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率部进军黑土地
[ 2001年第2期 黄克诚率部进军黑土地 刘德荣 ]
历经“七无”艰难苦战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日寇战败投降。当时在向南发展方针的误导下，我新四军三师主力在黄克诚师长的率领下，于8月8日由苏北阜宁地区向南进发，提出了抢占南京的战略方针。三天后，由于蒋日勾结，时局发生变化，部队转向西进安徽。当进军到大洪山地区时，遭到桂系军阀李品仙部的阻击。相峙十余天，接延安总部密电，令我部回师两淮。来回千里“大游行”，一无所获，消耗了体力，更为重要的是耽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为尔后同国民党军争抢东北增加了困难，付出了代价。
1945年9月28日，部队从两淮之间的河下镇出发，五天后过陇海路，进入山东郯城。此时适逢陈毅军长从延安参加完党的“七大”归来，在临沂为我们作报告，动员我们去东北。陈毅军长乐观地说：“东北什么都有，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个师。部队轻装前进，少带或不带武器弹药。”黄师长很谨慎地说：“不带枪还叫什么军队。”遵照指示，我们将重机枪、迫击炮以上的重武器留在山东了。
半个月后，我们过北宁路，发生了安亭事件，美军企图拦阻我们，感到战斗气氛了。11月16日上午，我部进军到冀东的卢龙，距山海关仅一天行程。前面传来消息：山海关已被国民党十三军夺占。我们抢占山海关，并坚守山海关的任务落空。部队转赴迁安出长城。
11月17日晨从迁安出发，北风呼啸，灰蒙蒙的天空飘着雪花，走不远就到了冷口关，出长城了！极目远望，见不到村庄，见不到炊烟，我们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下穿着单薄的服装，继续向东北行进。行军速度很慢，第二天很晚才找到一个村庄，叫玲珑塔。从外面看约几十户人家，进村后却找不到人。经了解，群众害怕，都躲到山里去了。屋里的炕是冰冷的，不用说吃饭，就是想喝一口热水的愿望都难以做到。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行军数日，有人见景生情，说起姑苏女孟姜为夫往长城送寒衣的悲惨故事，更使寒意由内心透遍全身。
11月23日，靠近杨仗子（兴城西）时，根据中央电令，刘震、洪学智副师长召集各旅研究，准备阻敌前进。此时黄师长赶到，神情严峻地说：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能打！要撤，还不能让敌人咬住。部队撤向锦州、义县、阜新一线。
某部在兴城地区与敌接战，发现敌火器配置很有层次，火力密度高、且猛烈，同以前的国民党军大不一样，比起日本鬼子的火力还要高出许多。一接战就必有伤亡，如何妥善处理伤员，在无群众、无后方的条件下是最大困难之一。伤员从火线运送下来，只能借用群众的门板抬着，一个伤员需四个人抬，而这四个抬伤员的人的枪支弹药行装，又需两个人背扛。如此，一个伤员就需占用六个人来护送。算上伤员本人就是七个人不能参加战斗，加上天寒地冻，饥饿难熬，部队行军速度很慢。一个连队如有六、七个伤员，全连就变成担架队了。这是黄师长后来在阜新干部会上深情地为我们算的一笔账。
到阜新休整三天，12月26日师部召开干部会议。黄克诚师长根据一路的观察、调查、思考，在会上讲：我们现在条件很困难，主要是离开了根据地,无地方党组织的帮助,无政府支援，无群众依靠,无后方供应,无粮草,无医药,无御寒衣物,武器差，弹药又少。如此疲惫之师,怎能同强敌作战(当前之敌有国民党的十三军、七十一军、五十二军、新一军，均为美械装备)?只有走发动群众、开辟和创建根据地之路，把我们从苏北来的三万五千人作为三万五千棵种子，撒向松辽大地，生根发芽，作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才能转弱为强，战胜国民党。
