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筹备中共“一大”的邵力子
[ 2001年第7期 参与筹备中共“一大”的邵力子 作者：祥 钧 ]
八十年前在上海召开的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会议，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虽然没有正式列入代表名单，却为会议的召开出谋划策忙前忙后不亦乐乎，他就是浙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先生。
谁都知道他身居国民党要职，是后来的爱国民主人士，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那时却参加了筹建中共、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
高举《觉悟》大旗为社会主义呼号
五四时代，新思想是从报刊开始席卷全国的。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刊物主要是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月刊。
在上海，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影响极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说过，“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而毛泽东讲的《民国日报》，指的是她的副刊《觉悟》。
《民国日报》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总主编是国民党右派理论家叶楚伧，邵力子是总经理、《觉悟》副刊主编。协助邵力子编辑《觉悟》副刊的是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民国日报》每天三大张，副刊为两个半版。1919年6月16日，《觉悟》副刊首次在《民国日报》第八版出现。以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为特色，为了便于保存和查阅，每月还发行《觉悟汇刊》一册。
利用《觉悟》进行游击性的战斗，是邵力子的一大发明。《民国日报》的社论一般是叶楚伧操刀，《觉悟》则由邵力子负责，叶楚伧给《觉悟》的稿子，邵力子常常扔进字纸篓，而《觉悟》常发表与《民国日报》社论唱反调的社论，造成了《民国日报》正版大家不看，争看副刊的现象。
邵力子汲纳共产主义思想作为自己办报的养料。这个时期，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给他带来很大的震动和鼓舞，特别是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拟定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清晰明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邵力子读后如梦初醒，十分佩服，对李大钊的文章每篇必读。他还向陈望道借来许多日文版的马列著作，用和文汉读的办法，读呀读，感觉十分亲切，成为“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
邵力子主持的《觉悟》副刊发表的宣传马列主义的政论性文章达950篇左右，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专门的介绍，他自己撰写的主要作品有：《提倡社会主义决不是好奇》、《布尔什维克有真像》、《共产与公道》、《拒受遗产和共产主义》、《主义与时代》、《心与力》、《马克思底思想》、《救中国的对症良药》、《社会主义与公妻》、《读苏维埃俄罗斯代表加拉罕氏宣言》等。
《觉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主要特色就是以显著的位置和优先的篇幅刊登当时一批共产党人的文章，在《觉悟》副刊上发表过文章的共产党人有：李大钊、陈独秀、邵力子、李达、瞿秋白、李汉俊、恽代英、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沈泽民、肖楚女、向警予、包惠僧、刘仁静、张闻天、张太雷、方志敏、蒋光赤、杨贤江、任弼时、罗章龙、陈毅、杨之华等，共计200多篇。
在《觉悟》上除了共产党人发表文章，一些极具社会影响力的进步文化人士也发表文章，使《觉悟》影响力极大。如鲁迅，在1921年5月至1923年8月间，就在《觉悟》副刊上发表了评论、小说、翻译作品14篇，其中有《读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是谁改制》、《不周山》等，《不周山》在《觉悟》连载了40多天。鲁迅的第一部小说《呐喊》“自序”也是在《觉悟》首发的。不仅如此，邵力子还以“本刊记者”的名义，自己撰文，在“文坛消息”栏内介绍鲁迅的创作动态，把鲁迅的小说集出版誉为“划时代的小说集”。
参与建立上海共产党小组
邵力子是浙江绍兴陶堰村人，20岁考中举人，但他放弃了考进士，到上海学西学，之后，到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与孙中山结识，1912年由同盟会会员转为国民党党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邵力子即在《民国日报》头版头条的突出位置报道这一消息，当时他还是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在讲课中把十月革命看作是人类解放的希望。1919年2月，苏俄政府宣布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后，邵力子感到振奋，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是平等对待中国的真正朋友。他在《民国日报》上一直以极为友好的态度热情地介绍苏俄的情况，对中俄两国的友谊高度评价，对苏俄政府平等的对华政策进行积极反应，成为人们熟知的“亲苏派”。
