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通建国前夕十三封信札解读
[ 2001年第12期 陈叔通建国前夕十三封信札解读 作者：袁小伦 ]
在那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历史照片中，站在毛泽东左侧的那位美髯公，便是陈叔通（1876-1966）老人。他跨越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从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到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新中国的领导人。抗战胜利后，陈叔通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成为中共肝胆相照的诤友。1949年他作为全国工商界首席代表参加首届政协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和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马叙伦（1885-1970）这位杭州同乡，是战后在上海从事民主运动的亲密战友和知交。1947年底，马叙伦在中共地下人员的护送下，从上海转移到香港后，在上海的陈叔通继续与之保持联系，不时有书信来往，截至1948年11月23日马叙伦离港北上前，据寿墨卿《爱国民主老人陈叔通》一文（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08辑）介绍，陈叔通先后托人带到香港给马叙伦的书札就有15件之多，其中13件登载于《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00辑。上海当时“已成恐怖时期”，为安全和保密，手札用语多隐晦，很多文字除当事人外很难看懂。但仅就笔者能读懂的若干段落中，依然可以从中看到陈叔通老人一双慧眼穿越时空的远见卓识。
积极主张废止“社会贤达“的称谓
马叙伦到香港后，局势发展很快，蒋介石的统治已陷入全面危机。1948年4月30 日中共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了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行动纲领。第二天，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就召开新政协会议问题征求各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的意见。港沪两地环境不同，讨论的形式各异，在香港声势浩大，在上海则只能秘密进行。陈叔通等利用“周二聚餐会”研讨有关问题，并与香港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协调斗争步伐。
6月14日陈叔通手札指出：“‘社会贤达’须删去，不可蹈蒋政府之辙，以其太无标准。”7月23 日手札又说：“废除‘社会贤达’。此本为当时利用，以便钦派。果为贤达，应可包括在民主团体、人民团体之内，不必另列此目。”
在1946年重庆召开的旧政协会议中，“社会贤达”是出席会议的一个方面的代表，即除国民党、中共、民盟、青年党之外的所谓第五方面代表，如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嘉、李烛尘。其中既有著名的革命活动家郭沫若等，也有一些以无党无派面目出现、实际上依附国民党政府的政客，如王云五等。1948 年筹备新政协的一段时间仍沿用了“社会贤达”的称谓。五一口号的第四、五条均将“社会贤达”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并列。曾作为“社会贤达”出席旧政协的郭沫若，在他5月5日同香港各民主党派领袖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致毛泽东电中，郭沫若署名的后面夹注的则是“无党无派”四个字。港沪民主人士的意见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在8月1日毛泽东关于新政协复电各民主党派电中开始出现“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但在1948年9月20 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致香港分局并钱之光和上海局刘晓、刘长胜的电报中，仍将邀请参加新政协人员中的郭沫若、马寅初、陈叔通、徐朗西、李达、周士观称为“社会贤达”。后来经过中共中央与抵达东北的民主人士电报磋商，终于明确使用“民主人士”的称谓而不用“社会贤达”，“社会贤达”成为有特定意义的历史名词。