此前，黄师长已有电报给东北局，报告了“七无”困难情况，建议将主力部队划分地区，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并郑重提出：不如此不能改变“七无”困难局面，甚至有可能走西路军失败的道路。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本是毛泽东制定的一条军事原则。兴城地区撤退实践证明完全是必要的、正确的。可是在1959年8月党的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党、全军上下掀起一股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的高潮，说黄克诚在历史上一贯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中就说到：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命令黄进军东北时，黄克诚提出“七无”，把当时形势说成一团黑暗；又说黄企图“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畏敌如虎”……，要大家开展批判。我当时在南海舰队司令部办公室工作，指名要我揭发黄克诚，而我认为1945年进军东北初期的形势确实如此，因而也遭到批判和处理。
阜新干部会议后，我们继续北上，师部与我旅同行。到东北改换装备的希望全落空了，部队士气低沉。我们仍按指示沿西满铁路，向通辽前进。这一地区仍然人烟稀少，天气更加寒冷，“七无困难”毫无改善。部队行进在废铁路线上（无其它道路可走），一步跨一档不好走；跨两档呢？就如跳越了，且难以持续；跨在两档之间呢？脚下全是碎石，脚上穿薄底鞋，鞋底都被磨破了，其困难可想而知。由于天气严寒，部队只要一行动中间就不能停下来休息，即使休息十分钟也不行，因为一旦休息，腿脚就冻僵硬了，再走路就更难了。所以一上路就不停，到晚上才宿营，连续走十几小时。有马的首长也不能乘骑，只能同大家一道步行，因骑马会冻坏腿脚。
张天云旅长有一匹骏马，红鬃黑毛，在苏北，老百姓都认识它，老远就认出那是张旅长的马。每当部队集合，饲养员把它牵引到队前，此马总是昂首嘶鸣、奋蹄蹬地，展现它的雄姿。在辽西的路上，此马昔日雄姿不见了，集合时，总是无精打采，垂着头，用它的脑袋在饲养员身上磨擦。除了饲料不足这个原因之外，它的主人，整个部队情绪低落，已影响到这匹骏马，有人说，马通人性，有感情啊！
在辽西的路上，有的战士因无法忍受严寒、冻伤、疲惫的煎熬而自杀。此时，我们深深地怀念苏北根据地，怀念苏北父老乡亲。深深感受到没有根据地，没有地方党支持，没有群众依靠，是何等艰难困苦啊！
我们指战员大都来自江苏水乡，长期吃惯大米、白面，现突然改为一日两餐，全吃又粗又硬、难以下咽的高粱米，体能的消耗更加入不敷出。在进军东北的著述中，没有一个作家、记者把“饥寒交迫”同能征善战的大军联系在一起的，而这时的我们确实实在在地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行军作战。
1月12日，攻占通辽，歼灭由国民党收编的蒙王李守信部两千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部队御寒衣物有所改善，出冷口关近两个月来，第一次饱了肚子。
通辽战斗后，曾一度向开鲁开进，进军一天后，发现那里全无人烟，不得不撤回，又沿铁路线，经郑家屯，向开通方向，剿匪开道，计划到洮南过春节。这时又遇大寒潮，寒风凛冽，大雪纷飞，风助寒威，冷倚风势，狂风吹透衣裤，狠毒地掠去人体的热量，直刺肉骨，眉毛胡子上一层白霜，鼻孔出气喷出的是雪花，脸如被刀割、针刺，有传说说撒尿要用棒子敲，这一说法玄乎，但撒了尿后再也没法系上裤带的事例不少见，我自己就遇到过，手冻得不像是自己的，那个艰难劲，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在风雪里，人都站不稳，行军实在困难，不得已在一个叫黑水的小车站住下，首长与作战、机要人员都挤在一起，李雪山政委谈起出冷口以来的行军作战情况，说我们虽然很困难，但比不上长征那时艰苦，以此鼓励大家。张天云旅长一向少言寡语，此时却动情地说：“比起长征来也差不了多少。”其他同志又议论起黄师长讲的“七无困难”，参谋长庄林说：“不止七无困难，还有无地图、无情报、无人抬担架……”副旅长胡继成说：“还加上无烟抽。”他的烟瘾大，这时只能靠警卫员帮他弄些大豆叶来过瘾。其他有烟瘾的也只能如此。大家七嘴八舌地罗列“十无”、“二十无”……总之困难重重，政治部主任陈志芳说：“主要困难就是‘七无’，如果‘七有’，其他一切困难都好解决了。”此时李政委说：“只要按照黄师长的指示，创建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就能把那么多的‘无’都变成‘有’了。”
