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潜入河南获取第四次“围剿”计划
[ 2001年第8期 我们潜入河南获取第四次“围剿”计划 作者：李 云 ]
1932年春节，当时我在中共上海浦东区委担任青工工作。突然接到组织通知，要调我和我丈夫徐强前往河南开展工作。具体工作说要到目的地时，再详细告诉我。
不久，我们到了河南开封。同时调去的还有李文德、老傅、陈家兴、老王、徐振甲等，都由徐强领导。
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对象是国民党八十师李思朔部的少将副旅长兼该师学兵营的营长惠东升。他是江苏宜兴人，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曾任黄埔军校第一期教官。据说北伐攻打惠州时，救过蒋介石的命，且为人耿直，对国民党的腐败现状，深表不满，牢骚较多。所以，不为上司喜欢，升迁较慢。由于他在黄埔军校的经历，学生很多，交游较广，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有影响。1931年秋冬之交，他到上海看望他的老朋友冯三昧，谈了他看不惯贪官污吏和他们的横行霸道，内心很苦闷。徐强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通过一直同情革命的冯三昧去做他的工作。谈了三个晚上，把他说通了，使他从不满国民党转为同情支持共产党。他要求我党派人到他部队做基层工作，条件成熟时，把部队拉出来，投奔革命。
当时负责上海特科工作的陈云同志听了汇报，先派徐强去河南实地考察一下。徐强回来汇报了情况，陈云当即决定由徐强率人前去开展兵运工作。
到开封后，我作为惠东升的“侄女”，住进座落在开封保定巷一号的惠公馆，徐强则作为惠妻朱绮云的“表哥”也住到公馆里。其他几位同志，由惠东升将他们安排到许昌学兵营。李文德任学兵营的文书，陈家兴和徐振甲做总务，老傅被派到惠的老朋友梅治超的游击队司令部任文书，老王未担任具体工作，临时住在旅馆里领导学兵营工作的几位同志。
惠东升的公馆，是一座四合院，颇有点文人气息，客堂正中挂着一幅山水画，两旁还有一副对联：“三尺青萍千里马，两行红粉一妆书。”据惠东升说，这里指英雄与美人。惠的夫人朱绮云是浙江义乌人，年轻美貌，外表文静。
我的任务在上海已经定好，专任密写情报。惠东升提供的情报为数不少，有许多是“剿匪”的消息，还有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斗与地方头头之间的矛盾等，最主要的他获取了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计划。听说是他去探望国民党政学系的头面人物、蒋介石侍从室的杨永泰，通过杨的秘书（此人是惠的学生）弄到的。徐强拿到这份计划后，喜出望外，急忙交给我。我连夜用药水抄在一本线装的古籍书背后，连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密码本，再将河南全省的军用地图放在一条棉被絮里，打成行李。当时天气还有些冷，这样可以不会引人注意。后来这些密件，徐强交给老傅急送上海党组织。我们以后回到上海时，中央特派员李竹声（中共中央秘书长）为取得这些重要情报，对徐强口头给予表扬。
大约七八月份，惠东升出人意外地调到驻潢川的国民党二十军张钫的部队，当时徐强对此调动十分警觉，而惠东升却因他与当时河南省主席、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关系比较好，认为没有问题。惠很快准备好一切，把四岁的儿子和奶妈（惠妻的嫂嫂）送到老朋友、军需官朱升谦的家里，还留下一位姓朱的勤务员（惠妻的亲戚）照顾孩子。他自己带上妻子、徐强和我一起去了潢川，临时住在潢川一家旅馆里。第二天上午，惠东升被请到光山张钫司令部，一直到下午四五点钟不见回来。徐强不放心，怕出问题，请惠夫人打电话到司令部。惠东升接电话时告诉她，他有事在司令部，请不要挂念。并嘱咐她，一定不要让“表哥”走了。徐强听了惠妻讲的电话内容，认为很可能出问题了。旅馆不能再住下去，得马上转移。惠妻说此处有一位张钫的侄子，是惠的好朋友。于是让警卫员包克忠带我们去张家。当张钫的侄子听了情况，慌忙商量办法，他建议马上更换服装，明天天亮由潢川北门出城。因为当时商城红军已撤退，很多还乡团和一些百姓要回商城。你们可以天蒙蒙亮混在老百姓中，从北城出去。事情非常凑巧，张钫侄子的家眷，都回娘家去了，家中没有什么人，他要我们在厨房里随便吃一些馒头后，拿出妻子的衣服让惠妻和我换上。
天微明，我们正准备动身，惠妻突然想起身无分文，就叫警卫员包克忠回旅馆取钱，约定在北门外碰头。我们三人向城门走去，这时路上已有不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拿着大包小包涌向北城门，我们混在他们里面一起顺利出了城。大约走了三里光景，太阳出来了，只听后面有人在叫“太太”，回头一看，包克忠带了一个身穿军装的年轻人，包说：这位中尉，要太太去司令部。惠妻很不高兴，打了包一个耳光，一言不发地就跟着走了。包克忠等他们回转身时，把手中的30块大洋交给了徐强后，跟着那中尉走了。
