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引兵井冈”考晓
1927年9月下旬，毛泽东将秋收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在那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然而，秋收暴动的原定计划是打长沙，后来更改方略也是决定兵退湘南。那么，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在怎样的情况下，决定去井冈山的呢？有的老同志回忆说是在浏阳县的文家市。但随着近十几年来史料研究的进展，笔者认为，准确地说，毛泽东“引兵井冈”应该是工农革命军到达莲花县城以后。
文家市变计，一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战略
党的“八七”会议结束的第五天，毛泽东与彭公达受中央的特别指派，回湘改组湖南省委并领导全湘的秋收暴动，贯彻我党以武力回击国民党右派屠杀政策的新方针。
经过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在划定秋收暴动的区域问题上，开始倾向于在全省“鼓动农民起来暴动，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常德作为湘西的中心，宝庆作为湘西南的中心，同时四面开花，坚决地夺取整个湖南”。而其后在涉及到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讨论中，感觉到暴动范围过大，无论兵力、武器、财力等方面都困难甚多，经过几番争议，“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周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醴陵、浏阳、平江、安源等七县。”时任省委书记的彭公达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决定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
中共中央在接到湖南省委“一点突破”的以长沙为中心的暴动计划，于1927年8月23日复函：“你们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并对暴动的战略目的明确指示说：“省委应一方面命令平浏一带的农军进攻长沙，一方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
获得了中央的复示之后，湖南省委在《关于夺回长沙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长沙分会的命令》中，对迫在眉睫的七县暴动作了最后的布置：“各地赶紧动员，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限于本月16日会攻长沙夺取省城，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长沙分会。”
作为湘东、赣西秋暴区域的最高领导毛泽东，对于湖南省委乃至中央制定的暴动计划，是并无异议的，他也赞同打长沙的战略方针。直至9月5日，毛泽东于安源寄信湖南省委，提出：“长沙城内的暴动须与前方军队配合，待各路农军逼近长沙城时方可实行，不得轻举妄动。”（见余洒度：《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
归属前委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部署各团的军事行动时，均以会攻长沙为战略目标。师长余洒度曾给第三团团长苏先俊去信：“第三团决即响应萍乡，望兄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两团应为联络。”
然而，这场中共湖南省委寄以厚望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很快失败了。从9月9日至17日，军事局势就显然分明，国民党军队远比起义军强大，工农革命军又犯了兵力分散的大忌，各路部队无不遭受失利。其中王兴亚的第二团基本覆灭，王亦不知所终。师长余洒度指挥的第一团与苏先俊的第三团，也各有折损，军需辎重多数散失。
败讯频传。毛泽东在浏阳县上坪村的陈锡虞家里，面壁而站，沉思许久，最终作出决断：派人通知一、三两团，部队速到文家市会合。
9月19日下午，工农革命军各路残军1600余人，会合于浏阳的文家市。是晚，前委在里仁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会议。湖南省委任命的秋暴前委，五名委员第一次全部坐到了一起，决定这支工农武装的前途命运。
文家市的前委会议，目前留下的史料只有余洒度和苏先俊的报告，二人的口径几近相同。苏先俊在《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中说：“是日前敌委员会决议退往湘南。”余洒度在《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记述得稍为详细：“19日抵文家市，距浏阳城90里。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后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向萍乡退却。”