我们司令部的几个青年干部在一起议论，日寇投降时，当初我们不去安徽，直接挺进东北，提早国民党军两个月时间。有两个月时间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创造战场，再迎战国民党军，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困难局面，形势会是另外一个样了。
部队在洮南过完春节，继续北进，继续北进齐齐哈尔，沿途有苏军分队驻扎，张天云、李雪山亲自赴白城子苏军指挥部拜访，请其协助我军北进，但收效甚微。国民党通过派俄语翻译向苏军诬指我军为“胡匪”，挑唆苏军对我进行无理拦阻。在大赉、泰来、江桥等处均遇到这种情况。我二十四团一营在昂昂溪铁桥处遇到苏军千余人的坦克、大炮包围。要缴我们的枪，遭到营长张竭诚的坚决拒绝，险些发生军事对抗。
我们政治干部用长期心血培养起来的部队对苏联红军的崇敬感情，被他们自己用抢运物资、强奸妇女等劣行给抹掉了。对待苏军无理行为，我们用两种办法。一种是政治的，一见苏军，我们就大声高喊“斯大林乌拉”；第二个办法就用烟酒，尤其酒，苏军士兵大多数喜欢喝酒，有了烈性酒，许多事就能按我们想法来办。
到昂昂溪一带，准备部署剿匪，创建根据地。此时情况又有变化，苏军准备全部撤出东北，国民党立即指派所谓的先遣军（即收编的伪满军、土匪军等）接收城市，而我们只能以战斗行动从这些国民党军手中夺取大中城市。部队又挥师南下，一路扫荡，于4月18日攻占长春，歼敌万余。4月19日接到总部急电，令我们日夜兼程，火速赶至四平街西面之八面城，与兄弟部队一道参加有名的四平保卫战。
四平保卫战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杜聿明集中了八个正规军，包括新一军、新六军等王牌军，约30万人。均由美国军舰、飞机运来东北。到东北后也是乘汽车、坦克行军，装备精良。他们傲气十足地向四平猛攻，寻找我军主力决战。而我军在四平仅有新四军三师的四个旅，山东部队一、七师（旅）和冀中的保一旅，共约五万余人，分别由苏北、鲁南、冀中地区长途跋涉，又经大小数十次战斗，真可谓精疲力竭，我们的武器弹药就更不能与敌人的美械装备比较了。在如此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毛主席4月27日电令：“化四平为马德里”，“要打出一个和平来”，部队不懂什么叫“马德里”，李雪山政委就解释说：“四平变为斯大林格勒，死守！”张天云问：“我们有苏联红军那样的条件吗？”可以看出，将领们只是执行命令，并无战胜敌人的信心。正如有些同志说的，四平保卫战，不是我们打敌人，而是挨敌人打。从4月18日起，到5月19日夜止，苦战32天，部队伤亡16000余人。7月间，我在肇东遇见在四平保卫战中负伤的二十一团特务连长李得胜，一见面就摇头叹气的说：“我们团从淮安出发，全团有两千来人，战斗到四平撤退时，只剩下五百来人。”这些都是经过抗日战争锻炼的精英，按黄克诚师长说的，全是种子啊！“马德里”丢掉了，和平也未打出来。有资料记载，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7月30日毛泽东找黄克诚谈话，批评黄一贯右倾，举例进军东北初期作战，说“什么七无？有那么多的困难，叫你们打是为了和谈。”黄说：“东北初期有些仗不该打，四平保卫战就不该打嘛。”毛主席说：“那是我决定的。”黄回敬说：“你决定也是错误的。”不难理解，一个说的是权力，一个说的是实践，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创建根据地
