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纯人”汪润
[ 2001年第7期 缅怀“纯人”汪润 作者：徐光耀 ]
我们河北省有一位不大为人知道、也不常为人提起的作家——汪润,突然去世了。他奇迹般地活了八十七岁,真令人不可思议。
他是怎么死的?没有人确实知道。一群孩子发现他该开门时许久不开,爬到房后头去摸他的烟筒,很凉,这才觉得不对,猛敲他的门无应,于是撬开了窗户,他们看到:汪润光着身子坐在床上,两脚支地,已经“坐化”了。
此时正是2001年2月9日11时,保定的气温在零度以下,院子里冰雪遍地,水管子还冻着。
据推测,他该是凌晨起床时,突然地“走了”。
本单位开离退休老干部会,主持过汪润丧事的克灵同志提到此事,介绍了这个情况。于是大家在惊愕之余,七嘴八舌地扯起汪润来。
汪润是郭沫若的同乡,四川乐山人。1938年参加革命。他到过延安,做过共青团工作,给一位高干当过秘书,而大部分时间是在文艺圈子里打转,曾长期“下放”到平山老根据地的山沟沟里“锻炼”。我跟他有一面之识,是在文学研究所一同学习过。他常头戴一顶鸭舌帽,脸上有几颗浅麻子。四川话说得并不流利,偶尔发一声温吞吞的笑,论印象,仅此而已。
第二次再见汪润,已是二十五年之后了。“文革”刚结束,我们这些大难不死的人,像才从蛰居土里钻出来的虫子,东爬爬,西爬爬,四处探看亲友。我是去号称“省委小杂院”里看一位朋友,不意撞着汪润,只好到他屋子里坐了一坐。
这是一排工棚似的(也许原就是工棚)小南屋里的一间,约十平方米,一张单人床,床头顶着个二屉桌,当地垒着两个用报纸包着的炮弹箱子,包得四棱四角,很是平整。木箱上空,吊一个小灯泡,戴着也是报纸糊成的喇叭形灯罩。沿着南、西两墙,还放有两只破箱子,扔着些衣服、报刊、书籍之类。墙角里是一只桶,泥火炉和几根烟筒。我正犹豫坐在哪里为好,汪润指着炮弹木箱旁边一个半尺高的小板凳,很热情地招呼道:“坐,坐!”
屋子里又黑又闷,惟一一扇北向窗户,也用报纸糊着,光线只从门口射进来。我问他伏在哪儿写作,他指指炮弹箱,而我蹲坐着的这个小板凳,便是他的交椅。
当时觉得,这一切,都是“文革”的罪过,比起别人来,他更显得窝囊罢了。谁知又二十多年过去了,像他这个级别的人,普遍把自己的四居室装修成宾馆式、酒吧式、宫殿式的时候,他竟死在这间陋到无可再陋的小屋里,情形没有任何变化……
老干部们的七嘴八舌,使汪润的形象越来越古怪了。他是文联作协的作家,在刚有离休说法的时候就离休了。从那一刻起,他拒绝组织上的一切照顾和福利。逢年过节,单位总要派人去探看探看,总要带点烟茶果品之类,可汪润一概不要;非要给,他就苦苦哀求,说他不再是给国家做贡献的人了,不应再花人民的血汗钱。若问有啥问题或困难,回答是一概没有:房子,不需要换;亲属,不需要调来一块;孩子,他自己能管;有吃有穿,身体很棒,请组织上一切放心。他省吃俭用,除米面之外,小屋里只有一罐子自制的“泡菜”,可他从不报销药条子。有一年,忽感头昏眼花,浑身到处不得劲,到医院去一查,医生说,你什么病都没有,就是缺乏营养。证明他的“身体很棒”的确不是假话。
他也常常外出,上山下乡,到处采访,尤以深山里的老根据地去得最多。自带自吃,徒步走;实在走不到的,挤公共汽车。他还邀请朋友们就伴儿,所有食宿路途,都由他掏腰包。朋友们劝他,车票应该留起来,机关上可以报销的。说这话的工夫,车站上就有人把乱扔着的废票拣集起来,拿回自家单位去报销领钱。可汪润不,他所有的票证都飞了、扬了。
伴他外出的人越来越少了,不是有什么不痛快,而是服不下他那份辛苦。于是他就一个人去爬山,以致有一次从悬崖上失足跌落,恰好落在一棵大树上,叫枝条挂着摇荡了大半天,有个老乡走来看见了,他才得以生还。
汪润老早就是文艺五级,每过几年,总要碰上调资晋级。可汪润一律不许给他调、给他增。他说,衣食无愁,有住处,免费看病,很够很够了,不如省下钱来,多给劳苦群众办点事。组织上跟他讲不通,只得把工资寄给他在北京工作的妻子,由妻子斟酌变通,发给他生活费。至于人人有份的奖金和其他福利,他更是一律闭眼,滴水不沾。多少年来,人们说着这些,笑着这些,有同情,有怜悯,而更多的却是对“君子之风”的轻蔑和讥讽。汪润其实也能感到,但他向来不以为意。
作为一个作家,尽管他很努力于生活资料的获得,很想写写大时代的农村,还曾大力搜集过抗日回民英雄马本斋的故事,但他作品的确不多,在“大跃进”年份,我读过他一个短篇,题目叫《曹金兰》,是报刊上正轰轰着向这作品开炮,我才找来读的。如今,除了炮轰理由很令人糊涂这一印象外,内容、形象都不记得了。但要说他这样一个人,能兴出什么“反党”的“主义”来,才真是活见鬼了。然而,也许另一件事与这次炮轰有联系:是他曾去大红大紫的“共产主义试点县”徐水下乡,原意是要探视一下天堂,而打入眼帘的竟然全像地狱,便忍不住嘟哝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据说比当时正要被开除党籍的刘真更为“过激”。炮轰的结果,政治问题不算,在最后“鉴定”上,连他一贯的艰苦朴素作风,也断为“是假的”了。
人,无论怎样怪,总是有自尊、有感情的,他之至死不肯随机关迁来石家庄,该不是平白无故的,他何爱于那间如此破烂的小南屋呢?