余洒度的记述是准确的。文家市前委会议的惟一议题，是部队下一步的走向。三个黄埔军校出身的前委委员——余洒度师长、苏先俊团长和卢德铭总指挥，以他们服从军令和军人就得打仗的天质本性，加上一种不甘失利，力图挽回败局的心理支配，一致强调按原计划再取浏阳直攻长沙。而农民出身的副师长余贲民，眼见三个军事指挥官充满信心地同言反攻，也感到不能不跟从了。
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这紧要关头显示了党的领导权威和他的睿智有术的才干。他坚决反对反攻浏阳再打长沙，独排众议的杀手锏，就是敌我军力的对比。他冷静而详尽的分析不能不让众人震惊：工农革命军包括伤兵在内才有1600余人，而敌军张国威有一个团在浏阳屯兵坚城，另有一个团分驻于长寿等地，还不包括各乡的地主武装清乡局千余人。至于长沙城内，更有何键的军、警力量3万余众，且防守得非常严密，我方既缺少城内的工人暴动，又未能发动四郊的农民，再贸然前去攻城，一定有全军覆没之虞。
这时，明白“知己知彼”这一起码用兵之道的三名指挥员不再发言了。毛泽东审时度势，抬出湖南省委的命令。他语气断然地指出：“省委限于本月16日会攻长沙，而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可以肯定，其他各县的农军，无论谁也打不到长沙城下。省委的暴动大纲，那是我和公达、一飞几个人在8月中旬制定的，现在看起来，这个计划想得过了头，还不是打长沙的时候。对于省委方面，全部责任可由我担负。”
不打长沙，部队下一步怎样行动？毛泽东提出：退往湘南，前去汝城，占据湘粤大道，策应叶贺主力再次北伐。接着，他把曾经代表湖南省委制订的《湘南暴动大纲》的要旨讲了一遍：“湘赣鄂粤的四省秋收暴动，应给南昌政变以有力响应……军事方面，一、请中央命令彭湃同志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农军他调；二、平浏农军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三、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马赴汝城。”
余洒度、苏先俊等人，本原定率部参加南昌起义的，因未及赶上才转向参加秋收暴动。但在此之前，他们也曾有过率部前往湘南的打算。此间，前委书记毛泽东用“叫化子不与龙王比宝”的比喻，阐明目前不能打长沙的道理，并提出退出浏阳前去汝城割据的具体建议，余洒度、苏先俊也再无固执己见的理由。会议顺理成章作出了退往湘南、占据湘粤大道的决议。
第二天吃过早饭，工农革命军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由师长余洒度向部队宣布了向湘南（汝城）退兵的决定。接着，毛泽东作了旨在鼓舞军心的讲话，其中有“小石子终究能够打破大水缸”的生动比喻。
问题在于，在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中，有没有“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我们要到井冈山去”的话。先前流行的说法是有的。
最早见于罗荣桓《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的文章，他写道：“毛主席在文家市收集了残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其后在“文革”中被访问的老同志如赖毅、王跃南、杨梅生、黄达等都从此说。当年担任师部参谋的何长工同志，也于1973年的回忆中讲到：“在文家市毛主席‘引兵井冈’这一点是明确的。”
但是，随着近十几年党史资料的发掘，他们的这种回忆让人感到缺乏有力的文字的支持。首先是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余洒度、苏先俊当年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如本文前面所引），都对文家市的前委会议，留下了“决议退往湘南”的依据，而决无“退到井冈山”一说。可以设想，文家市前委会议决定的是“退往湘南”，毛泽东怎么可能会讲“去井冈山”呢？加之其后有了宋任穷回忆当年携带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密信，给毛泽东的资料，说“引兵井冈”的决定在接到密信后的莲花城便顺理成章了。
莲花城得信，再弃退往湘南的方略
部队离开文家市，行至萍乡境内的卢溪，又吃了一个不小的败仗。驻萍赣敌朱士桂部探得我方军情，在必经山路上设伏。率部担任前卫的苏先俊，置卢德铭派人搜索前进的命令于不顾，使部队踏入罗网。一场激战下来，工农革命军损失了六七百人，连以上军官阵亡七人，尤其牺牲了毛泽东渐为器重的卢德铭，剩余千人左右的工农革命军继续前行，9月25日经高滩、坊楼到达江西莲花县县城。城内百余人的守备队自知不敌，四下逃散，来不及走脱的守备队长被生擒，解押到余洒度那里，一问此人竟是“黄埔同学”，余师长心生同情，下令放掉。