四平街撤退后，我们大踏步北撤。“七无”的困难状况不仅继续存在，部队士气低落到最低点。吵架、骂人、不服从管理，干部懒散，部队纪律松弛，违纪事件屡有发生。不仅战士开小差，干部也有，甚至有营长带枪逃跑的。四平街撤退病号增多，又缺医少药，只能在伙食方面想法作些调理。平常人吃高粱米还难以下咽，病号就更不适应了。指导员、司务长、炊事班长想掏出心肝来换些米面做些病号饭，却难以做到。七旅旅长彭明治、八旅旅长张天云这两位战将，皆因过度劳累和情绪不佳而离岗休养。六月底，辗转到哈尔滨西北的三肇（肇东、肇洲、肇源）地区，旅部驻安达。这时西满军区才下最大决心将部队按地区划分，改为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实行三位一体，执行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这也是东北局七月会议的精神。
三大任务开展前，首先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整顿纪律，黄司令员到各团巡视，严查部队纪律状况。发现有伤兵吃馆子不给钱、看戏不买票，还有砸戏院等严重违纪现象。为整顿军纪，在明水就地处决了两个带头闹事的伤兵，将接兵团的营长魏保山撤职罚当挑夫，整顿了因“七无困难”条件下疲劳作战带来的涣散状况。
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是三位一体的任务。不剿灭土匪，就反不了当地的土豪劣绅，群众就不敢起来。群众发动不起来，土匪就难以消灭，土豪劣绅就能在暗中控制群众。剿灭土匪是前提，打击土豪劣绅是条件，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是目的。
东北土匪（当地叫胡子），有两大特点：枪法好、马术精，并因此出名。我们虽是主力部队，经常同日伪、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但面对那帮地形熟、跑得快、马术精、枪法准的惯匪，开始真有些不好对付。并且土匪成分杂，渗进了大量民愤极大的原伪满军官、伪警察、伪政权人员，这些人一心与人民为敌，均接受国民党的委派，成为座山雕式的匪徒，在三肇地区有“草上飞”、“花蝴蝶”等人聚集的大股匪帮，他们作战顽强，不愿投降，因而增加了战斗的残酷性，我方伤亡亦大。在剿匪战斗中，有团级干部伤亡的，可见战斗之激烈。
开始时，首先是大部队围剿，在击溃大股土匪、地主武装之后，紧接着把部队分散，化整为零，以营、连、排甚至以班为单位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以排、班分驻自然村，几个战士组成小组，挨家、挨户、串门谈心，一次又一次走访群众，从帮助群众担水，扫院子这样一些具体小事做起。这对于接近群众、疏通感情很实际，很见效。群众不仅听我们讲，还看我们做，很快就消除顾虑，相信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真心真意为他们谋利益的，视如一家人，情同手足，从而激发了他们的阶级感情和阶级觉悟，我们的干部真像种子一样，撒向群众发芽生长。这也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如担水、扫院子、家访等具体工作，是任何大道理、大文章、开大会、做报告所不能替代的。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然重要，如果没有担水、扫院子、促膝谈心，群众是不会轻易相信我军是人民军队的。
在宣传、发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由自然村到村，逐级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土豪劣绅，产生了基层政权。真正体现了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造党的理论。
