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毛泽东在延安的五次讲话
[ 2001年第3期 聆听毛泽东在延安的五次讲话 作者：曹慕尧 ]
“喜从天降”与“西天取经”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和陈云三位党中央领导人，从苏联回延安，受到在延安的中央首长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张闻天（洛甫）总书记、秦邦宪（博古）等党政军负责人、机关、学校、部队及延安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并在机场上召开了极为隆重的群众大会。
当时，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三大队第八队工作，率本队一百多名学员，参加了这次规模盛大的欢迎集会。我站在队前，对回延安同志下飞机的情况，中央首长们的一举一动，毛泽东致欢迎词时热情洋溢的讲话，都看得很清楚，听得很仔细，留下的印象很深。
初冬的陕北黄土高原已相当寒冷，欢迎的队伍整齐地排列在机场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首长们，骑马到机场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口号声、欢呼声，雄壮的歌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嗡、嗡、嗡的声响，自空际传来，由远而近，不多时，一架银灰色的飞机，出现在延安城的上空，转了一个大圈子，然后徐徐降落。随着舱门打开，从舷梯上走下来四个人，除三位中央领导外，还有一位苏联朋友。他们身穿飞行员皮夹克，头戴毛茸茸的黑色大皮帽。毛泽东神采奕奕，满脸笑容，走上去和来者一一拥抱，互致问候，其他首长也都一拥而上。陈云特地把大皮帽摘下来，硬是给毛泽东戴在头上，自己换了布棉帽。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热烈的场面，也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如此高兴。整个会场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领袖们的热诚友爱，亲密无间，显示着党中央领导人磐石般的团结，显示着中国革命事业前程似锦，胜利在望。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了这次欢迎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题目是《喜从天降》。他说：今天是我党大喜的日子，中央三位领导同志，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骑着仙鹤，腾云驾雾，从昆仑山那边飞回来了。久别重逢，家人团聚，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这不是喜从天降吗？同志们会问：他们去昆仑山那边做什么呢？我的回答是：到西天取经。你们都知道中国有一部著名小说，叫做《西游记》，里面讲唐僧师徒四人，历尽艰苦，克服困难去西天取过经，却不知中国共产党也派人去西天取经，唐僧去的西天叫天竺国，就是现在的印度，他们取的经是佛经。咱们去的西天是苏联，取来的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本经可比唐僧的经用处大，它告诉全世界无产者和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美好新社会。我们要好好学习这本经，认真贯彻这本经，根据这本经的精神去干工作、闹革命。真正精通了这本经，革命就一定能胜利，新社会就一定能建成。当然，精通可不是死记条条，而是会用，用经上讲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是说，马列主义要中国化……
在王明、康生讲话之后，陈云同志第三个登台致答词。他表示：自己对这本经学得很不够，取经不过起了通信员的作用，认真学习这本经，才是全党的严肃政治任务，今后一定要继续努力，和全党同志一起，把马列主义学好，研究通。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在革命斗争中使用，不是摆样子看，这一点与和尚念经有根本性的不同。学了马列主义之后，要结合自己国家的具体条件去工作、去闹革命，决不能生搬硬套。马列主义的理论，是革命运动的指南，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理论确实十分重要，但是理论必须结合实际，按实际情况办事，否则，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
陈云同志致答词以后，那位苏联朋友也登台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博古同志为他做翻译。
毛泽东的欢迎词和陈云的讲话，时间都非常短，却使我受益匪浅。“喜从天降”这个富有诗意的新鲜标题，极其形象化地表达了当时当地的情景，使我终生难忘。
是去是留，请发表高见
1938年初，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员毕业，要奔赴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这时，长期在抗大担负教育工作的干部，许多人思想波动，也想到前线去轰轰烈烈一番，不做思想工作，将影响到抗大第四期开学。当时，主持抗大实际工作的罗瑞卿同志（先担任教育长，后提升为副校长），就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毛泽东，请他给大家做思想工作。
初春的一天上午，抗日军政大学区队长以上的干部共百余人，集合在延安城东门外的延水河畔。检查一遍军容风纪之后，罗瑞卿教育长把我们带进城内西山（凤凰山）脚下一所长条形的院落，那是毛泽东的住处。
我们排成四列横队，席地而坐，把院子挤得满满的，毛泽东站在院落中间讲话时，连一张小桌子也没有。恰巧那天我坐在对面，距离毛泽东不到一公尺，他的膝盖正对着我的眼睛，破旧的棉裤上，有两块大补丁非常明显，因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毛泽东首先向大家表示问候，他称赞说：“由于大家的辛勤劳动，学校已经培养出大批优秀骨干，很受部队欢迎，前方不断来电，要求尽量多派一些抗大毕业的学员到他们那里去，领导迅速发展的抗日队伍和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
