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与巴人精神
[ 2001年第11期 巴人与巴人精神 作者：周而复 ]
王任叔笔名巴人。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和任叔相识于左翼文学活动中，同时是欧阳山同志主编的《小说家》的编委，每月要碰头座谈一次有关小说方面的问题，谈小说作品和作家。
那时他已经出版了10部左右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集，有的已经绝版，有的很难买到，当时我没有机会读到。看任叔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是《皮包和烟斗》。我们当时都忙，见面的机会虽多，畅谈的时间却少，但他待人热情诚挚，对文学事业的执著追求，特别是对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给我留下了平易又是深刻的印象。每次见面，我们无话不谈，肝胆相见。
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他是中共江苏省委文委成员，参与领导上海抗日文化工作和统战工作。因工作需要，他留在孤岛上海，除参加编辑出版《鲁迅全集》的工作外，还从事进步的新闻出版工作，担任《译报》副刊编辑等职务。我离开上海，到革命圣地延安去了。临行前夕，我们在霞飞路一家餐馆里会面，他约我给《译报》写一些散文和特写一类的文章，介绍大后方和战地高涨的救亡图存的抗战热烈情绪，以鼓舞孤岛上的人民。我们一行数人，先到了香港，经过广州、长沙、武汉、西安，去了延安。记得写了一些从广州到西安的见闻，有一篇是在登了华山以后，住在北峰寺庙的客房里写的，随写随寄。后来，上海朋友来信，告诉我从《译报》上的文章，得知我的行踪。我在旅途上，任叔没法给我来信；到了延安以后，陕甘宁边区处于被封锁状况，无法和外边通讯，即使表面上通邮，但经过国民党的“邮检”，信件是很难收到的，甚至无辜地牵连到寄信人。我和任叔便鱼雁鲜通了。
再次见到任叔，是在香港，1946年夏天，组织上分配我到香港担任文化方面工作，大概是1947年11月吧，或者12月，记不清楚了，任叔忽然到了我在英皇道的住处。当时我和冯乃超同志住在一起，事先知道任叔到了香港，但具体情况不大了解。这次见面，真是惊喜交集。惊的是他从天而降，不期而遇；喜的是久别重逢、快慰渴念之情。原来任叔1941年9月就从上海到了新加坡，在南侨师范当教员，领导文化工作，同时协助胡愈之同志做些统一战线工作。不久，他转到印度尼西亚去了，这对他后半生的生活、工作和著作有重大的影响。他参加苏门答腊反法西斯同盟，是这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和印尼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担任地下报纸的编辑工作。这当然不容于日本法西斯军阀。日本军阀妄图熄灭千岛之国反抗的烽火，开展了大检举。他在苏门答腊附近印尼农民家里隐蔽下来，耕田为生。8月15日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荷兰又想继承殖民者的衣钵，企图仍然统治印尼，理所当然地遭到印尼人民的反对，受到正义者和进步人类的支持。任叔这时担任印尼华侨总会联合会的顾问，参加华侨爱国民主运动。这以后，他又参加印尼人民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殖民主义者贪婪的残暴的眼光注意到他的头上，终于对他下了毒手，逮捕了。度过三个多月的牢狱生活，华侨总会、中国文艺家协会和著名人士胡愈之等广播抗议，在强大的压力下，荷兰军队被迫释放，他才安全地到达香港。
我听他扼要叙述别后的经历，对他战斗在异国的英雄篇章表示深深的敬意，也对他曲折多磨的生活予以安慰。我希望他在香港多停留些时日，好生休息，迎接新战斗。1947年冬，茅盾、适夷、以群和我发起创办《小说月刊》，我邀请任叔参加编委，他欣然同意，并且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一个头家》，发表在1948年7月的创刊号上。以后，他还写了《〈诗意〉的破坏作用》，发表在第三期上。在香港工作不到一年，解放战争的捷报频传，1948年9月，他到解放区去了。
1950年春，我代表华东局统战部出席中共中央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会上，意外地碰见任叔，我们紧紧握着手，相视而笑，似有千言万语要讲，许久，却讲不出一句话来。那些彼此胸中无声的言语，不用说出，双方都可以知道：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要好好大干一番。这时，他担任中央统战部第二处副处长。
