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评诸葛亮用人与魏延之悲剧
[ 2001年第9期 也评诸葛亮用人与魏延之悲剧 作者：彭传杰 ]
拜读《炎黄春秋》2000年12期所载徐澄清先生《评诸葛亮用人与魏延之悲剧》一文，感到很有新意。不过，有些论述似乎过于偏颇，难以苟同。本着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目的，就有关论述作一些探讨，就教于徐先生与专家学者。
“谨慎”是诸葛亮的特点和优点
诸葛亮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终寄臣以大事”。后人也说：“诸葛一生唯谨慎”。这说明谨慎是他的特点也即最主要的优点。由于谨慎，他无论在个人生活、持家律己、待人处世，还是政治大节方面，都可说是世人表率；在规划战略政略、处理军国大事方面，也思虑精详，处置得宜，高人一筹。因此，他的高风亮节，堪称封建时代美德的化身；也是为世所公认的三国时期众多英雄和古代政治家中的佼佼者。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也有其短处，即有时谨慎过分，在军事上不敢冒险，出奇制胜；在用人上不敢放手使用有进取精神而又恃才自负的人，导致如徐文所论述的首次北伐时“失人失策”，既不用魏延之策，又误用马谡其人，失掉了夺取关中和长安的一次极好机会。但“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他并不文过饰非，自贬三等，这已是难能可贵了。即如同时代的英雄曹操、孙权、刘备等征战一生，也曾多次打过败仗，甚至大败仗，所以对诸葛亮也不可过于求全责备。如责他没有“亲临前线督战”、“与士卒同甘共苦”，后面又批评他“事必躬亲”、“管得太细太死”，岂不是自相矛盾？至于说他在其后的北伐中不敢取“循秦岭以东”，大胆深入敌后的战略，则是无视魏方增兵易帅加强守备后，间道出奇已无可能的现实。徐文进一步说：“诸葛亮一生确实谨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这更难以苟同。
诸葛亮于公元207年以军师（即顾问、参谋）身份出山辅佐刘备。208年联合孙权取得“赤壁之战”胜利后，使此前已奋斗了二十四年尚寄人篱下的刘备集团占有了荆州，214年取得益州，219年又取汉中称王，实现了“三国鼎立”的第一步战略目标。此后，由于关羽和刘备违反《隆中对》所定“联孙抗曹”的战略方针，加之骄傲轻敌，先后“大意失荆州”、“火烧连营七百里”，不仅荆州人地两失，备所统益州水陆两路七万大军也几乎全军覆灭，从而大伤元气，使进而统一天下的大好形势逆转。到223年“白帝托孤”时，地只剩下益州一隅，且南方叛乱未平，能臣猛将多已身故（军阶最高的前、后、左、右四将军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已死，赵云已老）。在这种情况下，刘备把“光复汉业”的全部重担都托付给他，并公开宣示“若嗣子（指刘禅）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试想：诸葛亮能不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生怕有失吗？何况除一出祁山外，以后再也没有出过类似失误，几次的进军路线和大体战况是：228年，亮出散关，在陈仓为郝昭所拒，粮尽而还，斩魏将王双；229年，亮出汉中，遣陈式攻取阴平、武都二郡，复丞相职；230年，魏曹真伐蜀，亮出汉中拒之，因大雨月余，双方罢兵；231年，亮出祁山，张往救，留王平拒之，亮转攻上等地，数败司马懿主力，粮尽退军，张追击被杀。234年，亮出斜谷，“以前者数出，皆以粮运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秋八月病故五丈原军中。及军退，司马懿视察其营垒处所，称赞他“天下奇才也”。
总之，诸葛亮以弱击强，使魏方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退军之际，能二毙魏方大将。最后病故撤军时，令姜维断后，还“死诸葛，吓走活仲达”。这些都足以说明诸葛亮高超的治军才能。
还应说明的是：诸葛亮不仅自己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实际行动报答刘备，身故三十年后蜀亡时，其子诸葛瞻（37岁）、孙诸葛尚（19岁）都战死沙场，以身殉国，可说是一门忠烈。在封建时代，这种肝胆相照、亲密无间、以大局为重的君臣关系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典范。
“用人唯贤”才能长治久安
徐文说：诸葛亮用人“知偏颇”，“求全责备”，“似乎就喜欢那些谨小慎微、好做表面功夫的人”，“有生之年未能选拔和造就灿若群星的文武雄才来辅助和继承他的事业”，似与史实不符。
