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的中共诤友梁漱溟

2001-04-15 作者: 阎秉华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1年第4期 我所知的中共诤友梁漱溟 作者:阎秉华 ]

《炎黄春秋》发表过吴江先生的一篇文章《值得纪念和研究的梁漱溟》(见1999年第9期),文末说:“梁漱溟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有益于中国文化的人,也是有益于探索中国社会的人。这样的人是值得后人纪念、研究的。”

吴先生如此评价梁先生,真乃仗义执言,说出了许多真正了解梁先生的人的心里话。

我的亡夫李渊庭,是梁漱溟先生的学生、秘书,跟随梁先生治学近60年。我是1945年11月在重庆见到梁先生的,不久由梁先生的夫人陈树介绍加入民盟。如说我家与梁家“过从甚密”并不为过。特别是1985年3月至1988年初,我在梁漱溟先生亲自指导下,编写《梁漱溟先生年谱》(199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过程中,与梁先生交谈较多,又阅读了他的主要著作,对梁先生这样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又有了更深的了解。我愿意将我知道的一些事,和别人虽写过而我认为需要补充或修正的事,写出来以供参考。这大概是我这个年逾八十、身体多病的老人,为梁先生最后办的一件事吧!

把梁漱溟两次访问延安概括为一次是“求同”,二次是“存异”,未必恰当

写梁漱溟,特别是谈到梁漱溟与毛泽东主席的关系,就不能不谈梁漱溟1938年和1946年的两次去延安。但是,有的文章把梁的两次访问延安,概括为第一次是“求同”,第二次是“存异”,我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这只要认真看一看梁先生有关访问延安的文章便可以知道了。

梁自谓第一次访问延安是考察并交换意见。关于第一次访问延安的动机,梁漱溟在1938年出版的《告山东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中,明确无误地说:“我去延安是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对于中共作考察;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若论其意绪动机,则蕴蓄已久。我是要求社会改造的人,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所谓考察者,不是考察别的,是专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其一所谓交换意见者,不是交换旁的意见,是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

梁先生1931年与梁仲华一道在山东苦心经营“乡村建设运动”工作,经过六年多的努力,已有所建树,不料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节节败退。中国能否战胜日寇,梁先生心中无数。

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呼吁,梁漱溟先生不知是一时策略,还是真诚实意。想探虚实,明真相。

七七事变后,南京政府于8月17日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吸收一些社会名流参加。梁漱溟先生也在被邀之列。梁在此次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印象很好。会后,他就找董必武说:“我想去延安。”

说来梁漱溟与毛泽东还有一点旧缘。民国七、八年(1918、1919),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梁正在北大教书,既是毛泽东老师又是毛的岳父的杨怀中(昌济)先生,同时在哲学系任教。杨住地安门豆腐池胡同,毛随杨同住,梁去看望杨先生,便有了与毛泽东碰面的机会。

董老把梁漱溟想访延安的信息电告中共中央,延安表示欢迎。所以他在1937年12月下旬,安顿好他从山东带出的人员后,在1938年元旦就上了去延安的路。

据梁漱溟先生讲,这次访问延安,谈话最多的是和毛泽东主席,前后共八次。除一次毛主席设宴招待,一次告别送行外,六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有两个钟头,其中两次是通宵达旦。

梁漱溟先生在1938年写的《告山东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和1941年在香港《光明报》发表的《我努力的是什么》两文中,对他与毛泽东的谈话,都有重要记述(上述两文均编入《梁漱溟全集》第六卷)。

毛泽东谈话使梁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毛的《论持久战》的思想,梁说:“这篇文章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