我们在文学事业上，是同一条战线；没想到在党的统一战线岗位上，我们又并肩前进了。这段路，我们共同走了没多久，便分道扬镳了。他到雅加达，出使印度尼西亚。他担任驻印尼大使不到两年，便回国了。外交工作也许不是他的所长，他的文人气质很浓，热衷文学创作和文学事业。1954年终于回到文学岗位，担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和副总编辑。可以大展他平生抱负了。他斗志昂扬，领导全社制定出版方针和近期远期出版规划，重视中国文学古籍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和古典文学“十大作家集”，继承和弘扬祖国文学遗产的精华。出版外国名著和中国现代、当代优秀作品。他继冯雪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将出版社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为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为全民族的文化、文明素质的提高贡献力量，。
他每年在社里工作（主要看稿）八个月，接触社会外出组稿三个月，在社内看书并了解社里各方面新的情况一个月。他工作勤勤恳恳，严肃认真，团结作家，尊重作家，重视作家劳动成果；培养青年作家；态度谦虚，从来不摆架子。青年作家听取他对自己所写的作品的修改意见，还不知道他就是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外交家、社长兼总编辑王任叔。
冯雪峰常和王任叔亲自向我约稿，希望我的作品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欣然同意。《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在《收获》双月刊1957年发表后，王任叔立即要去，亲自审稿付排，于1958年5月出版，1964年第5次印刷，累计印数398300册。我的其他作品，如《白求恩大夫》、《长城万里图》（六部），以及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集等，总计700万字左右，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能够比较广泛地到达读者手里，是和冯雪峰、王任叔、楼适夷、陈早春诸位社领导亲切关怀分不开的。
王任叔创作力旺盛，在编辑之余，写了大量文章，杂文更多。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余波，牵连到他的头上。他所写的《关于集体主义》、《“多”和“拖”》、《关于“氏族社会”》和《真的人的世界》、《论人情》等杂文，1959年在“反右倾”当中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的帽子，不幸的遭遇接踵而至。社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撤掉了，也不能执笔，即使写出文章也不可能发表了，降到编译所里当主任，后来又到亚非研究所编译室当主任。从此，销声匿迹，也很少和外界联系，我也不知他的去向，无从看望他了。但我没法忘记他，经常想念他，我不相信任叔这样一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为革命事业兢兢业业工作的人，竟然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没有看到他写的那些杂文，也不知道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具体情况，没法下断语，但我有保留，暗自说：且看将来的事实吧。
经常使我想起的是他在创作上执著追求的精神。他的著名的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原名《土地》）1928年写出初稿，30年代修改上半部前面11章；40年代在南洋流亡时期重写11章；50年代初再次大力修改，前后花去了20多年心血，才基本完成这部反映1903年宁海王锡彤领导的平洋党反抗洋教的故事，揭露清朝政府残暴压迫的历史事件，还描绘浙江东部沿海农村乡土民俗。初稿近40万字，共18章，每章有小标题。全书有副标题：《50年前一幅中国江南农村生活风俗画》。任叔逝世前，没有成定稿。从1924年草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略加整理，使之前后统一完善，于1984年2月出版，将近漫长的60年之久。这部长篇是他的代表作，是中国文学的收获之一。
