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我现在从事的是具体的经商工作，与这个题目表面上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在我在做投资业务的时候，就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如何评价一个公司的"价值"？循着我们从西方借鉴过来的所谓理性精神，我翻阅了经济学、哲学的很多材料，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判断一个企业价值的时候，差异非常大，而我们却恰恰要在中国从事具体的投资业务，最起码我应该知道个人从理性上判断一件事情的根据是什么。但这个理论的发端却要却可以推到1996年前后，当时我做的是管理咨询工作。从小到大推导构建这样一个理论，不是要刻意发明新名词，而是因为它最能表达我自己的想法。我下面就简单把这个东西给大家介绍一下，希望在座各位老师、专家提出建议和批评。

拟似结构理论的简要表述是：在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系统中，总是存在着一种居于中心地位的核心原则，支持这一核心原则的宗教哲学或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不仅具有较强的历史遗传性和文化稳定性，而且在总体上决定了文化体系自身的内在结构和演变机制，并因此形成一个文化系统自身的结构刚性。其它所有人为制度结构和行为规范，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原则的模拟相似结构，由于系统本身的结构自足与自洽作用，这种拟似结构一般也具有较大的历史适应性和形式灵活性，而由文化拟似结构所引致的变异性，一般较难超越文化自身的演变机制约束，因而并不能对核心原则产生根本影响。这个核心原则暗含了文化活动的一个长期走向。

基于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分析，我认为：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以抽象思维为主体或主流，以形象思维与原拟象思维方式为辅助的，西方文化的核心原则则是是基于主体抽象思维基础上的知序原则；与此相对应，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却是以发达的拟象思维为主体或主流，以形象思维与潜逻辑思维为辅助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原则是基于主体拟象思维基础之上的礼序原则。对这两个核心原则我后面还会做一些解释。

关于拟似结构理论的文化依据，汤因比曾经列举的21种文明，迄今能够生存和延续下来的只有为数不多的2～3种。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些已经消亡的文明未能在挑战面前选择一条可以延续自身的生存之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数文化的核心原则未能经受外来文明的挑战和检验，面临强势文明被毁灭或完全同化了。那么我们中国文化也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以前外来文化到中国，都被中国的文化吸收融和掉了，而现在我们碰到的西方文化却具有跟我们传统文化核心原则绝然不同的另一种可以滋生和延续的核心原则，并成为一个波及整个世界的强势文化，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从来没有面临过的严峻挑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力量引导着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分别沿着各自的路径分别演进？二者过去是平行发展的，现在却碰头了。西方在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人也在每天感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汤因比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很推崇的，而老黑格尔则认为整个中国文化基本上都是没有历史价值的平面重复。这种文化形成的差异，我以为绝不仅仅是地理环境能够全面决定的，钱穆先生持环境决定论的历史文化观，固然有他的道理，但这种道理显然并不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我认为更重要的可能是思维方式为文化走向提供理性指引，文化积累为思维方式提供基础支持，这样一个具有互动作用的方式，促成了文化的路径形成。

曾经全面开放兼容并蓄，并演绎过汉唐盛世的中华文明，曾经遭遇过很多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何以只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才显得如此尴尬和难以应对？原因在于，以前的文明碰撞并未真正触及中国文化的核心原则，思维方式也并没有对拟象思维构成冲击和挑战，但在西方文化进来之后，我们文化的核心原则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与考验。

西方文化的核心原则中内涵了一个加速扩张的机制，这与中华文明核心原则内涵的超稳定机制构成了一组鲜明的对比，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跨世纪命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这两种原则实际上已经全面接触和展开较量了。将来的结果到底是怎样，谁也说不准。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人类心智的进化无法适应西方式的知识积累速度，还是人类心智的潜能已经远远超出中国式人伦道德规范的要求？

实际上拟似结构理论的一个思想渊源是信夫清三郎在《日本外交史》中提出的关于三种国际秩序的学说：东亚国际秩序即华夷秩序（核心原则是王道礼序，国家之间是纵的上下羁蘼关系，暗含稳定与收缩机制）、欧洲国家体系（核心原则是势力均衡，国家之间是横的左右制约关系暗含竞争与扩张机制）以及日本人自命的所谓大君外交体系等。

其次是诺姆.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中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思想，就是每个人关于语言的"知识"和"预先材料"是"天生的"。这里暗含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文化是由什么"预定"的？这个东西我没有想透。但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从哲学上可以追溯到笛卡尔"内在思想"和柏拉图的唯心论；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包括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深层结构说明语义，表层结构说明语音。

第三个思想渊源是马林诺夫斯基以及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理论：人文理性的功能设计指引结构的构建，物质性生存结构的先验功能支配人文理性的知识构成。

第四个是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原理》和《儿童心理学》中关于认识的心理发生和认识的生物发生的分析，以及对外界刺激的适应(同化和调节)。皮亚杰认为：认识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Structurism)与建构(Constructivism)紧密地连接起来的理论来说明，也就是说，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转化为一个较复杂的结构。

第五个思想渊源是穆蒂莫.艾德勒《六大观念》：我们据以进行判断的真、善、美；我们据以指导行动的自由、平等、正义；以及64个西方文化特有的观念：(animal)动物;(art)艺术；(beauty)美；(being)存在；(cause)原因；(chance)机会；(change)变化；(citizen)公民；(constitution)宪法；(democracy)民主；(desire)欲望；(duty)责任；(education)教育；(emotion)情绪；(equality)平等；(evolution)演化；(experience)经验；(family)家庭；(God)上帝；(good and evil)善恶；(government)政府；(habit)习惯；(happiness)幸福；(honor)荣誉；(imagination)想象；(judgment)判断；(justice)正义；(knowledge)知识；(labor)劳动；(language)语言；(law)法律；(liberty or freedom)自由；(life and death)生死；(love)爱；(man)人；(matter)物质；(memory)记忆；(mind)心灵；(nature)自然；(opinion)意见；(pleasure and pain)欢乐与痛苦；(poetry)诗；(progress)进步；(punishment)惩罚；(reasoning)推理；(relation)关系；(religion)宗教;(revolution)革命;(sense)感觉；(sin)罪恶；(slavery)奴隶制；(soul)灵魂；(space)空间；(state)国家；(time)时间；(truth)真理；(tyranny)专制；(violence)暴力；(virtue and vice)美德与恶行；(war and peace)战争与和平；(wealth)财富；(will)意志；(wisdom)智慧；(world)世界;

