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斗士史良
[ 2001年第1期 民主斗士史良 作者：赵纪军 杜秀娟 ]
1949年5月23日午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十兵团在强大的地面火力掩护之下向国民党上海守敌发起总攻。经过一天激战，我军以锐不可挡之势突破敌外围防线，直逼市区。第九兵团某部以快速勇猛的动作，迅速前出至霞飞路。当部队进至交通大学附近时，搜索分队突然发现街边有人影晃动，立即分路包抄过去，等靠近时，才发现原来是一个中年妇女……
后来，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人员惊奇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赫赫有名的“七君子”之一、民盟上海执行部主任——史良！
(一）青春之曲：中国妇女最大的责任是救国
史良（1900——1985），江苏常州人。幼年时家境贫寒，13岁才进武进县立女子师范附小读四年级。毕业后考入常州女子师范。
在女师期间，由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激进，性格坚强，在学生中崭露头角。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任女师学生会会长。当时，女师和男师及常州省立第五中学成立三校学生联合会，她被推为联合会副会长兼评议部部长，成为常州学运的领导者之一。
史良于1922年暑期从女师毕业后，先后入上海女子法政学校、上海法政大学和上海法科大学学习，开始学政治，后改习法律。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她是一个积极参加者，还主编过一个名为《雪耻》的刊物，宣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
1927年暑假，史良从上海法科大学毕业后，被派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由于史良思想倾向进步，一度被捕入狱，旋为蔡元培先生保释。其后，史良又到镇江江苏省妇女协会工作，任常务委员兼总务。她们出版了一种名为《女光》的刊物，为打破妇女种种枷锁而大声疾呼。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震撼了当时在上海的史良。事变以后，史良自觉地投入到抗日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向广大妇女宣传进步思想。1932年“三八”妇女节，上海各界召开庆祝大会，史良向广大妇女疾呼：“今天中国妇女的最大责任是救国，而不是治家；要解放我们妇女，必须首先解放我们的民族，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史良的演讲博得了群众的掌声，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惧和嫉恨。1932年初，史良参加了中共为营救被捕蒙难同志设在上海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并任该会律师。从此她和党建立了联系，并成为党的忠实盟友。30年代初，中共在上海的各级组织曾遭到敌人的极大破坏，许多共产党员、革命者及其他爱国人士被逮捕杀害。中共地下党通过互济会和鲁迅、周扬领导的左联同史良联系，请她设法营救。史良认为营救政治犯，多保存一些民族精英，替革命做一点事情，这本身不仅是爱国行动，也是一种革命工作，因此她不避风险，全力以赴。先后被史良营救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有邓中夏、李瑛、熊瑾玎、艾芜、任白戈、陈卓坤等。
（二）救国之恸：我们的心和力要凝结成一条铁链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深，华北危急。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上海各界群众沸腾起来。12月，上海市文化界发表救国运动宣言。这时一向争取女权、主张男女平等的史良，率先倡导筹备妇女救国组织。12月22日，史良与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陈波儿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这是上海市第一个救国会组织。在成立大会上，史良发表了充满爱国激情的演说：“诸位，任何人都知道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三种要素所构成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民可以受人压迫，任人残杀；土地今天被人割去一块，明天被人抢去几省；我们的内政外交，没有一件不受人家的强制，人家的干涉，还能叫做国家吗？还能成为国家吗？我们居人民半数的妇女，还能装痴装聋躲在家里过苟安的生活吗？”她号召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妇女走出家庭，奋起救国。大会选举史良为妇女界救国会的理事。“妇救”的成立及其救国宣言的发表，不仅对当时上海学生的抗日游行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支持，而且也对上海各界救国会的形成起了巨大的号召作用。
