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溯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 2001年第5期 中华文明溯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作者：王兆麟 ]
20世纪末我国最大的人文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200位多学科专家历时五年的联合攻关，于2000年11月9日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把我国历史纪年向上延伸达1229年，弥补了中国五千年文明研究的重大缺憾。
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她的五千年文明史绵延流长，从未中断。
但是长期以来对夏商周年代研究滞后，跟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也有损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对外文化交流。无怪考古学家殷玮璋沉重地说：“年代之于历史，就如同骨骼之于人一样。要想让历史老人站立起来，就必须搞清它的年代。”
龙的传人寻根的重大课题
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于90年代中访问埃及、以色列时得到启发：这些古国根据古代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关于天象的记载，借助天文学记录进行研究，推断出远古时的准确纪年；那么我们就不能依靠群体力量，上据天文，下参史地，中考人文典籍进行研究，推断制定我们的古代年表？
1995年9月29日宋健召开座谈会，提出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重大科研课题。他指出，弄清夏商周的关键历史阶段和重要事件的年代，已成为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界的当务之急。我们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将夏商周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同年12月21日，在国务委员李铁映、宋健主持下，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成员由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教委、科协、文物局等七个部委负责人组成。接着成立了由21人组成的专家组，李学勤任组长，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任副组长。
五年来，组织不同规模、内容的多学科研讨会达52次，整个运作经历了筹备期、攻关期、整合期三个阶段，取得了原来规定的四个目标：
一、西周共和元年以前，从西周第一代周武王到被国人放逐的周厉王，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半段的各王，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二、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到纣王（帝辛），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三、商代前期，即从兴师灭夏桀的商汤到小乙，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据断代工程办公室介绍，中国这项史无前例的宏大学术工程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卧病在床的87岁著名古学家苏秉琦闻讯，感慨万千地说：“龙的传人在寻自己的文化之根。”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在辞世前致书宋健，称该工程“重要伟大”、“不出数年，当有大成”。外国学术界也非常关心，美国的《中国古代通讯》是欧美英语国家研究中国古代的最主要的期刊，对这一工程作了详细报道。有些外国学者寄来了关于武王克商年代研究的最新成果供我国有关专家参考。美国亚洲学会于1998年举行专题“圆桌讨论会”。法国驻华使馆也派人专门前来了解情况。
拨开夏文化的历史迷雾
说起夏代，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的故事，中国老百姓无不津津乐道。在陕西韩城的黄河龙门，有传说禹凿龙门的遗迹，河边还有建于元代的大禹庙，前往拜谒者络绎不绝。
但是夏代到了历史学家的笔下就不一样了。中国近代有些学者怀疑禹的存在，有人甚至认为禹是神话中的动物。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教科书《世界史·古代史》，有一张世界史比较表。在前21世纪栏内，关于夏朝仅有“禹传子启，夏朝建立”这短短八个字，具体年代则付阙如。三四千年前的夏代，被浓厚的历史迷雾所笼罩。
中国学术界于1996年春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决心“超越疑古，走出迷茫”，要在20世纪末确立夏代的“基本年代框架”。