接下来我谈一下人类三种基本的思维方式。钱学森曾经提出过人类思维的三种方式，一个是抽象思维，一个是形象思维，还有一个是顿悟或灵感思维。我把顿悟思维换成拟象思维。

我的看法是：抽象思维是西方文化的主体思维方式。这是西方科学方法论的根本基础，是西方文化中可以适用到宇宙观和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通用主体方法，也是西方进化论和历史进步观的思想基础。这个东西很有扩张性，目前正借助于科技主义的功能理性向各方面进行全球化扩张，但同时也造成了西方社会自身的文化危机。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必须把主体对象化以及人神分立观念。这是一种种灵与肉分离的思维方式，它不仅必然产生西方人所说的"孤独感"，也同时是这种文化自身无法在自己的思维方式中整体自洽和完备。我们应该认识到：孤独感只能是西方文化环境中产生的感觉，是主体自我与客体的无法交流与沟通而产生的无奈与无助，是一种在抽象思维习惯下产生的生命意识，只有我们接受了西方文化的这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才会产生这个问题，孤独感可以缓解但无法彻底消解。它是个人终于意识到"生命不过是生之偶然与死之必然之间的一段时空性存在"之后的一种悲凉。这种意识在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而在中国文化中则只能是"天凉好个秋"的叹息，因为中国的主流文化认为子孙是个人生命的延续，只要传宗接代任务完成，子孙即是你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延续，因而很少存在这个问题。抽象思维方式引发并不断延续和累积的西方科学技术，仅在在空间计量尺度方面就早已超越了人的自然局限，目前大致发展到10的－19次方米与10的正25次方米之间。

中国文化的主体思维方式则是拟象思维。拟象思维是人在认识过程中借助拟设观念，通过拟合归纳和拟象循环推演方法模拟反映现实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并无明确的概念定义，却又拟象涵盖了很多东西，其主要特征是循环递归性和自体完备性，是一种象麦比乌斯环一样的思维方式，从一面到另一面完全是自然过渡，而不象西方文化，从一面到另一面需要越过明确的边界。这种思维方式直接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圆融、模糊、非计量性和非累积性。所以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发展遵循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那些东西，显然只适用于以抽象思维为主体的西方文化，而对于中国，你很难说进步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这种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适用到宇宙观和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通用主体方法，也是小农思想和天不变道亦不变文化理念的方法论基础，因此也才有张轼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和自信。

曾经为中国创造过汉唐盛世以及在肉眼可见范围内的技术发达和文明，已经和正在遭遇科技理性和逻辑主义的不断解构。这种思维方式很容易形成自体的绝对完备性，从而导致封闭、僵化和自然伦理基础上的专制主义；天人合一、象形文字、自体完备、物我两忘、天不变道亦不变等。辛弃疾的一句诗"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就描绘了这么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但在拟象思维方式下不会产生人自身的对象化和人神分立，也不会产生西方文化中的独立人格和基于自体价值的人格尊严。寂寞不同于孤独，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只能有寂寞感而不会产生孤独感，寂寞感是完全可以消解的。在这样的主体思维方式主导下，中国文化所支持的实用空间计量尺度仅在人眼自然可见的范围内，大约是10负5次方米和 10的正5次方米之间，因而中国的实用技术在肉眼可见范围内能够领先世界，但在后续积累方面却无能为力，这也许是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在明代以前一直居世界先进水平，而在近现代却远远落在西方后面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原因。

形象思维是人类共有的辅助思维方式：又称艺术思维，是指人在认识过程中对事物进行观察、认识、体验、想象和分析综合而进行具象再现的思维过程。这是所有的文化都具有的共同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文化最体现个性特色的思维方式。它同样深受各自主体思维方式的指导和影响，并成为自身文化体系价值观最直观有效的体现方式。例如<<文心雕龙>>所体现出来的文艺理论与西方美学五花八门的文艺理论显然有很大差别；中国美学界以朱光潜、李泽厚、吕荧和高尔泰等为代表的美学争论，其实都是西方观念下的美学思想汉化。而真正能代表中国本土美学思想吸收西方美学观念的老一代美学家应该是宗白华、蒋孔阳和王朝闻。再比如，中西文学对美景和美女的语言描述显然有很大差异。比如"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等，只能在中国文化主体拟象思维的文化环境下才能产生并具有意义，而在西方人看来则是一个"模糊的脸蛋"和"不准确的美女"。西方人对却要比较精确的描述"身高、体重、肤色、比例、头发和眼睛的颜色"等，西方文艺理论也没有象中国一样，几千年一致地肯定"文以载道"；郁达夫"曾因酒醉鞭名马"名句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凸现英雄豪气，而在西方则会认为是虐待动物的没有爱心的人。中国古代的山水画一般都有一点人文痕迹，一人、一亭、一舟、一斗笠、一茅屋，与人总有关系，而中国清末明初的大画家八大山人，一鹰、一石、半截枯木等俨然带有人的灵性和内心感受，如果要牵强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凡高、塞尚等印象派的鼻祖，但可惜我们的文化环境与立意显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而西方的山水画中，景就是景，楼就是楼，不一定象中国那样或多或少地带上人文痕迹。