除了长篇小说外，他还写了剧本《五祖庙》。《五祖庙》初稿写于1946年，他当时以反法西斯同盟成员名义，支持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爱国华侨大都是同情印尼革命的，华侨的职工、青年和妇女等团体同印尼相应的团体都有联系。华侨青年团体里成立了新中国剧艺社，希望以戏剧为武器支援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可是没有剧本，任叔毅然执笔了，写的是5位华侨英雄的故事。
1955年夏天，访问印度和缅甸之后，我又奉命和郑振铎同志一道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尼西亚。离开北京之前，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看望任叔。他兴高采烈地谈完了出版社的计划后，雄心勃勃地谈到他个人的创作，又提到《五祖庙》这个剧本。他大概没有到棉兰这个希望之岛上看过五祖庙，希望我这次访问印尼，找机会去五祖庙看看，还托我搜集一些有关五位英雄的事迹。
回到北京，我把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任叔。他如获至宝，特别是五位英雄在监狱中和法庭上的表现，令他肃然起敬，立即记了下来，笑容满面地对我说：“太好了，这对我创作《五祖庙》有极大的帮助。原来剧中人物的姓名是虚拟的，现在有历史真实资料，可以放手去写，准备以真人真事为主，加上作者根据历史发展的想象，再把剧本从头到尾改编一遍。这是各族人民反帝反殖的第一把火炬，让它烧得更旺些，更旺些！”这次，我们谈了很久，从他热情洋溢的兴奋状态中可以看出，他多么盼望把这个剧本写得更好。
他的文学创作是多方面的，除小说，诗歌和戏剧外，还写散文、散文诗、杂文、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研究。他还翻译介绍苏联、德国、法国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他研究的范围也不限于文学，因为他先后在印尼多年，又懂得印尼文，把研究领域扩大到印尼历史方面。他曾送我一本《印尼社会发展概况》，这对我了解印尼有极大帮助。他对我透露：准备写一部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巨著，预计100万字以上。
十年动乱期间，以为任叔在1959年受到批判，当时对这样的人叫做“死老虎”，一般不算重点打倒对象，也许幸而能够免去又一场灾难。但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他是不是还活在人间？也有人以为我死在上海了。我在“牛棚”里是没法知道的，这十年，有点像苏东坡词所写的那样：“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有一天，收到一封信，寄信人是王克平，自我介绍是王任叔的儿子。我反复看了这封信，眼睛渐渐模糊了，字迹看不清楚了，忍不住落下了泪，濡湿了信纸的一角。读了那信，我好像见到任叔晚年的情景。信中只要我为任叔的《五祖庙》剧本写篇序。写序，当然义不容辞。希望知道任叔更多的情况。不久，克平给我寄来一些资料，其中有《五祖庙的故事》，任叔1925年写的《自叙》和“王任叔同志追悼会悼词”等。
任叔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后，在亚非研究所编译室工作，潜心从事著作。空前未有的风暴把他卷了出来，“死老虎”当作“活老虎”打，因为他曾被捕三次，被污蔑为“叛徒”，实行“隔离审查”，妻子和爱女被迫与他分离了，使他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他身处逆境，还念念不忘他的工作，在给克平的信中写道：“但我还是打起精神，坚持搞派定的工作。现在改写《原始社会时期》，搞那一套我从未在学校里学过的‘考古学’方面的东西，这东西实在也花过我几年中二三年的时间。”“我的健康是到家了，夹在三种矛盾之中，健康情况与工作的矛盾，健康、工作与未定案的相互矛盾。而我现在，则只有抓住工作。为了工作，健康也管不得了。因为只有工作，才能表明我对党和人民的态度，因工作而倒下去我也心甘情愿，只是完成不了，仍然还不了人民的欠债而已。”他虽有凌云壮志，但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了。在连续三次中风，大小便失禁之后，1969年12月14日，任叔写了如下的遗嘱：
11月16日，11月28日，12月12日，三次突然晕倒，大便失禁，第三次情况相当严重，自6时到11时，尚未十分清醒。以后如何，很难逆料，为此，写了几句话于后。