老早人们就传说,汪润的夫妻关系不好,证明就在长期不在一起生活。有人甚至奇怪,他们为什么不离婚?
汪夫人郭谦同志带着女儿急急奔丧来了。大大出人意外,她们抚尸大恸,伤心眷恋,不可遏止,表现了极为深挚的感情。使各种流言,即刻烟消云散了。她们确也不愧为汪润的亲属,对丧事,秉承着汪润的一生意愿,不提任何要求,没有任何“条件”,只求一切从简,为国家节省每一分钱。经办人员感动得无可奈何,尸体火化后,特地动员她们说:汪润同志生前为国家省了很多钱,大家心里一直无法补报,在这最后时刻,让他享受个高级骨灰盒吧。而火葬场的骨灰盒分十二个等级,从几十元到大至几千元不等,母女俩挑了半天,越过最差,挑了个“十一级”,总算给经办人员留了一点“安慰”。
汪润没有留下遗嘱或遗书。几个邻居孩子一齐帮着翻找,“搜”到的现款是3000元,还有张1.2万元的存折,夫人郭谦认得,是她往年留给老伴以备急需的。然而,老干部科又拿出一张1万元的存折来,交待说:这是1996年,省里发了特大洪水,报纸上呼号捐款救灾,汪润听说老根据地的平山,平地的淤泥有一尺厚,于是倾其所有,捐了1万5千元,这数目甚至超过了单位捐款的总数。当时组织上考虑,汪润一向极度节俭,老而独居,又无额外收入,如此彻底地“掏家底”,倘若将来万一出个事故,怎么得了!但要退款,又明知商量不通,便“自作主张”,背着汪润只捐了五千,扣下1万,以防汪润的万一。而今,“万一”不须防了,当然要物归原主。
汪润的葬礼非常干净,没有仪式,没有花圈,没有松枝、挽联、布幛,甚至没有讣告,因为连亲属也不知把讣告送给谁,即使他多年资助上学的贫苦子弟,也弄不出一个稍稍完备的名单。据知情人说,汪润差不多从抗日时期就开始资助穷苦的山区孩子上学了,对象多限于房东和老堡垒户;解放后一直持续着这项活动,成了他的传统“产业”。但他从不张扬,所以究竟资助过多少,也就无人晓得,人们只是偶然碰见有受资助的孩子找他汇报学业,才知道有这么一码事。就在汪润过世后的几天中,还有个受过资助的青年打电话给郭谦,打听汪润的情况,通话中他突然问:“郭老师,您怎么声音不对,出了什么事吗?”郭老师怕他悲伤,假说:“小有感冒,什么事也没出”。搪塞了过去。
至于汪润的遗产,诸如遗著、遗稿、资料、书籍之类,亲属决定,稍加整理后,将全部移赠河北文学馆。再剩下的,就只有这间小南屋了,说来也奇:小南屋所在的这个长条小院,原是河北省委的,省委一迁走,这儿住着几户“残留的尾巴”,年长日久,省委已忘记了这块不值几何的“遗产”,而“尾巴”们也各奔东西。因为不是本市的地产,保定市没有想过要经管或改造它,这才使汪润一以贯之太太平平地住了下来。然而,郭谦同志是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论理应分三间居室,但由于还有丈夫在保定的一间房,她只能分得两间(据说是很清丽雅致的两间)。看来汪润的灵魂仍须住在这里,以便为他如此善良的妻子守护这间珍贵的小屋。
啊,在这个世界上过了八十七年生涯的汪润,终于永远地走了!就像一滴清水落在地上,悄无声息地渗入泥土,片刻之间,不留一点痕迹,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我们离退休老干部,也只有叹息、感慨、擦泪,虽各自心中都不免榨出自己的“小”来,但没有一个人能概括成一句话,说明汪润算个什么人。我想了半天,竟禁不住把他叫做“纯人”,而且是早该死掉的“纯人”。他1938年参加革命,在经历过如此之巨的地覆天翻、波谲云诡的现实大变革之后,他竟不为任何时代冲击所动,仍在铁定不渝地信守着他的革命初衷和美好理想,一直把精神留在六十年前的世界里。他不孤傲,而很谦和;不愤世嫉俗,而很从容自信。但他的单纯,他的纯真、纯净、纯粹的品行,实在是不合潮流,不识时务,别说各种腐败,就连贪、馋、懒、占,也入不到他的梦中,金钱利禄,淡到零无。从而被人视为“古怪”,并常加以嘲笑。由“精明”一族人看来,他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吗?
呜呼!惟愿我们的汪润同志在他那美妙理想的精神世界中永远安息!……
(责任编辑 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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