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思想的开放个性贺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韩愈这句寓意深刻的话，用在孙中山身上十分贴切。诞生于19世纪，活跃于20世纪初期的孙中山，之所以能够长久地盘桓于人们的心中，跃然于文人笔下，是因为他的行动与思想仍然影响今天的人们，给我们以启迪。被时人戏称为“孙大炮”的孙中山，却因其思想的超前性而得到了后人的尊敬。
一个了解世界的人
和同时代的人相比，孙中山的经历十分特别。他从13岁离开中国前往夏威夷，到28岁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接受的完全是西式的教育，当他致力于改造中国的时候，供他驱使的大脑，装满的是进化论的思想、法国大革命的热情以及西方研究科学的方法论。虽然，他生活在传统浓厚的华侨之中，并且全在大学期间，有意识地学习了中国的经史，但是，十分有趣的是，他通过英译本和英文的注释读通了《四书》。因此，我们说孙中山是一个由西学而中学的人，是不为过的。
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曾因为反清政府，反袁世凯，先后于1895——1911年和1913——1916年两次长期漂流海外，共计达十九年之久，占他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二。期间，他因革命的需要，多次作环球旅行，到过北美、欧洲、澳洲、东南亚、日本等地。目力所及，皆为异乡异土，他山之石，自然而然地成为孙中山为祖国独立和富强而战的武器。革命，使孙中山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书本，是孙中山与外界沟通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孙中山是一个手不释卷的人。他精通英语，会看日文、法文书籍和报纸。通过书籍，了解当时世界最新的政治哲学思潮走向，掌握新的科学知识。孙对于新知识的渴求，可以从他的追随者黄季陆先生的回忆中得到充分的证明。1923年冬，黄季陆从加拿大回国。行前，有朋友从美国寄来了两本最新出版的书，其中的一本是罗吉尔和麦克本合著的《近代政治问题》。黄季陆在船上将两本书通读了一遍。到广州后，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问他：“你刚从国外回来，最近外国有没有新书出版？”黄一听正中下怀，连忙将两本书介绍了一番。孙中山坐在沙发上，专注地听着。等黄讲完后，孙中山从旁边书柜中取出一本书，微笑着问：“你所说的《近代政治问题》一书，是不是这一本？”黄一看，正是，再翻开一看，书上有好多横杠和批注，可见孙中山已经十分用心地看过了。这时，黄有些心虚，怕自己说得不准确。孙中山对他说：“读书要多读新出版的名著，这样才能渊博，才能吸收新知。阅读专著也很重要，这样学问才有系统。你现在已经在做事了，更要抽出时间来读书，不然便追不上时代。一个人追不上时代，便会变作一个落伍者。”可见，孙中山读书不是为了自我陶醉，而是为了与时俱进，把握时代，为我所用。
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塑造了孙中山开放的个性，在思想上消除了彼疆我界，获得了广阔的空间。
借世界潮流以观中国
孙中山认为，欧美社会发展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也就是民主主义）、民生主义相递进的发展过程。罗马灭亡后，民族主义大兴，欧洲各国宣布独立。可是，独立后的各国，执行的是专制统治，这种统治让一般百姓不堪其苦，于是民权主义起，18世纪之末，19世纪之初，专制倒而宪政立。随后，到20世纪，物质经济的发展，百年锐于千载，可是人民仍然生活艰苦，贫富分化，社会问题成为主流，劳资冲突，给社会带来了新的斗争不安，民生主义跃然而起。
中国的问题，也不脱此三者。孙中山指出外来的侵略造成的民族问题和专制之下的民权问题，当然是亟待解决的。同时，我们应该避免走资本主义的弯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预防分配不均和阶级的对立。他提出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以此规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
孙中山虽然致力于解决的是中国的问题，但他关注的却是人类普遍的发展轨迹，并以此来勾画自己的发展模式。他的三民主义，最初更多的是他总结西方经验的结果，当然，也是中国矛盾的提炼。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在一开始颇为时人所不解。
孙中山以为参照外国的经验，不仅仅是少走弯路的问题，而且，体现了人类进化的新的准则——人力的进化。他指出人类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一进化的过程是类似于自然的演变，是人们在未知情况下的自然走向，并无前车可鉴，或是人们在尚不了解规律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而人力的进化却不同，他是在已知的情况下的再选择，是借用前人经验情况下的选择。就好比修路开车，人们只会用近来改良过的最便利的开路方式和最好的车，而不会沿着过去的老路从头走一遍。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孙中山坚信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走一条捷径，后来居上，并令欧美“瞠乎其后”；我们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阶段，直接走向集体主义。他夸耀道：当欧洲的社会主义者“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落后的中国，一举而成为他们的样板。
由此可见，孙中山学习西方的目的，在于少走弯路，后来居上。
“择别取舍 惟所最宜”
抱着人力进化的信心，孙中山以“择别取舍，惟所最宜”的态度，环视天下，将许多思想熔于三民主义之一炉，用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孙中山对美国人亨利乔治的思想最为青睐。亨利曾经是一个工人，他的境遇，使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社会发展了，物质丰富了，很多人反而更穷了？财富是怎样流入少数人的口袋里的呢？日思夜想，他终于豁然开朗，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他以为土地占有者，吸吮了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财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社会用地需要的扩大，地价不断上涨，土地不具备再生的能力，有地者因此截住了社会发展带来的源源不断的财富。但是，这种状况是不合理的。土地属于全体人类，就像水、空气一样。因此，他提出了征收单一土地税的单税论，使得土地的利益得到共享。孙中山将亨利乔治的思想全盘接受，冠以“平均地权”之称谓，作为“民生主义”的最重要内容。
