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梁漱溟
[ 2001年第10期 辛亥革命前后的梁漱溟 作者：汪东林 ]
梁漱溟先生生于1893年，病逝于1988年，以其95岁的高龄经历了56年的旧中国和39年的新中国。对于他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早期43年的经历，1988年7月梁漱溟病故时由新华社发布、《人民日报》全文刊登的《梁漱溟生平》中有这样一段评价：“出生于中日甲午战争前一年的梁漱溟先生，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新中国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梁漱溟先生那种‘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初衷和为之奋斗的不懈努力一直获得人们的称道。”
1986年辛亥革命75周年纪念前夕，笔者曾登门对梁漱溟先生作过一次专访。当时他已有94岁高龄，身体仍很硬朗。对早年的事情出奇地记忆清晰。当我在北京木樨地22号楼进入他的寓所并说明来意时，梁先生竟一反平素好静的习性，激动地谈起他投身辛亥革命的经历来。
加入京津同盟会
梁先生说，我于1906年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1910年暑假后，班里来了一位插班生，叫甄元熙，字亮甫，广东台山人。后来我才知道，甄君进校之前就是革命党人，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他从广州辗转到北京进顺天中学堂，就是来宣传革命，发展革命力量的。甄君比我长两岁，他因见我对时局也极为关心，很快同我成了好朋友，但实际上，我们的政见并不相同。他当然是革命派主张，我只是热心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反清。在如何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造上，我当时认为英国式政治最为理想，否认君主国体与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差异，并认为法国式（内阁制）、美国式（总统制）皆不如英国式政体完善。这种观点，实质上是辛亥革命时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因为这，我同甄君的分歧自不待言，但他这人聪明过人，自有一套交朋友的办法。一天，他悄悄交给我一本书，说让我读完后再商讨。这本书是由日本东京出版输入我国的，书名叫《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书中收集了以梁启超为主的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君主立宪派的文章，同时收集了胡汉民、汪精卫等发表在《民报》上的革命派的文章。两派观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我认真读完了全书。由于我本来就倾向于梁启超的主张，当然不能立时就接受革命派的思想。但甄君表现得十分有耐心，我们之间经常秘密进行笔战和辩论，而且争得面红耳赤，每次总以他乐呵呵地主动休战而结束，从来不伤感情。我为他的革命激情和友善态度所感动，所影响，观点渐渐有了转变。当然，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看到的许多事实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主张君主立宪——此路不通。
所谓“事实”，是多方面的。我举一桩较大的事例。康、梁的“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过了若干年后，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却有增无减，形成了一股潮流，因为这种主张是以不推翻清王朝统治为前提的一种政治改良。在西太后不能主政和病死之后，清廷也允许各省成立咨议局，中央成立了资政院，还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成立了宪政编查馆，最后还发表“上谕”，提出经过九年准备便召开国会，正式立宪，先把省咨议局改为省议会等等。但是性急的君主立宪派认为九年时间太长了，等不及，纷纷要求提前召开国会搞宪政。各省因此派出请愿团到北京向清政府请愿。这一举动使清廷很恼火，答复说：九年准备的时间不容改变，并强行把各地请愿代表逐出北京。清廷这一行动，使君主立宪派大失所望。因此清廷更加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纷纷转向革命派。我看到这些事实，深感时局如此，宪政肯定无望，因而革命便是改造中国的惟一出路了。其时，京津同盟会（全称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酝酿成立统一组织，汪精卫、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是主要领导人。甄元熙也是活跃分子之一。他见我的思想、态度发生变化，便及时主动介绍我加入同盟会，我欣然同意，时为辛亥年（1911年）夏秋之间。记得我的第一个行动是剪了辫子。甄君在辛亥革命期间一直同我在一起，转民国以后，他在京津创办《民国报》，自任社长，我在该报任记者。1919年、1920年间，甄君曾在广东大元帅府任秘书，后去美国，在旧金山办报。