诸葛亮集军国大权于一身，南征北伐，常年统军在外，先后负责留守成都的张裔、蒋琬、费等都能保持内部政治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源源不断地向前方输送兵员、军需、粮草。管理宫中事务的董允能上匡刘禅之失，下制黄皓为非。对吴外交则邓芝、陈震、宗预等都能不辱使命，为孙权所敬重，重建和巩固了蜀吴联盟，收互相支援呼应之效。225年采用马谡“攻心为上”之策，平定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后来孟获还在朝廷当了御史中丞（负责监察的大臣）。留守的李恢、马忠、张嶷等都镇抚得宜，不但南人再不复反，还“军资所出，国以富饶”，成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基地。在短短四年内，在内政外交都取得成效、恢复了元气的基础上，诸葛亮就开始了北伐战争。虽然首出祁山失利而返，但却选拔了王平、姜维两员大将。
王平是行伍出身，大字不识十个，刘备北定汉中时主动来降。马谡守街亭时，他为部将之一，对谡违亮节度、舍水上山、下不据城的错误再三劝谏不听。谡败，“众尽星散，唯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疑其伏兵，不往逼也，于是平徐徐收拾诸军营，率将士而还”。所以谡等败将被军法处置的同时，平反加官封爵，以后多立战功，成了镇守汉中的大将，与东方的邓芝、南方的马忠，构成了边防的“铁三角”。244年，魏曹爽率步骑兵十余万奔向汉中，时守兵不满三万，诸将大惊，平指挥若定，迫使魏军退还。
姜维虽是一出祁山时被迫来降的无名小将，却是亮所培养、提拔的军事上的接班人，称赞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维也不负所望，能继亮遗志，“八伐中原”，终因主客观条件限制，互有胜负，未获成功。后因黄皓乱政，维谏刘禅不听，外出屯田以避祸。263年，闻魏三路大军近二十万人伐蜀，曾报告刘禅调兵遣将，加强守备。因皓迷信鬼巫，认为“敌终不自致”，启禅寝其事，而群臣不知。因此汉中失守，维被迫退守剑阁，挡住了钟会十多万大军。一度魏军还因粮草不继，曾打算退兵。由于邓艾率精兵冒险偷渡阴平，直逼成都，刘禅出降，并命维所统大军降会。他还想借钟会意图叛魏自立之机，以图恢复，事败被杀。
当时，蜀国只有28万户，94万口，只相当魏国的七分之一。不仅诸葛亮生前“六出汉中”，使司马懿也“畏蜀如虎”；亮身后又支持了近三十年，不是黄皓乱政，还不致亡国，这不正说明他能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吗？至于说“蒋琬、费、姜维等人均无大的作为，反为黄皓、谯周等人所牵制”，也属苛责于他们。试想，在众寡不侔、攻守易体、强弱势殊的情况下，还能多次主动出击，不正是大有作为吗？再则，在封建社会，他们对于刘禅不听劝谏，宠信黄皓，终致亡国，实在也无法可施。否则“清君侧”把皓杀掉，岂不和曹氏、司马氏一再“逼宫”难以区别了吗？对于谯周，又当别论。他曾上疏劝谏刘禅不要广增声乐，扩建宫室。又作《仇国论》，认为国小力弱，宜休兵息民，以待天时。邓艾进围成都时，有人建议周逃往吴国，或奔往南中，周力排众议，认为统一之势不可阻挡，只是迟早问题，不如直接投降。“于是，遂从周策，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三国志·本传》）对此，若撇开封建正统观念，从统一大局来看，也未可厚非。
诸葛亮用人不避亲贵，有过必罚，特别对品质不良的人，防其内乱。对此，徐文说他“对于有点个性和雄才大略的人却往往因其小而失大”，“对确有所长，又有些缺点的能人也往往使用不得法，处置极端，偏颇”，也是不审时势的看法。当时，自董卓、曹操以来，以下凌上，夺权篡位的事例层出不穷，而刘禅却是平庸之主。诸葛亮当然顾虑自己身后，某些有能力又自负的人会不忠于汉室而引发内乱，这是他不得不防的首要问题。试想，刘封为备养子，关羽围樊城时连令发兵相助，封都拒不从命；后又欺凌和激反孟达，丧师失地，败还成都；赐死时，又叹息未听孟达劝降之言。这样的人，备死谁能驾驭？何况罪有应得，亮劝备杀之又有何错？廖立骄横，引起公愤，亮与众大臣联名以“诽谤先帝，疵毁群士，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加以废置，也无不当。李严与亮同受顾命，是蜀汉第二号人物。他却劝亮“宜受九锡，晋爵称王”，被亮回书拒绝。（见《诸葛亮集》）亮二出祁山，连打胜仗之时，严在汉中督运粮草，因天雨难继，派人假说后方有事，叫亮退军。军退后，又假说“军粮充足，何得便归”。并欺瞒刘禅说是“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经亮以前后文书质对时，才被迫认错，当然被弹劾废置。但亮不搞株连，继续重用严子李丰，并手书加以慰勉。廖、李二人毫无怨言，只希望自己改正后能重新起用。所以陈寿说他“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本传》）
诸葛亮用人还有一大优点，就是容纳不同意见，接受群众监督。为丞相时《与群下教》中说：“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者也！”并表扬董和“在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失街亭自贬之后，又作《劝将士勤攻己阙教》，要大家以国事为重，多指出和纠正自己的失误。当时有个李邈，当过太守、参军等官，偏怀疑诸葛亮这种权臣，功高震主，总有一天，不是篡位，就是身败名裂。对此，亮并不怪罪，而是深自反省，注意不可越分。（亮死后，邈上疏说刘氏从此得保，应该庆幸，为刘禅所杀。）
