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
[ 2001年第2期 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 李 锐 ]
在进入21世纪之际，我这个1917年出生的老人，当然是感慨万端的。近二十年来，幸亏走上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国家的经济地位上升了，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民主法治落后，腐败现象丛生，人民对此很不满意。放眼世界，经济全球化，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科技与经济的竞争日趋剧烈。据有关方面统计，我们的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七位，可是经济竞争力却仍居第四十位左右（香港、台湾居前十位）。这应该引起国人的高度警惕啊！百年前，我们落后挨打，辛亥革命后，仍然落后挨打。五四运动迎来自古没有的德赛两位先生，引进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国共两党沙场决胜，我们党领导人民终于取得了1949年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后，由于对马克思学说教条主义的理解，从苏联学来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实践，以及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并同中国自古相传的乾纲专断相结合，大大地冷落了德赛两位先生，使我们走了二十多年弯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和“文革”十年灾难，几乎走上一条绝路。而那二十多年，正是世界科学技术、经济人文突飞猛进的年代。因此，我希望进入新世纪之后，扬长避短，经济、政治双双改革开放，两条腿迈步前进，走上导致人类历史前进的民主、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
耄耋之人，余生不多，精力有限，新知难涉，常常只有回顾与反思。反思种种经历，走过的道路，哪些事还要提高警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前进。1997年列席十五大时，我有一个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随后在刊物上发表了。文中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应当开始总结这二十年来（1978-1998）的经验教训，作出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第二个《历史决议》，这二十年能这样走过来吗？在经济生活方面能有这样巨大的进步吗？何况这二十年中并非没有曲折，没有艰难，没有干扰。”
我现在想谈的，还是同“防左”有关的一些感想，先从个人有关的经历谈起。
重视历史经验教训
应该说，从抗战初期一直到延安整风，自己的经历还算比较顺当的。当年接受党的教育，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为抗战南奔北走。我在湖南地下党工作时，1939年到重庆参加南方局的青年工作会议。冯文彬、胡乔木代表中央青委出席会议。听王明、博古作过报告，博古抱了一大堆俄文厚版书，印象很深，如同讲坛上的迂腐教授，当年大家并不喜欢这种搬书本的教授。会后和胡乔木到湖南检查工作，转了一个月。当年我在地方上“红”了（即暴露了），南方局决定调我到延安。又同胡乔木一起到了延安，就被“扣”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工作。1941年调到《解放日报》。在这期间，我的处境还比较正常。
1941年，整风运动先在党的上层进行，主要是整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清算其在土地革命时期对党造成的危害和损失。由于发生了王实味等问题，随后整风从上层转到全党来进行,就涉及到了广大知识分子,当时把知识分子的什么缺点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这跟解放以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是类似的。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意义,已经有了定论;但知识分子从而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的副作用,很少有人谈及。整风运动随即转入可怕的“抢救运动”，至今还没有见到对此事的全面论述。我是在这次运动中被捕坐牢的。
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我以为最主要是弄清“左”的问题。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特别讲了“左”是我们党根深蒂固的问题。
历史上“左”造成了把人往死里整的严重后果。土地革命时期从富田事变前后开始“肃反”，打“AB团”、打“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派”、“罗章龙派”等等，直到长征结束才停止。
延安“抢救运动”，由康生发起并执行，康生1937年从苏联回来，把苏联错误肃反的那一套也带了回来，说什么延安党政军机关“特务如麻”，毛泽东也曾一度相信，随即扩大到华北、华中所有根据地。当时沿用刑讯逼供信的办法，臆造出了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红旗党”，把四川、河南、甘肃、广西、广东、浙江、湖南等省的我地下党，几乎无一例外，都打成了“红旗党”。中央党校动手最早，我的一位老同学在逼供之下，诬陷我为特务，且是他的“领导人”，于是我被抓了起来。在枣园、保安处等地共关了几百上千人。杨静仁、武衡、吴波、周建南等都和我关在一起。当时逼供信很厉害。我经历过五天五夜不给睡觉，不准眨眼睛，认为这样就可能失去控制讲出真话来。我当时挺住了，没有乱讲。这种办法有长到半个月的。幸有毛泽东提出的九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才没有重复过去乱杀的错误。随后，毛在中央党校大会上，脱帽鞠躬，对被错整的同志表示歉意，这场运动就此草草结束。1950年我在长沙看过唐纵的全部日记。唐纵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头，戴笠的二把手，在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工。他在1942年8月23日的日记上写道：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唐纵日记现已出版）。可见，康生说的什么“特务如麻”，完全是自己乱自己。