……在处理书籍时，如果我奉化中学的图书馆缺书，可尽量选择拿去。说是参加革命吧，我是从那里教书开始的。
遗憾的是不能完成我希望搞的《印尼历史》，也是对人民欠下的一笔债……
这以后，他的病情越来越重了。他有时独自出去，不知怎么的撞倒在电线杆下，失去了知觉，经路人抬到派出所去，发现他是“专政对象”，就无人过问了。深夜醒来，他茫茫然在黑夜中走去，神志已经不清，幸亏遇到解放军，伸出援助之手，把他搭救。但是康生和林彪、江青一伙，紧紧抓住他不放，康生亲笔“批示”，勒令遣返浙江奉化大堰村山区。王克平因他父亲病情严重，生命垂危，不同意遣返山区。这有什么用呢？“造反派”一句话就是一个命令，何况还有什么“批示”哩！任叔回到家乡，病情发展了，脑血管严重病变，神志不清，甚至不穿衣服，赤身裸体在村中奔跑，半夜不睡觉，在零下几度的寒冷日子里，他却躺在雪地里。这样严重的病情，在山区卫生院和溪口人民医院的设备和医务人员的条件下，都表示无能为力。克平设法把父亲送到杭州精神院，本来以为可以有救了，但医院某些人发现病人是“打倒对象”，竟然拒绝治疗，不通知家属，要病人出院，否则强行送病人回家。克平不得不把病人送回家乡。在无人治疗的情况下，任叔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1972年7月25日，任叔脑溢血，耳朵、鼻子和嘴流血不止，心脏停止了跳动，在寂静的山村里，悄悄地离开了我们。
任叔在18岁那年吟哦诗篇“在我梦底一角上组起花圈”算起，走过54个年头的漫长道路，给我们留下了1000万字左右的著作，在健康极端恶化神志还清醒的时候，仍然惦记工作和《印尼历史》（据说基本写完了），以表明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诚如他在《自叙》里说的那样：“……就是这样梦便告了终止，倒也落得个干净。然而疏了四五月的破琴，终难制止心中的要求，在那黄叶低吟的时节重复取下，弹起了梦曲，继续我底梦。”
革命道路不是笔直的，人生的道路也不是平坦的。昔日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巴人献身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在外交、统战、文学、文化革命事业中取得令人注目的成绩。一生四次被捕入狱，在印尼参加苏门答蜡“人民反法西斯同盟”与反荷兰殖民主义斗争，出生入死，虽九死而不悔。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因为写了针砭时弊的杂文，1960年3月被康生之流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降职。不管在印尼，还是在国内，也不论斗争多么激烈，身处逆境如何艰难，他坚信共产主义道路，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要求自己，继续奋勇前进。
他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后，立下遗嘱，其中有这样一句：“希望组织培养我的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时，他不能写文学方面创作和理论文章了——即使写了，也无处发表，但是他绝不放下作为战斗武器的笔，开始撰写印尼近代史和古代史。在1969年11月14日，他健康一天不如一天之际，再次写下遗嘱：“如果允许的话，死后火化，分骨灰为两瓶，一送我出生的大堰，一投之于海，我依然关心印尼革命胜利。”他盼望他的骨灰能从大海流到印度尼西亚。关心千岛之国的革命胜利。
他含冤19年之久，坚信共产主义，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胸怀，不屈不挠。藐视一切艰难困苦，继续持笔战斗。1972年7月逝世。160万言的印尼历史煌煌巨著，是巴人精神的产品。套用司马迁的话，可谓巴人含冤，世传印尼历史。
历史是公正的，颠倒了的是非终于又颠倒过来。1979年6月为王任叔同志平反昭雪大会在八宝山举行，悼词里说：“现在党组织已批准改正了王任叔同志的错案和冤案，推倒了对他的一切诬蔑和不实之词。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这是可以告慰于王任叔同志的。”
“继续我底梦！”这是多么执著多么坚强的声音！第一个火把已经点燃，它就不会熄灭。梦的追求已变成和将变成灿烂的现实！
今年10月19日是巴人百年诞辰，研究和学习巴人精神和著作，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巴人精神不朽！
（2001年9月22日北京改稿）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