以拟象思维为主体思维特征的中国文化，自身即可以提供自己的自洽机制。中国文化在自身的世界观系统内是绝对自足与绝对完备的，天地人、君亲师、修齐治平等都可以互相拟象推演，整个文化系统浑然一体，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其兼容性甚至可以无原则地兼容和吸收任何未能超越拟象思维层次与自然伦理的外来文明。而对异质于自身核心原则的外来文明，她基本上是力图采取权谋博弈作为一种技术补充，圆融地把外来文明置于其核心原则的控制之下，成为文化教化与归化的附属。迄今为止的外来文明挑战，在中国历史上都被传统文明成功地吸收与融化了，象以前鲜卑、蒙元与满清等进入，不仅未能动摇中国的文化的核心原则，反而最终彻底被华夏文明彻底通化了。而真正对中华传统文明构成最严峻挑战的，正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完全不同于自然伦理和拟象思维的西方文明。

以抽象思维为主体思维特征的西方文化，必须由一个外在的上帝提供文化自洽。例如牛顿的第一推动，就被解释为上帝的一只神秘的手。但文化的自洽，不能仅仅是知识的自洽，而且还必须是价值的自洽。主体抽象思维直接造成西方文化有限(非)自足性与有限(非)完备性，以逻辑解析为基础的知识性与客体性思维，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进而造成人与人以及人与上帝的分裂与对立，以科技主义为先导的逻辑理性泛滥导致上帝之死，带来了以现代性危机为主要问题的一系列后果以及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宣告以现代资本主义为标志的西方文化处于根本的危机和矛盾之中。解构一切、否定一切最终必然导致价值虚无和文化虚无；以逻辑解析为特征的知识积累不断加速，则使得人的心智发展落后于知识积累，而激烈竞争的社会规则却不断变本加厉，使得所有人处于残酷竞争规则与知识负担的双重重压之下，惶恐不可终日。科学技术发展本应以推进人类福祉为目的，现在却变成了"从驴推磨到磨推驴"的不可遏止的"游戏"，结果就是以解放人性为始，以扭曲人性为终。

关于顿悟思维，是钱学森先生提出来的。我之所以没有采纳，是因为顿悟思维从源头来看，只能从属于主体思维和辅助思维，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时把握并有明确的方法论依据的思维方式，它只能是其他主体和辅助思维方式的累积派生思维，而不能独立构成一个单独的思维方式。打个比方，西方的化学家凯库勒从梦见蛇咬自己尾巴才能联想到"苯"的分子结构；而宋真宗只能从梦见祖宗联想到"天书封禅"；中国人解梦的文化依据和方法与佛洛伊德的"解梦"的方法的差别显然不只以道里计。

顿悟亦即直觉，是省略了抽象或拟象过程的结果，是不仅从属于抽象思维或拟象思维两类主体思维方式的派生思维，而且也是附属于形象思维的一般思维，无论是方式上还是功能上或方法论上都不能单独成立，因此只能是一种偶发式无规律可循的思维方式。

从文化传统研究思维方式的努力，以前也有很多。杨振宁先生在1999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金喜讲座"发表的题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演讲，其中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问题。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以归纳法求"理"，通过抽象化求"内外一理"。但实际上中国文化并不是以严格的西方逻辑方法中的归纳法来求理，他的归纳是不同于西方的拟象归纳，他的演绎也是完全中国化的拟象推演。而完全西方文化意义上的抽象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产生过，因此就更谈不上采用抽象的方法。所以我认为他的说法值得商榷。

黎鸣先生在他的"为什么要在21世纪提倡<<人学>>的创造" 一文中，用"仿生对位"、"阴阳五行"、"循环式思维"、"笼罩式思维"、"右脑思维"、"混沌思维"等，作为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描述。黎鸣先生作出了令人敬佩的努力，并在寻找中西方两种思维方式的结合点上，把西方科学假说的3对6种夸克与DNA双螺旋结构拼合在一起，以典型的中国传统拟象归纳方法，构想了一个"阴阳三行"思维方法。我无法对这个理论做出评价，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李晓宁先生在关于黎鸣提出议题的讨论中认为"公理化系统走到极致之后，它的纯度极高以后，没法解释它的复杂性" ，认为中国人是"模拟性思维"，实际上无论是黎鸣还是李晓宁，他们所想表示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就是拟象思维。

张祥平先生在1992年出版的<<《易》与人类思维>>中，从周易考证以及儿童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人类思维，并进而论证中国古代思维从思辨深度上与古希腊基本相当，特别是从年代上把赫拉克利特与老子、柏拉图与孔子、亚里士多德与墨子相类比，认为他们从思辨层次上已经从一维线性思维、二维平面思维飞跃到三维立体思维。张先生显然更多是从中西思维的共性方面来着手研究和考察的，把中国古代思维与西方思维拟象类比，而在双方的差异性方面则没有过多涉及，或者他是默认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只是西方思维方式的初级阶段。

南怀瑾先生显然并没有专门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研究过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但南先生为数众多的文章和书籍中明显表现出一种以中国式拟象思维诠释一切的倾向，由于他的中学功底极其深厚，已达出神入化的境界，所以，你不得不承认他的言语和论断出乎情至乎理，并无太大漏洞；也许正因为这样，南先生对西学似乎并未刻意用功，因为他几乎完全可以神妙地用中国传统文化拟象地解释和演绎西方文化的任何现象。

