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独秀评价的断想
[ 2001年第7期 关于陈独秀评价的断想 作者：冯建辉 ]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曾讲过一段关于陈独秀的话：“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到他”。时间又过了半个多世纪，我们的党史讲陈独秀怎样呢？应该说有进步，但还不如人意，陈独秀似乎还是个“敏感问题”或“犯忌”的话题。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80周年了，作为一个成熟的大党，如何对待陈独秀，不仅仅是陈个人的问题，而且关系到能否实事求是地看待党的历史，怎样科学地评价党的各种领袖人物，如何对待五四运动的思想遗产等重大问题。我作为党史工作者，愿直陈刍议，就教于读者与有关部门。
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是历史的合理选择
陈独秀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当选为五任总书记（或书记、委员长）呢？长期以来，许多史书的回答是，党的幼年时期选错了领袖，并按这个调子对历史作剪裁。我以为要实事求是写这段历史，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陈独秀是五四时代的一面旗帜。他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前期高扬“科学”、“民主”口号，批判旧思想，传播新思潮，后来又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盛赞陈为“思想界的明星”。1916年11月，读者顾克刚写信谈他读《新青年》的感受：“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1917年2月，湖北陆军第二预校学员、后来成为著名革命将领的叶挺，致函陈独秀：“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中……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陈独秀本人从1915年至1922年八年中，共写了近400篇文章，其中仅1919年一年，就有150多篇。他的文章著述涉及面极广，有理论、政论、哲学、历史、时事评述、宗教与迷信、人口问题、教育与卫生等等。以崭新的思想，磅礴的气势，犀利的文风，鼓舞和教育了一代青年，也为后人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
陈独秀1919年6月9日被反动派逮捕入狱事件，在社会各界掀起巨澜。北京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发表声明指出：“中国进化一线新机，恐亦因此摧毁殆尽，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工商界人士呈文北京政府总理，担心“以北京学潮迁怒陈君一人，窃恐大乱之机将此开始”。《时事新报》更是大声疾呼：“吾们人人下个大大的决心——肯拿陈先生的志愿做自己的志愿……着手去做那——解放和改造的事业。”著名人士李大钊以极大的热情写《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其二，陈独秀是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第一代共产主义者们就称陈独秀为“我们的领袖”、“中国的列宁”。多少年以后毛泽东讲起当时的历史情况，也把李大钊等放在陈独秀“周围的一群人”中，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我讲一点情况，某些史书常常把陈独秀形容为脱离工农的“贵族老爷”。其实，陈独秀在建党前就认识到“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决心做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到那里和他们同住”。他带头做工人运动，代表了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正确方向。1920年9月出版的《劳动界》刊出工人来信，称陈独秀为“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
上海《时报》1920年4月20日，对陈独秀参加工人运动作过详细的报道：“18日午后一时，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业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代表等，开联合会议于中华工业事务所，筹备5月1日世界劳动大会一切事宜。”“特请陈独秀讲劳工要旨”，“后由众推陈独秀、汤松为筹备世界劳动纪念大会顾问”。5月1日，在纪念大会上，陈独秀置军警镇压的危险于不顾，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说：“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不是要倒塌吗？”
其三，陈独秀对建党做出最重要的贡献。毛泽东说：“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早在1920年1月，陈独秀就和李大钊商量建党事宜，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5月以后，陈独秀首先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开始称“社会党”），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共产党的旗帜。此后，陈独秀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花了很多心血，做了大量工作。如：1920年10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共同商讨，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武汉党组织的一些成员，是陈独秀亲自做工作并发展的；1921年1月，陈独秀赴广州，和北京大学毕业生谭平山、陈公博等一起重新改建广东党的组织；湖南党的组织的建立，更是和陈独秀有着密切关系：1920年4月，毛泽东赴上海与陈讨论“湖南改造联盟”计划，毛回湘后，两人始终保持通信。1921年1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通知他：“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已在进行组织”。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共党的组织，是陈独秀委托施存统、张申府等建立的。正因为如此，党的“一大”，陈独秀虽然因故未能参加，仍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即后来称的总书记）。
其四，以陈独秀为首的第一任领袖班子具有启蒙色彩。中国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团体转变而来的，由学术团体到无产阶级政党，从时间上有着明显的标志：1921年7月1日。然而从学术团体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转变，却不是一个早晨完成的，它经历了一个逐步转变的历史过程。党的早期领袖是一批学者型人物，是冲出书斋学院大门走向工农大众的先行者。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广大工农群众表现出极大的热忱，然而面对远比书本理论复杂多少倍的现实的阶级斗争，却不可避免地带着书生气。由陈独秀主持召开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报告》指出：“说到我们党的状况，在全国一般的宣传上，固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们的力量和实际行动，还在小团体与群众的党的过渡期间，要跑到领导革命的地位，还须更大的努力。”这一时期，党中央领导班子的不成熟状况，正是全党处于幼年时期的一种反映。所谓“幼稚”、“不成熟”，主要是指尚未完全摆脱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学术团体的影响。这一历史情况和党的状况造就出的领袖陈独秀，自然也具有启蒙的印记与色彩。
“二次革命论”的是非曲直
“二次革命论”一直被当作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批判了几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在重新评价陈独秀中，对此提出质疑。应该怎样认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思想和历史上对它的批判呢？