接着，毛泽东就讲起了当前的国内外政治形势。那个时代没有录音机和扩音器，毛泽东放大嗓门高声讲话，我们每人都有一个小本子，依托自己的膝盖，边听边记。散会之后，大家进行讨论，核对笔记，形成资料。
主席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空前提高，各界一致拥护党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目前，迫切需要办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办一份全国性的大报纸，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阐明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件事已经办了，在武汉出版了《新华日报》，面向全国发行；第二件是办一个全军性的大学校，培养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就像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我党帮助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那样，培养北伐军的领导骨干。这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就落在抗大全体干部的头上。现在全国人心向延安，因为清凉山上有三面大旗：一曰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二曰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曰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爱国的进步人士，追求真理渴望光明的男女青年，他们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跋山涉水，成群结队向延安涌来，我们设在南门外的接待站，每天应接不暇。这些青年人要求来延安学习抗日救国的本领，学习中国革命的道理，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是拒之于门外，让他们乘兴而来、扫兴而返呢？还是留下来办学校，满足他们的要求，把他们培养成革命骨干，毕业后去领导人民抗战呢？
“你们都想到前方去，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这种精神可嘉，愿望甚好。但是要仔细想一想，抗大还办不办？如果大家都走，让罗瑞卿同志一个人去办抗大吗？局部要服从整体，组织上该不该把学校关门停课，去满足你们个人上前线的要求呢？
“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必须动员全国的人民群众，把人民组织起来，一齐去参加抗日战争，才能取得胜利。现在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很高，迫切需要干部去领导。究竟你们这一百多人到前方起的作用大，还是经过你们的努力工作，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干部去前方发挥的作用大？从革命事业的全局利益出发，你们做个比较，自己去回答该不该到前方去这个十分严肃的问题。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站在党的立场，从党性原则上做结论吧！”
稍微停顿了一会儿，毛泽东问：“怎么办？请大家发表高见。”原来我们都觉得自己要求去打日本满有道理，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过去驰骋疆场，习惯了戎马生活；现在前方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正需要我们去冲锋陷阵。可是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即刻便感到自己担负的责任重大，局部要服从整体，没有理由离开学校了，你瞧我，我瞅你，面面相觑，心里觉得内疚。有的人伸了伸舌头，作个鬼脸。
毛泽东也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接着讲：看样子你们没有不同意见，这就很好，应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每个人都要下决心，在抗大工作四十年，死了就埋在清凉山，守卫这三面大旗，多光荣啊！
一句话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毛泽东讲完之后，掌声雷动，群情振奋，原来愁眉不展的脸，一个个笑逐颜开，精神舒畅。毛泽东不论是即席讲话，或是讲课、作报告，从不照本宣科，他没有写好的讲稿，只有一个简要的提纲，每次除把预定的问题讲完之外，还允许听众写条子当场提问，谁有不明白的地方，写个便条，交给坐在自己前边的同志，迅速就传递到他面前。通常由值星员（抗大集会时，由各级指挥员轮流值星，负责调动队伍，维持会场秩序）汇集起来，交给毛泽东作解答。有些学生采用新闻记者的手法，提的问题很古怪，也能得到圆满解答。
关于“爬山主义”等等
毛泽东讲话、作报告和上课一样，每次是半天时间，中间有20分钟休息。毛泽东往往利用这个机会和学生谈话，问长问短，了解他们来延安前的情况，也询问他们是否听得懂讲话内容。那时我的好奇心很强，几次趁机趴在小桌上，仔细翻阅了讲话提纲。
毛泽东喜欢用毛笔，写在白毛边纸上，字的大小不一，有的如同花生米粒，也有的像黄杏或红枣那样大，而且大小间隔配合，字体苍劲有力，书法流利，涂改的地方也不誊清，看样子准是一气呵成。我们现在用的稿纸，每页写三四百字，同样大的毛边纸，他只写七八十个字，甚至更少些。我特地数了一遍，这次讲话提纲列出了十个问题，有的问题下面还分几点，共用了六页毛边纸，可惜大部分内容没有记录好，都忘掉了，只剩下三个问题：“爬山主义”、“劳动大学”、“与工农兵结合”，记得很清楚。这些问题标题很简单，只有寥寥几个字，可是每个题都讲出一大篇道理，整理出来就成一篇好文章。现在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其中有许多文章，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抗大和其他院校群众集会上的讲话，经过整理而成的。