京津同盟会的革命刺杀活动
梁先生回忆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京、津、保地区革命党人的活动，开始时是以小组织、小团体的规模进行，甚至单枪匹马地干。后来酝酿成立同盟会，才逐渐成立统一的组织。约在1911年冬，甄元熙向我传达说，汪兆铭（精卫）邀胡鄂公、白逾桓、彭家珍等在天津开会，正式宣告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成立。由汪兆铭任支部长，下设参谋、军事、财政、交通四部。胡任交通部长，白任参谋部长，彭任军事部长，财政部长是汪自己兼任还是别的什么人担任，就记不清楚了。至此，京津同盟会才有了统一指挥，组织形式也较前严密了些。
梁先生说，我加入同盟会后，经常去的联络点在北京东单三条。这里有一家京津同盟会开设的沿街而门面很小的杂货店，负责人就是甄元熙。小店前头卖货，后头聚会，常有同盟会会员三三两两来这里碰头，其中不少是河南、四川、云南籍的保定军校入伍生，大多议论革命形势和商谈军事举动，胡鄂公和彭家珍都来过这里。我是甄君直接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常到这里来听消息，议国事，传送革命书刊；有时也守店面卖货，记得还曾奉派到京郊购买过一批带玻璃罩的煤油灯，在那时，北京还没有电灯，这便是时髦的家用照明灯具了。
梁先生说，京津同盟会当时在北京地区也有军事举动，但不是搞武装起义，而是为了配合南方革命军的军事行动，谋划刺杀清廷掌握大权的显贵。最有名的举动如刺杀袁世凯、良弼、摄政王等，一时震惊京内外。我这里想特别谈一下彭家珍刺杀良弼的情况。
约摸在辛亥年的腊月（1912年1月）中旬，张先培等四人携炸弹刺杀袁世凯失败，几位先烈壮烈牺牲。消息传出，京津同盟会的会员们无不怒火满腔，在东单三条聚会中，常有人拍案而起，摩拳擦掌。几天后（即1912年1月26日），突然传来彭家珍刺杀良弼成功，但本人亦当场牺牲的消息。彭家珍是四川人，我加入同盟会不久即与他相识。彭做事精明，胆量过人。作为军事部长，他深知张先培等刺杀袁世凯失败的影响，便单枪匹马，以一死去夺取成功。
良弼是清廷贵族主战派（力主用武力平定南方革命党人）的代表人物，气焰嚣张，早就是革命党人要除掉的一个目标。刺杀良弼那天，彭家珍身着清朝军官的服装，怀揣炸弹，独自来到北京西四北红罗厂良弼的住所，掏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清廷驻奉天将领恭顺（良弼好友）的名刺（即名片），声称要面见良弼。正在这时，一辆马车由远而近，驶抵大门口，即传来一片“大人到”的声响。说时迟，那时快，良弼刚迈步下车，彭家珍已将炸弹投去。由于距离太近，彭当场牺牲，良弼被炸掉一条大腿，受重伤，于第二天死去。这一壮举，吓得清廷显贵闻风丧胆，同时也大大鼓舞了革命党人的志气。后来孙中山先生授予彭家珍以“大将军”的称号，民国以后，彭家珍和张先培等四位烈士合葬在今北京动物园熊猫馆的东北角，立有一座五面碑，每面各镌刻一位烈士的姓名，后因北京动物园不断扩建，这座墓和碑竟不知去向，甚为可惜。
《民国报》的创办和宣传活动
梁先生回忆说，清帝退位，南北议和，京津同盟会成员便不再摆弄手枪、炸弹，而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我因此到了《民国报》。《民国报》是宣传同盟会主张的，创办者和编辑部人员大多是同盟会同仁。社长是甄元熙，总编辑是孙炳文。孙炳文字浚明，四川原叙府人，后来曾与朱德同志一同留学德国。我原名焕鼎，字寿铭，当记者后常用笔名寿民或瘦民。有一次孙总编辑为我写了一把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正中我意，从此我便用“漱溟”为名，沿用至今，本名反而鲜为人知。
《民国报》创刊于天津，后迁到北京。该报除政治要闻版报道国内外大事和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新闻外，还开辟了若干专栏，比较新鲜的有三位同盟会女会员（苏北人何素卿、南京人杜宜君、河南人任维坤）共同编辑的《妇女专刊》，每天占报纸一角，宣传关于解放妇女的主张，提倡女权、女学等等。