夏是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和战国时期魏襄王墓中出土的《竹书纪年》中都说，夏代传禹王至桀，经历14世17王，共400多年。但仅有简略、含糊的记载，又没有什么凿确可信的历史遗存和考古发掘出的实物可佐证，因此夏代历史像难解的谜，长期困扰着史学界。
建国之初，徐旭生等学者在河南西部进行考古调查，因为传说夏王朝的都邑和夏王朝许多重要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1959年起，考古工作者在这里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和发掘，在河南偃师市西南18公里的二里头村发现了重要文化类型的遗址。由于它的年代比商文化略早，所以学者把它列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经过多次发掘，出土了大批各类陶器，而远古时的陶器往往由于时代不同、族群不同而产生较大差异，二里头遗址按其文化内涵，划分为四个时期，年代跨度在公元前1900年至前1500年之间。
在这里，不仅发现了不少地面及半地穴房屋、窑洞，还发现两座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其平面分别为呈正方形、长方形的“四阿重屋”式殿堂，从形制到结构都开创了中国宫殿建筑的先河。专家认为，这里很可能是夏代的都邑斟。
1997年春夏，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又发掘出一处有上下五期的遗址，直到商末殷墟晚期，时代跨度达520多年。考古队在遗址采集了可供C14科技测年的系列样本，为“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不过许多专家认为，二里头文化第一期还不是最早的夏文化，早期夏文化应上溯到河南龙山文化的遗存中。根据断代工程办公室的安排，考古工作者于1997年春起在嵩山南北的禹县瓦店、登封王城岗，进行新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发现有的文化层早于二里头文化，获得大批可供测评的标本。专家推测，这两处遗址可能就是传说中启所都之阳翟和禹所居的阳城。另外，考古工作者又于1999年对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进行发掘，证实新砦第二期上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下连二里头第一期，正好填补了其间的缺环。
此外，在《尚书·胤征》篇中，有关于夏代仲康日食的记载，《太平御览》反映了夏代立国前后，有一次土、木、水、火、金五星聚会，排成一列。天文学家通过这些天象推算其年代，可以作为佐定夏代年代的参考。
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包括两点：一是夏代末年，即夏被商灭估定为公元前1600年(详见下段)；二是夏代始年，它的推定主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有关夏代存在多少年（积年）的研究，参照天文推算的结果及上述几处遗址考古所得材料进行C14测定出的年代进行整合。
历史文献关于夏代的积年有两种说法：一是471年，二是431年。两者相差40年的原因，是471年说包括东方夷人代替夏王的“无王”阶段，431年则不包括。专家采取471年说，按照公元前1600年为夏代末年上推471年，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1年。根据考古材料C14测出的年代数据，结合天文推算结果，落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段（公元前2132—— 2030年）范围之内，断代工程决定定为公元前前2070年作为夏代的始年。
考古发现解开了商代的诸多疑团
对于商代的情况，比之长期无证明可信的夏代，怀疑否定的言论要少得多。这是因为正当疑古之风盛行之际，由于19世纪末在北京为官的古文字学家王懿荣，在他治重感冒煎服中药的龙骨中，偶然发现了龙骨上刻字，后经过罗振玉等学者的研究考证，得知龙骨来自河南安阳小屯村。于是，从1928年起，我国考古工作者来这里首次独立地进行长期考古发掘，不仅发掘出许多商代遗址遗物，而且证实这些“龙骨”实际是龟甲、牛骨，上面刻有文字。通过这些甲骨文，证实了古代史籍所载商王朝的存在，而且确认这里是商都殷墟。
现在学术界公认，以盘庚迁都殷墟为标志，将商代历史分为前后两期。从盘庚迁殷到商纣王为周武王所灭，其间经8世12王，殷墟文化分为四期，这已为对殷墟的几十年考古发掘和C14测年并结合天象记录研究所证实，其中从商王武丁到纣王均已确定了较为准确的年代。
不过，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情况，学术界还是一直没弄清楚，成为这次断代工程的重点课题之一。
由于近年考古工作者对郑州小双桥、河北邢台东光贤和安阳洹北花园庄等处的考古发掘，使商代前期的情况逐渐清晰起来。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推断，小双桥遗址可能是商王仲丁所居的都，东光贤遗址可能与商王祖乙所迁之都——邢有关，在安阳洹河以北花园庄一带新发现的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的商城，年代与商王诃甲所居的相都相近。对这些遗址继续进行发掘和研究，并把遗址中陆续出土的含碳样品进行C14测定，就可以得出从商汤到盘庚之间几位商王比较准确的年代。
