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在作协往事
[ 2001年第10期 茅盾在作协往事 作者：涂光群 ]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30年，虽为一普通干部，有幸也常能见到作协主席茅盾，聆听他的讲话；看到他为新中国文学事业所做的工作及他的处境；因工作而跟随我的领导去看望他，或有事被指派去他那儿跑跑腿。现记下我了解的茅公的点滴往事。
建国后，茅盾身为文化部长，本来活动、应酬等事务就多。但他总是不嫌麻烦地、没完没了地亲自回复那些想当作家的年轻人慕名寄给他的信件和稿件，有的人连句子都写不通，别字连篇，还想写小说，要茅盾先生给以“指点”。历届《人民文学》负责人，像邵荃麟、张天翼、严文井等，他们都在期待茅盾先生写出自己的新作（如《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续篇）；不忍看见这位大作家宝贵的时间、精力，耗损在回复来稿来信这类普通编辑能做的劳作上，因此常对他说：您将这类来信来稿交给我们编辑部处理吧。但茅盾律己甚严，除了明显写着“人民文学主编茅盾收”这类信、稿，有的他亲批“请人民文学编辑部处理”外，仍有大量直接寄给他的无名作者的信、稿，是他亲自处理的，而不由秘书代劳。老人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他细心地、一丝不苟地答复那些想当作家的人们的提问。此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的《茅盾书信集》中，看茅盾先生花费了那么多时间、精力，给那么多的人们回信，我更多的是痛惜。为什么茅盾先生无法发挥他的创作专长，反而将时间耗费在不必由他去做的这些事情上呢？但从茅盾先生给别人的回信上，却可以见出先生的为政风格和一尘不染的高尚品德。例如1957年一位从事茅盾作品研究工作的年轻学者给他写信，讲到自己新写成一篇研究论文，可否由茅盾先生帮忙介绍出版？这位年轻学者有这样的设想可以理解。然而茅盾先生是这样答复他的：“您的论文，是花了功夫写的，富有实事求是，客观分析的精神。恕我不能提供什么具体意见。作为一个被研究的作家，我向来是只愿意倾听批评，而不愿意自己说话的。同样的理由，我也不便把您的这篇论文介绍去出版；如果我这样做了，特别是因为我还是文化行政的高级负责人，便有利用职权、自我宣传的嫌疑。”
茅盾先生对于文学青年、文学人才，总是不倦地关心、扶持，还包括他从浩如烟海的各种文学出版物中直接发现优秀人才及作品。他对有才华的年轻作者及其新出炉作品，总是持宽大、支持和欢迎的态度。
1957年4月间，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鼓励鸣和放。但是到底“放”到何种尺度？有何标准？大家都没有经验。谁都跃跃欲试，谁也没有把握，谁都不敢吃第一口螃蟹。当年《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组从作家和投稿者中挑选出六、七篇把握不定的小说稿，先在编辑部内传阅。结果有的稿子发生争议，对有一定艺术质量的稿件是否可发，连编辑部的头儿也拿不准。于是作协领导人、原《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建议我们送给茅盾先生（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编委会改组，茅盾不再担任主编）一阅。我们送去东四头条老文化部西边小楼茅公家。没过几天，茅公就全部看完，将稿件交给我们。我印象深的是茅公在我们争议最大的两篇稿上，明确批了字，认为“两稿都可以发表”。这两篇小说，一是常给我们写稿的北京市青年作家林斤澜的短篇《一瓢水》，这篇小说我记得是写战时西南一小旅店发生的故事，意境、气氛都造得不错，只是文字略嫌晦涩。编辑部有人不主张发表，认为如发表，岂不是提倡晦涩？另一篇是卫生出版社一位徐铁编辑的来稿，约3000字。小说题目叫《爱的成长》，用的是“蓝珊”笔名。故事是讲一个小男孩起先不认他后妈。后来由于这个后妈对小孩细心呵护，投入自己的真诚爱心，结果小孩深受感动，最后唤了一声“妈”。作者采用白描手法，文笔细腻、生动，入景入情，是一篇可读之作。然而对这篇小说的争议很大，有人认为小说是鼓吹人性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作品，不应发表。编辑部的人还是尊重茅盾先生的权威，尽管有个别人不欣赏也不赞成这两篇，还是同意将两篇都安排在《人民文学》发出。这件事的余波是反右开始后，徐铁在单位被划为右派，发配青海劳改。一篇提倡爱心的小说，竟让作者蒙冤遭祸。
1958年《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有个倡议，每年让茅盾先生为刊物写一篇分析、评论全国短篇小说的文章，这有助于提高小说创作水平，同时也可以推出、奖掖文学新人。白尘说，他同茅公讲了，茅公答应写，正在读作品，做准备。我那时已调评论组工作。我们问白尘，要不要评论组提供作者和作品线索（对有些为刊物写评论的作者，我们通常是这样做的）？白尘说，不用了，文学杂志茅公那里都有，他读作品比我们多，并且读得仔细，有的他读过的作品我们未必读过，甚至也不一定知道。不久茅公交给《人民文学》一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其中他颇为兴奋地推荐了上海青年女作者茹志鹃发在《延河》上的小说《百合花》。这之前，编辑部的人除知道茹志鹃是上海一位文学编辑，并不了解她小说写得好，也没有人留意她在《延河》发的这篇小说。当时，这类风格细腻、含蓄、富有诗意的小说，是颇不合那年代大喊大叫、“意气风发”的调儿的，所以作者曾屡遭退稿。茅盾先生真是慧眼识珠，大家找来一看，觉得小说果真是好，茅盾的评语“清新俊逸”也很准确。于是白尘作出决策：1958年第6期在刊登茅盾先生文章的同时，转载茹志鹃小说《百合花》。这一期杂志出来后，社会人士观感甚好，觉得在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注重作者不同的个人风格方面，茅盾先生为文学界开了个好头，做出了榜样。而青年女作家茹志鹃就从此脱颖而出了。
