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笑不得的故事刘
1961年，我们18个下放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的右派分子，先后回到人民日报社了。除我之外，都摘掉了帽子。
我被分到资料组，能够接触新闻业务了。报社开大会，我常常能够参加旁听。特别是1966年春天，报社开了几次民主大会，全让我参加了。反右前，我长时间在内蒙古，和报社的同志接触较少，现在，听了有些人的发言，我好像认识了一批新朋友：
农村部的林晰，说起话来耐人寻味。一次会上，他发言说：“我这个人比较偏激。在革命运动中，偏激能给人启发。我听说毛主席批评咱们的报纸没啥看头，我好高兴！这样，可以震动一下啦！”以后我才知道，他在鸣放期间，有过一些和我类似的发言，如果不是林韦等同志的保护，想他也难逃厄运。
农村部副主任李克林，思想活跃、语言生动，我们在解放区当小干事的时候，她已经是县委宣传部长了。她的爱人林韦年龄比她小，听说主要是因为喜欢听她讲话，才和她结婚的。反右倾时，她是被批斗的重点，人们揭发她说了许多尖端的话。例如，党提出以粮为纲，带动一切，她说是“挤掉了一切”。党提出政治挂帅能出铁，她说：“不相信思想好就能炼出铁。”人们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她说：“城里人都在家里吃饭，是否都退出了社会主义？”说到“浮夸”，她说：“有人瞎说，有人爱听，有些是品质不好，有些是上面压的。”说到“风源”，她说：“风从上边来，不能光怪下边。”因为李克林说的有根有据，弄得批的人无可奈何。在这次民主会上，她的讲话果然十分风趣、幽默。她说：“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要有自己的思考、体会，不能老是吃梨子，你也吃梨子，我也吃梨子，老是吃梨子，老是那个味。”
在民主会上，行政部门的同志对“编辑老爷”提了不少意见。例如：有的部主任为个人问题大发脾气，老虎屁股摸不得。分房子四不住：离报社远了，楼层高了，两家合着，不向阳，都不住。有些同志没有劳动观点，光动嘴，不动手。比如：有个部门，一个写字台，一个小柜，一把椅子，由2楼搬到3楼，打电话让房产科去搬。去了两个女同志，一看，房子里有四五个男同志围着桌子等着。两位女同志把东西搬上去后，男同志才空着手跟着上去。经过多年的劳动改造，这些意见不再使我无动于衷，我的心和行政部门同志的心一块跳动。
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对记者工作的意见。一位编委一股劲称赞某记者，说他是记者的方向，如果报社有10个他这样的记者，报纸就会办好。顾雷却说，有的人说这位记者写文章是贴高级标签，甚至提出质疑：这个记者的做法算不算调查研究？符不符合蹲点精神？他要把记者带到什么路上去？郭小川还谈到到他和这位记者一块到东北采访的观感，说还没到目的地，这位记者已经把稿子写了个差不多，他的文章没有多少事实，但有许多远见卓识；好多地方不合逻辑，但很有气势，鼓动人心……
由于民主会开得十分活跃，会议期间，一些同志还向党委提出对我的疑问：为什么不认罪？不摘帽子？究竟是怎么回事？等等，我是没有发言权的。4月20日，资料组万青同志根据党委书记指示上台介绍我的情况，说我一直不服罪，写了许多不服罪的“思想汇报”。他说：“她还写了反右派体会（上来便引起人们的笑声），写了一篇、两篇，还写了第三篇。这次开民主会，她也发动起来了，写了一个意见，题目是《说出来的蠢笨》（听众哗然），现在我给大家念一念：
高尔基说（哄堂大笑，笑我是个言必称希腊的“书呆子”）：“说出来的蠢笨像皮肤病似的，容易医治些。而蠢笨藏在思想里的时候，那就已经是内部器官的病症，较难医治。”许多年来，我一直遵守这个教导。在学习民主集中制以前，我已写过一些意见。现在，再写一些。如果我说对了，请予接受。如果是皮肤病，请给我治疗（大家又笑了）。
我的意见有五点：一，报社在消灭三大差别问题上，特别在消灭体力、脑力劳动的差别上，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二，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方面，领导同志要起带头作用；三，某某式的记者只能是记者中的一种，不能成为记者的方向；四，目前大家指出，报上有些新闻、通讯太长，不爱看，主要是指有些长东西架子大，内容少；五，报社应大力培养一支无产阶级的新闻大军，不断总结经验，提高大家政治、业务水平。
