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北游”日记
[ 2001年第6期 “知北游”日记 作者：袁小伦 ]
模糊的光明
“知北游”是一次从香港到北京的秘密旅程的雅称。全国革命胜利前夕，应中共中央之邀，众多在港民主文化人士，由香港分局派人分批护送北上，参加新中国的筹建活动。其中较重要的一批在1949年2月28日登上一艘挂葡萄牙旗的“华中轮”离港，共有20多人，按年龄大小排列有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张伯、柳亚子、郑佩宜、胡墨林、叶圣陶、张志让、宋云彬、郑振铎、傅彬然、沈体兰、邓裕志、王芸生、徐铸成、曹禺、赵超构、刘尊棋、冯光灌、郭秀莹、吴全衡、方瑞、包启亚，还有郑振铎的女儿郑小箴，胡绳和吴全衡的两个儿子，5岁的项伊朗和1岁的项锦州。3月1日黄昏，叶圣陶出了一个谜语：谜面为“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谜底为《庄子》篇名一。结果被宋云彬射中为“知北游”。“知”即知识分子，“知北游”意谓文化人北上。
50多年过去了，“知北游”的日记也陆续公开。笔者在阅读了其中的三种即叶圣陶《北上日记》（载《人民文学》，1981年第7期）、柳亚子《北行日记》（载柳无忌等编：《（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宋云彬《北游日记》（载《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4辑）后，体会到“知北游”颇有值得圈点的地方，它既是文化人憧憬无限和激情满怀的光明行，因为一个史无前例的新事业正在远方召唤他们，也是多少让他们觉得有些困惑的新的跋涉，因为对新的环境有些不适应，还有浪漫诗情与现实政治的冲突。
“华中轮”上充满快乐的气氛。在带队的中共党员吴全衡的操持下，从3月1日到4日，天天举行妙趣横生的晚会，让笑声掌声与海浪交响。3月1日晚会，柳亚子日记：“有评剧清唱、民歌、粤唱、讲古、魔术及集体游戏等，兴趣颇佳。”叶圣陶日记：晚会上“包达老谈蒋介石琐事。曹禺唱《李陵碑》、《打渔杀家》，邓小姐唱《贵妃醉酒》，张季龙唱青衣，徐铸成唱老生，余皆不知何戏。全衡与郑小姐唱民歌。轮及余说笑话，余以谜语代之。”3月2日晚会，宋云彬日记：“陈叔老谈民初掌故，涉及杨皙子（度），余作补充，并谓杨皙子晚年曾与中共有联系，闻者皆惊诧。与叶圣陶合唱昆曲《天淡云间》。方瑞女士歌《刺虎》，博得掌声。”3月4日晚会，叶圣陶日记：“船上人员均来参加，兼以志别，兴致极好，甚为难得。唱歌也多，不悉记。墨（叶夫人胡墨林——笔者注）亦唱《唱春调》四句，则破天荒也……今夕晚会，人各自忘，情已交融，良不可多得。”
3月5日，“华中轮”抵烟台上岸，受到热情的接待。宋云彬日记：“徐市长、贾参谋长以张裕公司之葡萄酒享客，余饮十馀觞。”叶圣陶日记：“饭罢，徐市长询要否洗浴，余与云彬等四人应之。由人导至浴室，洗大池，甚痛快。”“以汽车至宿所，乃一西人别墅，距市区较远。因恐国民党飞机来袭，故特指定此处。”“十时就睡，一梦甚酣。”3月7日，离开烟台。宋云彬日记：晚“九时至三李庄，距莱阳城三十里。党政军各机关现皆分散于周围三十里大农村中。此地亦为老解放区，军民融洽如一家人。十时许，招待者分别叫余等至农家借宿，余与刘尊棋同睡一土炕，被褥已铺，解衣欲睡矣，忽招待员又来，谓顷悉此间屋主系一肺病患者，故已为另觅借宿处，请即迁往云云。足见招待之周到也。”3月10日，离开潍坊特别市到青州市（益都，为当时华东局及华东军区所在地）。叶圣陶日记：下午从宿舍“驰车到车站。已预备卧车一节头等车一节在站，即先行上车。一行人连卫士在内不过六七十人，而用车两节，太宽舒矣。”“八时许到青州市（益都）。下车，党政军方面多人已在车站迎候，驱车入城，至招待所。其处原为教堂，屋颇宽畅，坐憩之顷，有如归之感。”“即以招待客人而言，秩序以有计划而井然。侍应员之服务亲切而周到，亦非以往所能想象。若在腐败环境之中，招待客人即为作弊自肥之好机会，决不能使客人心感至此也。”3月18日上午，抵达北平东站，受到市长叶剑英和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等迎接，并下榻舒适的六国饭店。宋云彬日记：“六国饭店陈设仿西洋式，被褥软且厚，颇感到过分温暖。”叶圣陶日记：“驱车至六国饭店，特赁为我人之宿所。余与墨住一百三十五号房间。服用至舒适，为夙所未享。虽主人过分厚意，实觉居之不安。”在北平，北上文化人更受到空前热情的接待，迎来送往，络绎不绝；宴请吃喝，又如家常便饭。“来访”、“共饭”、“饭店聚餐”、“宴请”、“洗尘”、“招宴”、“宴罢续会”、“酒酣耳热”等几乎成了“知北游”三种日记的关键词。
