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哲学启蒙老师艾思奇
[ 2001年第1期 我的哲学启蒙老师艾思奇 作者：廖盖隆 ]
我冒昧地称艾思奇为大众哲学家，因为他是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在中国通俗化、大众化的先驱。他的成名之作《大众哲学》，于1934年在他主编的《读书生活》杂志上连载，在1935年结集成书出版之后，立即风靡全国，在解放以前连续印了32版之多，成为极罕见而大受欢迎的通俗的社会科学畅销书。这件事的社会意义就是在于，它对数以几十万计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激励他们奋勇投入中国空前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救亡高潮，接着又奋勇投入空前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高潮。经过这两次革命高潮，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民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全面的即包括经济、政治、精神三个领域，又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2年来，中国由于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成功，即中国式的、新模式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已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坚强的力量而崛起；并为在下个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真正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而奋斗。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来重温和进一步认识艾思奇和其他先进人物所做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工作的重大意义是很必要的。
为什么对人民大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进而进行提高的教育是必要的，而且效力这样巨大呢？因为正如毛泽东在1945年4月《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所说：“人民，而且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也可以说而且应当说，大众，而且只有大众，才是我们党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马克思主义只有为大众所掌握，才能成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所以，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使唯物辩证法从哲学家的狭小圈子里，走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去，并为他们所掌握。在此以前和以后，他反复讲了这条真理。这条真理本来是唯物辩证法所包含的必然要求。
因此毫不奇怪，艾思奇在毛泽东提出使哲学大众化的要求以前，早就这样做了，而且已经大见成效，实际上大大促进了中国伟大革命的发展。在1937年艾思奇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也很爱读艾思奇的书，并且虚心地向他请教。当然，《大众哲学》和艾思奇发表的其他哲学论著，大体上主要是对大众、对党内外积极分子起了启蒙教育的作用，但这种启蒙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启蒙教育，是进行哲学提高教育的基础。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提纲》，特别是讲授《实践论》、《矛盾论》，在这以前和以后，又撰写、发表和讲授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军事科学的著作，那就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所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高教育工作了。这些总结了中国丰富的独创性经验，而写成的哲学和军事科学著作，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培养了成千成万的高素质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坚干部，对于保证中国革命胜利，起了有决定意义的作用，并且它们的作用和影响，又不是只以中国为限。
笔者自己的经历就说明，无论是艾思奇的唯物辩证法的启蒙教育，或者是毛泽东哲学著作的提高教育，对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成长和发展，都是完全必要的。当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杂志上连载和成书出版时，我还只有十五六岁，还在一个中学（广东信宜怀新中学）初中二、三年级学习。在读《大众哲学》以前，我已经接触和接受了些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愿意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尽力。那时我们的进步同学共有七、八人（后来在1935年到1938年在广东高州中学读高中时，我交往的进步同学扩大到二三十人），我们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报，讨论天下国家大事。那时除艾思奇以外，邹韬奋以及其他好几位进步作家的文章我们都很爱读，他们的著作使我们知道了中国和世界的大事，他们都是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我们这些进步学生所结合成的没有名称的进步学生团体，曾经和艾思奇、邹韬奋通过信，并且得到了他们的答复。我们发现，艾思奇原来是一个坦率、真诚、直往直来的人。有一次我们给他写信，说我们正在读陈某某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请问他，这是不是一本好书。他答复说，这本书内容没有什么错误，可以参考，但它抄引苏联哲学书太多，不结合中国的实际，因此不能算是一本好书。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我和一些暑假留校的进步学生立刻组成抗日救亡宣传队，下乡作抗日救亡宣传；以后又组织了抗战剧社，每星期六晚演出救亡话剧；还组织书报合作社，推销进步书报杂志。1938年7月高中毕业后，我们中的10个进步学生，经一位抗大三期毕业生介绍，结伴到广州八路军通讯处考取了陕北公学，随即于8月初到达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陕北公学，先后在普通班和高级班学习了一年。也是在1938年8月，我申请并得到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8月，我被选送延安马列学院深造，这个学院的院长是张闻天，仰慕已久的艾思奇这时成了我的哲学课老师；1944年初我调到党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社长是博古、总编辑是陆定一）国内评论部工作后，因艾老师已是这个报纸的副总编辑兼副刊部主任，因而和他有较多的接触。我感觉到，他为人朴实真诚，以平等、民主的态度待人，但性格有些内向，不爱多说话。然而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不崇拜名人和权威。比如有一次他说，陈伯达影射蒋介石的《窃国大盗袁世凯》是仿效马克思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但是没有写好。我听后有点吃惊，因为我那时还是迷信陈伯达的“权威”的。因而我心中疑惑，未敢表示可否。但事实证明，艾思奇的论断是对的。
艾思奇讲哲学课是很有深度的，他写成文字的东西，因为是想好了才写，写出后，又反复作了修改的，文笔都很生动精炼。但他的口头讲话，可能是由于不是想好了再讲，而是随想随讲的缘故，使人感到他不善长于说词，语言比较平淡，甚至有时不太连贯，而且他的云南口音很重，因而对听众不大有吸引力。
艾思奇是云南腾越（今腾冲）人，原名李生萱，又名李崇基，出生于1910年。他于1927年春至1928年春到日本留学，参加了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1930年至1931年再度到日本留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激于爱国义愤回国。1932年他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1933年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他到延安后，任抗大主任教员，马列学院哲学教员，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秘书长，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国文化》杂志主编。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于1966年3月22日过早地在北京病逝，这时他才56岁。
他的著作，除了《大众哲学》外，还出版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延安整风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他同陈伯达一起主持编辑出版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中共中央规定为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建国后他主持编辑出版了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去世后还出版了《艾思奇文集》。
我所尊敬的启蒙老师艾思奇已经逝世30多年了。现在，他的勤奋好学，勇于开拓创新，善于以平等的民主的态度待人，而又直往直来，无私无畏的严肃的音容，正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艾思奇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所起的重大启蒙作用，是值得我们中国人民永久纪念的。因此，我不揣浅陋，写了这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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