梁漱溟先生坦陈他“是在悲观失望中去延安的”。在编写梁先生《年谱》时,梁先生对我们叙述得更为具体生动。他说:“日寇侵略我们,全国处于崩溃边缘。日寇来了,各自逃难,抵抗不了,我非常失望,对蒋介石政府失望,对全国统一不起来悲观。”“在延安时看到毛君泽东,谈国家大事,毛泽东是完全乐观的。毛泽东讲日本是个小国,它侵略中国,兵力很有限。我们是大国,地方辽阔,大得很,我们退到西南了,日本的兵力就分散了,它的兵力不够用了。日本的野心想独吞中国,欧洲列强不会允许。日本人一定要失败。”梁先生说,毛泽东谈得很多,越谈越使他兴奋,中国有希望,也就使他“由悲观变为乐观了”。

梁漱溟曾向毛主席测探中国统一前途的消息。梁说:“我看中国问题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得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你看对不对呢?”毛泽东答曰:“完全同意。”梁先生又问:“这两面问题应当分别解决呢,抑或一并解决,不得分开?”毛泽东答曰:“这原是相关的事,不应分开来谈,但究非一事。在进行解决上或时有轻重宾主之异。譬如眼前应当一切服从于抗战,第二问题只能附在第一问题里去作。”梁先生说:“这在我亦没有疑问。不过我却要求在今日民族对外之时,决定我们本身社会改造之事,我认为此一决定,正为对外抗战所必要……”

梁漱溟进而提出他“要确定国是国策”的主张,他说:“就是对民族解放、社会改造两大问题,及其所涵细目,均有确切之订定。尤其要紧的,在建国的理想目标,并其达于实现的路线步骤。如何来确定呢?这当然要全国各方开诚相商,共同决定。”

据梁先生回忆:“毛泽东表示单为抗战而团结,诚不免一时手段之嫌。但他又虑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甚远,各方意见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见不能归一,岂不又影响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说一步。我说你这种顾虑亦是应有的,不算过虑。但遇此困难,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说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后结果。毛泽东先生说‘你的意见是好的,此事最好由国民党来倡导进行,或其他方面来推动提倡。中共方面,因为刚将抗战促动起来,不过六个月又吵动什么社会改造问题,似乎不便。’”

谈话中的主要争论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谈到中共的政治路线时,梁先生问毛泽东:“中共过去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毛泽东笑着说:“你且说一说看。”梁漱溟据其所见,谈了“两个对照”。说北伐时,“革命军并非以兵力或战术战略制胜”,“成功在政治上适合当时大势需要”。对照十年内战时期,在梁看来,“共产党之革命无成,即是其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上路线错误”。梁又与抗战爆发前后的形势比,他认为这一时期,“共产党博得国内大多数的同情拥护和期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没有别的原故,“只为放弃对内斗争”,“适合人心要求”。而且梁先生断言,“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证明了中共“政治路践之不对”。对于梁先生这一番“宏论”,毛泽东的不能苟同是肯定的,但据梁先生的记述,说“毛泽东听完我的话,笑颜相谢,说‘你的意思很可感’。”

有时二人也发生争辩。据梁所述,在谈到建设新中国要认识旧中国时,所见不同就争辩。梁说:“毛泽东的理论主张四个字‘阶级斗争’,我就反对他的‘阶级斗争’。我认为老中国是缺乏‘阶级斗争’。明清近五六百年,阶级分化不明不强,贫、富、贵、贱当然有,可是上下流转相通,不固定,跟欧洲社会不一样。中国的老话‘耕读传家’……还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农家的人读书,学成中举,点翰林,还可做官当宰相,近代社会工商发达……工人与资本家对立,关键是资本主义起来。中国资本主义没有成功,只有萌芽。我与毛泽东争论,毛泽东说‘你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我说‘你对中国社会特殊性认识不足’。这样就没有什么话好讲了。”

尽管如此,梁说:“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谈话)都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回去。”

梁先生还曾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你们都说团结御侮,是否不御侮就不团结呢?对内斗争是一时放弃呢,抑永久放弃?”张闻天先生答复说:“我们原来与国民党合作一起北伐的,但中途被排斥,十年苦斗非所愿,今得重合,将长久合作下去,共同抗战,共同建国。”