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古大存随我旅指导政权建设工作，以中央特派员名义向西满分局报告工作。他说：经过三个月的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和创建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形势完全改观了。我们有了政权，有了地方党组织，医药、医院都有了。从此，“七无困难”消失了，群众纷纷自愿参军，部队扩充兵员，改善了成分，士气普遍高涨，战斗力起了质的变化。人民是人民军队力量的真正源泉，它为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准备了雄厚的力量。
进军东北初期，黄师长的“种子”论，在其后的发展中得到了有效的验证。实践证明：种子思想是光辉的思想，种子理论是革命的理论（《毛泽东选集》里就有“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的记载），绝对不是逃避战斗，保存实力的军阀思想。
1946年10月开始，部队集中整训后，雄赳赳，气昂昂，重返松辽主战场，改变了敌我进退的形势。1947年5月初，距四平街撤退一周年，我们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连续发动了夏、秋、冬的战略进攻。
战略进攻
5月初，我们二纵队（原三师三个旅编成）在刘震司令员的指挥下，以迅雷之势奔袭长春以西30公里的的八家子，以猛虎扑羊动作，捕捉到了国民党王牌军新一军的九十团，干净利落地将其歼灭。紧接着，在一、七纵队协同下，追歼援敌八十七师于小黑林，击毙敌七十一军参谋长，直追至四平以南。
经一段时间整训，我军于9月初发起了秋季攻势。由郭尔罗斯前旗出发，绕经农安、长春、公主岭、四平街等敌军据点，长途奔袭500里，直击昌图之敌一三O师。是日是中秋节，我们披着明媚的月光，在入秋首次瑞雪的掩护下，未经炮火准备，就直冲城内。经四个小时激战，歼敌一个师，俘虏八千人。不等敌军反应过来，又杀了一个回马枪，于四平南之大洼地区，经一夜激战，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新一军的一五O团。该团是王牌军中的王牌。团长王耀云是国民党军中的英雄，被我军当场击毙。为揭穿国民党的一贯谎言，我们用一口棺材，将王耀云的尸体用四匹大马拉着，派吹鼓手拥送到四平街城内，迫使南京中央社不得不承认事实。
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这是东北民主联军各部同声齐唱的一首激昂的战歌，站队唱、集合唱、行军也唱，这首歌是动员令，要大家齐来打败新一军，可见新一军在军界中极其重要的地位。新一军列为蒋介石五大主力之首，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被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称誉为“东方隆美尔”。此人系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保送到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攻读。1942年4月率新三十八师在缅甸仁安羌击溃日军，救出被围、行将覆灭的英军第一师，被英国女王请到英国伦敦，亲自授予大英帝国自由勋章。就是这位声名显赫的新一军军长，从1945年11月始，乘美国军舰在秦皇岛登陆，追击我们这支刚进入东北的新四军三师部队，成了冤家对头。从山海关、四平街、长春、德惠都是新一军逞威风。孙立人给新一军带来旺盛的士气和嚣张的气焰。我们只能以局部优势的兵力，一个连、一个营的消灭某一部，打了就跑。夏、秋季攻势，我们接连歼其两个整团，占新一军全部兵力的九分之二，算是很大的大仗了。
东北蒋军以新一军为核心部署，只要一触动新一军，其他各部就向其靠拢，维护新一军不使其受损失，是蒋军各部的责任。蒋空军一得知新一军驻地有战斗，不需参谋总部命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就主动派飞机支援掩护。就是因为这些，各部队都以能打败新一军为荣，以打硬仗打恶仗为荣。歼灭新一军一五O团，其意义不在于歼敌一个团的兵力，而在于歼敌王牌军中的王牌，是掏心战，表明我军能打硬仗、恶仗，是我敌战斗力升降的重要标志，引起双方高层的重视。据传，在南京的美军军事顾问团为此专门召开了研讨会。
