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家有过一个“集体宿舍”
[ 2001年第2期 陶铸家有过一个“集体宿舍” 刘德纯 ]
《炎黄春秋》2000年第7期发表林里同志的文章《目睹周恩来陶铸罢宴》。文章开头说：“陶铸罢宴的佳话，有口皆碑，举国称赞。据我所见，陶铸不光罢宴，而且要把设宴人训斥一番。”读过这篇文章，联想起一件往事——
1957年，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政委的陶铸，得知军区司令部住房紧张的消息，率先提出让机要处派几名男同志住进他的宿舍。不久，景林副处长通知我说：“陶政委的宿舍腾出三个房间，经领导上研究，让你们七名男同志搬进去。”从此，我们七名机关工作人员搬进去住了。这样，陶铸和夫人曾志（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一家人、秘书一家和勤务人员，再加七名机关工作人员，把那幢三层小楼住得满满的，当时人们笑语称赞：“‘陶公馆’变成集体宿舍了。”
我们七个人住进之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有的调动，有的结婚，有的去外地学习，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在那个房间住了两年多。1958年我去外地学习时，留下的东西仍放在那个房间。1959年返部队，我在那个房间摆放的东西没有任何搬动，尽管陶家的人增多了，却从未占用过那个房间，使我十分感动。
那两年，陶政委经常教育家人和工作人员，把我们当作邻居看待，他们从不以安全保卫为由，限制我们的行动，我们始终没有寄宿“公馆”的感觉。
当时，司令部每周有五个早晨出操，我们住的三层房间恰好正在陶铸夫妇住房的上面，清晨起床要急忙去操场集合，收操回来又要盥洗一阵。显然，这些活动对陶家干扰很大。况且那时我们穿的多是统一发的硬底皮鞋，平时上下楼走动的声响也大，陶铸夫妇从未为此提出限制性要求。
曾志虽不在军队任职，但大家都知道她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刚入住“公馆”时，我们见到二位首长感到拘束，想方设法躲避，可是我们在早、午、晚要多次出入宿舍，在楼里也要活动，所以常在院里或楼道里遇见陶铸夫妇，二位首长总是笑呵呵地同我们打招呼。
我们进出走偏门要穿行陶家厨房，走正门能看见陶家会客室里的饭桌，每天我们都能目睹陶家的日常饮食情况，证实了陶铸深入基层对食宿接待标准的严格要求是表里如一的，不是像有的人在外面饿着肚子图名声而回家大吃大喝。陶铸这种家庭生活，在我们眼里比起他在军区礼堂作多次思想作风教育的报告，说服力还要大。若是养尊处优、追求享受的领导干部，是决不敢让七名过军事生活的年轻人住进去的。
1961年4月我离开陶家后，直到1979年6月25日才有机会出差去广州，顺便向我住的珠江宾馆负责人吴至尚打听陶家小楼的情况。至尚是当年入住陶家的7人之一。同时我还抽空去那幢小楼门前徘徊，望着小楼，想起当年的情景和陶家在“文革”中家破人亡的遭遇，不禁触景生情，潸然泪下。想起当年进住的7人如今都是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了，有的已经去世。我不能不借《炎黄春秋》的一角将我所知的陶铸这位老共产党人的一些高洁品格作一披露，以免我军“失传”。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