首访延安,应该说是梁先生政治上的一大转折

梁漱溟这次访问延安18天,通过实地考察和与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郭洪涛等先生的谈话,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政策,政治思想上有所沟通,从而开始转变反共的态度。笔者认为,一直自诩为“中间路线”和“第三者立场”的梁漱溟先生,开始了“中间偏左”的迹象。

当年春,他写出《告山东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并即时付印,讲赴延安的所见所闻。1941年他又在香港民盟办的《光明报》上发表长文《我的努力是什么》,详谈延安之行。

梁先生谈到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毛泽东时说:“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的佩服。”

他说访问延安总的观感是“延安确是苦”,“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谈到学校教育,梁先生讲“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梁先生还说:“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风气。”

梁先生这些文章的发表,实际上做了有益于中共的宣传,反击了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共的种种诬蔑,让国内国际了解了延安的实情。

1939年2月初到9月中旬,梁先生曾带着他的学生黄艮庸等五、六人到豫东、皖北、苏北、鲁西、鲁南、冀南、豫北、晋东南等敌后游击区考察。历时8个多月,经过50多个县市。其中既有国民党军队驻地,也有中共军队驻地。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5月30日,行抵王庄(国民党军驻地)。翌日下午,沈鸿烈、于学忠同来住处看我,并邀赴欢迎大会(欢迎于学忠和我),七时欢宴,酒菜奢侈,竟有冰镇啤酒汽水(从青岛运来),绝不似身处山村之中,更无艰苦抗敌之意。”“8月11日,往张坊(红军驻地),与罗荣桓政委、陈光师长会晤,并承苏孝顺秘书长招待一切。他们缺乏粮食,生活艰苦之极,所云用膳,其实只有水煮南瓜一味,无所谓饭,无所谓菜。”仅此日记两则,梁先生同情共产党军队和厌恶国民党军队的情感,跃然纸上。这与梁先生首访延安时得到的好印象恐不无关系吧!

赴香港筹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曾得周恩来暗中支持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黄炎培、沈钧儒、张澜和梁漱溟先生等在为奔走调停国共两党关系的多次聚会中,取得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共识。至是年3月27日,调停工作未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却于3月19日在重庆成立。黄炎培任主席(数月后改为张澜),梁漱溟任秘书长。会上并决定由梁先生赴香港筹办《光明报》。

据梁先生回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得到中共方面的积极支持,特别是在重庆的周恩来先生,更是具体帮助指导,起了很大作用。对于该同盟成立,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社论,称其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

梁先生回忆说:“离重庆前夕,我到曾家岩密访周恩来先生,向周恩来先生商谈办报方针。周恩来先生热情支持我们办报,我们直谈至深夜,当晚住在曾家岩。我表示愿与他们在香港的人取得联系。周恩来先生告诉我,中共驻香港代表是廖承志。”

梁漱溟先生到香港办《光明报》,遇到许多困难,既有人才、资金的不足,又有国民党的诬蔑和破坏。正是梁漱溟先生“烦恼痛苦”之时,周恩来暗中帮助了他,而他自己一直不知道。

笔者知道此事,是在1974年或1975年的一天,我去萨空了先生家中看望萨公,适冯亦代在座。闲谈中,萨公谈到他与梁漱溟先生在香港办《光明报》时讲:“1941年夏,当时我在重庆办《新蜀报》(名称似此),一天上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通知我下午两点钟到曾家岩去,说周副主席找我谈话。我虽是中共党员,但还没有见过周副主席,不知找我谈什么。我按时到了曾家岩,周副主席在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梁漱溟先生在香港办报,决定派你去帮助他。他目前经费困难,给你带上五千元港币,交给他。’我到了香港见了梁先生,他头一句话就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看他神色很严肃,就没有实说,告诉他‘不是’。原来当时国民党正攻击他,并说民盟是抗日中的‘第五纵队’。他为了避嫌,所以问我。这一来,我带的钱也不好说是周恩来同志给的了。后来由范长江出面转了个弯交给了他。”梁先生安排萨空了担任《光明报》经理。1985年编《梁漱溟先生年谱》中,我和梁先生谈在香港办《光明报》的经历时,我将听到的萨公的话告诉梁先生,他说他不知道。但梁先生又说:“当时就感到诧异,范长江说(钱)是一位南洋华侨捐献的,我只写个收条就行。我当时就曾怀疑是不是中共支援的,但未明问。”