冬季攻势就更热闹了。此时，国民党换上其参谋总长陈诚主持东北战场。陈诚接受夏秋作战失败的教训，将分兵据守改为集团防御。在沈阳北集中了新一、新六、二O七、新五等军，组成了集团防御，我军虽集中了六个主力纵队，却难以寻找突破口。几经运动迂回，终于在北宁线上，新民以西之王道屯、公主屯地区，捕捉到敌新五军，迅速将其歼灭，生俘敌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中将，同时将敌四十三师、一九五师师长一并生俘。陈林达是个大胖子，缺乏军人风度，俘虏他的我军班长称：陈林达耍死狗，是个孬种。
歼敌新五军是1948年1月6日，大地一片雪白，天空晴朗，傍晚发起总攻时，无数照明弹高挂于空，五颜六色，把夜晚变为白昼。无数的曳光弹和铺天盖地的炮火，映红了整个夜空，五彩缤纷，煞是好看，战场的美景使人终身难忘。
歼敌新五军之后，就使东北国民党军被分割包围于长春、沈阳、锦州三点，战略大决战的形势逐渐形成。
辽沈大决战
1948年9月，距我们离开苏北正好二年。部队跨长城、转战白山黑水，踏破松辽千里雪，历经千辛万苦，创建根据地，克服“七无困难”，提高了战斗力，终于迎来了辽沈大决战。
由新四军三师主力编成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被敌人称之东总两只猛虎之一，她的行动，已成为敌方判断我方战略行动的一条根据。为了迷惑敌人，二纵隐蔽了电台，改番号为“天津部队”。9月初，各部队秘密向南运动，9月中旬突然出现在义县城下。
义县是锦州的门户，欲图锦州，必先取义县。敌人对义县防御十分重视。城墙既高又厚，相隔几十米有一碉堡凸出城墙外，轻重火器的射界能控制一百八十度，进行三面射击。城外有八米宽、两米深的护城河，紧挨护城河的地方有两道铁丝网，护城河。铁丝网前密布地雷阵地，加上城内重炮拦阻、空中支援，构成多层立体防御。敌人傲气十足地称之为“固若金汤”。
高层指挥对攻打义县十分重视，视为攻锦战役的第一阶段，是攻锦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体指战员把攻击义县战斗看成是攻锦实战练兵的大好机会，鼓足劲，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战前准备主要是侦察地形，选择突破口，进行逼近作业。攻城突破的重要战术手段是挖壕。白天轻挖，夜间大挖，一直迫近到敌护城河前。
第一次有强大炮兵配合，是各级指战员所没有想到的，大家欣喜若狂。多层炮兵齐射，炮火猛轰，城塌堡陷，泥块把护城河给填埋了，成为步兵冲锋的垫脚石。凌晨发起总攻，当晚即结束战斗。
义县战役，我军最大损失是炮纵司令朱瑞触雷牺牲。
攻克义县，全歼敌暂编二十二师等15000余人，生俘其中将师长（名字忘记了）。此人系滇军将领，黄埔系，对我军高级将领较为熟悉，虽为战俘，尚不失儒将风度。五师政委石瑛接见他，问他有何要求时，他说：“败军之将，不敢做非分之想。如果能予同意的话，请将内人移送锦州城内卢兄、卢峻泉处。免她也受俘虏之苦。”石政委说：“这样做对夫人不是安全之策，甚至有危险之虞。”那将称：“贵军长于围城打援。围锦意在图援军，锦州尚不至于有危险。”两人对锦州战事前景估量的对话，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敌有意坚守锦州，组织东西对进，会战于锦的打算。这一有益情报，速报总部参考。
义县战役一结束，各部即向锦州靠拢，准备攻打锦州。
攻锦前，林彪司令员到五师，在营以上干部会上作动员讲话，大意是：五师进步很快，义县打得不错。这次打锦州，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仗，要准备狗急跳墙。攻锦州，我准备用两把尖刀，即五师和七师，并肩突破，要不惜一切，要死打硬拼，要有一股不顾一切的狠劲，无论多大伤亡，要冲进去。我们有强大炮兵，用密集炮火打开口子，部队要以密集队形冲锋，要像散大戏那样，你挤我、我挤你的队形往前挤，往前冲。打鞍山、吉林，用疏散队形，一个营用了33分钟才进去。太慢了，伤亡大；要用密集队形，要你挤我，我挤你，冲！要狠，要用足劲，打开突破口。就算五师完成任务！