“爬山主义”这句话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原来抗大很重视爬山运动，每天出早操，经常有一个爬山项目，恰巧驻地附近又有这个方便条件。延安城处在群山环抱之中，西边的城墙，就建在凤凰山上，依山就势，高低弯曲。城外东北有清凉山，东南有宝塔山（真名嘉岭山，因上面建有一座高塔，人们习惯称为宝塔山）。此外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山，都被抗大的学生爬遍了，有些学生身体弱，累得够呛，爬山老是掉队；请假不去，又怕别人说落后，心里不高兴。有的发牢骚，向队里的领导提意见说：“学会马列主义，懂得怎样革命；搞爬山主义，究竟有啥用？”
毛泽东听了汇报，就在大会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军在华北作战的方针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该练习爬山，成为能手，要求动作迅速而敏捷。你们知道侵占华北的日军情况吗？他们穿着大皮鞋，爬山相当快，都是平时练出来的；我们爬山的动作慢就会吃亏。经常练习爬山，能够增强体质，提高战斗力，这是作战的需要，不能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小事。红军长征时，依靠两条腿，爬山快，打了许多胜仗。甩掉了前堵后追的数十万敌军，终于顺利地到达陕北。爬山是我军的拿手好戏，今天仍要重视，可不能把老传统丢掉了。至于某些身体弱的同学，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始练习爬山掉了队，不算丢面子；慢慢来，跟上去，这需要一段时间，一个艰苦努力的过程，山还是要爬，但不要说成个什么主义。
“劳动大学”这个名词，也是学生发牢骚讲怪话反映出来的。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十分艰苦，抗大的学生入校，第一课是打窑洞。因为学校扩大，每天都有大批学生涌进延安，没有房子住，打好窑洞才能安家。吃小米饭，煮山药蛋（即土豆），每人每天五分钱的菜金，包括油盐菜和烧的柴炭。吃粮需要学生自己去粮库领取，因为公家既没有运输力，也没有麻袋。学生有的用自己的床单或毯子卷成一个筒，两端用绳子扎紧；有的用自己的裤子，把裤脚和裤腰扎好，两条裤腿成了米袋。烧柴需要自己去山上砍，晒些日子然后背回来。冬天取暖用的木炭，也是自己派人去烧。做饭的柴供不应求，有时用煤，学生到煤窑去背。这样许许多多的劳动，占去不少时间。有的学生讲怪话说：“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好了。”
毛泽东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从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世界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基本原理开始，讲到抗日战争条件下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情况。他说：学校要办，又缺乏经费，生活必然要艰苦些。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以后，立即开赴前线去作战，在敌人后方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红军中原来的战士都当了指挥员。后方各机关、学校的伙夫、马夫、勤务兵、司号员一到前方就提拔为干部。抗大的学生有数十个队，好几千人，吃的、穿的、住的、用的、烧的，处处都需要有人服务，现在每个队都配备了必要的勤杂人员。但是由于编制限额，也不能再增加了。你们大家想一想，日常生活中还有大量事务性工作，应该叫谁来担负呢？可不可以从前方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延安，代替抗大学生担负这些繁重劳动？如果这样做那是增加抗战力量，还是减少抗战力量？办抗大是为了抗战，减少抗战的力量，咱们能干不能干？
毛泽东把情况一摆，问题放在桌面上，叫大家用主人翁的态度共同出主意，想办法，商量应该怎样做？事情说得如此清楚，学生们的思想很快就通了。原来讲怪话的人，自知输了理，在讨论会上表示：下定决心，改造自己，丢掉知识分子的旧习惯，增强劳动观念。
三条道路，我们走哪一条？
1939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们从柳树店出发，经过桥儿沟飞机场，沿延水河北行，进了会场，已是人员满座，我们没有位置，主席台上有人指挥，告诉说就在讲台下面第一排凳子前席地而坐。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主持大会，简单讲了会议日程，作动员报告的是毛泽东。他从抗日战争的形势，陕甘宁边区的环境条件，讲到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困难，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最后鼓励大家坚定信心，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毛泽东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接着又打了许多胜仗，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日本帝国主义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现在我军深入敌后方，各项工作都迫切需要干部，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延安办了许多学校，培训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再加上党中央各部门和边区政府机关人员的充实，边区部队的扩大，各种人民团体的组织机构建立与健全，脱产人员越来越多。革命队伍里的人，都需要吃饭穿衣，可是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只有120万，地瘠民贫，生产力很低，养活不了这样庞大的革命队伍。国民党和他们的“委员长”，掌握着国家的军权、政权、财权，高官厚禄，位据要津，“占着茅坑不拉屎”，不但不领导人民抗战，而且暗地里积极反共，对战功卓著的八路军不发粮、不发饷、不给枪械弹药，对陕甘宁边区政府不补助一文钱，反倒实行经济封锁，在边区周围搞磨擦，进行蚕食。国民党内有些人历来就是靠反共起家的，他们吃的是“磨擦饭”，发的是“国难财”，处心积虑专门对付共产党、八路军。今天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民在经济上遇到严重困难，吃不饱、穿不暖，生活用品奇缺，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喝小米稀饭，盐水泡野菜，都难以维持。“怎么办呢？”毛泽东诙谐而风趣地笑着说：“现在和大家商量，究竟如何是好。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道路，应该选择哪一条？第一条是把革命队伍解散，都回家当老百姓。”这句话的话音刚落，就引得整个会场哄堂大笑。那时正处在抗日战争的高潮，革命队伍里人欢马跃，都想在战场上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见个高低。