下面我对中国文化的核心原则——礼序原则做一个简单的描述。中国传统文化以自然伦理为基础、以拟象思维为手段，构建并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礼序原则。礼序原则是中国文化所构建的一个基本秩序基础与核心，它的特点是以已知的并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内得到经验和拟象演绎法验证的，被认为先天地生，与天地人同在并永远不变的生存依据与生活依据。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它被认为是文化体系和人生必须遵循的永远不变的天道。中国文化的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必然是拟象思维和礼序原则基础上的中国特色，与西方近现代的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绝对不是同样的涵义。它的自然伦理基础是所谓"尊"和"亲"，衍生伦理是"孝"、"弟"和"忠"。"孝"是人生时间性自然排序，具有延续性，由人生的"先后"演绎出"长幼"；"弟"是人性的横通，具有扩展性，由个人空间关系的"远近"演绎出"亲疏"；"忠"做为人性自然伦理的拟象演绎，派生出社会和政治排序中的"上下"和"尊卑"。整个社会、家族、家庭以及个人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礼序原则下浑然一体，达致文化系统价值与方法的自洽和完备。孔子"克己复礼"复的是周礼，是自然伦理衍生的各方面的"礼"，是周公治鲁"尊尊亲亲"理念的扩大和演绎，"嫡长子继承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成为中国的传统制度，而太公治齐的"举贤而上功"方法，却始终只是一种辅助手段。由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传统迥然不同，发展历史与文化路径也大相径庭，因此我完全能够认同顾准对郭沫若机械套用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讥刺，中国历史的演化进程因而应该重新分析。

作为西方文化核心原则的知序原则，是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建立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以及存在论基础之上的、以抽象思维为手段所构建的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基础与核心。它的特点是以已知的知识为依据，以逻辑解析的方法为工具不断向未知领域扩展，从而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真"、"善"、"美"、"公正"、"自由"、"平等"、"博爱"等方面不断进行层次递进，向知识纵深推进和发展。而由于人类知识的无限和生命的有限，以及逻辑方法的内在不完备性，使得西方文化从本原上就有一种扩张进取的内在要求。从哲学上而言，西方文化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生是有限的，认识也是有限的"。由于这种文化的指向性，因而求知、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获得财富的所有权和创造权才能成为公认的准则。此外，在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日神(阿波罗)精神、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以及浮士德做为西方文化的典范表征，都表明了这种文化内在机制指向。

从渊源上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体，道家为用，佛家为辅的三合一文化。典型代表人物是诸葛亮。诸葛亮有儒家的理念，同时有法家的手段和道家的智慧。再往前推就是是孔子的"立德、立言、立功"，但孔子本人并没有达到"立功"的要求。这个要求以后是被曾国藩完成的，因而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都非常推崇曾国藩。当然还有一个能代表中国文化方面的历史人物是关羽，作为民间"忠信义"的化身而存在。

西方文化从渊源上而言，是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基督教和犹太教融合的产物。能够代表它们文化的，一是象罗斯福、丘吉尔这类所谓英美文明的代表人，还有一个是希特勒代表的德意志文明。这两类人都是西方文化中走出来的，但一类走向了西方文化的善的一面，另一类则走向了西方文化的恶的一面。

关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观点，很多人提出过看法。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梁漱溟对他的评价是"有显豁的指点，没有深刻的探讨"。

梁漱溟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有一个说法，他认为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西方以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以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西方人以逻辑理智为思维特征，中国人以玄学直观为思维特征；西方文明成就于科学之上，中国文明成就于艺术之上。

钱穆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绵延，西方文明是一种进步；中国文明史只是一种转化，西方文明史则是一种革命。因此郭沫若对于中国历史的原始、奴隶、封建社会分期只是望文生义的拟象套用，顾准对此已有恰当的批判。

中西文化的观念序列，我大概排了一下。先验观念序列：天、地、人、君、亲、师、臣、子、妻、性、命、理、神、鬼、圣、阴、阳、道、气、象、和，以及无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金、木、水、火、土等；由此拟象推演出来的伦理规范序列：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廉、明；诚、和、静、勇、勤；善、恶、美、丑、贤、愚以及法、术、势等。这些东西都是没法考证的，但是先天存在的。这应该视为人类思维的产物。

西方文化的先验观念序列是：真、善、美、人权、自由、民主、正义、平等等；由此逻辑推演出来的认知观念序列： (being)存在；(cause)原因；(chance)机会；(change)变化；(citizen)公民；(constitution)宪法； (desire)欲望；(duty)责任；(education)教育；(emotion)情绪； (evolution)演化；(experience)经验； (God)上帝；(good and evil)善恶；(government)政府；(habit)习惯；(happiness)幸福；(honor)荣誉；(imagination)想象；(judgment)判断； (knowledge)知识；(labor)劳动；(language)语言；(law)法律； (life and death)生死；(love)爱；(man)人；(matter)物质；(memory)记忆；(mind)心灵；(nature)自然；(opinion)意见； (progress)进步；(reasoning)推理；(religion)宗教;(revolution)革命;(sense)感觉；(sin)罪恶；(soul)灵魂；(space)空间；(time)时间；(truth)真理；(tyranny)专制；(virtue and vice)美德与恶行；(war and peace)战争与和平；(wealth)财富；(will)意志；(wisdom)智慧；(world)世界等。

中西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秩序。由礼序原则推导出来的是礼义秩序，而由知序原则推导出来的博弈秩序。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人在平常交往中的信息不对称是内含于礼义原则和礼义秩序之中的内在要求，不该知道的不能打听。而西方文化核心原则推导出来的博弈秩序则强调的是权利和义务的对等，这里的信息不对称则是一种能力或精力限制的问题，他们的公共关系是一种博弈关系，我们的公共关系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私人关系"，是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中的那种关系。

关于拟似结构下的社会运作机制，礼序原则派生出来的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文明和历史的平面化低层次循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礼序原则下，礼治结构与礼序层级权力距离大，礼义关系与人际关系复杂化，技术进步缓慢，交易费用增加导致效率耗散。在这里知识可能成为野心，是危险的。与此不同，知序原则派生出来的是以分工合作为特征的商业文明和历史的螺旋式上升及内生进步与扩张(物竞天择的历史进化论以商业文明为先导的工业产方式)。在知序原则下，知序结构与法定层级权力距离小，人神关系的疏离，人际关系的简单化，技术进步加速，交易费用减少导致效率改进。在这里知识就是财富，就是力量，"知识经济"的形成机制已内涵在其文化原则之中。