据梁先生讲,《光明报》在香港创刊,还得到了廖承志、范长江等人的多方帮助。但是,是年“九一八”刚创刊的《光明报》,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形势危急,12月上旬便被迫停刊了。

梁先生再次访延安,目的是要中共了解他“退出现实政治”的决定

梁漱溟先生第二次访问延安是在1946年3月,旧政协会议之后。访问情况的记述,见1977年梁先生写的《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长文(编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文中明确说到此次去延安的动机:“那是在重庆的旧政协开过后,我宣称不参加将要组织的联合政府,为求得中共方面的同意而必须去访谈的。”旧政协闭幕前夕,周恩来先生将返延安请示,回来才签字,特到民盟总部交换意见。梁先生即将他预先写好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交托周公带去。梁先生在文中讲:“(信中)表明我要退出现实政治,从事思想言论工作,不参加联合政府之意。不料此意乃非共方所许。毛泽东手答一信,经周公带回面交于我,略谓参加政府与从事言论工作不相妨碍。周公面语尤见严厉。他说:‘国民党一党专政,关着门,不容许各党派参与,经我们大家合力争取,现在门已敞开,你却临门后退,影响不良,绝对不许。’我一面在报纸先后刊出《八年努力宣告结束》及《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两文表明衷怀所存,一面即不能不有延安之行。”

梁先生为什么不参加拟议中的联合政府呢?梁先生在“追记”文中讲:“要知道,当时且将实行的宪政是出于张君劢巧妙设计,为国民党所同意,为共产党所同意,为民盟内外各小党派所同意,唯独我一人却认为其不可能行于中国。此宪政是以英国政制为蓝本,而形式格局上袭取孙中山五权宪法的。英国政制原是我少时在清末所梦寐以求者,入民国后即逐渐觉悟其不可能行于中国(见1931年发表的《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一文)。在那时节各方面都同意之下,我一人无法持异议,只有闷在心里。但是要我随众参加实施其事,又岂可能因之我要退出现实政治,站在批评立场,发抒夙怀意见,自属必要。去延安就是向毛泽东他们倾吐此中曲折。”

梁先生到了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并向毛泽东说:“我为增进共方朋友对我的了解,在我倾吐积怀时希望多有些人在座。”毛泽东允为约集十人听他谈。

梁先生与毛泽东和十来位中共领导人见面。谈话时讲:“我认为一月间政协会议所取得的协议行不通。可能用不到二、三年,或一年就失败。”“大局到两党合作的宪政失败而别寻出路之时,我有预先准备的一方案在此,愿提供中共朋友参考。”梁先生讲他预备的方案有一个前提,但吞吐其词,被在座的任弼时说穿:“是蒋介石死后?”梁先生点头一笑(见前不久播出的《中国命运的决战》第13集)。

梁先生追述说:“我预备的政治上各方面合作的方案,既非一党垄断之局,亦非多党互竞,而是多党的合作。蒋是任何方式合作的死敌。蒋不去,皇帝制度在中国仍然名亡实存,群情不安,大局不定。”“多党彼此为有分际的合作,……于理想有合,我筹思要综合各党派成立一个综合体,以负起救国建国任务。”梁先生不但建议实行由一个革命党(意指中共)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订定国是国策,而且还提出各党派在交换意见时应注意“求同存异”循行的四条原则。