毛泽东也哈哈大笑：“看来你们不同意把革命队伍解散。好吧，那么我提出第二条道路，叫做束手待毙，就是坐着不动，等候饿死”。讲到这里，毛泽东双臂交插，向胸前一抱，做个束手无策的形象，逗得我们捧腹大笑。
毛泽东继续讲下去：“看来第二条路大家也不愿意走，你们既不想解散回家，又不想坐着等死，那就只剩下第三条路了，叫做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全边区各行各业一齐行动起来，参加农业生产。人人都有两只手，劳动起来样样有，用我们的劳动，战胜经济困难，不但要完成自己本身的学习和业务工作，还要改善生活。丰衣足食，吃得饱、穿得暖，要满面红光，兵强马壮，只有这样，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接着毛泽东又把劳动改造世界的伟大意义和陕甘宁边区搞生产的客观条件，做了详细的说明，告诫大家一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据各单位具体情况，制订出切实可行的生产计划，多打粮食，多种蔬菜，真正收到好的效果，增加物质财富。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现在各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不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干部，而是全国各大城市跑来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过去是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还有不少公子少爷，千金小姐，要让他们走出课堂，上山开荒，抡镢头、握锄把不是简单容易的问题，必须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只有和工农兵结合，才能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的讲话，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
副校长罗瑞卿是个非常活跃的领导人，他显得特别忙，时而和其他首长打招呼，时而又凑到毛泽东身边耳语，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只听到毛泽东的干脆回答：“行，可以，同意。”从此，一个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热火朝天般地开展起来了。
宪政促进会上讲申公豹
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成立了宪政促进会。大会是在延安城北门外中央组织部的礼堂召开，有各界代表三百余人出席。会长吴玉章致开幕词，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演说。这篇演说后来整理成文章，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事实上，在这次讲演中，毛泽东讲了一段精彩的插曲——关于申公豹的传说，文中没有收进去。
当时，毛泽东说：我们今天的会叫做“宪政促进会”，为什么要促呢？因为不经过人民的大力督促，国民政府就不会实行宪法政治。国民党里面有一种人十分顽固，别人浴血抗战，他们专门捣乱，发国难财，吃磨擦饭，以反共为职业，主张专制独裁，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他们顽固不化，躺着不动，不但不肯进步，而且向后倒退。这种人好有一比，就像是《封神演义》里面的申公豹。据说申公豹这个人真是奇形怪状，他的后脑勺朝前，脸面朝后，专门向后看，走路时向后倒退。
毛泽东说到这里，故意模仿申公豹的动作，自己在台上背着手后退了几步，做了倒退的样子，逗得我们哄堂大笑，有的笑得前俯后仰。
毛泽东继续说下去，申公豹为什么脑袋长成这样子呢？据传他有割头还项的本领，向姜子牙吹嘘自己如何如何，并且劝姜子牙保商灭周，投奔纣王。姜子牙不信那一套，申公豹法场做表演，把自己的头割下来抛在空中，他那种法术只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过期就安不上了。恰巧一只仙鹤飞来，把申公豹的头抓住不放，急得他就地转圈，束手无策，苦苦哀求，等限定时间到了，仙鹤把头放下来，在慌忙急迫之下，脑袋被安反了，前后颠倒，才变成如此怪状。
今天的“申公豹”，死抱着“正统”观念，时时刻刻想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说是“异党”“异军”，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国民党内的反共顽固派，是申公豹的化身，他们反对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反对我们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主张。他们从来不把人民放在眼里，从来不给一点权力。口头上喊几句口号，实际坚持过去一党专政的老办法。我们的任务，就是发动全国人民，起来争取民主，要求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延安召开宪政促进会，目的就是这样，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责任编辑 洛 松）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