对于夏商之交和商代早期情况，学术界进行了长期探索。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迄今，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市区的地下发掘出面积25平方公里的早中期的都城遗址。对它的性质，学术界一种意见认为是第一代商王汤所居之亳，另一种意见认为是仲丁的都。
从1983年起，考古工作者又在郑州西90公里的偃师市区西南，发现了新的商城遗址，其时代与郑州商城基本相同或略有先后，其性质一种意见认为是汤在“下洛之阳”所建之都西亳，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商初的陪都或桐宫。经过十多年的考古发掘，探明偃师商城有城墙、道路、下水道，城址总面积达190多万平方米。引人注目的是，近年在商城中南部发现还有座小城，小城中有宫城，内有多座对称排列的宫殿遗址。
专家们从偃师商城发掘的地层关系判明，小城早于大城，大城城墙的一部分是在小城城墙基础上扩建的。同时考虑到小城在夏代晚期都城二里头遗址以东仅6公里左右，很可能是商王朝在灭夏后，最早兴建的一座规模较小的都邑，以后随着统治的逐渐巩固和国力的增强，又在小城的基础上向北向东扩建了大城，因此小城成为夏商两朝分界的界标。
十分可喜的是，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在发掘时，均出土了一批各个时期可供C14测年的木炭遗迹和兽骨，根据科技部门提供的大批测定数据，郑州、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在公元前1610年至前1560年之间。
同时，根据历史文献有关商代积年记载的几个年数，推定商代始年分别在公元前1622年、前1598年前1572年。专家们参考C14测年数据进行整合，现取整数，估定商代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
破解武王伐纣年代之谜
武王伐纣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周朝灭商的《封神演义》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更是风靡一时。但是若有人问：武王伐纣是哪一年的事？所有历史学家都将无言以对。
武王伐纣灭商属同一年代，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关键课题之一，它不仅是商周的分界，也是西周的始年，对于推算从西周建立至共和元年的西周前期几百年间的历史脉络，具有坐标性的意义。
对于武王伐纣的年代，从二千多年前西汉学者刘歆著《汉书·律历志》以来，历代学者做过很多的考证和推算，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97年夏，参与断代工程的专家彭林教授带领北京师大国学研究所的学者遍搜古今有关典籍史料，汇编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书，在这部85万字的文集中反映了各方的年代说法竟达44种之多，其上限为公元前1130年，下限至前1018年，相差112年！
要打破这种千年僵局，必须进行考古发掘，以取得新的实物研究资料。为此，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队，于1997年3至5月及10至11月在西安丰镐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为解决这个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难题提供了考古学依据。
丰镐是西周都城，位于西安市区西南十多公里的沣河两岸。丰京是周文王姬昌在伐纣之前营建的，在沣河之西。镐京是伐纣后周武王姬发营建的，在沣河之东。这次考古队在丰京遗址区沣西毛纺厂附近共发掘了200平方米，其相互叠压的考古文化层从西周五朝建立前的先周晚期，到西周建国后的早、中、晚各个时期，其时间跨度之长，文化序列之完整清晰，为丰镐遗址考古50多年来所仅见。
1997年秋，断代工程办公室在西安召开专题研讨会，与会的专家来工地考察后，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次发掘为武王伐纣年代及西周列王年代的研究，提供了背景清晰的C14测年标本。考古队采集的样品有木炭、兽骨、炭化粟米等60多种，具有多样性、系列性，它们的测年数据可以互相参照校正，从而提高了准确程度。据《史记》记载，文王建都丰京至武王伐纣仅13年，而以第一考古探方的18号灰坑为代表的文化堆积就在这个时期，其C14测年结果显示，灭商之年在公元前1050年至前1020年之间，年代前后差距从112年缩短到30年之内。
与此同时，断代工程对甲骨文中记载的这个时期的五次月食年代进行认证，参照文献记载，得出武王灭商之年的范围也在公元前1050年至前1020年之间。
另外，古籍《尚书·武成》、《逸周书·世俘》、《国语·周语》等都有武王灭商天象的记载，专家应用国际天文学界最先进的计算软件进行全面考察和推算，经过反复研讨，得出公元前1046年、前1044年、前1027年三个灭商年代，使灭商年代范围进一步缩小到19年之内。