“知北游”充满激情和诗情。从香港到北平，文化人豪情满怀，一路放歌。柳亚子还将这一年的诗稿题名《光明集》。3月1日“华中轮”乘风破浪台湾海峡，面对万里波涛，柳亚子按捺不住满心喜悦，一直受便秘困扰也在突然好转，其日记说：“下午，过厦门，望见灯塔。”“大便已通，惟不畅耳！作诗一截：‘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叶圣陶日记写到在宋云彬猜中其所出谜语并请其赋诗一首作为奖品后作诗的细节：“余归寝后作诗，迄于深夜得一律，将呈同舟诸公。‘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3月5日“华中轮”抵烟台后，柳亚子诗情更浓。当天即有“阔浪长风六日程，之罘登陆见光明”（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2页）等句。3月8日傍晚，北上文化人参加三八妇女节晚会。柳亚子日记：“余被推讲话，大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兴奋至于极点。”3月10日，车抵青州，柳亚子又为前来迎接的有关领导各题诗一首，其中为许世友所题一首最为恰切生动：“立功杀贼拯同胞，百战归来意气豪。绝似燕人张翼德，一声喝断灞陵桥。”
文化人在旅途是非常愉快的，然而对于马上出现在眼前的崭新世界并不是就完全没有顾虑，梦中的光明和现实的光明能否一样，日记中也记载了他们的探索、疑问和担心。1981年叶圣陶在为自己即将公开发表的《北上日记》写了一个短前言：“大家看得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局面，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是相当模糊的。同行的诸位决不会跟我一样，可惜后来没有机会细谈，现在大多数人已经作古。重温这一段往事，不免怅然。”这是一段真实的心灵回顾，当年他们知道要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伟业，然而怎样做，能否适应新的环境，他们的心里是没有底的。叶圣陶很谦虚，其实不仅他“相当模糊”，其他北上的文化人也一样。这些都在“知北游”日记中直接或间接有所反映。
适应与不适应
对老区方式，苏联套套，日记反映出文化人一方面虚心去学习，老实去适应，努力去往好的方面想，尽量去感受并融进新的世界中；另一方面，文化人一进解放区就感到有些不适应，对其中的一些工作方式、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保留看法。
叶圣陶是一位教育家，他能在北上日常活动中了解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并注意从中吸取营养。3月7日日记：在莱阳三李庄，“晤一青年姜汝，二十五岁，小学毕业程度，从事青年工作将十年，聆其所谈，颇头头是道。余思共党从生活中教育人，实深得教育之精意。他日当将此意吸收之。”3月8日日记，赞扬一次田野间的歌舞晚会：“余亦以为如此之戏，与实生活打成一片，有教育价值而不乏娱乐价值，实为别开途径之佳绩。”3月11日日记，记载他在一次欢迎会的讲话：“来解放区后，始见具有伟大力量之人民，始见尽职奉公之军人与官吏。其所以致此，则由此次解放战争实为最大规模之教育功课，所有之人皆从其中改变气质，翻过身来，获得新的人生观。”
叶圣陶日记对解放区这个完全陌生的新鲜世界既记载他的正面感受，又写下他的不适应和些许忧虑。叶圣陶日记中对共产党的开会多和开长会的情形有生动的记录。3月8日，叶圣陶为出席华东妇女大会之代表作报告。“察听众神色有兴者不少，皆疾书作笔记。但木然枯坐者亦多。解放区开会多，闻一般人颇苦之，不知当前诸妇女中有以为苦者否。”到北平后，3月20日下午五时，叶圣陶从沈从文家出来，“至北京饭店，罗迈、周扬二位招待同人，谈响应世界和平大会之事，结果主多发宣言。至九时始毕，实则其事至简单，不需费如许唇舌也。”“复开文协理监事会，准备与华北文协开联席会，筹备全国文艺界协会。又是二小时，余疲甚。”3月21日，“夜七时，二百余人于一堂，听罗迈谈话。……十时散，兀坐将近三小时，又大疲。”3月24日，“出席文代筹备会，推定常务七人，余在内，加推筹备员六人，共三十七人。即此简单事，亦费二小时有余。”