苏州的青年作家陆文夫，1957年因参与发表探求者文学宣言，被长期下放劳动。他在工厂扎扎实实地工作，向工人学习生产技术，同他们打成一片，几年时间，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于是在1961年、1962年之际，他陆续给《人民文学》寄了几个短篇，这些作品很熟练地写出了工人、技术员的形象，情调健康、向上，有的则妙趣横生。执行主编陈白尘、李季很看重他的新作，有的发在头条，如《葛师傅》、《二遇周泰》。1962年，茅盾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对陆文夫写工厂生活的新作和他长期在劳动者中认真体验生活，给予肯定、赞扬。这期间，上海工人出身的作家胡万春，写了一些反映工厂生活变化的小说，也引起茅盾先生的注意，写信给以鼓励；同时指出了年轻作者易犯的毛病（如写作中会出现概念化），希望勤于思考、学习，继续提高自己。（此信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
茅盾是现实主义小说大家，但他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取材、人物选择、写作方法、技巧等，从不拘泥、狭隘，一向看得很宽广，他自己的小说实践也是如此。就拿他小说的人物画廊来说，是很多样化的。因为社会的人物是复杂多样的，小说的人物怎么能够简单、单调呢？
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开小说创作座谈会。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会，邀请作协主席茅盾出席指导，到会的有北方、南方的十几位作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到会，同大家见面讲话。我是会议的记录之一。会议的目的，是与作家们共同总结前几年的经验教训，反对创作中的浮夸风、虚假的“浪漫主义”，以使创作回到实事求是，正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塑造真实可信、而非虚假的人物形象，回归现实主义健康轨道上来。会议气氛宽松、活跃，作家们畅所欲言，讲到前几年说大话，鼓虚劲，对创作者造成的压力和有害影响；讲述自己对生活和创作的思考，也诉说着创作中的苦闷。茅盾先生每天到会，认真倾听作家们意见，和会议主持人邵荃麟一道，以发言或插话方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同大家交流。在谈及现实主义应当坚持和深化时，茅盾、荃麟，根据创作规律和中外作家成功经验，提出人物的形象塑造也应多样化，英雄人物是需要我们格外注意的，但处在中间状态的各种人物也不可忽视，也宜放在我们视野中，观察、研究和塑造。这既丰富了现实主义创作，也使我们的作品深入一个更广大的读者群，使这些读者从中受益。茅盾、荃麟的意见，针对了作家们提出的问题，切实而中肯。
茅盾先生是中外知名的中国左翼作家，他信仰坚定、谙熟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谨言慎行，总是在冷静地观察着、思考着。对社会生活，他很少发表自己见解，也不人云亦云，但并非没有自己成熟的思考和见解。1963年上半年，编辑部约茅盾先生写散文，他赐给我们一篇《海南杂忆》，发表于《人民文学》当年第6期。茅盾先生是写散文、杂文的能手，建国后却很少施展。《海南杂忆》实际是一篇杂文，它言简意赅，凝重、深沉，艺术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我至今记得，他从海南岛“天涯海角”奇拔的岩石，联想到流放在海南荒岛的宋代诗人苏东坡的《儋耳山》那首五绝：“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遗！”又联想到历代封建王朝的当权者，因听不进逆耳忠言，而对忠臣良将给以贬斥、放逐。自唐、宋以来，国家需要的这些名臣良将，流放到海南岛的真是络绎不绝。他们无缘补天，却“获罪”被放逐到这里来作“道旁石”。茅盾先生写道：千载以下，真叫人读了苏东坡这首诗同声一叹！《海南杂忆》的另一段，是从公路旁的草本植物鸭脚粟，联想到明朝海南岛诗人王佐赞鸭脚粟的诗。王佐诗中写了海南岛的劳苦百姓，庄稼大熟、小熟都不能够自己享用，而他们经常借以维持生命的是鸭脚粟。王佐还有另一首诗《天南星》：“君看天南星，处处入本草。夫何生南海，而能济饥饱。八月风飕飕，闾阎菜色忧。南星就根发，累累满筐收。”茅盾先生写道：“这就是说，（大熟八月登）以后，老百姓所得，尽被搜括以去，只得靠鸭脚粟和天南星过活。王佐在这首诗的结尾，用了‘含泪微笑’式的两句：海外此美产，中原知味不？”