从陈叔通致马叔伦手札看，陈叔通无疑是主张在新政协中废止用“社会贤达”称谓的积极倡导者。
把握时机见解过人
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香港分局多次召集各民主党派领袖和民主人士讨论新政协何时何地召开问题。从1948年6月在港民主人士的一个座谈记录中得知：马叔伦主张“就两个时间加以选择，一个是本年双十节，一个是明年元旦”，“地点在解放区是不成问题的”。王绍鏊主张：“开新政协的地点，应在关内”，时间“至迟到年底”。他还解释说：“我主张在关内开会不是为了别的，乃是因为有人会借此造谣说东北有国际背景，有人想做傀儡，同时如果是在关内召开，可以象征人民的胜利已进了一步。”沈钧儒主张：“政协召开的时间可以迅速，不必等得太久，因为召开政协，可以号召和鼓舞人民支持解放军军事迅速发展，同时可以加速敌人军事崩溃和内部动摇分裂。”谭平山主张：“政协召开的时间愈早愈好”，“地点问题只要与中共靠近，关内关外无所谓”。李济深的意见则是：“为使新政协的号召力量加大，要拿下平、津，在平、津开会，最好不要在东北开会。”
香港诸位民主人士的上述意见，虽各有可取之处，但对照后来新政协筹备的实际进程看，时在上海的陈叔通的见解，确有过人之处。请看1948年7月23日陈叔通的手札：“近闻新协商有提早开，且在哈尔滨开之说。弟则断为谣言。新协商为一种号召，不可轻易摊牌，摊牌即不值钱，更易惹起纠纷，总须与军事配合。军事至相当程度，地点尤须有全国性。”在另两封未署发信时间但据内容判断应在8 月左右的手札中又说：“新政协（国民党前进分子仍宜容纳）不宜在两国形势下实行，至少须军事奄有黄河以南或大江一半以上。”“近日又有‘双十’及明年元旦开新协商之传说，终不信以为实。以此事仍随军事发展而后能有所决定。……总须北局有决定性，然后可以到大江以南（稳扎稳打为不易之理，不是打来的，便不能彻底。辽、晋、陕、蜀决定，立脚方稳）。新政协期期以为不可急。有人谓，开则可有助力。但是不开反有一种吸力。开而非有全国性，或所收分子人望不足，则吸力减少，甚且予以攻击之隙。且议题亦颇难，温和则不免使人失望，以为有妥协性。彻底则由恐增加恐怖，即加大抵抗力。此种权衡，千万熟思而审处之（交通亦是一大障碍）。”至10月25日手札，陈叔通则明确建议“新政协就开在北平”，并且指出：“军事进行愈顺利，愈可迟开，我此建议自以为极有价值，不可忽视。”
陈叔通的分析实为透彻之至。
关爱学生胜过关爱自己
陈叔通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为主体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在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中，他对个人安危处之泰然。蒋介石侍从室的陈布雷曾托人转告他：“我已经救你两次了，两次把你的大名从共党嫌疑分子名单中勾去了，今后你再要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他闻讯后一笑置之，托来人转告陈布雷：“你的好意，我感谢，我也劝你早日洗手。”（见寿墨卿《爱国老人陈叔通》）
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陈叔通，对白色恐怖下学生的安危却时时记在心上。他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的学生，募捐衣服、米面和钱物。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以“共产党阴谋嫌疑分子”的罪名，逮捕大批爱国学生，陈叔通联合章菊生、唐蔚芝、李拔可、叶揆初、张国淦、胡藻青、项兰生、钱自严、陈仲恕等老人共同具名营救。书中说：学潮汹汹之原因是内战所造成。“政府不知自责而调兵派警，如临大敌，更有非兵非警参谋其间。忽而殴打，忽而逮捕”，“外间纷纷传说，以前失踪之人，实已置之死地”，“纲纪荡然，万口皆同”。迫使当局不得不将被捕学生陆续释放。
对于1948年爆发的声势浩大的反美扶日运动，陈叔通在6月14日手札中明确指出：“近来反对美扶持日本，这个题目甚好。学生、教员、商界就此可打成一片。”然而手札又不无忧虑地指出，在运动中“可怜仍是学生先冲锋”。在这里，历尽沧桑的陈叔通老人发出“可怜仍是学生先冲锋”的感叹，充分表示了他对学生命运的关注。