部队刚宿营下来，毛泽东急忙赶到师部，责怪余师长不该放走敌守备队长，质问不怕守备队联合民团晚上来袭？余洒度反讥毛泽东“风声鹤唳”，两人争吵起来。还是余贲民上前劝解，提出折衷方案：部队今晚移营城外，明日白天回城。
翌日，部队回城歇脚。连续行军，给养断绝，不停下来不行了。毛泽东随师部住在城南的“宾兴祠堂”。他整个上午心绪不佳，满腹愁思。下午2时左右，中共莲花县委负责人朱亦岳、刘仁堪等，从上西区赶来接头。看到地方党的同志这么快赶到，毛泽东转为高兴，热情地与他们交谈。互相谈了一阵，师部参谋何长工进来报告，说来了一个生人要找毛泽东。
来人被带到了毛泽东跟前，操着浏阳口音自我介绍说：“我叫宋任穷，是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来找毛润之的。”
毛泽东大为惊讶：“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宋任穷回答说：他原是浏阳县工农义勇队第三中队党代表。8月下旬，队伍驻在铜鼓，县委书记潘心源派他与交通员前去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行动。他在南昌好不容易找到了省委机关，见到了书记汪泽楷。
对于汪泽楷，毛泽东是知道的，连忙问：“他说了什么？”
宋任穷说：“他对我说，你来得正好。听说秋暴的队伍正向赣西移动，你这就追赶上去，见到毛润之的话，要他们到赣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党的武装，可以安顿下来。”宋任穷随即从领口取出一折纸条，交给毛泽东：“这是写给你的密信。”
毛泽东知道信是用药水写的，对朱亦岳等人说：“我去去就来。”
不长的时间，在脸盆里看完密信的毛泽东回到房间，对在场的余贲民、朱亦岳等人说：“这下好了，江西省委写来指示，闻毛部向湘南移动，可改变去向，开到赣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党的组织和武装，足以安顿。”（见《访问宋任穷同志记录》）
“宁冈，是个什么地方？”余贲民与何长工俱是迷茫。毛泽东也茫然不知，问朱亦岳：“你们知道吗？”
朱亦岳回道：“知道哇，那是湘赣边界的一个小县，四周是高山大岭，要讲党的武装，恐怕就是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了。”
“宁冈，袁文才……”毛泽东沉吟着，突然想起什么，问道：“有个金刚山，你们知道么？”
“金刚山？倒是有个井冈山的地方。它的实际范围就是宁冈，包括遂川的大小五井。”
听朱亦岳说完，毛泽东轻轻地点头，随即陷入思虑之中……
当晚掌灯时分，前委所剩的四个委员加上朱亦岳，又在一起召开会议。毛泽东向众人报告了江西省委来信的大意后，将自己的想法讲了：“看来我们不必去湘南了，转到宁冈去，那地方比湘南强哇。”
毛泽东的决定，首先遭到了余洒度的反对。这个“一直提不起劲来”的师长发出激烈怨怪，斥责毛泽东“朝秦暮楚”，恼怒地诘问：“退往湘南占据湘粤大道，一本正经地决议下来，这会儿说转往宁冈，下一步还要冒出一个什么地方来？”
苏先俊也理所当然地支持余师长，反对毛泽东变计宁冈。
莲花县城“宾兴”祠堂的前委扩大会议的争论，后人无法得知其具体情状，只是从第二天起，一个不去湘南而转兵井冈山的讯息，在工农革命军营以上干部当中传开了。
毛泽东究竟以什么样的道理说服余、苏二人，顺当地执行了江西省委的指示？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况可为他所用。一是按照湖南省委的规定，秋暴前敌委员会到了哪个省的地面，就受哪个省委的领导。现处江西所在地，执行江西省委的决定是理所当然的。二是熟知中国历史、善于吸收历史营养而用于现实斗争的毛泽东，以水泊梁山为例，阐述作“红色山大王”的意义，是很有说服力的。
余洒度和苏先俊，虽然上了井冈山，但从其后二人的言行看，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未心悦诚服，认为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是走投无路，甚至说团结袁文才是“与‘土匪’滚在一起”。所以在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茅坪后，二人以向湖南省委状告毛泽东为由，结伴遁去。
毛泽东所以在莲花县城决定再弃退往湘南的原定方略，无疑是宋任穷携来江西省委指示信起了重要作用。宋任穷的到来，实是一种偶然，但毛泽东要引兵井冈，却也有着某种必然。探索毛泽东的心理路程，有两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一是在此之前，毛泽东最少有两次机会听到关于井冈山情况的介绍。
首次是这年2月初，毛泽东由韶山赴湘乡、湘潭、衡山等五县开展农运调查。在衡阳的北区，区委为他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当年参加过这次座谈会的张琼，建国后曾任上海市虹口区区委书记。他在回忆中谈过一个重要的情节（见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存《访问张琼同志记录》）：座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区委书记陈佑魁要他作形势报告。毛泽东讲了很多，最后讲到：统一战线总有一天要破裂的，到时候形势恶化，靠山的上山，沿湖的下湖，不可放弃武装斗争。我嘛，打算带人到江西的安源山去。
