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一书评介
对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一书评介
时 间： 2001-09-21
地 点： 天则经济研究所会议厅
主讲人： 王宇
主持人：
评议人：
版权所有： 天则经济研究所，转载须注明出处。
实录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国际金融研究小组工作，这个小组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专门成立的。在那段不同寻常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同事们每天都守着电脑终端，监测和分析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每一变化。l998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就是在办公室中度过的。也是在l 998年，我的一个朋友到美国出差，给我带回了索罗斯先生《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岌岌可危的开放社会》一书，阅读之后我感到索罗斯先生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尤其是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颇有独到和精辟之处。我译出了其中的一些章节，送给有关领导参考。当时我就很想翻译全书，但那时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又回到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但是，我没有停止对那次危机的思考，我总觉得危机背后有一些更深的问题还没有被认识，更谈不上解决。我向商务印书馆建议翻译《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岌岌可危的开放社会》，我很感谢商务印书馆认真地听取了我的意见，并很快批准了我的翻译申请和计划，去年冬天我完成了该书的翻译工作。但由于索罗斯先生要修订此书，因而未能出版。今年年初，当我从商务印书馆拿到作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岌岌可危的开放社会》的修订本，即本书《开放社会：变革中的全球资本主义》后，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并当即决定由我来翻译这本书。
这本书译得相当艰苦。我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工作，众所周知，这是中央银行的核心部门。工作非常紧张，需要全神贯注，经常要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这本书主要是利用深夜回家之后的时间和节假日完成的。
亚洲金融危机使索罗斯先生在中国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有人认为他是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神，有人认为他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金融大鳄"一词大概就包括了这两方面的含义。然而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看到的却是一个十分敏感、富于想象力、悲天悯人的思想者，一个有着强烈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的学者，一个极有社会责任感的慈善家；当然，我也看到了一个十分精明的商人；一个唯利是图的金融投机者。索罗斯的确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正如他在本书所说：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我关心的是市场价值，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作为一个公民我关心的是社会价值，即人类和平、思想自由和社会正义。
在本书中，索罗斯先生从"反射性"、"可错性"等一系列概念出发，通过对与供给和需求联系在一起的均衡理论的颠覆性批判，彻底否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一一微观经济学(索罗斯把它形象地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其"开放社会"的理论架构。
索罗斯先生开放社会的思想基础是，由于我们的理解力天生就是不完善的，我们设计缺陷的制度总会有缺陷，完美是不可企及的，因此，我们只能选择次优：一种不完美、但愿意并可能被不断改善的社会一一开放社会。索罗斯先生还指出，可错性理论之所以难以被世人接受，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完美、永恒和终极其理的追求过于执着。事实上，我们永远也达不到完美和永恒，只有死亡才是永恒的，但生命却会给了我们认识和改善的无限机会，尽管它也是不完美的。认识到人类的可错性和不完备性对于我们的思维发展和社会进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本书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所存在的缺陷和危机，认为它们均源于市场原教旨主义错误的价值观和认识论。哲学的本质决定了终极真理和永恒答案都是不存在的，然而由于市场机制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就希望用它来解决所有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从而使市场价值侵入到了原本由非市场价值主宰的领域，包括人际关系、政治、法律、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和医学等专业领域。也就是说，市场价值取代了社会价值，市场机制主导了它原本不该进入的领域。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则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市场机制的缺陷，主要是国际金融市场具有天生的不稳定性；二是非市场部门的缺陷，主要是政治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失败。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一个具体体现。
作为一个成功的基金经理，索罗斯在本书中非常专业地描述了金融市场的特点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然而，即使在这些专业术语之间也充满了他的人文关怀。针对金融市场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主导力量的趋势，他指出：金融市场是"超道德"的，它富有效率但没有人情味，人类的未来决不能交由它来决定。他还说，生活中应该存在着比生存更美好的东西，不幸的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使这些美好的东西已经被人们遗望和丢失了。每当翻译到这些文字时，我总会与作者产生深深的共鸣。我总会停下笔，抬头仰望夜空的星斗，由衷地希望我们在拥有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裕的同时，还拥有那些美好的、能够温暖人类生命的东西。
曾有不少人问过我为什么要译这本书(大概认为这是一个学者而非一个央行官员所应该做的事情)。这里我想一并予以回答：第一，我喜欢译书。深夜，每当我坐在台灯下翻开书时，就象在与作者轻声交谈，那种宁静与充实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只是这本书的翻译过程太紧张，使我没有多少时间来享受这份心情。第二，我喜欢这本书，觉得与它非常有缘分。我的专业是国际金融，读过的哲学著作不是很多，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做博士后时，曾非常有幸地读了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波普的"开放社会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波普为开放社会理念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当我看到索罗斯先生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岌岌可危的开放社会》和《开放社会：变革中的全球资本主义》时，都想到了波普，想到了当年所受到的震憾和感悟。第三，我读过索罗斯先生几乎所有的书，对索罗斯先生的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比较熟悉。顺便提一下，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是希望《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岌岌可危的开放社会》一书能够正式出版，并建议读者在读这本书之前最好读一下那本书。尽管索罗斯先生一再强调这本书只是那本书的修订版，但我认为这是两本不同的书。前者更感性、具体，或者说更"形而下"，它主要是对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学预测；后者更理性、抽象，或者说更"形而上"’它主要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哲学批判。另外如果想要了解索罗斯对亚洲金融危机起因和过程的详细分析的话，读那本书也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本译著是我与商务印书馆的又一次合作，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延续了许多年，经历了许多人。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是商务印书馆的读者、作者和译者。几代商务人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时，就曾为商务印书馆的《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和《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撰写与翻译了大量文章。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译著是l 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斯坦利·贝克尔的名著《家庭论》，以后又陆续出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伦理学与经济学》、《贫困与饥荒》等译著。几代商务人都曾给我了许多帮助、鼓励与教诲。他们的敬业与平易使我难以忘怀。从老一代的胡企林、吴衡康、到现在的朱泱、王涌泉、陈小文、张胜纪等，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的老师。我要特别感谢程秋珍女士，她是我译著的责任编辑，在我的译稿中有她付出的心血和辛劳。我还要特别感谢陈峰先生，他帮助我认真地较正了译稿，虽然我只看到了校正稿的第一部分。当然我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本书的作者索罗斯先生，他的书使我重新思考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危机后的国际货币制度改革和国际金融体系整合，并使我进一步思考了国际金融市场、国际经济机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尤其是金融全球化问题。的确，由于《开放社会：变革中的全球资本主义》从非常独特的视角对现实世界进行了分析与批判，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我的思考与想象空间。最后我想要说的是，这本书原计划于今年年底出版，由于索罗斯先生今年9月份要到中国来，所以出版社要求我7月份完成译稿。时间安排的变化不仅使我在翻译时难以对一些词句进行认真推敲，甚至很难对译稿进行一遍完整的校正，因此肯定会有错误和遗漏。对此我一直心怀不安和歉疚，在这里真诚地希望大家给予批评指正。
王宇
2001年7月29日于北京海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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