总之，由于诸葛亮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路线，并以身作则，不仅选拔了大批贤士，辅佐和继承自己的事业，还确保了“阿斗太子”刘禅安稳地做了四十年皇帝，蜀汉一直没有发生内乱。较之同时代的曹操，死后二十年，魏国政权实际上就为司马氏所把持，司马师废曹芳，司马昭杀曹髦，司马炎从曹奂手中“禅代”为晋。孙权死后，大臣擅权，几次宫廷政变，其子孙和、孙霸、孙亮，先后被废、被杀。从国家长治久安来说，诸葛亮的用人不是高明得多吗？邓艾灭蜀后，就骄横跋扈，擅自做主，因而被捕。钟会更想据蜀叛魏自立，因而被杀。也从反面证明光有才能而无德行的人，即使能立不世之功，对国家的危害性反而可能更大。
魏杨悲剧属于咎由自取
正如徐文所述，魏延确是有勇有谋，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也屡建大功。但缺点也很突出。本传载“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即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对亮都是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不服，人家都怕他，只有杨仪不买他的账。“延以为至愤，有如水火”。但杨仪也非等闲之辈。本传载：刘备与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大悦之，辟为左将军兵曹椽，为汉中王后，又拔为尚书。后为丞相长史，“亮数出军，仪常规划分部，筹运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可见杨仪是个得力的参谋兼后勤的幕僚长。他也有同样的弱点：“性狷狭”，即不能容人。“亮深惜仪之才干，凭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主要靠费调停其间。传“延仪相憎恶，每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常入座其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匡救之力也”。
对此，孙权都旁观者清。《资治通鉴》载：234年，费使吴，权提醒他：“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尝有鸣吠之益于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以外交词令答“仪、延之不协，起于私愤耳，今当扫除强贼，混一涵夏，若舍此不任，防其后患，是犹备有风波而废舟楫也。”回来定会向亮转达，亮当然心知肚明，有所防患。
果然，亮死延先发难。他以领军继续北伐为由拒绝断后之命，想就此接掌军权，擅自拟定给各将领的命令，要费与己联名通知。以劝说杨仪为由逃回后，延见仪按亮部署退军，便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仪等令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出击仪等。仪令王平于前御延。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命，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遂夷延三族。”试想，亮死军心不稳，举国震悼，当依遗命全师而退，以固国本。此时司马懿率军追击，延反挑起内乱，先断大军归路，如若得逞，后果不堪设想。幸而姜维断后，吓退懿军，王平又以大义相责，驱散延众，得以安返汉中。不过杨仪“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辅政”，但仅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而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仪又“自以为年宦先琬，才能逾之，于是怨愤形于声色”，甚至说出后悔当时没有举军投魏的牢骚。总之，虽然二人并无反汉投魏行动，确都有夺取蜀国军政大权的野心（因为取得蜀国大权与投魏讨赏相比，当然前者为重，他们也自认可以达到目的）。比较起来，延举兵相向，危害极大，其罪当诛；仪口出怨言，危害较小，后来自杀，也属咎由自取。
可以说魏杨都是有大才，有大功，但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缺点，发展到有野心，有大罪，以致晚节不终，性命不保。陈寿评论说：“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对此全面揭示出来，引为鉴戒是好的。且诸葛亮是人不是神，生前一直未能感化二人，死时何能缓解其矛盾？其暂将军权交付杨仪，并密表将全权交付蒋琬，足见其知人、用人之明。费处魏杨之间，一直以国家利益为重，也显其能、其直。如责怪他们，则属过分。至于“夷延三族”是仪挟嫌报复，亮所不为。临终命延断后，也可能是“由他去吧”之意。反之，延若得逞，则身死族灭者或不止杨仪一人而已。总之，魏延此举，既违军令，更无朝廷授权，所以遭到前线将领的一致反对，也得不到自己部下的支持。加之孙权预料在前，陈寿评论在后，为之翻案，实无必要。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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