宋云彬日记也有记载对开会方式的看法：4月10日，“下午出席教育座谈会，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名为座谈会，实则二三人作报告，已将全会时间占尽，我等皆坐而未谈也。一笑。”
文化人自然更关心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先前，他们大多数没有去过解放区，对共产党的政策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理解。“华中轮”3月3日上午的一次讨论，“在文化及一般社会方面如何推进社会主义之实现”就很能说明问题。座谈会除郑振铎女儿郑小箴、曹禺夫人方瑞、包达三女儿包启亚以及两个小孩外22位知名人士都出席。宋云彬日记：“余任记录。题既冗长，范围又广，发言者大抵不切实际。”叶圣陶日记：“在座诸人各发言，所有所见，惟皆不甚具体，亦无法作共通结论。”自从3月5日烟台登陆后，接触的是活生生事实了。“知北游”一行中有不少是新闻界和出版界的行家，如王芸生、徐铸成、宋云彬、赵超构等，他们很关心解放区的新闻政策。宋云彬3月14日日记，记载他们在济南与接待他们的曾也是报人的恽逸群探讨有关私人办报的问题：“午餐后有座谈会，余提出询问；在此情况下能容许私人办报否？恽逸群作答，谓目前私人办报，事实上甚为困难云云。”据说，王芸生离开香港前得知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时，深感丧家之痛，亟望争取恢复《大公报》的原名。到北平后，鉴于大势所趋，对既定方针无计可施，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无可奈何地接受下来。（周雨：《王芸生》，人民日报出版社，第69页）
3月14日叶圣陶日记，记载他和郑振铎听了30年代参加左联的历史学家、当时正在新型的革命大学华北大学工作的赵俪生教授谈中共对教员政策后的感想和态度：“初晤赵俪生，渠在华北大学作研究工作，近将回开封中原大学。承告北平解放后，对知识分子之教育颇困难。余与铎兄闻教员俱拟令受政治训练，以为殊可不必。此前数日，叔老曾谈及，凡国民党之所为，令人头痛者，皆宜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即引人反感。而令人受训，正是国民党令人头痛者也。”3月15日，也是教育家的宋云彬日记，有他对此事的回应，同时也说明叶圣陶还和其他同行讨论有关问题：“在济南车站购得白酒一瓶，未及饮，至是乃邀圣陶等同酌，酒酣耳热，相与剧谈。圣陶颇虑平津当局处理大学教师有偏向，余亦以此为虑。”此时的叶圣陶和宋云彬当然不可能知道“令人受训”正是中共对文化人改造的一种手段。
叶圣陶是一个敢说真话和有独立思想的人。3月的一天，周恩来邀请民主人士座谈学习问题。叶圣陶在发言中说：“我已年老了，脑筋迟钝了，希望勿勉强我改信唯物主义！”他的真话，使举座为之震惊。（张还香：《叶圣陶和他的世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然而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实际中，他学习马列主义是很认真的，只不过他不是那种“面从，退而后言”的人，也不是“遇事三分左”的人。他没有想通的，决不先附和和表达。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就写什么。北大教授、著名文学家沈从文是叶圣陶的老朋友，因被郭沫若界定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家，受到巨大的压力，恐慌、惶惑，觉得没有希望，甚至用保险片割脖子上的血管，想以自杀解脱。沈从文曾记下这样的文字：“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我不毁也会疯去。”（《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47页）过去的许多同事朋友也离他远远的。叶圣陶到北京后，拜访了那些居留北京长期不相见的朋友。如俞平伯、许宝钏夫妇以及赵万里、潘家洵、朱光潜，还有沈从文。3月20日日记：“偕铎兄访赵万里，由赵陪同访介泉于红楼，未晤。遂访孟实、从文。从文近来精神失常，意颇怜之。”
浪漫情怀与现实政治
“知北游”还流露了浪漫文人与现实政治的矛盾。由于叶圣陶日记到3月15日止，后面日记未见公开；宋云彬日记写到8月31日，但时断时续。柳亚子日记则到10月29日，不漏一天，且其详略均与其活动和心态有关，颇值得玩味。三人中，柳亚子的气质最为浪漫，脾气也最为火爆，自视很高，参政意识强烈，因而与现实政治的矛盾和冲突最为强烈，导致陷入深深的困惑、忿懑和无奈。