《民国报》每天对开三大张，报社职工近二百人，所耗经费巨大。这大笔经费从何而来呢？这又要引出民国政坛的一段旧事。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南方推荐王芝祥（北京通州人，原广西按察使）担任直隶都督。按《临时约法》的规定，由内阁总理唐绍仪办理一张任命书，袁大总统盖印，再由内阁总理发表，实际权限应在内阁。唐把拟好的任命书送袁盖大印，袁却拖着不办。待唐第三次登门催办时，袁才明确答复，他不同意这项任命，唐绍仪因此愤而离职。接着又有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等阁员兼总长辞职。袁不管这些，竟委任他的表弟张镇芳为直隶都督。袁的作为，引起革命派的愤慨，矛盾进一步激化。张镇芳考虑到刚上任，不能与京津同盟会搞得太僵，正好此时，《民国报》有几位张的同乡，向张诉说办报缺乏经费的事，张都督便大笔一挥，批给《民国报》十万块大洋。
《民国报》从天津迁到北京，社址在现宣武门内路西。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之后，国民党总部派议员汤漪到《民国报》负责，明确改为国民党的机关报。汤某到任后，从总编辑而下，换了一批新人，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也就退出了《民国报》。
临时总统袁世凯与民国国会
先说与袁世凯的一面之缘。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大典时，我作为《民国报》的记者，目睹了这场典礼。时间在民国元年3月10日，地点是参议院，院址在今国会街。主要出席者为参议院全体议员和内阁全体阁员。时间一到，军乐声起，袁世凯由议长林森陪同登上讲坛。林森首先致词，接着袁世凯宣誓就职。典礼结束后，他们由礼堂走向庭院，经过走廊的时候，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交臂而过。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及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尤其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分明是很不郑重。
就在袁世凯宣誓就职前十天，即1912年2月29日晚，曹锟第三镇陆军两营在袁的导演下，在北京发动了“兵变”。当晚，我正陪同母亲在前门外大栅栏广德楼戏院听戏，忽然锣鼓骤停，台上的演员不知所措，见一人走到台前，大声对观众说：“戏不能再演了，外边发生‘兵变’，情势危急，请尽快各自回家吧！”我同母亲急匆匆地走出戏院，见许多“变”兵正在大栅栏一带抢劫，就像土匪进了城，空气很是紧张。第二天夜晚，“变”兵又劫掠西城。紧接着，京郊通州、高碑店、长辛店、黄村、三家店等地都发生“兵变”，进而蔓延到天津、保定各地，闹得不亦乐乎。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南京临时政府为促使袁去南京就任大总统，派蔡元培、宋教仁、汪兆铭等六人为专使和欢迎员，来京迎接袁世凯南下。专使们到达北京后的第三天，“兵变”突发。“变”兵们竟杀气腾腾地闯进了迎袁专使的住宅。“兵变”的第二天，蔡元培等不得不以北方兵变、袁世凯不能南下等情，急电南京临时政府。紧接着“兵变”越演越烈，连日、德、英、美、法诸国也借口保护北京使领馆之安全，纷纷从天津、山海关、青岛等地调兵进京，忧心忡忡的迎袁专使们再次急电南京，请求临时参议院批准临时政府可暂设北京，袁世凯可以不必南行受职云云。几天后，南京临时参议院便作出决议，接受迎袁专使的请求。于是“兵变”平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耍弄了书生气十足的革命党人。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开张，参众两院议员加起来近800人，当时人称“八百罗汉”。这期间我常采访参众两院，特别是参加众议院议长竞选的张耀曾。张耀曾，字熔西，云南人，是家母的堂弟，我称他为“熔舅”。我常常从他那里打听国会的一些内幕情况。先说议员们的丑态和国民党议员的内部争斗。外地议员一到北京，便有三方面的人出面接待，实际是争夺、拉拢。一是袁世凯政府内务部的；一是左翼政党国民党；另一是操于梁启超、汤化龙之手的右翼政党进步党。不少国民党议员经不起金钱、美女的拉拢，到北京不几天就投入到袁世凯和进步党的怀抱。当时北京有一家袁世凯资助、由议员康世铎主持的《民视报》，每天在一版报眼的显著地位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方法颇为特别：今天报道三人脱党的姓名，明天又有三个，累加成六人后，再登一次，罗列起来，逐渐增多，袁世凯以此打击国民党的声势。“八百罗汉”还由议院规定，每位月薪五百大洋，这使一部分议员成天在八大胡同（当时北京妓院的集中地）花天酒地，名声极坏。国民党议员内部的矛盾，还表现在众议院议长的选举上。国会正式成立后，参议院很快选出了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但众议院的议长由于国民党内部争夺激烈，却迟迟不能选出。