邵力子在五四前后的表现，颇为出色，是一位杰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勇猛斗士。1919年5月5日他在报馆值班，得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五四”运动，立即采取行动，当天夜里通宵工作，亲自编排好有关五四运动的版面，在报上大篇幅醒目地予以报道。第二天，他带着报纸到复旦大学，紧急集合全校同学，亲自宣读《民国日报》上的有关五四运动的头条新闻。邵力子慷慨激昂地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了，北京的学生已行动起来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我们复旦的学生怎么办？北京的学生有这样的爱国热情，难道我们上海的学生没有吗？赶快行动起来吧！”邵力子的鼓动，燃起了学生的激情，复旦大学学生立即罢课，联合其他高校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同时派出学生代表到工、商界去，酝酿罢工、罢市，从而在上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五四热流的推动下，邵力子感到在中国实现苏俄一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可能，对此进行广泛的宣传迫在眉睫。1919年6月，他在《民国日报》上开出《觉悟》副刊，并担任主编，立意要将《觉悟》办成促进新文化运动和宣传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觉悟》宣传马列主义，颇有特色，做到四个结合：把译载马列主义的原著和运用马列基本观点撰写专论结合起来；把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介绍苏俄各种制度联系起来；把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与批判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结合起来；把宣传马列主义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在宣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邵力子与共产主义理想更贴近了，1920年，他在上海参与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与他受“五四”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自己说，“我参加共产党是受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影响。”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探讨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同时相约分别在南北方开展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分工是南方由陈独秀负责，北方由李大钊负责，这就是广泛流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来由。陈独秀来到上海后，就入住于上海法租界打浦桥三益里5号邵力子的家中。
1920年5月，邵力子在上海与陈独秀一起会见了经李大钊介绍，从苏联来华援助中国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夫妇。在这之后不久，由陈独秀和邵力子为主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邵力子专门请孙中山为之题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字，参与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人还有：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施存统、沈玄庐、戴季陶、杨明斋等。陈独秀负责，为书记，活动分别在环龙路渔阳里的陈独秀家和邵力子家。研究会成立后，研究会迅速地与第三国际建立了联系渠道，重要的事情都找他们商量。研究会不是纯书本式的，除了认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外，还创办了一所平民女子学校，吸收一些有觉悟的女子来学校读书，接受新思想的启蒙。研究会还帮助工人组织了印刷工会、邮电工会和纺织工会。
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重要成果，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正式公开出版发行。
陈独秀对组建共产党十分急迫，1920年他对张国焘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共产党。”他告诉张国焘，已经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和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一致表示赞同。”
约在1920年8月底，趁着《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上海共产党小组宣告成立，成员就是陈独秀说的8人，开成立会到会的是这8个人，但7人明确表示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戴季陶在成立会上明确表示不参加。他与邵力子情况相同，也是国民党党员，上海共产党成立，他参与了许多准备工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但他表示他与孙中山的关系非常深切，不能够成为中共党员，他最终没有参加中共。他的理由是，孙中山在世一日，他就不能加入别的政党。
上海共产党成立得磕磕碰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戴季陶明确不能参加外，大家当时对成立组织意见也不尽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建立严密的组织，过组织生活；二是赞成成立严密的组织团体，但是自己不能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如陈望道，好静，喜欢搞研究工作，不习惯经常过组织生活；还有沈定一，思想接近社会主义，也不愿过组织生活。邵力子是众所周知的国民党元老，现在又任着国民党的职，但他又信仰共产主义。为此，成立会上专门研究了他的情况，决定邵力子对外的公开身份还是国民党党员，他可以不经常参加小组活动。
可见邵力子参加共产党有特殊意义，他是仅有的两位国民党党员参加中共创建筹组活动的人（还有一位是沈玄庐，他很快就退党了），他成了特殊的中共党员。邵力子本人对这段历史的回忆是：“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白天在复旦大学教书，晚上到报馆里工作，各学校还时常找我演讲；另一方面，我当时担任了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并参加了上海市马路商界联合会工作。这些职务，都是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活动比较合适。加上那时英、法租界的巡捕房经常与我捣乱，使我不便经常参加小组生活。”邵力子这种“半隐身”的共产党员，有利于他开展活动，为党工作，他帮助了不少从内地来上海追求革命的青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此同时，他还举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协助一部分机器工人发起组织机器工会。