下面用拟似结构理论来对中国社会与经济做一个简单观察和分析。

首先，对所谓的"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做一个大概的解释。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7％，美国人对此难以理解。也就是说，中国的很多政策从经济学的道理上看不合理，但很有效，象1989年的安定团结贷款与悄悄完成的价格改革(90％以上的物价就是那时候放开的)同时进行，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的政治智慧。因此在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东西，在中国却有他自己的一套独特逻辑。西方人显然没有想到也无法理解中国没有《证券法》可以开证券交易所炒股票，也无法理解中国人被压抑的自由创造精神有多么强大！

我们还可以分析一下中国的市场现象与不可预测性与西方不同之处。一是产品生命周期，西方的产品生命周期一般是一个正态分布的图形，而我们这里前几年一般却是一种直上直下、爆发性的图形。比如日本人经常按我们的购买力来预测家电、小汽车等产品的生命周期和消费高峰，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宁可吃一年咸菜也要给儿子结婚备齐什么"三大件""八大件"的。还有吴炳新的三株现象与来辉武的神功元气袋以及矿泉壶等等，都是只有在中国文化能够波及的范围内才出现的市场现象。我前几年在做房地产市场调研的时候，曾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需求弹性大于供给弹性，是一个符合"蛛网收敛"条件的房地产市场，而美国则正好相反。原因何在？我们的突发性消费、经济周期、行政手段、市场都是政府可以随意调控的，现在的文化传统对政府权威的默认实际上是继承了过去对皇权的默认。这种不可预测性如果要拿西方逻辑演绎体系的时间序列和回归分析来解释的话，需要加入很多西方难以理解的变量。

再看看我国的证券市场。尽管现在总说国有股减持要有创新思维什么的，但实际上我国大量不流通股权的存在，在全世界都是独一家。应该说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结构是个独创，或者说是中国式政治智慧的产物。目前这样一种非流通股权占绝对多数的证券市场，实际上给了二级市场操纵者一个高达5.56倍的杠杆(高达70％的非流通股权)。正是由于众多散户投资者的拟象思维惯性和集体无意识，才使得中国股市成为投机家操纵的乐园。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从1996年到2000年国企从证券市场上拿回了6000亿的资金，应该说这为完成国企脱困的政治任务做了非常大的贡献。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这是政府的刻意设计，但实际上我更愿意相信这不是任何人的刻意设计，却完全是一种文化默契，是政府在股票市场的资金需求，与二级市场炒家的操纵牟利需要的文化默契。

这些都是中国式拟象思维条件下渐进式改革的产物，随着改革外在约束条件的变化，改革的难度会不断增加，而政府权威却在不断消解，所以，最严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是：你能不能想象一个没有拟象权威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距今并不遥远，而梁漱溟先生对军阀的分析是：没有一个军阀承认自己是军阀，他都认为自己是成天命的真人天子！而恰恰就是这种逻辑促成了"军阀反军阀"的格局，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紊乱。

如果对以上现象的原因做一个大概简析，可以归纳出三类因素：文化因素、体制因素和知识因素。

文化因素。市场经济是一种西方式的博弈规则，在中国传统中是无法内生出来的。中国人从西方的观念上来理解，还不是成熟的理性人，礼序原则是不能容忍平等博弈的，更不能容许自由与民主。统一思想与统一偏好以及符合中国人面子和实用理性的消费，都有其内在的文化合理性。中国人讲面子而无独立人格，因此有一种西方人难以理解的集体无意识，所谓有群胆没有孤胆，消费示范作用非常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定的、必然的，是历史与文化的合理延伸；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论等都是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实用主义理论。

体制因素。这是文化预设的制度所设定的规则。大一统、专制、中庸、礼序作为传统文化的遗传，仍然在实际上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来源于西方文化一部分的马列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统一的表面起主导作用的思维方式，以计划经济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平等"，成为中国社会最普遍接受的主导机制。中国(印度)经济落后的根源即在于扼杀主体创造性和个性的社会主义体制。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的突发性消费是西方以及日本人始未料及的，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面子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用人均国民收入推测消费转折点是西方人的方法，对于中国却并不有效，就象王明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最终只能是"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胜利。

信息因素。知情权既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也是交易密集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的不言而喻的基本前提。天赋君权与天赋人权是中西文化核心原则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公理预设。生存权并不是人权的核心，而是连动物保护协会也具备的所有生物的共同权利。由于权利不平等进而引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利益分配最终倾向于掌握知识和信息的人，这是知识经济最核心、最本原、也是最可货币化的机制。

接下来对拟似结构理论下的经济要素做一个大概的分析。首先是政府。在现代西方文化传统中，政府只能是一个依法行政的有限政府，它只能是社会博弈均衡所形成的制度的维护者，而不是制度的供给者和设计者。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政府却不仅可以作为制度的设计者，而且也是制度的供给者，在社会运行的全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甚至还作为土地资源的垄断者以及天赋权威来行使统治权，事实上它是外在于法规之上的无约束的无限政府。因此，在中国市场中，政府并不是经济运行的内生变量，而是拟象思维方式下礼序原则的积极维护者与经济运行的设计者与控制者。

事实上，中国政府和人民基本上是以拟象思维和礼序原则为主体，以抽象思维和知序原则为辅助的中体西用的实践者，或者说是受过西方式教育的知识阶层与基于传统的工农阶层的默认权威的混合体。而这才是中国准市场化社会的实际状况，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组合体。『雍正王朝』尔虞我诈、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以及曾国藩的政治手段成为中国人的政治典范。