梁漱溟先生在“追记”一文中,并未讲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争论过什么问题。只是在他倾吐积怀时提到八年前(1938年)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争论过的问题,实为叙述,并非争论。笔者曾请教梁漱溟先生,1938年第一次访问延安,提出各党派团结合作时,先生希望各党派团结在国民党周围,由国民党领导,而在1946年第二次访问延安,再次提出各党派团结合作建设新中国时,先生则希望各党派团结在共产党周围,这种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梁先生答复说:“1939年我在山东等地的抗日前线视察,后回到重庆,目睹党派关系恶化,执政党——国民党方面对其党外和中共的压迫钳制无所不用其极,特别是其后几年国民党的行为,使我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貌,也更了解了中共。遂有1946年3月第二次访问延安之行。”

刚刚申明“退出现实政治”的梁先生冒险调查李、闻惨案

1946年7月12日,蒋介石下令大打内战。

7月11日、15日,民盟云南成员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教授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7月18日报纸发表《民盟秘书长谈话》。梁漱溟先生是当时民盟秘书长。他说:“刺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是特务所为。”并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像今天,我却无法退出了。……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李、闻两先生都是文化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了言论号召外,无其他活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实行民主的话。”“快快取消这种特务机关,不取消,民主同盟断不参加政府。”

7月22日,梁先生起草《民盟政协代表为李、闻案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提出六项要求,主要有:政府立即选派公正人员与民盟所派之人同赴昆明,调查惨案真相,惩办凶手,抚恤遇害人家属等。

梁漱溟先生在得知罗隆基作民盟代表参与调查有生命危险时,自告奋勇和周新民先生一同去昆明调查此案,并慰问遇害者家属。

在为时近月的调查中,曾有数起匿名信恐吓,国民党政府又暗中种种阻挠。梁、周两先生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深入细致调查,终于查清暗杀李、闻的凶手都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的部下。李、闻惨案是国民党特务有计划有组织的罪恶行动。

梁漱溟先生亲自写出《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报告李、闻暗杀案调查经过》,于8月26日发表。报告最后要求把这案件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理。

当年民盟昆明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冯素陶先生,1986年3月对笔者说:“当时民盟昆明支部为这报告提供了不少材料,并参与了起草工作。这个报告很代表梁漱溟先生当时的政治态度,立场很鲜明,是一份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梁自谓“糊涂不中用”,匆匆收回致“三方”文件

由于蒋介石蓄意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旧政协一闭幕就频频制造事端,挑起内战。偏袒国民党蒋介石的马歇尔,失掉共产党的信任,调停失败。10月初,民盟作为第三方面再次参与调停。

国民党蒋介石不顾中共严正警告,10月初攻占张家口后,国民党单方面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和谈虽已无望,第三方面仍不忍见大局破裂,还想做最后的努力。

10月25日,忽传国民党军队又攻占共军在东北的驻地安东。当晚,梁漱溟、黄炎培两先生和数位民盟朋友到梅园,将这一消息告诉周恩来先生。周先生闻言脸色立变,声言不再参加和谈。梁漱溟先生等再三苦劝。黄炎培先生提议“中共、民盟之间作一约定,今后任何一方如有新决定即互相关照通知,以示决不骤然单独行动”。周恩来先生始首肯。

中共方面提出要恢复1946年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位置,已得势的国民党军队不肯让步。第三方面提出即日下令双方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等三项解决办法。

梁漱溟先生唯恐第三方面提出的原则和办法不足以息争,又主张把某些争执问题,如东北驻军地点等,应具体确定下来。当第三方面同人在交通银行开会时,梁先生提议至再,获得大家同意,并公推黄炎培、莫德惠和梁漱溟三个人负责研究提出方案。方案定稿后,各自签名,清缮三份:一份给国民党孙科,推定由张君迈、左舜生、缪云台三人送;一份给马歇尔,推定由罗隆基送;一份给中共,由梁漱溟、莫德惠、李璜送。