在“妇救”的推动下，上海文化界、职业界、学生界、教育界的救国会相继成立。在各个专业救国会组织的基础上，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会正式宣告成立，史良被选为文化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在上海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全国掀起了巨大的抗日怒潮。1936年5月31日，上海救国会联合华北、华南、华中等二十余省的爱国救亡组织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抗日宣言，选举宋庆龄、史良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为推动国民党积极抗日，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和史良被推派到南京请愿。7月13日，史良等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会场，向大会提出：停战、抗日和保障民权等要求。得到了各地救国会和新闻界的支持。史良等回上海后，开展了大规模爱国救亡宣传运动。为了支援绥远抗战，救国会组织了三百多个宣传队，两千余人，分别走上街头，开展援绥募捐活动，动员群众数万人之多。上海的援绥运动又影响了南京、华北、华南、西北等地，成为一个席卷全国的运动。7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会为了促成全国各党派各地方势力团结对敌共御外侮，由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同志出面，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提出六项政治主张，公开表示希望国共两党消除成见、精诚合作。毛泽东写信支持这一政治立场，张学良、杨虎城甚至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也表示赞同救国会的这一主张，从而把爱国救亡运动引向了高潮。9月18日，救国会举行了游行集会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在这次游行中，面对反动军警的镇压，史良临危不惧，向敌人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等口号。游行遭到敌人的疯狂镇压。为了营救一位被军警殴打的女学生，史良上前保护，亦遭毒手，肺尖因被打伤而咯血。幸好工人群众及时救护，史良才幸免于难。为了痛斥国民党军警毫无人性的暴行，她在医院疗伤时写了《九月的鞭笞》一文，最后一句话说：“我们苏醒的群众将会一天天加多，我们的心和力要凝结成一条铁链。”
史良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吓倒，斗争的热情反而更高。10月19日，鲁迅先生于上海逝世。在宋庆龄的提议下，丧事由救国会出面筹办。在筹备时，史良与沈兹九、胡愈之等人共同商定：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游行，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在救国会的努力下，鲁迅先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各界民众瞻仰遗容和吊唁三天，最后送葬的仪式变成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由于史良等人的发动，六七千人的送葬队伍，妇女群众占了相当大的数量。他们浩浩荡荡，唱挽歌，呼口号，声震寰宇，气壮山河。蔡元培、宋庆龄也参加了葬礼，史良和其他救国会的领导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列。11月12日，“全救”又在上海静安寺路举行了孙中山诞辰纪念大会，大会响应和支持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并在现场组织了日商纱厂罢工后援会，募捐四万余元，支援罢工取得了胜利。
（三）铁骨之铮：宁愿坐穿牢底，甚至杀头，也决不接受
“全救”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极大恼怒，他们先是企图暗杀史良等人，后来慑于人民群众的自发力量，不得不改为通缉。11月22日深夜，反动宪警逮捕了史良等七名救国会的领袖，制造了闻名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史良入狱后不久，就获保释。可是敌人很快就明白自己犯了愚蠢的错误，追悔之余，又四处悬赏捉拿史良。12月30日，史良在安排好救国会的组织工作等有关事宜之后，又主动投狱，到法庭上同反动派进行斗争。
七君子先是被押解到法国巡捕房，尔后遣往法院。因为没有犯罪证据，结果交保释放。史良被放出来后，暂避在朋友家中。11月24日深夜，反动派再度实施拘捕。六君子未经审讯，即将他们送到苏州监狱。史良因“拒捕”，成了反动派悬赏通缉的“在逃犯”。在追缉期间，史良为了保护组织和其他救国会同志的安全，终日繁忙地交待工作，并作了一些必要的安排。等一切就绪之后，她便主动去苏州高等法院投案，被关于苏州前司街女看守所。
“七君子”被关押六个月后，法院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罗织了“十大罪状”，对他们提起公诉。史良等人知道这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于是他们便拿起法律武器，进行了雄辩有力的“答辩”。6月11日正式开庭审判，“七君子”把法庭当作讲坛，用最明晰、简洁的语言，说明了救国会的性质和任务，宣传了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同时把起诉书罗织的“十大罪状”驳得体无完肤。他们义正词严地向审判长提出质问，常常使审判长理屈词穷，张口结舌，狼狈不堪。法庭对“七君子”采用逐个隔离审讯的方式，使他们互不通气。史良独坐女监，孤军作战。但她始终与六君子保持着言论、行动上的一致。当审判长讯问：“联合各党各派是联合共产党吗？你们主张要联合各党各派，这不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吗？”史良理直气壮、斩钉截铁地回答：“救国会的意思是任何党派都要联合，不管它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分的是抗日不抗日。一致抗日救国，是全国大众的要求，不是跟着共产党喊的口号。”“七君子”的合法斗争使反动派无计可施，两次开庭审判都宣告失败。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通过头面人物进行劝降活动，向他们提出只要进反省院，前门进，后门出，转一转就算了，并不真正执行。史良等认为，这个方案是对中国人民和爱国人士的侮辱，表示“宁愿坐穿牢底，甚至杀头，也决不接受。”