毛泽东说完，有个叫李少山的工人说：“你去安源山做么子？江西有座更好的山，叫金刚山，何不到那儿去？”
毛泽东问：“哦，那地方有么子好的？”
李少山讲道：“我有个表兄，早些年在村上做下了人命，逃到那金刚山当锤子兵（方言，即土匪），干些劫富济贫的勾当。土豪搬来官军抄剿他们，剿了半年，表兄他们连汗毛都未伤着，倒是官军败而退兵。何故呢？那山大得很，树林子又密，随便往哪儿一钻就像捉迷藏，官军当然没得咒念。”
毛泽东听得颇有兴趣，又问：“这地方怎么走呀？”
“听说离安源山不远，从安源翻过一座大山，再走个百把里就到了。”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道：“你讲的那个地方，是蛮好的，以后我说不定到那儿去，你们也可以来呀。”
另据贺敏军同志回忆，在秋暴之前的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最后讨论起义部队的退路时，众说纷纭。忽有第二团团长王兴亚大着嗓门说：“要是我们打输了的话，就跑，跑到井冈山去，那地方高山大岭，藏得千军万马，我有两个老庚（结拜兄弟）在那儿……”（见存于井冈山会师纪念馆的《访问贺敏军同志的记录整理》）
二是毛泽东早就有过“上山”思想。
毛泽东是我党提出“上山”的第一人。自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日趋暴露，他就预感到革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对共产党应当上山保存武装有所考虑。1927年2月初，他在衡阳北区就对陈佑魁等人讲过“上山”的打算。这年6月，湖南一些从“马日事变”中跑出的同志，在武汉见到毛泽东，毛要他们回湖南去，靠山的上山，沿湖的下湖，不要丢掉枪杆子。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曾有一段讲话：“有人主张湖南组织一个师尾随叶贺南下广东，这是错误的。湖南的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大，所缺的就是武装……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该上山。”“八七”会议后，瞿秋白要毛泽东去上海党中央工作，他回答说：“我不到那地方去，我要上山找绿林兄弟作朋友。”
上述事例说明，随着革命局势的进展，毛泽东对“上山”有着越来越切实的考虑。在文家市力持退往湘南，去汝城实行割据，实际上是“上山”思想的体现。在他接到江西省委来信指示后，放弃去汝城而改赴井冈，只是毛泽东“上山”思想的升华。1970年10月，毛泽东在火车上接见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当程问到秋收起义几个问题时，毛曾说过“我上井冈山是中途逼出来的”的话。（1986年6月《访问程世清同志记录》，存于井冈山会师馆）
老三街决策，确定割据井冈山的方针
9月29日晌午，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县境的三湾，在这个群山环抱的山村宿营。这儿离宁冈只有半天的路程了。
确定转兵井冈山的方略后，毛泽东觉得与余洒度、苏先俊的争论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现在只有坚定地向井冈山进发，实现自己大革命失败后渐而萌生的“上山”愿望。他认定当前的各项事情中，两件是头等重要的，这就是接通与袁文才的联系和军心的稳固。
几天以来，毛泽东从一道上山的朱亦岳、刘仁堪那里，较为详细地了解到袁文才及其农民自卫军的情形。只是对于袁文才这个“山大王”是否同意工农革命军开上井冈山还没有把握。
毛泽东向房东——“协盛和”杂货铺掌柜借来纸笔，写信给“山大王”袁文才，并找来该村农民李长俚、李立叔侄俩，将信连夜送往宁冈茅坪。
而后，毛泽东集中精力投入对工农革命军的整编。
毛泽东不愧为工农红军的缔造者，他对于如何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已有许多考虑。两天来所采取的几项整饬措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一是缩师为团，任命陈浩为团长，多余的军官，包括余师长、苏团长等人，全部编入军官队；二是在各个连队设立党的支部，发展士兵党员，同时建立士兵委员会，明令不准打骂士兵，取消军官小灶，军官与士兵同吃伙食。这些新奇得闻所未闻的做法，使部队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沉闷的悲观气氛一扫而光。
两天过去了，尚不见袁文才派人来接头，毛泽东的心头不禁重新担忧起来。
毛泽东当然并不知道，他的信送到茅坪后，在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引起不小的争论。
连日以来，探子探得一支千余人的队伍正朝宁冈山开来，不知道是什么军队。袁文才放心不下，布置队伍从茅坪退到步云山。就在翌日凌晨，毛泽东的信送到了他的手上。袁文才看罢信文，目光落在“毛泽东”的署名上，如坠云雾之中，好一会儿才传下“各头领议事”的命令。