梁漱溟等人到了梅园,由梁向周恩来先生分条讲解所提方案,第二条刚提两句,周恩来先生面色骤变,以手阻梁,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算完。”周恩来先生态度愤激,泪落声嘶。梁漱溟先生茫然不知所措。周恩来先生诘问梁:“25日晚约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今何失信?”梁顿忆前事,自觉理短,更无话可说。梁正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时,莫德惠、李璜提醒他“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李璜并表示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梁如获救命稻草。李璜赶紧跑出去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三人找来梅园商量,大家齐声说:“收回!收回!”莫、李、黄、罗四人急急奔向孙科公馆,居然取回了原件。马歇尔那一件,因人不在,还未拆封亦收回。将收回的文件均请周恩来先生过目,说明作废,周恩来先生才息怒。梁漱溟才如释重负。

笔者在民盟曾听罗隆基讲他到孙科公馆收文件时的表演。罗隆基讲:“我们商量决定‘智取’,四个人有两人不下车,人多怕引起孙科注意。由我和黄老找孙科。孙科正在,黄老问孙科:‘我们送来的文件你看了么?’孙科面带喜色说:‘看了,还不错,可以研究。’黄说:‘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建议漏写了,想拿回去补写上。’孙科听后从办公桌抽屉拿出文件,并说‘你们就在这儿补写上好了。’我急忙伸手拿上文件就走,孙科发怔说:‘怎么不在这里写?’我一边急急出门一边说:‘回去写好再送来!’黄老见势也急急跟我忙上汽车跑了回来。马歇尔那里,送去时马歇尔就不在,是秘书收的,去取文件时也是说漏写了一条建议,秘书就给了。真像演了一场戏!”萨空了先生也向我讲过此事,我们听了都笑。

梁漱溟先生讲:“无疑地这是一大笑话,第三方面朋友糊涂不中用!特别是我糊涂不中用!然而我们非有恶意于中共却甚显明。究竟那折衷方案有何严重错误,我不太清楚。因为当时周恩来先生愤激之余,说话无伦次;而我在惶恐中亦听不清。不过慢慢把周的话回味一番,似乎问题在这里:(一)第一条加入东北共军驻地的三点内容,不算太要不得,但既规定关外驻地,亦应将关内驻地一同规定好;既规定共军驻地,亦应将国民党军队驻地同予规定。而我们则没有。(二)第二条加入政府派县长、警察接收共方之20个县,于共方大不利。尤其是政府新编有一种保护铁路之交通警察,为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所编,对于共方较之正式军队还更受不了。而我们却没有想到。”

梁先生说:“我真惭愧像我这样人岂配担当国家大事。几天之内,向各方朋友告辞,我便离开了南京。”

梁漱溟先生在10月28日发生上述事件后,坚决辞了民盟秘书长职,于11月6日回到重庆北碚勉仁书院闭门著书,还写下长文谈他在和谈中负疚的这段事,油印多份送与朋友和学生。

梁漱溟在1953年毛主席严厉批判他的前后

吴江先生在《炎黄春秋》发表的《值得纪念和研究的梁漱溟》一文中讲:“正因为梁漱溟如此坦承了自己的根本性的重大‘转变’,公开否定了自己坚持数十年的一套理论,这就尤显出1953年毛泽东怒斥梁漱溟并为此展开一场批判,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输了道义。”

我是赞成吴江先生这一评说的。我这里补充一些梁漱溟先生取得转变的事实。梁漱溟先生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一文后,继续一边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边对照审视检查自己过去的错误,于1952年5月初又写出《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这一约五万字的长文(后改标题为《我的努力与反省》,编入《梁漱溟全集》第6卷)。全文分15节,全面地叙述、分析自己过去几十年思想、观点的形成、发展、变化,和所致力的社会活动,进一步否定了自己坚持数十年的一套救国理论,承认自己过去是站在有产者立场,自己的错误根源在立场错误,并一而再表示自己错了,毛主席对了。今后要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为革命事业尽力。梁先生态度诚恳,句句真话。他在5月5日,亲自将这篇长文先送林伯渠秘书长,请林看后转呈毛主席,希望得到毛主席指教。8月7日,毛主席接见梁时对梁讲:“你的自己检讨文章有几万字,太长。我请林老阅看后指划出重要的几段来我才看的,我看出来你思想识见有进步了。但还不够,慢慢来吧。”梁先生虽对毛主席没看他的全文感到遗憾,但说他“思想识见有进步了”,还是高兴。