再一个是市场。西方市场体现出来的特征，一个是交易密集，一个是诉讼密集。中国的市场则体现出的是交易密集和矛盾密集。中国市场的独特性，根源于它拟象思维传统与礼序原则以及西方最有影响力的科技主义功能理性的奇妙结合，这因此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例如爆发性消费、房地产的收敛特征等。西方市场的通用性根源于它抽象思维与知序原则的内生扩张机制与科技主义功能理性的滥觞，也是西方市场经济走向混合经济的必然动力，个性化消费将逐渐成为西方的潮流。

再一个是企业。西方的企业是市民社会的合理组织延伸，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希腊城邦制。在这里企业是受法规约束而不受政府干预。这导致在法人身份平等基础上的知序博弈，以及在企业是单纯盈利组织基础上的政经分立。中国的企业则产生于小农经济的拟象化组织，其历史渊源是小农经济。在这里企业受到政策约束受和政府干预，具有对天赋君权的依附意识。

最后一个，关于人。西方观念中的人是处于本体论之下的，人是神的造物，也是神的拟似物，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受到基督教原罪观念的影响。考察西方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以及他们对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深化历史，以及社会政治生活中人权观念的确立、管理理论和方式的演进等，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在西方会从人是私有财产(奴隶社会)、劳动工具(封建社会)、劳动力(资本主义社会)、人力资源(后工业社会)进而成为人力资本(知识经济社会)呢？社会形态及其权力中心的演变和变迁有非常重要的线索可以追寻，这显然是另一个非常精彩的话题；回过头来看，中国文化既没有这样层次递进的演变过程，中国的社会形态演变也与西方大不相同，我们现在讲"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呢？中国观念中的人，是天与自然的造物，具有天人合一与自然伦理，儒家理论、佛家观念和道家观念都有可能却并不必然对他们的行为发挥作用，它显然并不肯定地支持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扩张。

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能够用短短20多年的时间在物质和技术层面上占尽"后发优势"的便宜，也有可能在今后为意识形态、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后发劣势"付出代价。这是全社会必须警惕的问题。

最后提出一些问题和思考。首先，关于拟似结构理论的文化解析矛盾。第一，方法论矛盾。中国文化是一种自体分析，以"循环完备"和"不隔"为特征，是拟象的模拟演绎。西方文化是它体分析，以"隔"和"不通"为特征，是一种抽象的逻辑解析。二者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第二，价值观矛盾。中西文化显然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二者之间能否相融相和？结合点在哪里？如何融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问题如何面对？这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第三，到底是用思维方式解释文化形成机制还是用文化形成机制来解释思维方式？这几乎相当于鸡与蛋的问题。第四，拟象思维对于人类未来的影响有多大？两种文明的深层次交锋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地球已经存在了45亿年，而人类可考的历史仅仅不到100万年，汤因比的21~26种文明现存只有三种，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是否从深层次上是不相容的？中华文明能消融其中的隔阂与矛盾吗？或者中华文明自身能否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

其次，作为经验科学的中医及其思想。中医为中国人身心健康的贡献有目共睹，中国人人均寿命在第三世界国家遥遥领先，中医功不可没；《黄帝内经》的理论思想体系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中医独特的理论学说基于我们传统的拟象思维方式和观念体系，是有实际效用的，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观念和行为。

讨论：

张曙光：我们请了两位评议人。先请王树人老师评议。

王树人：我看了杨先生的提要和听了他的演讲以后，有一些感想。我本人是研究了大半辈子西方哲学，最近20年又研究中西哲学，也包括文化的比较。我对文化的研究也还是站在哲学视角上的，不是很具体。今天杨先生所讲的内容非常丰富，也给了我很多的知识。而且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思想结构性体系，并且用这套体系来解释很多经济现象、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我觉得杨先生确实让我们感觉到他的理论素质非常深，他在下海以后还不放弃自己的理论追求，这确实是很可贵的，值得我学习。

我感觉印象比较深的是，杨先生在比较中西文化的时候，抓住了里面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思维方式。而且在这种背景下的考察，杨先生最后的落脚点是关注中国文化的命运。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可贵的。

我感到不太满足的是，你提出了一个拟似结构理论，作为理论都有一个核心概念，而且这个核心概念应该首先加以界定，或者如果没有界定的话，也要在理论展开过程当中，始终要把这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展现出来。这一点我感觉存在不足。比方说"拟似"应该是一个核心概念，但到底它的内涵是什么？怎么界定？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他谈到的一点非常好，就是中西这两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确实是异质的，而且差距非常大。他谈到了以前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不构成挑战性，现在构成了挑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现在构成了挑战，而过去没有构成挑战？比方说过去利马窦那批人跋山涉水来到中国传教，传教就要了解中国的文化，然后用他们所掌握中国语言和文化，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教义。但是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他们几乎连影响都没有，更不用说挑战了。相反，当时他们把中国文化传到西方后，在英、法、德等国家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而且现在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西方启蒙运动借鉴外来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象海德格尔、尼采等人，实际上都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东西的。所以你说"挑战"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从多角度来看。比如你说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我可以讲一个例子，现在中国的学术界几乎没有自己的话语了，全是西方话语。为什么会这样？相反，国际上有1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发出了一个宣言，说21世纪要靠中国的文化、孔子的文化挽救世界的文化危机。所以实际上中国的文化也在挑战西方的文化。刚才你讲到了中国的政治智慧，确实中国文化根本的优势就在于她的象思维。这是一个智慧型思维，与西方的概念思维、理性思维或你所说的抽象思维相比，我认为是各有其用，没有孰高孰低的问题。如果说基础的话，那么象思维才是人类整个思维的本体。所以"挑战"这个问题你刚才讲的很简单，但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另外关于思维的问题，我也做了一个研究，就是如果把西方的概念思维作为一个参照系，这种思维实际上几乎是一无是处的。所以我觉得参照系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看法出现。比方说你所说的拟似结构理论对前面你说的那些现象虽然做出了解释，但这种解释跟历史的真实情况符合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你讲西方的情况时太概括了，一会儿讲现代的西方，一会儿讲古代和现代糅合在一起的西方，忽视了变化的因素。比如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讲什么是科学，什么不符合科学，其实因为每个人脑子里面的科学概念是很不一样的，因此这种说法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其实很多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对本学科前沿的解释，恰恰用的是中国的东方文化思想。例如日本一个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就承认自己是受到中国老庄的影响。所以我感觉中国现在确实面临一个文化矛盾危机很尖锐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确缺乏西方工具理性的传统，需要补课，但我们同时需要发问：难道我们自己的文化就那么差劲吗？我举一个例子，西方一直把孔子、老庄抬举的很高，把他们看做世界级的大思想家，认为他们的文化都是原创性文化。所谓原创性文化就是具有永恒的魅力，具有长远的启迪性。所以当我们看到西方文化的强势的同时，不应该否认我们自己文化的强势。