评价“二次革命”思想，首先要了解产生这一思想的历史背景。1922年7月，党的“二大”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问题，并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当时，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不统一，特别是对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问题，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如施存统认为，中国搞民主革命很难成功，只能搞国民革命运动；恽代英则把参加民主革命看作一种策略手段；蔡和森认为：“这个问题要待列入世界革命的议事日程才得解决”；瞿秋白主张在国民革命中劳工阶级要争夺“指导权”，但又提出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进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可以直达社会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于1923年前后连续发表多篇文章，阐述了他的意见，围绕“国民革命”进行了若干理论性探讨，这些意见被后来批判他的人称之为“二次革命论”。
“二次革命论”把中国革命“分两段路程”。陈独秀认为，中国乃“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却不是受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害，正是受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害”，（《中国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因此“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这第一段民主主义的争斗……不但给中国资产阶级以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不发达的国家，也只有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是解放无产阶级使他由幼稚而到强壮的唯一道路”。（《对于现在中国政治之我见》）陈独秀的中国革命“分两段路程”，强调第一段路程对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重要性的思想，是正确的。对澄清党内各种模糊认识，动员全党积极投入民主革命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二次革命论”对国民革命前途的认识处于一个摸索过程中。陈独秀开始采取“只管现在，莫问将来”的态度。到1923年底，他经过研究，对国民革命前途做了两种可能的预测：“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工人阶级在彼时能否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形势而决定。”这一认识，从客观上说，是由于国民革命刚刚开始，各种矛盾的展现和发展趋势尚不明朗。从主观上说也表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缺乏政治远见，忙于应付现实的弱点。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
“二次革命论”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认识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不久，只有几百名党员，而国民党已经是有二十几年革命历史、有几万党员、且有全国影响的大党。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开展工作。在这一特殊形式下，中共公开表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是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同时又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是“最先全力参加促进国民革命，并唤起民众，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这里，把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责任定为“促进”、“唤起”、“督促”、“引导”，应该说是从实际出发，符合历史情况的，不是什么“向国民党投降”。陈独秀在领导权问题上有错误，其表现主要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能处理好统一战线的合作与自主、团结与斗争的关系，讲联合时往往忽视斗争，讲国民运动时往往忽视阶级运动。
陈独秀作为中共建党初期的主要领袖，他的“二次革命”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思想，也代表了我们党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和认识。它的正确方面与缺陷方面，都曾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应该在党的理论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曾受到严厉的批判。这一批判纠正了陈独秀的错误方面，促进了党的民主革命理论的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对纠正大革命后期的右倾路线，实现大革命向土地革命战争的转变起了推动作用。然而，这一批判从理论角度看，基本上是以“不断革命论”来否定“二次革命论”。批判者主张国民革命发展下去，“很可能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在强调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有联系时，又模糊了两者的区别，混淆了革命的阶段性：“‘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陈独秀与托派问题
托派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反革命的小组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的汉奸。1991年7月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对有关注释做了重要修改，不再提上述帽子，而是做了如下叙述：“在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该书125页）在另一注释中又增加了如下内容：“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实践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该书555页）上述提法，反映中央有关部门对托派评价和认识的变化。
1992年5月，由北京党史学会和陈独秀研究会召开的“第二届陈独秀研讨会”，对陈独秀与托派问题发表了如下见解：“与会者还认为，应当把托派问题分成两个阶段来认识。即：解放前的托派组织，应视为革命阵营内部的极‘左’的宗派团体，是内部矛盾性质。解放后的托派组织，则是企图另建新党及其武装，妄图推翻中共政权，成为反革命组织其性质已成为敌我矛盾。陈独秀的问题是属于前者非后者。”（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中共党史通讯》总88期）
这里，我要补充两个情况：一是1953年8月《中央公安部关于托匪破案情况及处理意见向中央的报告》说：“各地经过六个月来的审讯、管教与调查研究的结果，除少数老托匪领导分子表现狡猾顽抗未作彻底交代外，大多数均以……悔过认罪，交待清了问题。”这表明，建国以后经过很短时间的工作，托派作为组织在大陆已不复存在。二是若干托派领袖人物认识也逐渐有了转变。如托派理论家王文元，1973年写的《论中国第三次革命中斯大林派胜利与托派失败的原因》表示：“我们过去把中共看成为一个代表农民与其它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当事后承认：中共……是代表工人阶级历史利益的一个政党”。托派的另一个领袖人物刘仁静，1950年12月21日发表《刘仁静的声明》：“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历史的考验说明刘仁静的态度是真诚的，直到他晚年，社会上有人不能正确看待毛泽东，“他仍然认为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是正确的英明的”。
就陈独秀个人而言，他在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后，拒绝党的批评，搞小组织宗派活动，为维护党的组织原则，开除了他的党籍。陈独秀在政治主张上反对走武装斗争的道路，鼓吹“国民会议”的合法斗争，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陈独秀视为敌人，完全否定。