梁先生也依旧同过去一样,想为建设新中国进言,反映农村存在的问题,希望政府加强农村工作。

1953年9月8日在政协扩大会议上,梁先生讲到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时,曾讲有人说“工人、农民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别”等等的话,受到毛主席的斥责,遭受到人身攻击。在大批判中,梁先生被扣上“破坏工农联盟”、“反对总路线”、“暗中帮助蒋介石”、“一贯反动”、“反动派”等等大帽子。梁先生想不通。他虽然个人受委屈,为了保护老朋友始终不肯说他发言中的那些要紧的话是谁讲给他的。

时过境迁,到80年代笔者为梁先生编写年谱时,一再追问,他才告我,1953年9月8日政协扩大会议他讲的那些话,是几天前,老朋友彭一湖先生来家看他时说的。于此亦可见梁漱溟先生的处世为人。

我特意查阅梁先生1953年的日记(已编入《梁漱溟全集》第八卷),日记中虽无彭一湖来访的直接记载,但在11月14日日记中却记着这样的话:“鲜特(生)老来谈甚久,语及彭一湖挂念着我。”

读梁漱溟的日记还使我发现,梁先生在1953年9月8日以前,生活得轻松、愉快,很有规律。每天早晚学习俄文,定时给他的老学生陈亚三、黄艮庸、李渊庭讲学,先讲他写的《中国文化要义》,后讲伍庸伯关于《大学》(四书之一)的讲义。还常到公园散步、赏花。8月15日日记还写着:“宽儿来,饭后谈其入党经过及其婚姻问题(宽儿即梁培宽,梁的长子)。”9月8日梁先生受批评后,情况便大不同了。9月11日日记只有一句:“午后大会上余发言,提三个问题,周(总理)似未能接受。”13日日记云:“晚七时晤毛、周,对于我发言意旨所在根本没有弄清,且气不顺。”有好长一段时间,梁先生晚上失眠,有数次做噩梦惊醒。

回顾建国后毛泽东与梁漱溟先生的交往

吴江先生文中说:“1953年风波后,梁漱溟与毛泽东中断了联系,但毛泽东并没有把梁漱溟这个朋友忘却,1975年即毛泽东逝世前一年,毛泽东还在讲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那段批语中专门提到梁漱溟,含保护梁漱溟之意。”

毛主席1976年9月逝世,梁漱溟先生以怀念与自责的心情从12月开始撰写《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与毛主席的谈话》的长文,于1977年2月完成(约11000字)。文中谈及1950年至1952年毛主席四次接见他的谈话主要内容,梁先生在总结中说:“事隔两年之后(约指1954年——笔者注),我始于主席的美意大有所悟。此即毛、周两公常谈的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指出知识分子必须下厂下乡接近工农,以至知识分子劳动人民化,工人农民要知识分子化,这一方针是向着共产社会走所必要的。回想从1950年3月起到1952年8月,同毛主席先后谈话四次,每次他总劝我出去看看走走,只头一次我听从了,其他三次我均拒不从命,大大辜负了他。”这字里行间,既流露了梁先生怀念毛主席的真情实感,也透露出梁先生感到的毛主席对他的某些不悦。

1950年3月,建国后毛主席头一次接见梁先生,寒暄之后毛主席就问梁先生:“这次来你可以参加政府吧?”梁先生稍迟疑后回答说:“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毛主席从梁先生拒绝参加政府工作的这一态度中,当然会看出他对新政权还有想法,还在坚持其“中间”立场。梁先生自己在“追记”一文中也承认,他所以如此答复毛主席,“盖此时我尚信不及中国能以就此统一稳定下来,以为我如其参加政府,就落在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面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