后来由于袁世凯从中收买、操纵，终于在争议一个多月以后选出汤化龙为议长，陈国祥为副议长，他们都是进步党人，从此，众议院即落入右翼政党之手。国会正式成立后的另一项任务是制定一部宪法，以替代《临时约法》。参、众两院推定五名议员在天坛起草，因此当时人称“天坛宪草”。这部“宪草”是以国民党和进步党拟定的宪草作基础制定出来的。国民党方面的执笔人是张耀曾，进步党方面的执笔人是梁启超。《天坛宪草》的基本精神与《临时约法》一致。袁世凯曾派施愚等人干预“宪草”的制定，但被议会拒绝了，袁世凯十分恼怒。正当《天坛宪草》准备交付参、众两院讨论的时候，袁世凯于1913年6月先后下令免除了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二次革命”立即爆发。袁世凯却借口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与“乱党”（指举行“二次革命”的革命党人）有联系，下令收缴了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证书，随后又指令内阁总理熊希龄解散了国会。
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成立
梁先生说，民国建立以后，天真烂漫的同盟会会员们以为大功告成，接着就是召开国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实行宪政了。于是便有“中国革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之议，意即革命成功，不必再有“革命同盟会”这样的名称，而应成立宪政下的普通政党——国民党了。
据梁先生说，当时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成立的大会。在这之前，先有孙中山和黄兴联名电告同盟会各支部，就改组为国民党事征询意见，而后孙中山和黄兴两位领导人莅临北京。
这时南京临时政府已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以为只要袁世凯离开他多年盘踞的巢穴北京，到南京就职，有着《临时约法》的规定约束，实行内阁制，他便不敢胡作非为了。可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就是不离开北京，反而邀请孙中山来北京商谈。于是南京临时政府又作了让步，孙中山、黄兴从南方来到北京，同时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成立大会。
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成立的大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时为1912年8月间。大会的议程，包括审议改组计划，通过党纲、党章，选举党的领导人等。这时的国民党，实际由五个团体组成，即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以同盟会人数最多。孙中山在大会上宣布国民党的五条施政纲领，大家热烈鼓掌，顺利通过。不料在讨论、通过党章时，孙中山先生因事暂时离开了会场，会场上出现了风波。原因是党章以英国政党章程为模式制定，由于当时英国尚未解决妇女参政问题，因此英国政党的党章中没有提到可以吸收女党员，故国民党党章亦然。而同盟会则历来重视女权，一直是有女会员的。因为这一条，引起到会的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伍崇敏等当场提出质问，使主持会议的宋教仁一时无法答对。这几位本来就很泼辣的女将，盛怒之下一轰而起，登上主席台，揪住宋教仁不放，会也开不下去了。正闹得不可开交，孙中山回到会场，女将们才松了手。
会议最费时间的是选举党的负责人。在工作人员向到会人员分发选票时，黄兴、孙中山便先后发表演说。黄兴讲得很短，孙中山讲演的题目是《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威望高，口才好，主持会议的人为维持会场秩序，避免再起风波，就希望孙中山讲得越长越好，最好一直讲到收回上千张选票、作出了准确的统计时为止。于是主席台上便出现了有趣的场面。只见大会工作人员之一的张继，站在孙中山身旁，每当孙中山露出要结束的话头，张继就揪揪孙中山的衣服，示意孙中山继续讲下去，如此反复多次。由于天热，穿的又是西式大礼服，孙中山在台上不断地喝水，擦汗。这次大会开了整整一天，会议一致选举孙中山为国民党中央理事长。这一改组，包括我在内，大家都由同盟会会员（或别的组织的成员）变成了国民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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