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对全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开拓作用。《新青年》成为党的机关报，同时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和《劳动界》。主要撰稿人为陈独秀、邵力子、李达、陈望道和李汉俊。同时，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副刊更自觉地宣传马列主义。上海党组织成立后，积极指导和联络各地的建党活动，不久，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为“一大”召开操劳
到1921年7月，建立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条件已经具备，邵力子与李达、李汉俊和张国焘等为中共“一大”的召开，经常通宵达旦地在邵力子家进行紧张的筹备工作，邵力子参与起草了“一大”文件，还参与了“一大”召开的联络和总务工作。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家开幕，这是国民党元老李书城的寓所，李书城早年参加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他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到7月30日，中共一大正在举行第六次会议，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列席会议，原定在这次会上通过纲领和决议，但会议刚开始不久，有陌生人闯入，接着法租界巡捕房就来侵扰，知道已经被反动当局给“盯”上了，会议代表迅速疏散，但会议还没有开完，怎么办？这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和邵力子等建议转到嘉兴去开比较好。邵力子说，上海到嘉兴坐火车只要两个小时，我有一绍兴同乡好朋友陈仪，是浙军师长，他的部队驻防在杭州嘉兴一带，安全上出不了问题。
当一大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时，邵力子因《民国日报》的编务工作走不开，但他在《民国日报》7月31日的《觉悟》副刊上，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笔名“光亮”的《再论太补论主义的选择》一文，批判“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义正辞严地公开宣称：“我所信的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彼底最后目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彼底最近手段，就是‘劳务专政’。”这表明邵力子颇有心计，特意在此时发表该文，对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作公开的理论献礼。
这时，党的一大在嘉兴南湖的画舫游船上胜利结束，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并通过了事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身跨两党，主张国共一家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早期，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多，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则是数得过来的一两个。邵力子作为先参加国民党后加入共产党，他对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共成立后，邵力子先后编入第三组和第一组，与邓中夏、瞿秋白、向警予、林伯渠、张太雷一起过组织生活。1922年，他出任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副校长，积极吸收革命青年入学。1922年至1923年间，他积极参加设在上海环龙路44号筹备国民党改组办事处的工作，并与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5年5月，邵力子参加领导了上海“五卅”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护军使秘密下令缉拿“布尔什维克分子栗子（指邵力子）”，邵力子不得不离开上海，南下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并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秘书长，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邵力子与周恩来心有灵犀一点通。当年邵力子在上海创办和主编《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周恩来在天津创办和主编《觉悟》月刊，不谋而合，共同宣传马列主义。
周恩来根据列宁、斯大林创建红军的经验，在黄埔军校中建立了党、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制订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周恩来经常为军校学员讲课和演说，宣传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灵魂的新三民主义，详细地解释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的原因，指出了工农大众如何解除痛苦的办法。周恩来在演讲中，特别强调建设一支人民的革命军队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邵力子与周恩来同心相映，在讲课中发挥了周恩来的思想。他说，“新三民主义则代表了20年代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已经由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主义思想，演变为具有民族、民权、民生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新内容。”对周恩来建立人民军队的主张积极响应。
在黄埔军校，经周恩来批准，邵力子公开了中共党员的身分，在黄埔军校共产党小组公开过组织生活。邵力子对周恩来的才能非常折服，同周恩来一起，与国民党的右派作坚决的斗争，扩大了共产党员在军校中的作用和影响。在学校的活动中，他更多的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他在军校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中，辅佐周恩来，支持进步军人。