1937年7月5日，为了营救七君子，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起“入狱运动”——愿为抗日而入狱。这场运动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它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鼓舞了广大的爱国群众。两天以后，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将七君子自由释放。
（四）歧路之音：我不愿参加国民党
自由以后，史良就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一道到港澳宣传抗战。不久国民参政会成立，史良担任了第一届国民参政员，成为国民参政会中宪政促进会的唯一女性。史良在参政期间，为要求国民党实施民主和妇女参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她力争在宪法上明文规定男女平等和保障妇女权利。她提出在国民大会代表中妇女代表应占一定的名额，并且建议妇女工作者，要到下层去，到城市、到乡村的妇女群众中，进行有关参政的宣传教育。
在汉口和重庆时，史良还参加宋美龄领导组织的妇女团体指导委员会，被聘为委员兼任妇指会联络委员会主任。她运用联络委员会的组织，广泛联系和团结各地妇女团体和中上层妇女，对扩大和加强妇女抗日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她和文化事业组组长沈兹九、训练组组长刘清扬一起，遇有重要事情，都与中共南方局妇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驻渝代表团团长邓颖超和张晓梅等同志商量。她们支持和依靠会内的地下党、进步青年，在农村、工厂和报纸刊物上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发动群众，贯彻党的抗战政策。她与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宋美龄在个人间的交往是不错的，但是彼此的政治观点迥异。有一天，宋美龄请她吃饭，蒋介石也在座。在吃饭中间，蒋介石说：“史先生，你们讲国民党腐败，国民党需要新鲜血液，你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一道对它进行改革呢？”她当即回答说：“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和主张，我不愿参加国民党。”蒋介石听后非常不悦，此后便处处找借口对史良进行打击报复。
1939年底到1941年，史良亲闻目睹了国民党向陕甘宁发动武装进攻、制造“皖南事变”对新四军包围聚歼的倒行逆施，怒火填膺。为了表示抗议，史良和救国会的其他同志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末次会议。并于1942年宣布退出蒋介石的国民参政会。同年，史良又宣布退出宋美龄所组织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史良的参政员生活结束以后，救国会在民盟的邀请下集体加入民盟。史良被选为民盟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并兼重庆市委委员。在此期间，史良积极配合陶行知先生创办社会大学，培养进步人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史良除了把精力放在开展民主运动以外，还同妇女界的爱国进步人士一起致力于沦陷区妇女儿童的保护和养育工作，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重要发起人，并担任保育会的常务理事及该会设计委员会主任。保育会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四十多个保育院，前后收容和保育了两万多儿童。此外，史良还担任了进步妇女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的常务理事。联谊会团结各阶层爱国妇女，为反对蒋介石独裁，争取政治民主进行了很多斗争。抗战胜利后，联谊会在重庆、上海、北平、昆明、南京、成都等地都成立了分会。这些分会，尤其是上海联谊分会，为以后史良在上海开展民盟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5年，史良与民盟其他同志一起坚决抵制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国民大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1945年8月，救国会在重庆召开会议，认为它原先的政治纲领已不能适应抗战以后的新形势，因此制定了新的政治纲领，并根据它在政治斗争中的实际发展改组了机构，更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在这次会议上，沈钧儒当选为主席，史良被选为秘书长，陶行知和邓初民分别担任了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中国人民救国会提出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人民共和国，并提出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根本原则是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联合政府，发展民族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民主主义的文化。