赵南元：我有一个感觉跟王老师一样，就是杨先生对新术语没有做详细的解释和界定。其实有很多东西难以界定，往往越是基本的东西越难界定。我认为对于拟似结构你起码应该有一个区分，比如说这样的是拟似结构，那样的就不是。如果把这个东西讲到这种程度，就算是一个明确的概念。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界定，很难推导出以后的东西。这是制造新理论的一个根本的误区。

第二个印象是，你可能认为中国文化现在面临西方文化的重大挑战，但我也可以认为不存在这种重大挑战。中国的传统文化信仰实际上是在最基层的地方适用的，表面上很轻易受到冲击，但实际上是根深蒂固和很难被摧毁的。把外面的文化拿到我们的文化中来是很少有阻碍的，比如哥白尼的理论在西方仍有争论，但在中国很少有争论。所以关于"礼序原则"是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原则是值得讨论的。

还有我对你提到的中国经济周期与西方的不同特别感兴趣。但你举的几个例子我觉得说服力还不够。比如说你提到的矿泉壶什么的，只是骗局商业。为什么计划经济时没骗子，实行市场经济就有骗子了？

另外你说国外文化是一种加速扩张的文化，中国文化则具有稳定机制。我认为这得看你说的什么时期。在中世纪黑暗时代中，西方也停滞了很长时间。知识爆炸是不是只有西方才有？我觉得科学这个东西确实是在西方文化中生成出来的，但不见得跟东方文化不适应。现在看来，我觉得很适应。拟象思维你把它看作一种思维方式，还是一种类比？如果说是思维方式的话，就象刚才说的那样，需要有一个进一步的界定。这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还有你说中国文化是一种自洽完备的封闭系统，对此我也不大同意。我觉得我们对于西方文化是有包容能力的。

此外你提到中国是政教合一，西方是政教分离的。实际上从历史看，西方政教合一的时间更长一些。从宗教和政权的关系来说，西方是君权神授，而中国是神权君授。也就是说，我们的宗教是在政权的严厉管制之下的。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宗教的作用一是能把人聚集起来，第二能带来一种文化统治力，因此从工具理性角度来讲，宗教是造反的最好武器。所以中国统治者历来对宗教都是严厉防范的，必须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与西方是有差别的。

还有关于博弈的问题。我觉得博弈是普遍存在的，不是说西方人博弈，中国人就不博弈，虽然博弈的初始条件、边界条件不一样。

另外你提到很多现象，我们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从计划经济想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这个时期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你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尺度来看待这些现象？用几百年的尺度和用几千年的尺度来看，结论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一个问题。

我就说这些。

李哓宁：刚才王树人老师说的几点很关键。我这些年一直在研究这个领域，但一直没有完全想透。关键是"元"和"原"这个东西。关于拟象思维，你的感觉是对的，但首先你要对西方哲学、西方逻辑思维的原因搞的很透。你在描述当中对它的过程是清楚的，但关键在于它的本原、它在逻辑上是怎么产生的？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西方哲学家包括罗素在内都没能想明白，这需要有很深的理解才行。西方的"元"可以用具体概念往后推演，但中国的"元"是怎么"拟"出来的？这个你没有讲清楚。所以你的研究方向很好，但理论上还不完善。

再一个你刚才讲的有个大缺陷，你在描述中国思想的时候，对自然科学重视不够。希望以后你能在这个方面做出进一步努力。

盛洪：我听了以后感觉大致是一个文化比较的东西。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进行过研究，我感觉今天讲的在大的框架和思路上没有超出前人的研究。李大钊曾经对中西文化做的那种过于简单的对比，大家可以接受，但这不一定正确。你的逻辑基本上是遵循因素分析法，然后把几个概念摆出来进行对比，我觉得这也是有很大缺陷的。我最近有篇文章中讲到，文化本身是个结构，这个结构是立体的，你很难平面的去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此只把某些中国的文化理念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是非常错误的。西方文化是有结构的，这个结构具有两栖属性，一个是希腊文化，一个是希伯莱文化，这两个文化一起构成西方文化的整体。而你今天讲的西方文化主要是希腊文化。另外刚才赵先生讲的很重要，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包容了自然科学，而你讲的礼序只是一种社会文化。因此文化应该作为一种结构来看待，包含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礼"和"知"是两个不同的对象，"礼"是对社会的知识，是关于人们之间的社会均衡关系，"知"则是有关自然界的知识，这两者是不同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社会知识，包括有形的制度象法律，它和自然科学不同，是通过试错法过来的，而不是可以重复实验的。这个东西在中国传统中表现的非常明显，而且与西方的判例法传统是一致的。另外一方面是信仰和宗教，这就不叫知识了。这个东西是超验的，它不能证明、不能重复，甚至不能积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还有一点，你在做中西文化对比的时候，最后是在证明中国文化是错的，之所以错是因为她在外来文化面前失败了。这一点我不同意。比如你刚才讲中国的家族制等都是无效率的，我觉得错了，它们非常有效率。在中国传统上政府非常小，到了县以下就没有政府了，完全是靠乡村自治，乡村自治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家族。在这种制度下，一直到1800年，中国的GDP占到了全世界的33.3%，所以这种家族制度是非常有效率的。因此我觉得你这样倒过来证明是有问题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西方文化中很多的统治性东西，包含了西方人的美化。重视人权是没有错的，但是种族主义、殖民地、帝国主义这些东西都是根深蒂固的，只是现在不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推出罢了。因此国家之间的平等地位在西方文化中不存在，到一定时候是要打仗的。政府就是暴力组织，是靠强制力进行统治的。所以所谓平等的民族国家，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帝国。而最重要的是，这条路是没有出路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西方人有一个想法，就是只能靠技术。所以美国为什么要建造它的导弹防御体系？因为美国是全世界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结果是世界上最害怕别人打导弹的国家。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别的国家怎么生存呢？所以这样用技术思维来解决问题也是错误的。而中国的思维恰恰是相反的，就是要"以德服人"。所以你这里把中西文化做比较分析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就陷入了西方中心论的角度。