遗憾的是从江西时期起，如此严重、可怕和惨痛的教训，一直没有认真总结，以致解放以后，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反右倾、“四清”到“文革”，政治运动一直不断，其损失其后果的严重性，真是难以估量的。反右派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80万人；“四清”运动认为三分之一基层政权不在我们手中；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冤案如山，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1978年后我们党大刀阔斧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基本结束了自己整自己的漫长历史，但积习犹存，余波未息。对举世公认的改革开放现实，对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三个面向”、“三个有利于”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理论与实践，近年来还不是遭到持极左观点人们的“万言书”的攻击么？所以来日方长，斗争正未有穷期。
延安的“抢救运动”，使我头脑更加冷静，较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党有史以来一大难题
不断运动，不断整人，这个现象在我党历史上反复出现，必须从根本上挖出它的思想根源。
首先是理论与认识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吃亏于“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局限于阶级斗争和“消灭一切私有制”（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框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正确的，但对于革命的进程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设想。对革命高潮何时到来，就曾估计得乐观了，但也只是探讨性的，尤其恩格斯到了晚年，已认识到早年的估计过于乐观，并认为经过议会道路改造资本主义是可能的。马克思曾设想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直至非资本主义）的东方国家避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带来的痛苦，而更快地导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即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马克思仅仅是提出了一个设想，这种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很不成熟时期的革命的设想，竟为东方革命国家一一实践！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似乎更证明了这一设想的指导意义。十月革命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曾匆匆得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垂死阶段这一结论，似乎资本主义的寿命屈指可数了，社会主义革命不久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同时还提出共产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观点。列宁急于消灭私有制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碰了钉子后，改行新经济政策，认识到过渡到社会主义是长期的过程。这是符合当时苏联历史实际的正确政策。可惜列宁死得太早。斯大林没有接受列宁的新认识，加速实行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条件不成熟，遇到困难就搞阶级斗争，搞肃反，实行镇压政策。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一切仿效苏联。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总是随着人类的进步不断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都应当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而不能死抱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或已经过时的观点，生搬硬套。我们犯了历史性的错误，不能怪马克思，也不能怪列宁、斯大林，只能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并没有遵从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和经济制度，而不是上层建筑，后者对前者只能起一定的反作用。我们对这一点，尤其在十年“文革”中，完全颠倒了。战争年代我们讲新民主主义，搞三三制；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到：要将“中国建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要允许民族资本主义有一个合理的发展。毛泽东还谈到，“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几万万人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毛泽东这些正确的理论、思想，建国后可惜被抛弃了。新中国一成立，就急于进入社会主义，搞“一天等于二十年”，搞“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一直错到十年“文革”，到“崩溃的边缘”。回顾历史，真是感慨万端。
其次“左”的反复出现还有一个根本原因——体制问题（来源于“无产阶级专政”同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即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还有待加强，这就同民主化的问题有关了。
我国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长达两千多年的国家，儒家命根三纲六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于是从秦始皇到蒋介石，一直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愚昧、盲从、迷信的国家；当然也是一个权力无限，滥用权力，没有监督与法治的国家。旧社会的这种专制传统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与我们的新中国。
革命和战争年代，我们的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党政不分，客观形势使然，当时不能不这样做。但当年也还有某些值得回忆的民主生活。延安整风开始后，广泛填写“小广播表”即属十分异常行动，以后就逐渐不敢随便说话了。建国之后，战争年代这些传统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有所发展。党员要做“驯服工具”，人人以当螺丝钉为荣。一个以反封建专制主义为天然职责的共产党，到十年“文革”，林彪鼓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一句顶一万句”；“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全国人民天天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搞“早请示，晚汇报”。于是围着一个人转成为生活习惯。这不能不使我们深思。