面对胜利大局已定而出现的新情况，比起叶圣陶和宋云彬，柳亚子的思想准备更不充分。他是怀着大显身手的浪漫诗情北上投身建国大业的。“除却毛公便柳公，纷纭馀子虎龙从……一代文豪今属我，千秋历史便称翁”（《磨剑室诗词集》第1628页）的诗句便显露他想在政坛和文坛上均要有所作为的情怀。然而现实政治与浪漫诗情的差异不啻霄壤之隔。政坛上，2月28日，即柳亚子抵北平前约半月，民革由李济深主持在北平召开首次中央会议，推选民革的新政协代表，柳亚子被排除在外，仅在要求增加的三个名额之列（后因名额增加，柳亚子才成为民革的政协代表），自然更谈不上代表民革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张明光：《柳亚子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564页）作为民革的创始人之一、民革中央监委主席，在毛泽东电邀北上协商召开新政协的此时，又被排除在新政协之外，这对柳亚子这样一个用世心和自尊心都很强的革命活动家，其震惊和失望可以想见。文坛上，在全国文代会筹委会中，柳亚子未列名常委。他建立国史馆要求和筹备北平文献研讨会也受到诸多阻难，或死于腹中或夭折。
新政协会议后，柳亚子仅担任中央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在中央文史研究馆中，馆长是曾做过毛泽东的老师的符定一，柳亚子仅多个副馆长之一。可见除几个虚衔之外，柳亚子基本被排挤在政坛和文坛的高层之外，而与同时代的一批民主人士比，这些安排显然与柳亚子的革命贡献、社会地位和知名度是不甚合理的。“知北游”日记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柳亚子的百思不解，嫉恶如仇，无助的笔下和嘴头的抗争，无可奈何的忿懑和孤独。
柳亚子思想上没有宽容曾经追随蒋介石而革命胜利之际才转向的人，认定他们是见风使舵的政客，因此时有“薰莸不同器”之感叹。4月4日，柳亚子日记：“中饭后，波钧为介见张文伯、章行严，章实爱国学社同学，惜薰莸异路耳。黄季宽假痴假呆，可恶之至！”柳尤其对李济深有看法。4月24日日记：“余两则径赴昂若、揆若昆季招饮，客有李任潮、朱蕴山、王泽民、俞平伯等三十余人，平山、荪荃伉俪亦偕来。食菜用鸡尾酒形式，彼辈为任潮进一特别面，任言太多，谁要谁分取，余言分我一杯羹可耳！后来纪事诗中，有‘分我杯羹惭李密’句，正此意也。”如果联系后来柳亚子与夏衍的一次见面情形，则是日日记似话中有话。夏衍回忆：“一天晚上，我正要上床，柳亚子敲门进来了，我和这位爱国忧民的南社诗人也算是老朋友了，过去，不论在香港，在重庆，即使在时局十分险恶的时候，他一直是爽朗、乐观的，可是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他却显得有点心情抑郁，寒喧几句后，他就问我上海解放后没有去过苏州，他说，假如那一带安定，他打算回吴江去当隐士了。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一唱雄鸡天下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他就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某些人事安排的不满，他用责问的口气说，李任潮怎么能当副主席，难道你们忘记了他二十年代的历史？对这样的事当然不好插嘴，我想把话岔开……可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讲了他对某人某事的不满。”（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31页）
在此期间，因为“看不顺眼的事情太多”，（《（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第350页）柳亚子脾气越来越躁，常有“不近人情”之举，夫人和朋友们都很担心。宋云彬日记4月6日载：下午，“赴北京饭店参加文艺座谈会。柳亚老发言，述及彼与民革、民盟关系，余急书一字条劝止之……”可能是柳亚子“好汉大谈当年勇”，宋云彬怕他得罪人而进行劝止。4月7日载：“下午二时民盟小组在亚老房间开会。此小组约五六人，组长为杜任之，余与黄任老、柳亚子均在内，馀则已忘其姓名。亚老近来兴奋过度，常有种种不近人情之举，其夫人深为担忧，特与医生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三时许，医师果来为亚老验血压，验毕，连称奇怪，谓血压骤高，宜摒弃一切，专事休息。亚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请假，并决定两个月以内不出席任何会议，柳夫人之计善哉。”同一天，柳亚子日记也写到：医生“为余量血压，较前增加到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