林彪司令员讲话后，各级首长均以宣誓式的讲话来表达决心。从首长到炊事员都鼓起了一股拼劲、狠劲！
攻锦州的炮火准备也是空前的。参战炮兵分五个层次：总部炮兵，以150以上口径的榴炮编成；纵队炮兵，以野榴炮组成；师山炮营担任抵近射击；团九二步兵炮、重迫击炮随部队跟进；营连八二迫击炮、六零炮直接掩护冲锋。火力准备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总攻击前几天进行，将敌已暴露的工事编成号，逐个击毁；第二阶段是主攻阶段，五个层次的炮兵齐射，打开一个50至80米的突破口，为冲锋部队扫清前沿的一切障碍。锦州总攻前的火力准备，主要在锦州城的西北方向，五、七师正面就用了三百余门各种火炮。总攻开始后，一、二、三火炮立即执行第三阶段任务，延伸打敌纵深和拦阻射击以打击敌人的反冲击。
锦州总攻开始是1948年10月14日上午10时。按东总命令，总攻信号弹是由五师参谋长汪洋手发的。由于强大炮火齐射，把敌人打蒙了，失去了反应，也无还击的能力，尖刀营仅用了17分钟就冲进突破口，伤亡不大，迅速向左右扩大战果，撕大突破口。
锦州战役准备充分、士气高昂、速战速决歼敌十万余人，生俘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前进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中将，兵团司令卢峻泉中将。从总攻开始到战斗结束，仅用了32个小时。
锦州大战前，敌我双方总兵力相当（敌含傅作义部分），蒋军占有装备及海空军优势。范汉杰为黄埔一期生，任蒋陆军副总司令。九个月前调任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前进指挥所主任。在他的校长亲自领导下，很有信心地要同他师弟、黄埔四期生、共产党人较量一下，向蒋提出“坚守待援、东西对进、决战锦州、扭转战局”的十六字方针，得到蒋介石的满口赞同。
东西对进是个好主意。西面傅作义有何想法？他在想下一步东北大军进关应如何对应。东面的文章要由廖耀湘来做了。此人在法国圣希尔军校镀过金，1946年5月率蒋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军攻占四平街有功，以稳扎稳打著称，向为蒋介石重用。这次由他率领的由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新三军、二O七师（军）组成的精锐兵团，于10月2日由沈阳西进，增援锦州，企图与范汉杰会合，实施锦州大会战，这是蒋介石、范汉杰、廖耀湘精心策划的如意算盘，可惜志大才疏。
这个沉稳持重的廖耀湘于10月2日由沈阳西进，他不是沿北宁线直逼锦州，而是向西北绕道占领黑山、北镇、新立屯、彰武一片地区。作家、记者们都说廖耀湘此举全在“磨洋工”，除含有嘲弄之意外，也是外行之言，小看了这位蒋介石爱将。廖占彰武、新立屯意在截断我大军后勤供应线，从侧后威胁我攻城大军，动摇我攻锦州之决心。还有一着杀手锏，就是在我攻锦酣战不下之时，将他的五个军、15万人组成的精锐兵团投入攻打锦州之战，造成里外夹攻，同范汉杰内应外合，以制我军于死地而一举成功。他完全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战术考虑。战争不仅是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的较量。
东总10月12日敌情通报通知各部，敌廖兵团是日占彰武、新立屯，由我十纵、五纵钳击拦阻，各部务必专注锦州，加紧攻城的一切准备。意在告各部不要去理会廖兵团的行动。正巧，此时转来东总副总司令员兼冀热辽军区司令员黄克诚的电报，要攻锦部队的伤员齐送赤峰地区，那里已做好准备。首长们得知这个消息十分高兴，知道黄司令员在此地为锦州大战做了战场准备、后勤安排，平添了力量。三年前就在此地区遭遇“七无困难”，今天成为“七有”的胜利条件。廖耀湘切断我后勤保障线的行动已不起任何作用。说明攻锦之战早有全盘的战略布局。
锦州战役，以我大获全胜而出敌我双方高层意外，战局发展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急剧变化，演变成为震惊中外的辽沈大战。