黎鸣：其实我觉得今天讲的很好。首先，我认为现在整个世界、整个人类都面临一个巨大的困境，这个困境不能用一般的方法论去解决，而是需要在思维方式上进行一场革命。所以你关心这个问题方向是正确的。其次，我认为你的确把近半个世纪以来，所有的中国文人关于中西文化对比的研究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体系非常庞大。

但是，你的理论也有非常大的缺陷。你既继承了过去文人所做的对比方式的研究，也继承了他们的最大弱点，也就是说只是甲乙丙丁、资料库式的对比。这种对比对今后我们研究的前进，作用不是很大。我们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就必须把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变成一种有机的东西，变成一个机器。刚才谈到了中国的数学。中国的数学有它的长处，但也有一个巨大的毛病，这就是缺乏一种普遍性、规律性。所以你可以用它制造工具，但不能制造制造工具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两千年的文化在今天会落后于人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而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系统的逻辑，这种思维方法可以制造制造机器的机器。没有这个逻辑，也就没有现在的进步。但是，西方的逻辑现在同样走到尽头了，这种逻辑要再发展下去，固然可以有某些成就，但会消灭整个人类，这是非常危险的。西方文化是由希腊文化和希伯莱文化共同构成的，希伯莱文化的逻辑是一元逻辑，而希腊文化的逻辑是二元逻辑。我们所用的所有逻辑，从形式逻辑，到辨证逻辑，到现代式逻辑，全都是二元逻辑。二元逻辑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威力，是因为通过24位的映射，它可以渗透到一切复杂的空间。但是别忘了，这种映射可以映射所有方面，惟独不能映射生命，更不能映射人类自身的智慧。所以现在这种逻辑已经到了尽头了。准确的理解这一点，恰恰就是要整个人类实行一场真正的逻辑革命。对于这场逻辑革命，我冀望于中国人。虽然现在西方人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但我们自己不能自贬，否则是非常可悲的。中国人最伟大的逻辑，就是混沌多元逻辑。无论是八卦，还是阴阳五行，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仿生对位逻辑"。这是最全面的思维，这种思维可以为整个人类构造出最伟大的逻辑。

张祥平：我提个建设性的东西，就是你这个逻辑思维最好改成简单思维，拟象思维最好改成复杂思维，这就无须创造新词了。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逻辑思维可以改成简单思维？因为它是从概念出发，概念就需要有些定义，每一个定义都要比原来的东西简单。比如说人，你无论给他什么定义，一定比"人"要简单。所以西方逻辑整个就是这样一种简单逻辑。而中国逻辑就象刚才说的，她不搞定义，直接跟人对位，因此是一种复杂逻辑。而简单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走向复杂思维了，而且从目前的各个学科来看，都面临这么一种情况。比如说物理学，出现混沌之后就开始走向复杂思维了；社会学出现构算体系之后，也同样要走到复杂思维了。所以我就提这么一个建议。

蔡德诚：我接着这个简单思维和复杂思维的说法往下谈。我认为对于思维，应该从人的认识能力的发展上去认识。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是处于认识能力最高的时候。我们古代的认识是处于人类智慧开发的幼年期，而现在开始进入成熟期了，这个演化我觉得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人在认识能力的初期时候，由于没有分析手段和分析能力，只能整体把握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中国文明之所以伟大，就是在同一时期里，其他的一切文明都不能从总体上把握对事物的认识，而中国人在没有能力去分解、解剖的基础上，只能从全局、整体上去认识事物，这是所有西方文化都没有跨过的一步。而后来西方文明的发展恰恰走向了分析、分解，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发展到现在，又回头从整体上研究功能和结构内在的性质，所以他们就发现，分析、解剖的方法只能认识非常局部的功能和结构的关系，而各个功能和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极其复杂的。所以他们就要进入复杂性研究。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认识到了中国文化、中国思维的可贵性。因此他们要回归东方，回归中国文化。

但是我们也不要过高的估计自己。现在我们非常需要的吸收西方的分析性文化、解剖性文化、功能结构的具体研究的文化，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最缺乏的，可以充实我们的整体认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清醒的意识到，我们先人的整体认识，虽然很伟大、很有成就，但只是处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初期。而现在如何吸收西方文化来丰富我们的认识，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李晓宁：我再补充一句。我认为天则所要对中国经济学作出更大的贡献，应该特别重视对方法论的讨论。否则的话，就象有些所谓的"海龟"派经济学家，整天重复别人的故事，再加进点中国的例子，这毫无意义。

张曙光：我觉得新英在现在的工作部门能够思考这些问题，确实是令人尊敬的。再一个我认为对于中西文化的整体比较有很多种解释，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比较虽然也是一条路径，但里面的问题还很多，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参与。

（李成刚）

(注：由于当天时间所限，最后还有一大部分内容没有表述，故略做补充)