系列的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到它部分放弃了多边谈判的贸易渠道，而更加关注双边贸易的谈判。它试图通过扩大与亚洲国家的贸易往来，推动把日元作为亚洲国家的贸易支付手段、或者说媒介手段的功能。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在亚洲货币危机的时候，作为基金出现的日本的投资。这个目的也是要扩大日元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是把亚洲货币合作看作它的国内改革在区域合作中的一面旗帜，背后是要推动日元的国际化。刚才何帆也讲到了，亚洲货币合作主要是由政府推动的。学者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它国内的一桥大学就有一个专门研究两国之间的互利当中，如果强化日元在货币兑换中的作用的机构，其中的一个教授最近被破格提拔为它的财政部的一个副部长级的官员。所以这就可以看出政府的重视程度。

从战后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到日元逐渐成为一种国际货币，再到最近它提出亚洲货币合作的构想，我自己觉得对中国的启示倒不是在于别的方面，而是应该随着经济的强大，在中国市场开放以后，人民币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更系统的设计一下，我觉得更有战略性的眼光，也是我们学者更有用武之地的舞台。

我就说这么几点。

钟伟：何帆博士讲的这些东西我基本上看了，但是我拿到的是他的草稿而不是全文。我正好做了不少项目都是关于亚洲货币合作的，所以我就从金融学方面谈一下这个问题。

从第一部分，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这块内容，何帆刚才认为它们的根源和我们的问题不一样。我觉得对东亚来说，危机发生的根源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认认真真的去想。真正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的隐含担保导致的金融机构对贷款不做项目评估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政府的隐含担保导致的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这两个问题到现在来说还是没有解决，同时也是国际上研究的一个非常热门的领域。导致这里两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并不是在于私人部门有什么过错，私人部门都是很理性的。因此问题是出在政府，也就是政府没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到自己应该干什么东西。举个例子，隐含担保和企业预算软约束这两个问题的根源，可能就在于政府自以为能够很好的制定产业政策。实际上产业政策是一件很荒谬地事情，你不可能预见到任何产业在未来能够成为新兴产业；如果你有这种预见能力，就意味着计划经济严格地优于市场经济，这已经被否定了。如果你没有这种预见能力，就没有必要去制定什么产业政策。所以我认为亚洲的问题就在于政府过度的自负。对亚洲问题的根源我就是这么看的。关于危机本质，我觉得何帆刚才说的各个方面提的都很对，但是有一点他可能忽略了，就是亚洲危机实际上是一个效率危机。如果我们在最古老的商品本位交换制度下，是不可能产生货币危机的。如果我们在现代的条件下试图防范危机、解决危机，悲观一点来说我觉得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情。金融危机我觉得在本质上是无法防范的。

关于货币合作这块，当然我觉得货币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觉得东亚还是没有彻底接受危机的教训。因为从国际合作理论来看，孤立的不合作相对来说可能是有效的，但是虚情假意的合作可能是逆效的。东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刚才何帆博士说得非常好，就是非正式的谈判机制。每个亚洲国家都想分享合作的好处，但绝不想付出合作的代价。每个人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搭便车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亚太所有的合作都是虚情假意的合作，包括APEC在内。我觉得APEC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成领导人作秀的场所，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这种逆效的货币合作。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虚情假意的合作还不如不合作。

关于IMF，我的态度相对来说没有何帆那样乐观。主要理由有三点。第一点，大家如果有在这类超级官僚机构工作的经验的话，你就会感到非常的失望。何帆博士刚才讲了一点很好的东西，企业不行了可以破产，但是作为这个超级机构，它不行了绝不破产。每一次的失败都是它要求所有的成员交钱的理由。所以对于这些超级机构大家不要抱很多的希望。第二点不乐观的理由是，何帆博士刚才已经谈了，如果IMF和AMF没有什么区别，而仅仅是亚太国家希望通过AMF支付比较少的承诺，并且不愿接受IMF规定的那样苛刻的条件，实际上AMF就变成了一个公共汽车。这样的话AMF会比IMF更难看。第三点，AMF现在主要是日本非常积极，但日本经济我相对来说不是太看好。我对日本经济的基本判断是这样的：日本经济在70、80年代已经达到了它历史的顶峰，现在表现的是它的常态。如果我们希望日本经济重新回到它的顶峰是不切实际的。它现在既不是衰退，也不是繁荣，就是常态。这是我对日本经济的评价。因为上面三点，我对AMF不太乐观。