从10月20日开始，各路大军奉命向东运动。兄弟部队作前卫，我们纵队晚于他们两天跟进。因我们连续攻义（县）锦（州），部队伤亡大，东总意图将我们作总预备队。开始两天仅以战备行军速度跟进，两日后抵大虎山，前面传来枪炮声。炮声隆隆，催人奋进。此时东总电令我们加速前进，准备投入歼灭廖耀湘兵团之战。部队即以临战姿态，急行军跑步前进。于25日在励家嵩棚、胡家嵩棚一带投入对敌廖兵团的激烈战斗。
歼灭廖兵团之战很特殊，首先是敌人乱了，懵了。范汉杰已全军覆没，蒋介石仍坚持东西对进，仍命令廖兵团攻锦州，夺回锦州。而廖耀湘不听蒋的，自己决定去营口，在营口地区固守待海运关内，或回沈阳守城待援。对此东总已预有部署，着部队穿插至盘锦地区，阻断敌退营口之路，廖已无路可走，只好被迫退向沈阳，在我数十万雄师压迫下哪能不乱。从廖耀湘到连队，上下都乱了套，上头不知各部位置，部队不知自己任务，如何处置当前战斗。而我们战斗情绪特别高涨，枪声就是命令，哪里有枪声就往那里冲，无须按作战程序进行准备，以营、连、排为单位，攻击前进，团以上指挥机关跟着部队向前跑就是了，只要发现敌人，就冲上去俘虏。一群俘虏里就有连以上十几个单位的，甚至有跨师、跨军的俘虏挤在一起，足见敌人乱到何种程度。就这样，用了二十几个小时就把中国国民党最精锐的兵团歼灭了，当场生俘了廖耀湘及新一军军长李涛等一批将领。
26日下午，林彪司令员电令：“敌全线溃退，我应以乱对乱，追。”这是一道作战命令，是在辽沈大决战中向几十万大军发布的一道作战命令，只有十二个字，是我记忆中最短的作战命令，是短的不能再短了。十二个字分三段，第一段五个字，包含了对敌情判断，向全军作的战情通报；第二段，六个字：“应以乱对乱”是向全军下达的作战行动命令，它知已知彼，切合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切合战场的作战行动；第三段，一个字，追！将数十万大军的行动，甚至营、连、排的具体作战行动都指明了，追就是了。
这是一道命令，也是一道战斗动员令，首长们接电后，人人兴奋起来，立即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人人兴奋，个个热血沸腾，忘却了一切疲劳，双脚自动地跑动起来，跑步前进！各级指挥员齐声下令，将铁镐、铁锹扔掉，把米袋扔掉，跑到前面，到处都有敌人扔掉的武器弹药，捡就是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追击就这样在松辽大地上轰轰烈烈、十万火急地展开了。开始总部还以电报划分各纵、各师所沿路线，甚至规定某部走公路的左半边或右半边，以防止大军堵塞道路，阻碍前进速度。这并不实际。谁跑得快，行军力强，谁就冲在前面。不能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不能让敌人再有组织抵抗的机会，目标沈阳！
10月底，巨流河已结薄冰，水及腰深，我们徒涉过河，无一人怕冷叫冻的。从巨流河到沈阳的皇姑屯，约100华里，部队都是跑步向前冲。某团仅用了三个半小时，平均速度28华里，这是徒步追击的速度，是经过连续作战50天、强攻义县、锦州、胡家嵩棚等一连串的大仗、硬仗、恶仗之后，体力付出极大消耗之后所进行的速度。人人心急火燎，个个嘴唇爆裂，刘震，吴法宪也一样。有没有生理学家、医学博士们研究过人的体能活力究竟有多大？人在情绪亢奋高涨时，特别是战斗胜利时，体能的发挥与平常时的比较，是怎样的一个方程式！同30个月前四平街撤退时，体力疲惫情形是一种什么关系？
守备沈阳之敌系周福成兵团，在锦州范汉杰集团、长春郑洞国集团全部被歼灭之后，特别是蒋介石在东北战场上最具战斗力、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全军覆灭之后，沈阳守敌周兵团虽有10万之众，已士无斗志，成惊弓之鸟，不战自乱，不战自溃，除特务、武装地主作些零星战斗外，敌周兵团实已溃散。11月2日，我们大军潮涌跑步冲进了皇姑屯，冲进了铁西区，冲进了沈阳。沈阳解放了！辽沈大决战胜利了！全东北解放了！（责任编辑刘家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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