邵力子在黄埔军校非常注意有目的地引进倾向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以改造国民党。有一次他拉着已是青年团员文强的手说：“国共是一家，CY（青年团）是CP（共产党）的预备党员，国民党太老大了，需要引进新党员，像CY这样的革命青年，越多越好。中山、马列是一家，你不要忘记总理说的‘以俄为师’，难道师友、师生还不是一家吗？我不相信死顽固能够反对得了。”对此，蒋介石大为不满。
决定邵力子退出中共
蒋介石知道邵力子原来是双重党员，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却身居国民党要职，尽管表面上是国共合作的好事，但毕竟心中十分不快，想办法要邵力子脱离中共，只保持国民党党员一种身份。蒋介石采用的是“拉”的手法，立即任命邵力子为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但对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放心不下，由于是国共合作的大气候，不能明确要求邵力子脱去中共身份，要想办法让他不得不脱离中共。
机会来了，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邀请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派一位代表参加会议，国民党派邵力子出席，中共派谭平山出席，这下，自然而然，邵力子就不能是中共的身份了。这也是蒋介石明确地向中共组织也向邵力子本人要求单一国民党身份的举动。为此，中共从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出发，考虑到邵力子本来就是以国民党员身份加入中共的，留在国民党内同样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于是，决定邵力子放弃中共党员身份，退出中共，保留国民党党员的单一身份，这也是为了党的利益，便于在国际会议上活动。邵力子在与中共代表谭平山赴苏联出席会议途经上海时，中共中央专门举行了欢送会，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瞿秋白在致欢送词时，还专门就邵力子脱离中共一事作出解释，他说：“欢送邵力子赴莫斯科开会，并愿邵力子同志以纯粹国民党代表身份去出席。中央研究决定邵力子退出共产党，是为了党的利益和党今后工作的需要。”邵力子在会上表示，一切以大局出发，服从组织的决定，今后在党外继续为党效力。
在国民党人中，邵力子算与苏联的关系较密切的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邵力子在他主编的《民国日报》头版套红标题，报道了这一特大消息。之后，在《觉悟》上刊发了许多俄国十月革命及介绍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1921年邵力子受第三国际的委托，协助苏俄塔斯社在上海北礼查饭店（现在的上海大厦）建立上海分社。1924年列宁逝世后，他立即在《民国日报》上刊出悼念列宁的文章，同时电贺斯大林担任苏维埃最高领导人，当时塔斯社上海分社曾转达过斯大林对邵力子的问候。蒋介石派出邵力子，目的除了逼邵力子退出共产党外，还有更深的用意。他与邵力子是同乡，又同是国民党人，他希望邵力子发挥与苏联的作用，向斯大林陈述他的话，希望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而不必通过中国共产党。1926年11月的一天下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专门会见了邵力子，斯大林很关心中国革命，表示苏联将给予一定的支援，预祝革命一定会在工农团结下胜利。斯大林还说，他看过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也读过邵力子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邵力子没有把蒋介石的话直接对斯大林说，因为邵力子毕竟曾经是中共党员，知道中共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他只是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中国国民党的领导。
邵力子在会议期间与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同心同德，紧密配合，尽力维护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完满地实现了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意愿。
退出中共，对于邵力子本人来说，苦于无分身之法，也只能如此了。但从共产党方面来讲，他是服从组织决定。原因有四：第一，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人只代表一个党。国民党决定派邵力子参加，当时中共党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旨意以及与国民党的关系，为了便于国共两党在会议期间各代表其党派活动，认为邵力子以单纯的国民党党员身份比较合适。二是便于邵力子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有利于国共合作，特别是转变蒋介石的思想。当时国民党内分汪精卫之左派，蒋介石之中间派，戴季陶之右派，邵力子退党，有利于在国共合作中加强国共关系。三是陈独秀等人对邵力子放心不下，认为邵力子是国民党的元老，做的是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与国民党的关系非同寻常，在中共党内是特殊党员，党内有许多事告诉他不放心，瞒着他又不好，所以还是趁此机会让他退出共产党比较好。四是陈独秀比较暴躁，作风比较专横，拍桌子摔茶碗，与邵力子的性格反差太大，两人性格合不来，相处不融洽，陈独秀早就想“清除”邵力子，邵力子早在1922年因吃不消陈独秀的独断专行与沈玄庐一起提出退党，结果毛泽东出来调解，邵力子留下来了，而沈玄庐则退出了。这之后，邵力子还是常被陈独秀气得七窍生烟，这次正好顺水推舟。
1949年，邵力子作为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成员，在成行之前就作好了不南返的准备。结果，他留在了北平，并登上天安门，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成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责任编辑 舒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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