那么，究竟哪一年是最佳选择呢？后世学者对武王灭商后的在位年数有争议，有二年、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诸说。但文献记述武王史事无超过四年以上者。东汉学者郑玄考证，武王灭商后在位四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引日本高山寺《周本纪》钞本，武王灭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与郑说相合。取此说进行推算则灭商年正是公元前1046年，天文推算之一的公元前1046年说与此相符合。此说与金文历谱也衔接较好，与诸多古籍记载也能相容，是三说中符合条件最多的一种，故最后确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伐纣灭商之年。
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获得新突破
中国古代有着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历代史官也留下许多日食、月食、慧星和五星聚会等天象记载。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如今天上发生的事，也可以为地下人间服务，由此推算出古代各国王在位起迄和重大事件的相对准确年代。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古国的历史，就是靠出土的大批天文资料排出相对准确的年代顺序。古埃及的年表，基本上是依据天狼星偕日出的记录推算出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对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诸王年代的确定，天象记录研究推算起了重要作用。
西晋时从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一批竹简，人们把它整理成《竹书纪年》，上面记载：西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学者经过研究考证，认为这是指西周史官在这年记载了在郑地（都城镐京附近的凤翔或华县）发现天明后忽又昏暗，继而复明的日食现象。
根据这一科学解释，天文学家可以利用天体力学的方法，回推它是什么时候在郑发生了造成“再旦”的日食，从而认定懿王元年是公元前的哪一年。
幸运的是，专家们得到了一次现实验证和回推的良机：1997年3月9日黎明将发生日食，新疆北部的塔城地区是最佳的观测地点。负责此项工作的陕西天文台刘次沅研究员在西北大学周晓陆副教授协助下，选择了几十个观测点，在塔城成功地观测到日食造成的“天再旦”现象。天文学家检索了公元前1000年到前840年的全部日食记录，利用现代天文学方法，经过精密推算，认定懿王元年应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这也为其他天象记录的年代推定提供了一个定点。
西周各王纪年的研究，在田野考古方面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收获。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发掘出西周早期分封的燕国都城遗址，其中1193号墓墓主是周成王所封的第一代燕侯，椁木保存良好，作C14测年比较理想，经测定在公元前1015年至前985年。另在108号灰坑中发现一片甲骨上刻有“成周（周成王所建的东都）”二字，表明该灰坑的年代不会早于成王营建成周之时，经C14测定在公元前1053年至前954年。这都为西周早期相对应的王年的确定提供了佐证。
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曲沃县天马—曲村发掘出晋侯早期都城遗址，有晋国第三代到第十代晋侯墓地，其年代上起西周中期早段，下至东周（春秋）初年，是已发现的周代诸侯墓群中时间跨度最大的，结合出土的大量实物资料，通过科技测年、历史、天文、古文字学、文献学等手段，最终推定晋国纪年，从而以此旁证和推定作为西周诸侯国的晋国这段年代所处的西周诸王年代。
晋侯墓地由于被盗掘，一组16件晋侯苏编钟有14件流失香港，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闻讯赶赴香港，在当地爱国人士资助下，抢救购回这14件珍宝。苏钟上的历翔铭文，年、月、干支、月相四要素俱全，铭文上有“唯王卅又三年”等七条历日和五个纪时词语，经研究为周厉王33年，合公元前845年，其元年为前877年，而厉王在位37年，则其终年为前841年。
对西周诸王的年代，专家们以历史文献为基础，通过考古发掘的材料进行时代分期和科技测年。建立年代学框架，同时根据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排定和构建金文历谱，并对有关天象记录进行验证、计算和推定，把这几方面进行整合，终于排出了共和元年以上十位周王比较准确的起迄年代。
专家们指出，虽然“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尚有少数专题因工作量太大，仍在继续进行。今后的工作重点将逐步放在夏代及商代前期的详细纪年上，为继续探索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打下基础。
（责任编辑 方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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