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传》的译者汪衡
[ 2001年第8期 《毛泽东自传》的译者汪衡 作者：沈仁干 ]
《北京日报》今年5月9日第九版以整版篇幅介绍西安发现64年前出版的《毛泽东自传》。该书由美国记者斯诺撰写，汪衡翻译，潘汉年题写书名。斯诺与潘汉年均为名人，熟知的人自然很多。“汪衡是谁？”“是否也是我党地下工作者？”该报记者向社会征求答案。作为汪衡先生的学生与朋友，受新闻出版署前署长宋木文同志的嘱托（汪衡先生退休前在宋木文同志领导下工作），我想把我所知道的汪衡先生向关心他的报界和有关人士简要介绍一二。
一
汪衡，男，原国家出版局版权处处长，曾任世界知产权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权咨询委员会委员。他在1914年8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1993年1月去世。他的祖籍是江苏省苏州市。其父汪凤瀛，曾做过长沙知府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主张实业兴国，民国初期做过大总统府顾问，于1926年去世。其母汪蔡氏，家庭妇女，1966年去世。汪衡四岁入家塾，读四书五经。12岁时，他考进苏州私立树德中学小学部读五年级。中学毕业后，1935年汪衡考进上海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转入经济系，从此走上了反蒋抗日的革命道路。
二
汪衡原名汪椿宝，同父同母弟兄五人，他排行第三。汪衡上中学时，大哥汪季琦已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是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他经常带一些《唯物辩证法》、《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一类的书籍给汪衡看，使汪衡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发生了兴趣。“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打内战，汪衡积极参加。除受大哥的影响外，另一位共产党员顾衡对汪衡的影响也相当大。顾衡是江苏无锡人，与汪季琦同为当时南京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被捕后，家庭多方营救，只要写一纸自首书就可以被释放，但他始终不肯低头，结果年纪轻轻，就被国民党杀害了。在收拾他的衣物时，汪衡发现他的衬衣衬裤上有无数的小血点。为了纪念这位英勇顽强的共产党员，汪衡将自己的原名汪椿宝改为汪衡。
三
汪衡崇拜鲁迅先生，凡是鲁迅先生的作品，他都找来十遍八遍地阅读。汪衡认为，鲁迅先生是青年人和一切被鄙视、被迫害的人们的大盾牌，他的笔是打击黑暗的旧中国的最有力的武器。于是汪衡效仿鲁迅先生，拿起笔作武器，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夏，复旦大学教授孙寒冰先生在复旦创办了《文摘月刊》，邀请汪衡参加编辑工作。由于汪衡中、英文基础都好，工作又十分热情努力，出版三、四期后，他便成了孙教授的得力助手，担负起了编辑部的主要工作。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RedStarOverChina即《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出版了，汪衡以极大的兴趣把它读完了，认为这是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好书，便将其中部分章节翻译出来，编了两本书，一本叫《毛泽东自传》，一本叫《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两本书都由黎明书局发行。汪衡在《文摘月刊》任编辑委员时，还出版过《周恩来抗战言论集》、《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日本的泥足》等二十多种小册子。汪衡因译《毛泽东自传》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被国民党当局列上了黑名单，陈立夫主管的“教育部”找复旦大学当局要人，孙寒冰教授便派汪衡去武汉办《文摘月刊》，随后又转往香港与重庆。1941年日本飞机轰炸北碚，《文摘月刊》编辑部被炸，多人被炸伤，主编孙寒冰先生被炸死。汪衡因外出校对，幸免于难。孙寒冰教授的遇害，使汪衡十分伤心，他决心北上抗日，为孙教授讨还血债。但他要求到延安去工作的申请未获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批准，办事处的同志告诉他：《文摘月刊》是一个很好的刊物，应该有人在恶劣环境中支持它，汪衡只好继续留在重庆工作。
四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竟然又要发动内战，破坏和平建国。汪衡不愿意为国民党做事，在复旦大学教授RobertPayne（英国人）的帮助下，他将冯玉祥将军的自传《我的生活》译成英文，拟在英美出版。冯将军得知此事十分高兴，想收RobertPayne教授和汪衡为“门生”。经冯将军的秘书赖亚力先生从中协调，RobertPayne教授与汪衡向冯将军递上了“门生帖子”，拜冯将军为师。1946年7月，汪衡应冯将军的邀请，作为英文秘书，随冯将军的水利考察团赴美。在美国停留期间，汪衡还在华中实业公司纽约办事处当过打字员和秘书。他积极组织“留美中国学生反帝反封建大同盟”，主编《留美中国学生通讯》，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分析祖国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形势，号召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革命，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汪衡于同年12月启程回国，1950年1月到达北京。
五
回到北京后，汪衡积极热情地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他先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随后在国际新闻局、学习杂志社、《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和国家出版局从事编辑、翻译和版权研究工作。1978年应陈瀚伯同志的邀请，年过花甲的汪衡先生从北京图书馆来到国家出版局。1979年下半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版权研究小组成立，汪衡先生出任组长，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小组，汪衡先生便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汪衡先生思想敏捷，学识渊博。在他的带领下，版权研究小组很快就收集、翻译了一批外国的版权法与国际版权公约，并根据当时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和国务院副总理耿飚的指示，开展调查研究，着手草拟版权法。中国成立版权研究小组，开始草拟版权法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国际版权组织和国外版权产业界的关注，他们纷纷表示愿意为中国建立现代版权制度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培训版权专业人员。也有个别的外国人乘机指责中国“盗版”，甚至对我们如何制订版权法指手画脚。对于国外人士的友好建议，汪衡先生代表研究小组表示欢迎，并和他们商量组织落实。对于个别人士的无理指责或要求，汪衡先生用他丰富的国际工作经验和渊博的知识予以驳斥或耐心说明，使他们不得不服气。通过与汪衡先生的交谈，以及从别的美国人士处获得的信息，美国版权局前局长雷大卫先生警告西方人不要在版权问题上给中国人施加压力。1985年他在全美律师大会上讲：“中国人知道他们该怎么做，最好的办法是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他们。可以肯定，他们欢迎美国人和其他人的帮助，但给他们施加压力，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是不明智的。在他们按自己的方式前进并要求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应当努力去帮助他们。”凡和汪衡先生比较深入地讨论过版权问题的人，都为他渊博的知识、地道的英语和大国官员的风范所折服，一位国际版权专家送给他一个绰号：“中国的版权先生”。
汪衡先生是共产党的一位好朋友，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忠诚，对别人的宽厚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并不亚于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那种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的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与高尚情操，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并激发我奋勇前进。
（作者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出版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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