近千字的意见书，万青原文读过后，又在会上念了我的两个汇报。
其一是《给党委》：“我写了许多许多，不知你们感觉如何？（‘好！’有人叫了一声，但立刻被嘘声制止，从此大家一声不吭地静静听着）希望能被理解，不仅是我害怕孤独。我写的每字每句，真实而且可信。请你们细细审查，多多提出疑问。不光提出疑问，还请具体提出批评。我当虚心检查，做到彻底否定。”其二《给图书馆》：“你们说我很不老实，不知指的哪里，请你们具体谈谈，我好检查自己。”请你们加强斗争火力，帮我枪毙旧的自己。要想重新做人，就要剥皮挖心、翻根究底。如果指的右派帽子，那就白费力气。我已稳如泰山、坚如磐石，谁也不能让我回心转意。我已写了反右派体会，上面讲的十分详细。我不承认右派帽子，正因为我对党老实，坚持真理。‘不老实’在哪里？请你们说个明白，斗个痛快，不要把我蒙在鼓里。”
万青念完，笑着下台了，好些人也笑了。
一散会，资料组孟祥桢脸上笑成一朵花，向我走来……8年前，他才20岁出头，在行政部门当公务员（不是当今意义的“公务员”）。领导并不把他放在眼里，常常当他的面商量划右派的事。财务室统计员朱克潜被划右派，在他看来就太轻率了，不让人信服。我到资料组后，和他在一起工作，他从来不向我流露什么，但在各方面对我十分关照。这天，他挤过拥挤的人群，笑得不行，找我说：“你把我们的民主会变成了朗诵会……”他的话充满了友善、温馨，包含了对人的理解、尊重。
1973年，我们干校从河南叶县搬到昌平小汤山。离北京近了，干校的学员一年一年轮换，而我和朱克潜两个“专政对象”却一直不动：种田、养猪、喂鸡、缝麻袋……
来干校轮换的学员分析我的出身、历史，觉得我成长在革命队伍里，如今老呆在干校不是办法。应该先给我摘帽子，而后争取分配工作。图书室主任姚炜一股劲劝我，让我承认错误，表示永不翻案。
尽管大家左劝右劝，好说歹说，我始终不为所动。我不承认这顶帽子，怎么能摘这顶帽子呢？
为这事大家真是动了心思。报社保健医生吕秀芳是摘帽右派尹瘦石的夫人，曾经三次到干校劳动，送过几位学员看精神病，与看精神病的安定医院大夫很熟，她向领导建议：“应该想法给刘衡弄个有精神病的证明，说她有精神病，不肯承认既成事实，或许可以把帽子摘掉。”
有一天，班长穆扬找到我：“你老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是不是有精神病？应该到安定医院检查一下。”我从小就对精神不正常的人感兴趣，喜欢看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小说。我说：“我很愿意去，我要看看人们怎样检查精神病，不知检查起来痛苦不痛苦？”他说：“不痛苦，光是和你对话，从对话中发现你思维的破绽、问题。”我说：“好，我们快去——你看，我是从心眼里就愿意去，这说明我并不真的有精神病，小说里就写过，真有精神病的人死活不肯去检查的。”
于是，一天吃罢早饭，穆杨、吕秀芳领着我坐上干校的吉普车开到安定医院。那时的安定医院还是一片平房，雕花的栏杆，曲里拐弯的通道，进去就不容易出来。我们到了一间屋子，穆扬、吕秀芳和司机走进里间，和医生说话，把我一个人留在外间。一会儿，吕秀芳出来，把我叫了进去。
我看见一男一女两个穿白大褂的人坐在桌子的两旁，满脸皱纹，十分和气地笑着，看来是很有经验的老医生。他们叫我坐下，我很有礼貌地点点头，笑着坐下了。女医生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知道我是来看病的，当然要说我不舒服的地方，就回答：“我经常失眠，心闷。”两位医生对看一眼，又问：“听说你常常一个人发笑……”
我笑出了声：“是的是的，我明明热爱生活，他们却劝我不要自杀。我明明是最忠诚的同志，他们却说我是最顽固的敌人，你说，这不可笑吗？我是笑他们，笑我的同事，没有比这更可笑的了。你们如果处在我的地位，也会发笑的。”
“你怎么经常一个人哼哼唱唱？”
我又笑了：“他们对我孤立，没有人和我说话，我只好一个人唱歌，我唱的都写给了组织，像《我不能对党说谎》、《群众和我并不对立》、《我是一块瀑布》……”
两位医生又对看一眼，女医生提高嗓门，十分气愤地问：“按说你的处境十分悲惨，你应该十分悲痛，你怎么还这样高兴？”
我说：“因为我知道反右派没有结束，反右派结束的那一天，绝大部分党内右派分子都要回到党的怀抱。现在，你看，有一个回来的没有？没有！可见，反右派没有结束。”
医生叫我一个人出去，和穆扬等谈诊断结果。好一会儿，三人出来了，吕秀芳扬起手上的诊断书，高兴地叫：“好了，好了，可以摘帽子了！”原来诊断书上写的是：“此人精神是有些不正常，但不知是什么问题，建议到所辖地区的精神病院继续检查。”安定医院是精神病院中级别最高的，却要我到他们的下级医院检查，这明明是推托。我说：“走，到另外一个医院去！”穆扬说：“我们不跟你去了，要去，你一个人去。”我说：“看精神病不比看别的病，看精神病要有人陪着。”吕秀芳笑了：“光听你这句话，就知道你没有精神病。”