袁文才当众把信念了一遍，众人面面相觑。司书陈慕平却喜声而道：“毛泽东？那是我的老师呢。”众人不知究竟，只听他说：“去年秋上，我不是去武昌上农民运动讲习所吗，办这讲习所的就是毛泽东。他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前不久的秋收暴动，就是他领导闹起来的。”
袁文才听罢对众人发问：“他说要来井冈山与我们共谋大计，大家说怎么办？”
众头领议论的结果，多数人主张将毛拒于山外，理由是怕被对方吞并。陈慕平却说：“我与龙超清替大哥走一趟三湾，探听虚实再说。”
袁文才觉得可行，便派人去梅树山寻找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
10月2日响午，袁文才的代表来到钟家祠陈浩团长的团部。毛泽东与陈慕平、龙超清等三人兴致勃勃地交谈了半个多小时，他最想了解的情况已有眉目：这个威震湘赣边界的“山大王”袁文才，确系党内同志，他对工农革命军前去表示欢迎。
毛泽东心情愉快，陪同陈慕平等吃过午饭，送给每人一支崭新的马枪，要他们回去转告袁文才，说工农革命军明天就开入宁冈。
老三街（元代为升乡，现名古城，因分为上、中、下三段街道而得名老三街），是宁冈北陲的门户。这座千人左右的小镇，所以名载中国革命史，就是因为工农革命军三湾改编后，10月3日开到这里，第二天起至10月5日，前委在这个镇上的联奎书院召开营以上党员扩大会议，经过两天的争论，确立了“不去湘南，割据井冈”的方针。通过这次重要会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正式成为党的决议。
古城会议的史料依据，何长工回忆说：“毛主席有一个会议记录，长征途中丢失了。”现有的主要是何长工、谭震林、赖毅、陈伯钧、朱良等人的回忆，内容大同小异。他们当中，真正与会者只有何长工，何在被访问时谈到：“会议讨论和确定了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根据当时具备的条件，认为不去湘南，留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见《何长工同志的谈话记录》，存井冈山会师馆）
能对古城会议的主要内容起佐证作用的，尚有两个敌方资料。1934年海天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史料》第三集，铁心著《毛泽东落草井冈山》文中写道：“工农革命军到了宁冈的升乡，在那里来了井冈山的洞寨主袁文才的代表……我们的毛仁兄却召集所有的党员，同那些代表开了一次党的联席会议。毛仁兄说：‘袁文才同志是非常革命的，他经营此间已有多年的历史和经验，我们决定和袁同志在一起。’到这时候，毛泽东落草井冈山。”
另一则见于1931年8月10日江西《民国日报》副刊的《宁冈历来惨遭赤祸记》，文章为宁冈的一个大土豪所写。文内写到：“民国十六年十月间，毛泽东突自萍乡败来，始占县中心古城街……闻当时毛之主张，尚抢向广东发展，无奈一因湘军过于猛击，关难往返，二因袁匪文才欲借其为保障，百计勾留，三因毛之部下人马枪支不过百余，且弃械而逃者群群，至观井冈之险，固足于守……”
古城会议一结束，在龙超清的安排下，10月6日，毛泽东在古城与茅坪之间的大仓村，与袁文才见面。毛袁二人相见如故，热情交谈，极为投契。特别是毛泽东列数袁文才大革命时期的壮举，赞扬他对湘赣边界的工农运动“功莫大焉”，更令袁文才感动。毛泽东问了袁部的基本情况后，代表前委决定送给袁部100支步枪，同来的陈浩团长适时地提出了“安家茅坪”，袁文才不加犹豫地答应下来，吩咐“管家”李筱甫当场赠以银洋1000元。
从此，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有了新的立足之地，诚如老同志熊寿棋所言：“三湾改编后，我们只有两营多人，没有袁文才答应在茅坪安置伤病员，没有袁文才联合王佐而不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容易进去的，就是进去了也难以站住脚。”（见《民族学院熊寿棋的谈话记录》） 对此，当年湖南省委派往井冈山的代表杜修经在1928年6月15日《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也写到：“毛部当时困难甚多，光是伤病员方面，弄得正所谓‘救死扶伤不暇’，甚为危险。此时幸得泽东及一部分同志的努力，同时得袁文才的接济，使他们有短期的休养与整顿，方度此难关。”
1927年10月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袁文才农民自卫军和方圆村的农民，在村口热烈欢迎，杀猪宰羊，以最尊贵的宾客礼遇迎接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
主管军中后勤的余贲民副师长，在袁文才农民自卫军及宁冈党组织的协助下，很快在茅坪设立了医院和留守处。袁文才组织龙江书院的中学生，下到各地筹粮，将全县的公产、神产、族产的租谷收集起来，每天有8张砻床砻谷，保障工农革命军的粮食供应。
迎着十月的秋风，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毛泽东领导这支宝贵的工农武装和方圆诸县的民众，坚持战斗在这块湘赣边界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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