这时，徐强认为去商城这条路线已经暴露，必须另择一条路。我们找到一位老乡，请他带我们沿着潢川城外直奔张钫司令部所在地光山，这是敌人决不会想到的。我们花了十块大洋跟着这位农民沿着潢川城走向光山，大约下午四五点钟到达。俟带路的农民走后，我们继续慢慢地向前走。傍晚时，找到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半夜有军人来查夜，徐强告诉他们因为妻子发病，要带她就医，查夜的看了一下，也就走了。天亮后，我们再经光山走向信阳火车站，走了一天，才到达车站。准备购买赴开封的火车票，一计算还差一块钱，原想把身上的一支钢笔折成一块钱。当我将20块钱交给售票员时，却不料她给我两张火车票外，还找给一块多钱，后来我才知道坐夜车要比白天便宜一些。第二天到达开封，因情况不明，不敢随便乱走，就找了间空屋暂时休息。这是老百姓磨麦子、小米、高粱的地方。歇了一会儿，徐强要我去朱升谦家了解一下情况。朱是浙江人，此人思想进步，惠的好朋友。惠的独生子由惠妻嫂嫂带着，和勤务兵朱某都在朱家。不料，我刚走到朱家门口，碰上勤务兵朱某，他见到我时，很惊讶地说：“你怎么来了？”他告诉我，“原来在惠公馆巷口的黄包车夫都被派出去到处找你们，你赶快走吧。”并说，“明天上午十时左右你再来，我给你一些衣服和钱。”说罢，他走进了屋里，我赶快离开。当我回到磨坊时，屋内空无一人，老徐为了预防万一，离开了那间磨坊，在斜对面蹲着，好像在休息。他看到我时，见后面没有人跟踪，装作偶遇似的，走了过来。我们走到一个墙角说了朱家的情况后，便一前一后地走了一段路，在一个小摊上吃了一碗苞米粥和一个烧饼，吃完走到一个人少而静的地方，商量怎么办？为防止出意外，决定明天不再去朱家。傍晚时，徐强带我去找惠东升的朋友王子清，他是河南省绥靖公署的高级谘议，平日同情我们，估计惠的事情他也知道，而且他不会出卖我们。准备去他那里借钱回上海，加上他的住处，是刘峙的绥靖公署对面，不会引人注意。就这样，大约在下午五六点钟光景，天快黑了，去了他家。敲门进去，徐强自报姓名，并说明是惠东升的朋友，要求见王子清先生。不一会儿，出来一位年轻人，自称是王子清的弟弟。他说：“家兄不在家，有什么事情尽管对我说好了，我会帮助办理的。”徐强提出借钱回上海的路费，同时提出借宿一夜，他都答应了，并带我们到厨房里去用餐。厨房很大，饭菜都准备好了，我们用过餐后，正在休息，王子清弟弟拿来了赴上海的火车票，是明天清晨的，另外又拿出二十块钱给我们，并在厨房旁边一间房内，临时搭了一张床，让我们赶快休息，明晨设法送我们走。其实两天确实很累，但我们一直惦念着其他同志的安危，心神极不安定，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恨不得一步能飞到上海，向组织汇报。
第二天一早，我们用完早餐后，外面竟下着倾盆大雨，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利的。王子清弟弟叫了两辆黄包车，预付了车钱。因为雨大，上了车后，车夫用油布将车子围起来，一直送到车站。由于下雨，行人中许多人拿伞，有人把油布披在身上，手里拿着大小包袱。我们跟随着人群一起上了火车。我们原来商量好的，分开坐，装成不认识，如果发生问题，只逮捕一个人，另一人可以回上海向组织汇报。
我们是在陇海铁路线上东行，到了徐州转车，坐上京沪线的火车时，徐强才同我讲话。到达上海后，我们回到家中，徐强与组织联系。
徐强写信到联络点，很快接上关系。党中央派李竹声与徐强会面，他代表党中央除对获取的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计划等重要情报加以口头表扬外，并告诉徐强，惠东升出事后，梅治超怕出事，请老傅到司令部，送了他数十块大洋，要他赶快离开。所以老傅比我们早到上海。在许昌学兵营工作的李文德和陈家兴因为生活不习惯，在学兵营工作不久已回到上海。至于在学兵营工作的徐振甲和老王情况不明。
几个月后，朱升谦来到上海，见了冯三昧，因为是朋友，他把河南发生的情况一一向冯谈了。原来河南省的党组织派人在许昌学兵营开展工作时，有一人叛变，向国民党告密，因此学兵营中的中共组织全部被破坏，牵连到惠东升，认为他勾结共产党。徐振甲和老王一起被捕后，马上给活埋了。刘峙与惠东升关系好，一直想救他，但由于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示：“就地枪决”，刘没有办法，行刑前，先请医生给惠打了一针，然后枪毙，以减少痛苦。惠妻已怀孕，释放回家，不久生一子后，回到浙江老家。又谈及惠妻在潢川北门外被叫回光山司令部，他们得知老徐和我向商城方向走的，立即派出马队追赶，因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当然一无所获。
（李云：上海政协原副秘书长，现年86岁）
（责任编辑刘家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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