（五）奋斗之号：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奋斗到底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经过四十三天的艰苦谈判，终于签订了“双十协定”。而国民党背信弃义，一面在协定上签字，一面却下达了“剿匪”密令，向各解放区发动猛烈进攻。中国共产党下达指示，立刻在全国范围发动反对内战的斗争。正是在这时，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血案”，镇压学生的反内战爱国运动。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民盟出面组织大规模的支援斗争。在李公朴、陶行知和史良的具体领导下，联合了二十二个进步人民团体，发动签名，征集挽联，筹备举行大规模的群众公祭大会。当时，大一点的会场都被国民党所控制，史良以大律师名义，托称代当事人某大爷租下了长安寺寺院办“丧事”，于12月9日，在长安寺举行了可歌可泣的“陪都各界公祭昆明一二·一反对内战死难师生大会”。三天的公祭大会，前后有几万人参加。它团结了各界进步团体，动员和教育了广大群众，为政治协商会议制造了强大的舆论影响。
随后，这二十二个人民团体又组织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先后在沧白堂举行了八次群众大会，发生了著名的“沧白堂事件”。史良是协进会的组织者之一，她亲自主持大会并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捣乱作面对面的斗争。当政治协商会议停滞不前时，重庆大中学校万余进步师生举行民主大游行。民盟接应游行的总指挥就是史良，指挥部就设在史良的寓所“犹庄”。
在全国人民的斗争和压力下，政治协商会议终于达成了有利于人民的五项协议。这二十二个人民团体，又组织了“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史良也是组织者和主席团成员之一。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较场口血案”。史良从特务吼叫厮打的重围中冲出会场，周恩来同志把她接上车，非常坚定地对她说：“黑暗的反动势力是不会长久的，人民的事业一定会胜利。”史良没有回家，而是立刻到民生路178号，召集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商讨斗争对策。晚上，又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这次会议以后，史良不惧怕敌人的虚声恫吓，坚决为受伤人士代理诉讼，以伸张正义。
当时，残暴成性的国民党特务已无所顾忌，到处逮捕、暗杀爱国民主人士。1946年7月，著名民主爱国领袖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惨遭杀害，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公愤。史良等人化悲痛为力量，在重庆组织了规模宏大的群众性追悼会。在会上，史良慷慨陈辞：“烈士们为什么而死？他们是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而死；烈士们是被谁打死的？他们是被那些不要民主，不要团结的人打死的！”史良的话音刚刚落地，全场就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复仇口号。此后，史良又应邀出席了上海各界李、闻追悼大会，通过大会发言，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
1946年10月，民盟拒绝出席国民党召开的伪“国民大会”。翌年1月，史良参加了民盟在上海举行的二中全会，会议明确指出：政协决议被破坏的责任在于美蒋双方。3月初，国民党对史良威胁利诱，先是以传票相要挟，尔后又拉美国驻沪总领事出面，企图分化进步力量；但是史良等人早已看清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毫不理会，仍然坚持开展斗争。在“三八”妇女节的集会上，史良发表《提倡一个‘二不’运动》一文。她向妇女号召：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国家的前途，我们妇女要团结一致，来提倡个不买、不合作。一是凡帮助政府打内战的任何国家的商品，我们绝对不买；二是凡对于违反民主而有害于人民利益的事和行为，我们绝对不合作。因此，敌人对史良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7年5月，国民党以民盟与中共勾结为名，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敌人的嚣张气焰不但没有吓倒广大民盟盟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反而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义愤。沈钧儒决定密赴香港召开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临行前，他把上海的工作交给史良，并嘱咐：“存初，你留在上海，任务艰巨而重大，在反动派面前，不仅需要勇敢，而且需要策略和坚持。”