俄国的克鲁泡特金，同样在思索穷人的面包问题，他的角度与亨利不同。他不赞成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了“互助论”。他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是物质进化的惟一方式，自然界的种种迹象表明，善于互助的种群易于生存。同样，人类通过互助和科学的方法，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面包。孙中山在克鲁泡特金与达尔文的学说中寻找自己需要的思想。他和其他仁人志士一样，以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警示国人：只有自强，才能自存。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反对外来侵略与民族自强是互为表里的，而从他的内心深处，更多的是将民族自强作为反帝反侵略的前提。但是，他认为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是一种野蛮的进化，他们将弱肉强食视为天经地义，是要不得的。人类需要文明与道德的进化，也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在国际关系上，采取“王道”而非“霸道”主义。实际上，他对于达尔文主义的接受，是对于现实状况的承认。因为，现实的国际环境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而克鲁泡特金的主义，则是他的愿望，他希望人类应该拥有这样的共存准则。在晚年，他对于苏俄提出的新的国际关系准则十分倾心，要求建立扶弱济贫的国际关系。就这样，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思想中得以并存。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思想中比较复杂的内容。1916年，他提出了直接民权。当时，在国内应者寥寥。他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代议制，其代表是否能代表人民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在中国以县为单位实行自治，将法律制定的权利、法律复决的权利、官吏的选举权和罢免权都交给人民直接行使，以实现真正的民权。县以上，则行代表制，由各县选代表到省，各省选代表组成国民大会。孙中山勾画了一个直接民权与间接民权相结合的政体。
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并不是空穴来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危机暴露了政体的腐败，人们开始对政治制度进行再思考，于是有了各地的进步运动。人们认为旧的制度已经过时，要求直接选举联邦议员，人民能够直接参政议政。1913年美国修改了宪法，补充了直接选举的内容。在一些州里，陆续实行了人民创制法律和复决法律的权利。本来就对西方的社会制度不满意的孙中山，对美国的进步运动颇为认同，并按照他“取法乎上”的一贯作风，要在中国实施最先进的政治体制。
林林总总，无不说明，孙中山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他的思想有着无比丰厚的土壤。
开放主义思想
现在的中国人，对于“合资”、“利用外资”、“承包”以及“开放”之类名词是熟悉的。然而，这些字眼出自孙中山之口，能够跨过近一百年的时间距离，而与我们如此贴近，不能不令人瞠目而又佩服。
1911年10月中旬，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孙中山就在欧洲宣布：“共和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外资输入自如水之壑，吾等当首先利用。”首次表述了他的开放主义思想。当然，他这时提出开放，是为了得到各国对于新生的共和国的支持。但是，他以为开放的前提是要以中国利益为本位，以海关税则的自行管理为条件，注意到了民族利益的维护。
1912年3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在全国各地演说，要在10年内集资60万万元，建成铁路20万里。人们不禁要问：如此一笔巨款从何而来？孙中山以为，可以向外借款。可是一提借债，当时的人自然而然就想到清政府向外借债，总是以出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孙中山的这一想法，又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对此，孙中山十分焦虑。他说：现在，我们只能采用西方先进的技术，“例如军器一门，我们从前所用是弓箭刀枪，试问现在战争，能不能用？……我们既采用西法，即不能不借用外国人才。倘不借用他国人才，我们中国就要先派十万留学生，至少也要学十年才能回国，办理建设种种事业。试问此十万留学生经费，现在能筹不能筹？试问此建设事业等到十年后再办，能等不能等？款既筹不出，又时等不及，我们就要用此开放主义。”所谓的开放主义，就是借用外国的资金，借用外国的人才，借用外国的生产技术。
孙中山以为，只要操作得好，对外开放不会损害本国的主权。反而会有利于本国的强大。他以美国为例，美国修建铁路，动用了不少的外债，可是，他们并没有面临丧权辱国的危险。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借款都会以主权为代价的。孙中山总结性地说：“政治有国界，至于经济、实业本无国界可言。”
何为操作得好？孙中山指出：一方面，中国与外交往，做到平等互利，条件是关税自主，以便于保护民族企业的发展；取消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外国人在中国要完全服从于中国的法律。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采用民间的行为方式来借款。同时，款项用于发展生产而不是消费。这样，归还不成问题，使借款起到积极的作用。孙中山以兴建铁路为例，提出了三种办法：一是借资兴办；二是华洋合股，在股份中中国应该占有一半以上的股份；三是批给外国人承包，定以限期，期满后无价收回。他特别指出第三种方法最为有利。比如铁路，我们的铁路包给外国人，让他们修筑，给他们四十年的使用权作为代价，所有权在我们手里，到四十年后，我们就可以无偿地收回。不花一分钱，可得铁路若干，极大地使用了外资和外国的人才。同时，我们的主权也未受到一点损害，何乐而不为呢？
孙中山的开放主义，并不是无源之水，他的论断也不是情急之下的信口开河，这是与孙中山了解世界分不开的。毕竟，西方是先进的国家，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经验，只有了解西方国家的人，才有可能从中借鉴，而不是一味地拒绝或者全盘照抄。（责任编辑 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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