从经济危机看国民党的总崩溃
随着国统区经济危机，陈叔通生活也越来越困难。他在1948年7月12日手札中说：“近日物价可怕”，“倘在三个月前不买几石米，今日已入枯鱼之肄矣”。同月23日手札又说：“物价上下半日涨，真受不了，唯亟盼解倒悬耳！”此时的陈叔通，虽然生活已极为困难，但一直抱着乐观主义精神。因为他从经济危机中看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加速崩溃。
陈叔通敏锐地意识到国民党的币制改革，将成为共产党最后致胜的“意外之机会”。8月26日手札中指出：“经济应与军事并重”。“前日忽改革币制……此实为友方（指中共—笔者注）意外之机会。以纸换纸，无异发三百万之大票（百元券即无异发三亿之大票），物价安得不涨。目前用特务强为镇压，未到昨日发行已大涨，或有黑市（条文有禁止登载黑市之语，可见已知有黑市）。不到一月，必起风波。此风波无法可以镇压（工潮必起，军警亦未必不发生问题）。草头（指蒋介石——笔者注）亦说，只许成功，可见其心已虚，并报纸已明载倦勤之说，此即为卷逃埋伏之笔。”10月16日手札进一步分析：“意外机会即指币制改革，其成功即借此抢到黄金美钞，然不够花费（大部均买飞机）。所谓廿亿金元券用不到年（法币可能延长收回），信用尚不如法币。小蒋到沪，天怒人怨（外商、宋、孔、军阀囤积，甚至金钞，均无法办，愈激人民之不平），‘西西’亦与之火并。盖‘西西’到手之金融界、实业界亦被破坏。根本无人信任金元券，影响前方军事亦甚大。不一月，经济恐将总崩溃，抢货几遍全国，旋即无货可抢，此真意外机会也。”
陈叔通8月26日手札还特地提醒有关方面加强舆论攻势：“港报应尽力揭穿破坏，胜师十万。”马叙伦将陈叔通的意思转告中共在港的有关组织。此时在香港的中共工委财经委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正报》、《经济导报》、《群众》、《华商报》、《文汇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并论述国民党政府经济总危机的爆发将同时引起政治总崩溃的趋势。
事实不出陈叔通所料，国民党一系列严厉措施均无济于事。在国民党政府厉行暴力限价的经济中心上海，从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价指数竟上升了135742倍。“金元券”的发行额原限定为20亿元，到1949年5月竟达675458亿元。仅仅几个月，“金元券”就同刚被废止的法币一样变成废纸。
对经济乃至人才的独到见解
陈叔通深知经济和人才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手札多处体现他为中共的人才问题操心，强调要重视经济建设，并提出了一些至今依然闪光的真知灼见。例如1948年8月26日手札说：“友方人才应多方罗致（总疑缺人才，尤其是专门。战事能有段落决定性，则人才亦较易罗致。草区人才真有愿效劳者，只是战事无段落决定性，不免观望）。且须知经济人才应与军事并重。无论共产与资本主义，均建筑在经济上，不过主义不同耳！”（“草区”指蒋管区——笔者注）10月16日手札指出：“人才亦看战局。战局好，劝驾较易。交大、同济学生去得不少。”次日手札指出战争中中共一些部门对争取人才的不足之处：“友方克一城市，往往于银行中人（铁路服务员亦同）或其人有专业者，往往仍问以愿留与否？不愿则给川资放回。前鞍山技术人亦如此，或为宣传起见。然所得不偿所失。似应以我需要为主，需要不可放回。”同年底的一封手札在提到新中国外交建议中，也提到对外经济合作：“经济方面，反对以我为任何方殖民地，而极愿与真正认我为友邦之国力谋合作。我国科学落后，且亟须开发，均赖友邦之协助，无可讳言（老实反见诚恳，并不寒酸），甚至投资亦所欢迎。惟主权在我。凡协助我之友邦投资，均担保安全。”
此时的陈叔通还身体力行，多方为中共推荐人才，如年底的手札中曾提到解放前夕的上海方面的人才宦乡、曹未风、沈体兰、吴耀宗、包达三、盛丕华、沈子槎、邱文奎、罗隆基（努生）、张伯、叶笃义等人，说：“宦芗（即宦乡——笔者注）是各方均可用之最有希望之人才（意志坚定，有胆略，文字好，其专门是铁路管理，手下有人。本人想办报，但局于办报，尚可惜）。曹未风次之（外交方面、行政方面、教育行政尤熟）。沈体兰、吴耀宗可接受教会方面，包括教会学校在内。包达三（其女未出狱）可接收商会……外交我仍希望利用努生。”
50多年后，我们重新品味陈叔通提出的对外经济开放和合作的这些想法，仍令我们感到十分亲切。
（责任编辑 洛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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