1948年1月，史良以民盟中央委派代表的身份毅然赴香港参加民盟三中全会。全会号召“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次会议还决定民盟在香港设立总部，在解放区设立盟务特派员，在上海建立了华东执行部，史良任执行部主任。在上海的艰难环境中，她以律师业务为掩护，积极联系群众，进行宣传民主的地下活动，保存了民盟的组织。
（六）感慨之声：我的危难即将过去了，天快亮了
民盟被解散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疯狂屠杀民盟会员，史良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开始变得愈加艰难。
1949年4、5月间，敌人开始向史良下毒手。5月中旬，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发出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5月10日深夜2时，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突然出动吉普车三辆及二十余名武装和便衣特务，将史良在上海开纳路（现武定西路）的住宅团团围住，然后蜂拥而入，大肆搜捕。由于史良提前得知消息，因而得迅速逃脱。她先是向一亲戚家躲去，可是等她到达那里时，发现在她亲戚家的院墙上贴满了标语，上面写着：“一人不报，全家杀绝，一家不报，全里杀绝”。史良见此赶紧躲去忻康花园的一个亲戚家，住在19号的一个二层楼上。这个亲戚家对面是国民党当局一个区长的住宅。一天下午，这位区长的鸽子突然飞向史良的窗台，他到这个房间来找鸽子，差一点发现史良的踪迹。为此，史良决定潜往平日少去的浦东和南市。在路上，为避免查身份证的麻烦，史良的车子在红绿灯的转换中冲来冲去，换了好几个停留处所，才逃出敌人的魔掌。
敌人抓不到史良，就抓住史良家的一位老工友宋阿福，酷打逼供。随后又搜遍全宅，把全家大小人口，不管是厨师还是女佣，一律进行个别审问，结果毫无所获，便留下几个武装人员把守住宅，企图“守株待兔”。第二天，敌人又一次大量出动，将住宅中人员再问一遍。到第三天，则对宅中人员轮流用刑，“惨号之声，闻于街邻”。司机阿宝经不住通夜酷刑，被迫讲出了史良丈夫陆殿东之弟陆殿奎家的住址。陆殿奎是商人，不问政治，但也被逮捕。司机阿宝又说出史良姑母家的地址，于是史良姑父母荣宝礼夫妇即被捕，其后又连锁株连六七人，终于找到史良在南市的隐藏地点。武装特工人员立即对该处进行包围，但史良早在十分钟前已得到消息转移它处，送信人尚未离开，身上搜出报信字条，当即被带走。
一连串的扑空，敌人恼羞成怒。5月15日，史良律师事务所的秘书被捕，她被送到特务的秘密看守所，把手反绑到背后，吊在墙上用皮鞭乱抽。打了一个钟头后，因见她未哭，特务说：“厉害，厉害！不愧为史良秘书，把她送去活埋！”于是秘书被送到南市某地执行处拘留室。史良的亲戚朋友一大堆关在那里等候执行。敌人执行方法非常残酷，一般先用绳索勒死，然后埋入土中。由于同时执行的人太多，而解放军已临近上海，来不及按上述办法办理，改为用卡车装运投入黄浦江淹死。5月24日晚，秘书等七人被装入一辆卡车载走。途中卡车损坏，停车修理之际，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打进城里，枪声不绝，执行人员逃命四散。
史良自离开亲戚家以后，又转移它处，一些人家不敢收留，同时又不敢信赖关系不深的人家。对于史良来说，偌大的上海已无容身之地。白天，她化装混在人堆里；晚上，她借着月色在街口上躲来躲去。与此同时，史良还在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想到那么多亲人朋友为她身陷囹圄，危在旦夕，愧疚和痛楚使她的精神近乎崩溃。正在这踌躇为难之际，5月23日夜半11时许，解放军装甲车11辆已冲入霞飞路的交通大学附近，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上海解放后，史良离沪赴京，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奠基事业。史良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司法部部长，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民主与法制，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文革”开始后，史良受到冲击，但她从没失去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文革”结束后，她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同时兼任全国妇联副主席。
1984年，史良重病在身，但她还是坐着轮椅出席民盟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她坚持亲自致词，获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史良非常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她在发言中多次寄语台湾同胞和海外旧友，希望共同努力促进祖国统一早日实现。
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她终生为之奋斗的民主爱国的伟大事业。今天，史良同志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她一生的光辉奋斗历程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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