对何帆博士讲的第三部分我还是非常同意的。乐观的理由主要有几点。首先，关于货币的本质，我认为就是货币的职能。也就是说，货币本质是人们在不断合作、这种合作不断扩展中的一种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关系。既然如此，我们从整个人类的相互依赖、相互信任的发展史可以看到，货币是经过长期演变才形成现在这种状态的。实际上现在的信任货币还是要不断扩展，也就是说国家货币有可能不是我们人类合作的最高的合作信用，如果我们以后发现国与国的合作所产生的国际货币的信用等级比国家信用的等级更高的话，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出现新的货币。区域货币现在已经出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亚洲货币的出现是有可能的。第二点乐观的理由是，尽管亚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差异很大，但是它们实际上要为AMF做出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并不大。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也比较乐观。第三点乐观的理由是，亚太地区各国尽管有很多矛盾，但我记得日本有一位教授说过一句话，就是既然欧洲有百年战争的历史，还能够在几百年之后走向欧洲货币，难道我们亚洲就没有这种智慧吗？

关于亚洲危机对中国的教训，我另外总结了三点。首先，对中国来说，比较重要的是可支付成本的改革。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增长，但是这个增长是有毛病的增长，我们总是在增长当中解决问题。但是只要我能控制住风险，使得火车不出轨，火车就能够继续往前跑。但如果控制不住成本，就要谨慎了。现在看起来，我们很多改革的成本都是可支付的，但是政府支付的意愿似乎不太强。比如说对于银行不良资产，我对于债转股本身是抱很怀疑的态度的。债转股只是把风险转移到了资产管理公司，另外银行这块资产缩水了，负债没有变，银行以后的资产谁来补充呢？所以现在看起来政府应下决心支付这些成本，如果不支付应该支付的成本，会很危险的。第二个启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币一定要国际化。我现在回想为什么当初在亚洲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既不搞人民币升值也不搞人民币贬值？我觉得就象你拿起一个电话，电话里面一片噪音，当时你的任何回答都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当时的这种不升值也不贬值的态度是对的。现在看起来人民币要实行可兑换，实行国际化，它要面临的绝对是升值的压力，而不是贬值的压力。从理论上，从实证分析上，都是这样的结论。事实上人民币已经通过出口退税和其他各种压力贬值很多了。所以人民币的国际化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点，我觉得我们一定要重新界定政府在经济活动当中的职能。我们到现在为止过高的估计了政府对于经济的调控能力。我觉得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跟部门之间要协调。我对政府跟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评价不是非常的乐观。

张曙光：谢谢两位评议人。下面大家进行讨论。

盛洪：我想做点补充，就是所谓的货币问题背后有非常强烈的政治因素。这些因素在讨论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应该更多的去考虑，我们的视野应该更宽一点。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是这些国家模仿先进国家、采取出口导向战略，在国内是政府强制干预和银行的大量贷款。这简单地说就是重商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在赶超阶段是非常好的，但到了一定阶段是要出毛病的。也就是说它们的顺差增加会导致货币上升，货币上升会导致国内的成本上升、通货膨胀等等，最后导致它们的贸易逆差。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任何采用重商主义模式的国家，如果后面没有恰当的处理就会完蛋。就象当年的西班牙。比较成功的当然是英国和美国。其实我一直都强调这同它们的货币国际化相关，就象刚才陈虹博士谈到的。无论是英国和美国都是这样。当然所谓货币的问题不单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也是一个军事实力、政治实力的问题。英国和美国就是很好的例子。另外一个方面，实际上最近的金融危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冲基金的问题。它肯定是有毛病的，解决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办法是慢慢的治，还有一种方法叫遏止。遏止导致的结果有很多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也一直在讨论，就是资本自由流动是不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另外我们还要防止短期的冲击，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何帆讲的货币合作确实是办法之一。货币合作还包括很多层次。一个层次是所谓汇率协调。这也许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共同管制机制。也就是说，有可能对资本自由流动做一个共同管制。这是为了避免各国货币之间的恶性竞争。

最后一块讲到亚洲货币区。我觉得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日本是有条件成为这种国际货币的发起国，但那些东南亚的小国家永远没有可能。如果它们能够加入亚洲货币区，就有可能成为国际货币的发起国之一。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是一种大的货币承受危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更有效的应付对冲基金的冲击。但是我觉得成立亚洲货币区可能非常难。其实我觉得统一货币实际上最重要的是统一政府的干预。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一方面是各国国内情况不同，另一方面还有政治方面的困难。所以对中国来说，首先要处理好人民币的问题，然后再在亚洲舞台上提出自己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