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色恐怖下为李大钊送葬

2001-06-15 作者: 安 若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1年第6期 在白色恐怖下为李大钊送葬 作者:安 若 ]

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1927年被军阀张作霖下令绞杀,举世震惊。尤其是他被害后,停灵六年不能安葬,直到1933年春,在社会名流学者的奔走呼吁下,在进步群众的捐助下,终于在4月23日举行出殡和安葬。

我的母亲刘静君和表兄刘导生都是这次治丧工作的积极参与者,我得以跟随母亲耳闻目睹了这段经历,并在我家里保存了近七十年的李大钊出殡的照片。

李大钊原任北京大学教授,他牺牲后,校方每月发给家属50元抚恤金。这次治丧活动由地下党组织领导,由北京大学公开出面,校长蒋梦麟任治丧募捐委员会主任,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傅斯年、周作人等名流学者任治丧委员,其中一些人虽然在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上和李大钊是对立的(如胡适在“五四”时期曾和李大钊进行过“问题和主义”的争论,这场大论战相当激烈),但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这时,胡适仍出任治丧募捐委员会委员。这一方面显示了李大钊高尚人格的魅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胡适的学者风范。

在出殡前,我的母亲不断到李大钊家中照顾他的夫人和子女,并从微薄收入中捐了十元钱,买了一大幅白布,亲笔题写了慷慨激昂的挽词,只记得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你看他,从容不迫大踏步,走上断头台”。吊唁那天早上,母亲带着这幅挽幛,带着我和妹妹李慎,赶到宣外南下洼子浙寺,这是建在北京贫穷地区年久失修的一座庙,李大钊的灵柩就在这里停放了六年。当时灵堂正中放着李大钊的灵柩,上面盖着白布,前面放着花圈。他的两个幼子和两个女儿穿着白布孝衣,头上围着白布,跪在地上接待吊唁者,灵堂内外挂满了挽联,景象非常凄凉。记得其中一对挽联是两幅白布没有一句挽词,上款写着守常先生千古(注:李大钊字守常),下款写着张申府敬挽。张申府是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20世纪20年代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脱党。这幅特殊的挽联很惹人注意,一些人交口赞叹:真高!言外之意是讽刺在白色恐怖下没有言论自由。还有一幅挽联下款写着师范大学“徐氏三杰”,据说是三个女学生送来的。

在灵堂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李大钊的夫人哭得悲痛欲绝,这位有点乡土气的朴实的教授夫人比李大钊大七、八岁,而且没有文化,但李大钊对她很尊重,夫妻感情很好。母亲一边安慰她,一边不断流泪,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有不少名流学者,祭奠持续了一天。

第二天起灵出殡,杠夫抬着灵柩,后面是穿着白色孝衣的李大钊子女,我母亲和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陪伴李夫人坐在一辆马车中相跟着。送殡的人群举着一幅幅白色挽联。虽然沿途都有警察监视,路上的行人仍不断加入送殡行列,队伍越来越大,走到西单十字路口,队伍停下来举行公祭,行人有的停步默哀,很快围成一大片人群,阻碍了交通,警察过来干涉,驱赶人群,队伍继续向北前进,喊着口号,快到西四牌楼,恶名昭著的国民党宪兵三团出动,堵住路口,不许就地举行公祭,送殡的群众提出抗议,斗争趋向激烈,宪兵三团开枪抓人了!有个青年学生头上流着血被送上卡车,送殡成为一次真正的示威游行,一次争取民主自由的宣传。队伍向西前进,一直走到香山万安公墓,灵柩入土安葬。

这时,一位农民赶着驴车,拉来一块石碑,碑上刻着:革命导师李大钊之墓,落款是北平赤色互济会。警察过来干涉,不许将这块石碑立在墓前,群众坚持要立,母亲走出马车义愤填膺,据理力争,争的结果还是妥协了,这块石碑就随埋在墓穴的旁边。建国以后,才被挖出,但已不是作为墓碑,而成为革命文物,陈列在李大烈士陵园第一展室内。石碑的题写人赫洵,当时是北平赤色互济会的秘书。是刘导生的师大附中同学,为了逃避反动当局的注意,曾住在我家。互济会的油印机、印章也存在我家的储藏室里。他也是本文中几张老照片的拍摄者。

李大钊安葬不久,李夫人也去世了。我的母亲主动承担起照顾李大钊四个子女(长子李葆华在周作人的帮助下早已逃往日本)的责任。我母亲可以说是李大钊的“入室弟子”,1920年她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当时不招女生),除听课外还和进步人士创办《曙光》杂志,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当时很引人注视。北大的教授中,她特别敬重李大钊,由男同学张国焘、宋维民陪同到李大钊家中拜见,李大钊特别把他的夫人介绍给我的母亲,我母亲敬重地称她为师母。以后我母亲又单独去过李家几次,有时还留下来吃饭,每次都加一个炒鸡蛋。1957年春,为纪念李大钊牺牲30周年,母亲把这段经历写了一篇文章《记忆中的李大钊同志》,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

李大钊作为北大教授有丰厚的收入,完全可以使家人过上很优越的生活,但是他把钱都用在帮助穷学生、工人和党的活动上了。他的家庭生活很简朴,我母亲看到他的小女儿李炎华穿着一件红布旧棉袄,就像一个乡下孩子。李夫人去世后,我母亲从家乡接出一位族嫂为四个孤儿管家。后来李星华在中法大学住校读书,无法照管弟弟,就请我母亲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我母亲曾经在香山慈幼院女子师范部教书,和院长熊希龄较熟,终于顺利地把李大钊的两个儿子小五、小六送进免费食宿的香山慈幼院。熊希龄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理,后主动辞职创办香山慈幼院。该院设有幼儿园、小学和师范部,收养了大批穷苦孤儿,为孤儿免费提供衣、食、住、学。在白色恐怖下,熊希龄收养了共产党领袖的遗孤,实在难能可贵。我母亲为此在报纸副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送守常先生二子入香山慈幼院有感》,呼吁社会各界关心烈士的遗孤。这张报纸副刊的主编是张太雷烈士的夫人王芷君,她是我母亲的好友,经常向母亲约稿。母亲又找来她的好朋友刘清扬帮忙。刘是妇女界的领袖人物,早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介绍她在天津《觉悟社》的同志周恩来入党。周恩来在几次谈话中都提到、感谢刘清扬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刘清扬特地同通州女师校长李云章通了电话,要求她接收李大钊的女儿李炎华入学,最后她操着浓重的天津口音,语重心长地叮嘱:“云章啊,这是你、我的责任啊!”李炎华也顺利进入免费食宿的通州女师。

这样一来,李大钊的四个子女就没有了家,节假日,他们常到我家聚会,李炎华来的次数最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七·七”抗战。(责任编辑 舒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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