他们让我看病的目的就是要我得到一张有精神病的诊断书，现在诊断书上有“此人精神是有些不正常”，他们的目的达到了，用不着再去看病了。
看病的秘密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于是，在干校内外，传着我有精神病的流言。有亲友到报社找我，回答说我有精神病，不让他们到干校去看我。
吕秀芳的爱人尹瘦石是著名书画家，他1946年就到内蒙古工作了。我们1954年在内蒙古建立记者站时，他是内蒙古文联的副主席，1956年又当了美协内蒙古分会主席。我和林沫常常到他那里看望。50年代，我们的居住条件都很差，他们文联也只有几间平房。尹瘦石只有一间办公室兼书房兼会客室、一间卧室。他把办公室布置得十分高雅，三个书柜装满了书，还摆上不少叫不出名字的文物古董、美术工艺品。墙上挂着毛主席书写的《沁园春·雪》、他自己画的奔马……连他招待我们喝茶的茶壶、茶杯都是精美的工艺品。我们一坐到他房里，感到是一种休息、享受。他在国民党统治区时，主要是画人物。我们问他：“听说您是全国第一个画毛主席像的？”他赶忙更正：“不能这样说，只能说我给毛主席画的像是第一个发表的。”他来到内蒙古后，画马成了他的特长。他笔下奔腾的马群，都画活了，就像风暴中的海浪滚滚，是继徐悲鸿画马之后取得较高成就的画家。田汉曾称赞他们：“宜兴（两人都是宜兴人）并代两神工，石瘦鸿悲意境同。”有一次，我站在他房里看他墙上的马，心里一股劲叫好，但形容不出好在哪里，竟说出一句十分傻气的话：“听说您现在画的马还是几年前看到的马。”我一说完，十分懊悔。但他“大人不见小人怪”，笑了起来，说：“我现在坐机关是多了些……”
1957年，尹瘦石到北京中国国画院当副秘书长。1958年，内蒙古文联又把他调回去批斗，因他在鸣放期间曾经给内蒙古宣传部某领导人提了些意见，就被补划为右派分子，接着到北大荒劳改。1961年初，他原先的夫人和他离婚了，丢下三个小孩由尹瘦石的老母抚养。年底，尹瘦石被摘掉帽子，1962年底回到北京画院。我们报社的沈同衡是著名的漫画家，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到新疆劳改去了，他的夫人袁林还在报社。沈同衡夫妇早就认识尹瘦石，1963年，袁林看见我们报社的医生吕秀芳温柔、美丽，就介绍她和尹瘦石认识。有好心人相劝：“尹瘦石虽然摘了帽子，但他还是一个摘帽右派，你可不要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但吕秀芳有她自己的眼睛，她在和尹瘦石接触中，发现他善良、厚道、画好、字好、有才华、有学问，1964年和他结了婚。吕秀芳知道一些右派分子的来龙去脉，因此对我比较同情、友好、关照。有一天，我去找吕秀芳看病，她见周围没有别人，悄悄问我：“那天你说，反右派结束的那天，绝大部分党内右派分子都要回到党的怀抱。真的会有那一天吗？我看不会吧……”我知道她关心尹瘦石，赶忙回答她：“会的，会的，会有那一天的，你等着吧。”1978年底，我“改正”了，1979年3月，尹瘦石也“改正”了。有一天，我在路上碰见吕秀芳，对她说：“那一天等来了吧？”她高兴得直跳，拉着我的手直摇，久久不放。
最近，吕秀芳告诉我，那次到安定医院，检查我的男医生是张院长，女医生是一位主任大夫。吕秀芳事先和张院长打过招呼，张院长觉得这牵扯到重大的政治问题，十分重视，所以亲自出马，还找了那位有经验的主任大夫一块来和我对话。对完话后，他们避着我谈诊断结果。张院长说我对答如流，说得有情有理，看不出有什么病。吕秀芳恳求他：“既然来看了一场病，还是写一点什么，回去好交代。”张院长似有所悟，才写下那个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诊断书。当然，这些做法，只是同志们的一番好意、一个愿望。因为诊断书交上去后，并无下文，我的帽子也没摘成。不过，我还是高兴的，因为在我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个可以笑谈的故事。
（作者是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现已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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