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中邓颖超广州丧子
[ 2001年第12期 危难中邓颖超广州丧子 作者：周秉德 ]
我从12岁来到伯父周恩来、伯母邓颖超身边，就知道两位老人家没有儿女，只有一位干女儿——我的维世姐姐。两位老人特别喜欢孩子，不仅对我家姐弟们和维世姐姐亲如己出，疼爱有加，对他们一些战友特别是烈士的子女，也是备加关心、照顾。
我清楚地记得，1962年4月的一个周末，我又照例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的家。伯父还没有回来，他有太多做不完的工作，周末不休息，对他和对我们一家来说已是习以为常。院子里的海棠盛开着，一簇簇白色、粉色的花朵，使这古朴的院落生机盎然。然而，一向对海棠情有独钟的伯母，却对我对海棠的赞许没有任何回应。见我回来，简单地问及我一周的工作和生活后，竟无不伤感地对我谈起了件我从未听说过的往事：也是一个四月天，伯母邓颖超的儿子在医院夭折。下面这篇短文，就是根据伯母的讲述整理而成的。
1927年春，有孕在身的邓颖超，越来越行动不便。丈夫周恩来又不在身边。他是在1926年12月由广州调到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大革命时代，形势变化莫测，任务繁重艰巨，他无法顾及怀孕的妻子。4月，将要临盆的邓颖超，充满希望和期待地住进了医院，母亲杨振德一直陪在身边。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邓颖超遇到了难产，一次次阵痛，一次次努力，由白天熬到黑夜，又由黑夜熬到了黎明。“孩子的体积太大了！”医生叹息着，因为技术条件的限制当时还不能进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帮助。孩子终于离开了母体。男孩，体重10磅。可惜的是，因助产时医生用力过大，孩子头部受到了严重损伤，没能成活！35年后，邓颖超深情地对她侄女秉德说：“你这个哥哥活着比你整整大10岁呀！”
孩子没保住，邓颖超的身体虚弱，却不得安心调养，因为发生了“四一二”的蒋介石叛变。突然间，大量的共产党人被逮捕，被屠杀，各大城市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在上海的周恩来已经转入地下，邓颖超得不到他的任何消息。
广州吃紧，邓颖超躺在床上度日如年。突然，一位戴着耳钳、涂着口红打扮入时的贵夫人走进病房。开始邓颖超还以为她走错了房间，待定睛一看，原来是同在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的陈铁军。平时着装俭朴的她，此时因情势紧急，为避免暴露身份，才有意这样装扮来送通知的。通知说，上海、广州都发生反革命事变，党组织要邓颖超设法迅速离开广州。
也正是这时，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收到周恩来发自上海的秘密电报。电报要邓颖超设法到上海。到了上海以母亲名义在报纸上发寻人启事找他。
离开广州不易，安全到达上海更不易。深知形势严峻的邓颖超，得知这家德国人办的教会医院，定期乘坐德国领事馆的船只去香港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她打算先去香港。而这样做，只能求助医院的人。找谁呢？邓颖超首先想到她的医生王德馨。
邓颖超的孩子没能存活。医生和护士不仅惋惜而且内疚。痛失亲生骨肉的邓颖超，对院方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反而安慰她们说：“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由此邓颖超更得到了医生、护士们对她的同情和尊重。所以，当邓颖超面临危难时，无须言明，大家都愿意帮忙。在王德馨医生的策划下，拟定将邓颖超打扮成护士，杨振德扮做工友，随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人一起乘坐德国使馆的小电船去香港。
在等待出发期间，提防军警来搜捕，王德馨医生先把邓颖超和她的母亲安排在医院后院的一间小屋，反锁上门，一天三餐都是护士送来。
果然不出所料，那天她们刚离开病房，就有一名军官带几十名士兵冲进医院，追问邓颖超在哪里。王德馨医生从容地回答他们：“是有位姓邓的产妇，但孩子死了，人已出院了！”军官指挥士兵要搜查，当院长的德国人厉声喝道：“这里是德国教会办的医院，没正当手续，决不允许中国军警搜查！”
几天后，邓颖超和她的母亲在巡逻军警的眼皮底下顺利离开广州，去了香港，再买船票去了上海。一路上呕吐不止……
邓颖超和母亲是5月1日到上海的，马路上到处是巡捕，气氛很紧张。他们找到一个旅馆住下，杨振德立刻去上海《申报》登寻人启事。启事说：“伍豪（笔者注：周恩来代号、笔名，当时国民党尚不知系周恩来）鉴：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你见报后速到××旅馆来，岳母振德。”那时周恩来住在一个工人家的小阁楼上，在日夜紧张的斗争中看到这则寻人启事，知道邓颖超总算脱险了，大大松了一口气。但再看那旅馆的名字不免又吃一惊。正是在那个旅馆里前一天还抓走了几个从外地到上海来找党中央的干部。周恩来马上派人赶到那个旅馆，把邓颖超送到一家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养病。日本医生坦率地告诉她：因产后过于劳累及精神紧张，子宫未能正常收缩，将导致今后不育。两个星期过后，周恩来找到一处隐蔽、安全的房子，才和邓颖超见了面。邓颖超和周恩来很快地从痛失爱子的惋惜中挣脱出来，因为他们面临的是敌人的血腥镇压和更为艰巨的斗争任务。
（责任编辑 洛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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