4月25日，柳亚子“奉毛主席之命”，自六国饭店移居颐和园益寿堂休养。然而，柳亚子对在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建国大业中，被完全闲置起来岂能善罢甘休！早在3月28日，柳亚子撰《感事呈毛主席》，表示待吴江解放，就准备引退分湖，做严子陵了。这是诗人以退为进的策略，向毛泽东点出自己的出处问题。柳亚子移居颐和园第五天，4月29日就收到毛泽东赠诗即《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毛泽东以政治诗人的浪漫手法和无比深厚的感染力，回溯革命交往，抒发朋友情怀，用友好而委婉的方式回答柳亚子提出的出处问题：请节制牢骚，就留在北平，放眼未来吧。
5月1日下午，毛泽东到颐和园访柳亚子，并同游昆明湖。5月5日，柳亚子赴毛泽东家宴。柳着实又兴奋了一阵子，甚至说过：此乃“自揆出生六十三龄，平生未有此乐也！”（《磨剑室诗词集》第1590页）大约同月中旬，柳亚子致信毛泽东，建议设立国史馆，并希望在江苏省人民政府任职等，自谓“颇于毛共有所献替也。”可惜，21日，毛泽东就来信泼冷水：“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江苏虚衔，亦似以不挂为宜，挂了于己于人不见得有好处。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得太冷否？”毛泽东的信直截了当，再没有半月多前和诗那样极尽委婉曲折之能事的闲工夫了。同一天，柳亚子收到此信，心里自然不是滋味，当天日记：“毛主席来信，颇有啼笑皆非之慨。夜，作长笺复之，将于后日送去云。”柳的复函究竟写些什么，笔者希望有朝一日能读到，不过从日记看出柳还不死心。他积极着手筹备北平市文献研讨会。6月16日日记：“赴听鹂馆开文研会筹备会，通过举余为主席，俨然黄袍加身，拟推老毛为名誉主席，未知其肯入我彀中否也。”毛到底有没有进入柳的“彀中”？看来是没有。因为该会6月26日在中山公园举行成立会后便停止了活动。
一方面柳非常钦佩毛那种领袖群伦的博大胸怀，也非常想接近毛。上述5月1日，毛、柳同游昆明湖当晚日记：“润之已疲倦，不及长谈，登岸即坐汽车返。约定双五节以车来迓，谒总理衣冠墓于碧云寺，希望其不开空头支票也。”说明柳盼望能再次见到毛。另一方面，柳对毛也有新的看法。6月6日，他有诗云：“旭日中天防食昃，忠言逆耳费思量。”他认为毛在革命胜利之际表现了“忠言逆耳”的态度因而感到难以理解。对于毛“牢骚太盛防肠断”的批评，柳也提出异议，同一天作于韶九胡同的诗中便说：“英雄惯作欺人语，未必牢骚便断肠。”（《磨剑室诗集》第1633页）
以后柳亚子日记和来往信函，反映其情绪更为低落，原本火热的心也越来越凉了。就是建国周年活动中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国宴、登天安门检阅盛大国庆典礼、与毛泽东唱和诗词，日记中也都是客观性的记实文字，不复从前之激情和颂扬性的语言。7月12日致毛啸岑函：“他们正希望我专心休养，什么事情都不要我管。”7月19日致姜长林函：“精神没有以前的兴奋，也没有以前奋勇直前的气概（什么都懒得顾问了）”。（转引自张明光：《柳亚子传》第578页）7月某日，赠友人诗云：“屈子怀沙逢乱国，贾生赋鹏值休明。忏除结习吾知免，不作苏俄叶赛宁。”（《磨剑室诗集》第1651页）柳亚子竟然以屈原、贾谊的遭遇自况，甚至联想到苏联诗人叶赛宁的悲剧性结局（叶乃苏联青年诗人，十月革命后曾写过不少赞扬革命的诗篇，1925年因悲观失望自杀），令人惊诧！日记也呈越来越短的趋势，因为事实被闲置起来的人也没有多少事可记了。例如，7月14日：“写字，写信，弄邮票。”柳亚子《北行日记》写到1950年国庆后到华东参观，最后半月日记加起来仅有100多字。显然，一代革命活动家、浪漫诗人，心已死矣。
（责任编辑 吴 思）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