其一，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始终采取不妥协的态度。陈独秀1932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监禁长达5年之久。其罪名是：“危害民国”，“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当局要求他揭发同党，陈义正词严地回答：“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作政府侦探。”在国民党法庭上，陈独秀慷慨陈词：“今之国民党所仇视者，非帝国主义，乃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始终戮力于民族主义革命之共产党。”“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是妄言也。”（《陈独秀自撰辩诉状》）当律师章士钊为陈辩护说：“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不再危害国家时，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诉为准。”许多报刊盛赞陈独秀之举为：“不但表示陈氏政治风骨嶙峋，亦为法庭审讯史上的新纪录”。
其二，陈独秀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出狱，不再从事托派组织活动。1937年11月21日他给上海托派临委陈其昌等的信中表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1939年初他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否定中国托派在抗战中的活动，表达了他和中国托派的不同政治主张：“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说参加抗战”，却“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认为谁要企图向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这样一个关门主义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其三、陈独秀晚年的言论，虽然有偏激、主观妄言，也有不少非常深刻的见解。如关于苏联历史经验教训的“反省”；反对民主主义“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苏维埃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不能轻率地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驳“人民愈穷苦愈革命”等，经过半个多世纪世界风云变幻的砥砺，证明其包含有深刻的真理性和预见性，决不能简单地看作“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奇谈怪论”。
普罗米修斯的人间悲剧
近些年，人们针对忽视和贬低陈独秀历史地位的状况，要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理直气壮地宣传陈独秀，我是赞成的。然而有些文章和书籍，在颂扬陈独秀的历史功绩时，却忽略了陈独秀复杂性的一面。应该看到，陈独秀既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也是个悲剧性人物。不接触这个问题，就不能深刻地认识陈独秀，科学地评价陈独秀。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早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成为五四时代伟大的旗手，此后又举起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袖，创造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辉煌业绩，也为他自己树起不朽的丰碑。在他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期间，开始也曾取得很大的成绩，如党的“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领导工人运动并在1922年形成高潮；创办农民协会，进行减租减息斗争；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然而在大革命后期却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在批判陈的错误，处理陈的问题中，尽管有不妥之处（如毛泽东指出的不让陈参加八七会议，并过分追究个人责任），然而党的历史上许多干部在遇到类似的委屈时，能够顾全大局，妥善处理个人与党的关系，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却由情绪对立逐渐转为接受托派思想，搞小组织宗派活动，最终被党开除出去。从党的总书记到反对派，表明陈独秀作为政治家，在素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离开中共以后，陈独秀成为托派领袖。而托派组织上的分崩离析，思想上的混乱与极左，行动上的无所作为，使陈独秀处于十分矛盾而又尴尬的境地。到晚年，不得不远离各种政治漩涡，无可奈何地重新回到“研究室”，埋头于古文字学。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这样的结局，不能不是一个悲剧。
人们谈起陈独秀的悲剧往往只着眼于陈本人，而陈独秀悲剧的深刻意义，首先在于它折射了中国革命的艰难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碰到一系列的问题，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在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少、力量单，革命的主力军却是广大的农民；无产阶级革命要推翻资产阶级，而在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不是一般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要建立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而在中国，不是患资本主义太多，而是“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毛泽东语）
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巨大差距，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对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是巨大的考验。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和艰巨的任务，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做了认真的探索并取得初步的成绩。但由于他们存在着两方面的弱点：一是对中国的国情调查和分析不够，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有片面性。他们很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指导现实斗争，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缺乏系统的学习和研究。离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这个基础谈“阶级斗争”，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指导处理政治问题，使我们党某些时候，容易在路线和政策上出现随意性和片面性，出现“左”的和右的倾向。作为党的第一任领袖陈独秀的悲剧，正是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难性和曲折性，以及党的早期领袖状况的反映。陈独秀晚年曾自负地讲：“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意说不错又不对的话”。（给陈其昌等的信）
陈独秀一生起伏跌宕的命运，固然有历史条件、党的状况、共产主义运动状况、共产国际等多种复杂的客观因素，然而起决定作用的是陈独秀内在的某些突出的知识分子气质。和陈氏接触过的人普遍反映，陈独秀思想敏锐而又性情急躁。再加上启蒙时代少数人为救国救民奔走呼号，而大多数人尚处于不觉悟状态的历史特点，大大加强了陈独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从而形成他的“特立独行”的气质。陈独秀很赞赏易卜生的话：少数人永远是对的，多数人永远是错的，认为“这是至理名言”。他说：“从广大人民利益来说，当然多数人对，少数人错，但从思想启蒙这个出发点来说，易卜生是对的。”作为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也许“特立独行”是十分可贵的，但作为政治家则往往演成致命性弱点。这是因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思维方式和思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思想家常常满怀激情地考虑理想、精神和“应该做什么”，而政治家则要冷静地考虑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可能做什么”。（责任编辑 洛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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