“追记”中记述说,毛主席动员他带上身边的人到河南、山东、东北去看看。他向主席陈明在川中办学情况。主席指示“勉仁文学院可交西南大区文教部接收,所有教职员工及学生各予适当安排”。梁先生回忆说:“这次谈话到深夜12时,在左右向主席请示开饭时,我立即申明自己素食多年,请给我一二样素菜。主席忽大声说:‘不!全都要素菜!今天是统一战线!’……饭后,我告辞,不敢劳主席相送,主席竟坚持送我到门外登车。然而看他词色间似不愉快者。”

梁漱溟先生在第一次面见毛主席后,提出五个人名单请周总理安排,除陈亚三外,有黄艮庸、李(李渊庭学名)等,周总理都安排在全国政协。梁先生按照毛主席所嘱,和统战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徐冰洽商去各地参观访问事宜,并由统战部向预定访问的各省知照。梁先生带了夫人和秘书李渊庭等三、四人,于4月上旬离京,9月中旬返京。

毛主席于9月23日,第二次接见梁漱溟。毛主席听完梁先生讲述他在参观访问中的收获体会后,提出梁先生可以去参观土改工作,梁以疲累为由表示拒绝。

一晃又是一年。1951年梁先生参加土改回京后,毛主席听完他讲述感想体会,提出请他去广东参观土改,他又表示不去。此后将近一年,毛主席没有找梁漱溟先生谈话。1952年8月7日,梁先生通过林伯渠请求会见毛主席,毛主席在下午2时接见了梁先生。除谈梁先生于5月初送审的《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长文外,梁漱溟向毛主席提出想去苏联作学术研究事,毛主席表示不同意,并针对梁先生提出的第三个缘由说:“你不是想考察了解俄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历史背景和现状吗?你不如且就我们自己国内作一番社会调查。”梁先生在“追记”中讲:“先是我曾问过主席有什么任务给我,我以为这便是给我的任务,于是请问调查项目。主席说‘随你要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你可以带几个助手,公家将给一切方便。’我感觉出主席的好意,不便辞拒。但我内心有自己要做的事,又不想从命而行,含糊了之。不料主席却很认真,次日乃知(他)立即交付统战部给我准备出发之事。”

8月9日,统战部徐冰副部长请梁先生商谈,梁先生对徐冰“坦率说出一心想去苏联,不愿为国内漫游”的话,徐冰不能强求,只得据实回报主席。从此,将近一年毛泽东没有再找梁漱溟先生谈话。在毛主席逝世后,梁先生以“追记”表达自己怀念主席之情,并责备自己“大大辜负了他”。

关于编写《梁漱溟先生年谱》

接受《梁漱溟先生年谱》的编写任务,在1985年3月中旬。我和丈夫李渊庭到木樨地去看望梁先生,问及先生年谱的事,梁先生说:“已搁下好几年了,培宽(梁先生长子)又顾不上。”李渊庭说可先让秉华搞,梁先生欣然应允,转身取来了好几本书和写好尚未发表的数件长稿,对我说:“先看看材料,看完再来取。不要怕,我给你修改。”我自觉能力有限,难以担此重任,但又不便再推辞。当年我已69岁,李渊庭已80岁,他双眼视神经萎缩,看和写都很困难,但给我以具体指导还是既胜任又方便的。这也是该书出版时,我们共同署名的原因。

梁漱溟先生对编写年谱很重视,硬是一页一页仔细看,认真修改。第一次修改,偏重内容安排与取舍;第二次偏重文字修改。梁先生的审阅很认真,据我统计仅在400多页的第二稿中就有97页留下了梁先生的笔迹。

动手编写《年谱》时,有人曾暗示我,对梁先生过去反对中共的言论最好不涉及。我和李渊庭去请教梁先生,梁先生毫不犹豫地说:“当然要写进去!”梁漱溟先生这种尊重历史、正视历史和敢于承认自己错误的态度,我深为敬重。

(责任编辑 洛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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