茅盾20世纪60年代初期游海南，受到的生活安排和照顾甚是周到，然而他却无心游山玩水，而是忧国忧民，像他的文学先辈屈原、杜甫那样，心中装的是百姓的冷暖。他在天涯海角发思古的幽情，想到历代吏治的腐败，使老百姓忍受饥荒之苦，面有菜色，靠吃野草野菜维持生命。茅盾写的是历史，他期望人们以史为鉴。他心中装着的是在日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被错整获“罪”的那些由“补天石”变为“道旁石”的开国元勋和那些直率进言的知识分子们，那些在“穷过渡”中曾被折腾得忍饥受寒的人们。
茅盾不幸而言中，在此后的年月，他也“获罪”了。1964年的文艺整风，文学界重点是查1962年的大连小说创作座谈会，原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邵荃麟直接获罪，《文艺报》发表大块批判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个“资产阶级”除了被公开点名的邵荃麟，还有被内部点名的茅盾先生。指责茅盾不仅是“中间人物论”的鼓吹者，他还“代表资产阶级争夺青年”，说他“吹捧”陆文夫，给工人作家写信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是当年一位文学界领导人在1964年下半年一次内部讲话中讲的。1962年以后仍是中国作协主席、文化部长的茅盾，几乎不再在中国文学界的活动中露面。1965年“文革”前夕，沈雁冰（即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文革”中茅盾虽被保护，但在那漫长十年的处境，除了挂着个政协副主席的名，他孤独、寂寞、抑郁，跟被冷落的“道旁石”也差不多。1970年仍有文学爱好者写信给他求助。茅盾在回信中说：“你写了长篇小说，希望我看看，提点意见。但是抱歉得很，我不能满足你的愿望。因为我虽然年逾七十，过去也写过小说，但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旧作错误思想多、极严重，言之汗颜。我没有资格给你看稿，或提意见，一个人年纪老了，吸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便衰退。最近十年来我主观上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进步极少，我诚恳地接受任何批评，也请你给我批评，帮助我。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沈雁冰一月二十六日。”一个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处在“文革”那样一种境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茅盾先生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虽说年老体弱，但他的精神实现了解放，他对未来重又燃起信心，总愿意为这已经到来的新时期做点事情。我还记得1977年10月下旬，《人民文学》杂志举办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我们打算邀请一些文艺界著名人士和中青年作家到会。这将是文学界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集会，这时文联、作协都还没有恢复。编辑部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立刻想到了刊物的第一任主编、作协主席茅盾先生。于是我和周明打前站，去交道口南三条茅盾先生的新住所，先去探望茅公。我们在后院书房里见到了茅盾先生，他身体比以前消瘦多了，且在这冷季，常犯哮喘，视力也大大减退。但先生仍未放弃看书、写字。一听说《人民文学》将开小说座谈会，先生显得兴奋，答应争取到会。开会那天，天气也是阴冷冷的，但去接茅盾先生的车，居然将茅公接来了。会上许多文学界的老人走到茅公面前同他握手问好，中青年作家更是热情如火地将他们敬爱的师长围了起来。茅公在这次会上发表了讲话。一个月后，《人民文学》编辑部邀请在京的更多文学界人士开座谈会，这次除了批判“四人帮”炮制的“黑线专政论”，还酝酿恢复文联、作协。茅盾先生又一次应邀到会。关于恢复文联、作协，记得茅盾先生在讲话中幽默地说了一句，谁也没有听说取消了文联、作协，我还是全国作协的主席呢！茅盾先生的意思很明白，恢复文联、作协是很自然的事，说恢复就可以实现恢复。实际上文联、作协的工作也是渐渐地恢复了，正式宣布恢复则是1978年5月开了文联全委扩大会之时。茅盾先生以自己的行动，热情支持了文联（他原来就是全国文联的副主席）、作协在新时期恢复工作和拨乱反正。不仅如此，他以多病的高龄，写出了极具历史价值的部分回忆录。两份遗言，一是申请恢复党籍，一是稿酬25万元留赠中国作家协会，做长篇小说获奖者的奖金。茅盾为自己追求理想的一生，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责任编辑 舒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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