第三,从文化层面上讲,缺乏科学素养和排斥科学精神也是一个根本原因。革命年代搞政治斗争，法治难于健全，是必然的；可是革命胜利后搞建设，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就再不能“无法无天”，不讲科学规律，排斥法治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包含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思考，平等的争论，最终是实践的不断检验；科学精神有赖于民主精神，而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正是民主的基础，所谓权威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崇拜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是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只有科学精神才能保证我们各种建设不犯错误，才能保证人类的进步。可是我们过去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大搞一言堂、家长制、大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于是导致大权独揽，唯我独尊、定于一尊，一个人说了算。直到改革开放年代，这种习惯有了改变，但还不够彻底。我们还出现过同科学精神相反的“新权威主义”热，社会主义同封建专制主义还没有完全脱钩。
第四，“左”似乎有一种“惯性”，“越‘左’越革命”，作为一种“生存意识”深深地铭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右倾危险，“左”倾保险，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的传统旧观念，至今还在起作用。“右”的平反了，仍被冷落，尚有余悸，被告诫要“夹住尾巴”；犯左倾错误的人往往总被提拔重用，“文革”时造反派人物有些依旧升官跑红。因此“万言书”不断，“左”倾思想严重的人一遇机会便兴风作浪，肆无忌惮，甚至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理论。相反，强调反“左”，强调一下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强调一下党和国家都应该走上民主化的康庄大道，就会被认为“自由化”了、不利于“团结一致”了。
总之，民主、科学、法治，以及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依据，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与发展的依靠，我们必须遵循邓小平理论，坚定不渝，贯彻到底，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坚决贯彻邓小平1980年的讲话
应该说“文革”以后，我国在经济方面比较好地吸取了经验教训，有了较大的突破。经过十多年的曲折，反复实践，我们终于认识清楚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适用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总之，利多害少，包容性强，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邓小平理论上的一大突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规定为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追求社会公正）。近20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当然，随着实践不断发展，这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继续发展。
相对而言，改革开放表现在政治体制，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还要进一步加强。
1980年8月3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由于当时发生了波兰团结工会的问题，有人提出要防止“自由化”思潮，这个讲话就被搁置下来了，直到现在，很少再提及。我在1997年9月列席十五大时的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和意见》，摘引了邓小平《讲话》的很多原文，为的是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来说明《讲话》中所批判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特权思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法制的不完备和法治难以贯彻，等等方面，都还解决得不够好。而政治体制改革如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必然影响经济的更好发展，尤其使得国有企业改革迟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文件的内容同邓小平《讲话》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等等。“关于发扬党内民主”是这样写的：“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这些“生活准则”写得都很具体，但是，实行得怎么样呢？我认为还很不够，周扬事件就是这个《准则》通过不久之后发生的。
生活告诉我们：“左”的教条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的。记得在推行农村责任制的时候，有些省委的领导很生动地描绘过这个艰难的过程：“第一年说搞承包就是资本主义；第二年对搞承包的态度是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第三年的态度是穷搞承包富不搞；第四年是富的也搞承包；第五年才觉悟过来——我落后了！”我看过一个材料，说西方禁止随地吐痰这件小事，也经过了一两百年才得以实现。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看来也急不得，要比较彻底的解决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前面谈过，我们要大力提倡讲民主、讲科学，讲法治。民主、科学、法治是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我们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和克服“左”的教条主义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仅难以阔步前进，甚至有可能葬送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因此，我希望全国上下、党内党外，采取具体措施，坚决贯彻邓小平1980年的讲话。
（李锐同志的原文，长约12000字，征得作者同意，本刊发表时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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